世界人民不需要神来统治

陕北有个小村庄，叫梁家河。一位领导人少年时曾在那里插队七年。

如今，他住过的窑洞被保留下来，土炕、煤油灯、当年读过的书，一件件陈列在绳栏之后；村里盖起了村史馆，成立了旅游公司，一批批干部和游客被组织前来参观、聆听、瞻仰。一个人住过几年的山沟，变成了需要讲解员引导、需要排队进入的地方。

这不是一桩奇闻，而是一种政治文化的缩影。

有些国家的政治人物，离开之后留下的是政策、制度和争议。

有些国家的政治人物，离开之后留下的是纪念馆、题词墙和供人瞻仰的旧居。

两者看起来都是“尊重”，本质却完全相反。

前者把领导人当作普通人：他可以正确，也可以犯错；可以被支持，也可以被批评；今天当选，明天落选。他的权力来自公众，因此必须接受公众的衡量。

后者则把领导人塑造成超越常人的存在：他说过的话成为真理，他走过的地方成为象征，连他十五岁住过的窑洞，也要被后人反复瞻仰。

造神，到底造到了什么程度

回到那位被供进窑洞的领导人。围绕他建立起来的，早已不是几处旧居、几条标语，而是一整套运转不停的造神机器。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几乎每一个零件，都写在公开的官方记录里——

他的“思想”先写进党章，再写进宪法，成为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第三个以领导人名字命名、并被奉为全党全国“行动指南”的思想体系。

它还在不断分裂、繁殖：经济有“习近平经济思想”，外交有“习近平外交思想”，法治、生态、文化、强军，各立一套以他命名的“思想”。仿佛经济学、法学、生态学、军事学这些人类积累了几百上千年的学科，都要等他一个人来重新“指明方向”。

为了研究、阐释这套思想，2017年起，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党校、教育部、社科院、国防大学和北大、清华、人大等十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相继挂牌，此后又扩展到更多部委、省份与高校。2023年，第一家海外研究中心在俄罗斯成立。一个人尚在任上，就有成建制的国家机构，专门研究他“怎么想”。

以他名字署名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了一卷又一卷，被译成几十种语言，“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要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军队呢？官方反复使用的表述是三句话——“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军委主席负责制”被写进党章，被称作“最高政治要求”“最高政治纪律”。从国防部到《解放军报》，对一支号称“人民军队”的效忠，被一遍遍落到一个人的名字上。

而在少数民族地区，这套话语更密。新疆、西藏的村墙上刷着“永远跟党走”，官方文件里反复出现“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而所谓“党的恩情”，又被一篇篇文章最终解释成“是习近平总书记带给我们的”。

他的语录被印成标语，铺满街头、校园和会场；他的形象，无处不在。

一个绕不过的问题

把这些堆在一起看，一种朴素的荒诞感会浮上来：

一个和你我一样、讲话要照着稿子念、会犯错、有种种局限的普通人，被宣布成从经济到军事、从一个村庄到“全人类发展”都能“指明方向”的存在。

问题其实不在于“这个人配不配”。

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人配。

没有哪一个人的头脑，能够成为十几亿人、每一个领域的标准答案。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假的。所以这台机器真正在做的，从来不是“发现”一位圣人，而是“制造”一位圣人。

于是绕不过一个核心问题——

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天生就需要权威、需要被统治、需要有人替他们决定一切，骨子里有着跪拜的土壤？

还是说，到了21世纪，掌权者依然在用最古老的那套愚民、驭民之术，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行骗？

我倾向于后者，理由很简单：

如果服从真是这片土地的天性，就根本不需要花这么大力气去制造它。

你不会为一只本来就不会飞走的鸟，去修一个笼子。

要改宪法，要建几十家研究院，要让一支军队把效忠对象换成一个人的名字，要在最偏远的村墙上刷标语，要把一个人的“思想”灌进每一间教室——恰恰说明，这种服从不是自然长出来的，而是被日复一日地浇灌、修剪、加固出来的。

需要如此用力去喂养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天性。它是工程。

至于“中国人天生就需要一个主子”这种说法——那本身就是每一个独裁者最爱用的辩词。它把责任，从造神的人，轻巧地推给了被骗的人。

一个可以被嘲笑的首相

换一个画面。

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是一个有趣的对照。

她出身普通家庭，年轻时喜欢摇滚和摩托车，当过电视主播。有些中国人嫌她“不像个首相”、举止不够端庄——可无论人们认不认同她的政治立场，很少有人会把她塑造成一个超越常人的存在。

她会被批评，会被讽刺，会被反对党攻击，也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失去权力。她首先是一个政治人物，其次才是首相。

没有人会为她建一座研究院，没有人要求军队向她个人“表忠心”，没有人把她的语录刷上每一面墙。

一个可以被嘲笑的首相，往往比一个只能被瞻仰的领袖，更接近现代政治的本质。

政治是人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业

说到底，分歧从来不在某一个人身上，而在于一种选择：我们要把领导人当人，还是当神。

人会犯错，所以需要监督。

人会被权力腐蚀，所以需要制衡。

人会判断失误，所以需要批评。

而神不会犯错，神也就不必负责。

一旦一个人被塑造成永远正确，监督就成了冒犯，批评就成了敌意，制度本身也会随之让路。

2018年，中国修改宪法，删去了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

这件事的分量，远比一条条文的增删更重。因为对权力最大的约束，从来不是个人品质，而是离开的时间表。

一个制度，如果规定任何人都必须在某个时刻离开，它就等于在承认一件事：人是有限的，没有谁不可替代。反过来，当一个制度开始相信某个人可以长期例外、甚至永远例外，它本身就已经在向个人让步——从“谁来都要受同样的约束”，悄悄退回到“这个人可以不一样”。

把一个人的窑洞供起来，和把一个人的任期解开来，看似是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面在精神上造神，一面在制度上为神腾出位置。

真正的区别，不在崇拜，而在制度

有人会说，民主国家不也追捧政治明星吗？不也有人疯狂崇拜某位领导人吗？

确实如此。在权力受到制约的国家——无论美国、日本还是欧洲——人们当然也会造势、也会追星、也会把某个政治人物捧上天。

但造神在那里很难持续。因为还有选票，有任期，有反对党，有独立的媒体和法院，有一整套能把人请下台的程序。神话一旦撞上下一次选举，往往就被拆穿。

所以区别从来不在于民众有多么崇拜，而在于这套制度，究竟容不容许有人永远站在被瞻仰的位置上。

高市早苗会被嘲笑、会被掣肘、会被选民收回授权。而当一个政治人物所代表的权力，无法通过正常政治程序被定期更替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不必再回应嘲笑，因为没有任何程序能把他换下来。这，才是两种政治真正的分水岭。

结语

一个成熟社会最大的进步，不是找到完美的统治者，而是承认一个朴素的事实：没有谁永远正确。

所以，人民不需要神来统治。人民只需要一个能够被监督、被批评、被更换的人——哪怕这个人在你眼里“不够端庄”，哪怕你压根就不喜欢他。你能嫌弃他，恰恰是因为他还是个人。

当一个社会开始制造神，它最终失去的不是神。

神从来不缺。

它失去的，是普通人拒绝跪下的权利。

而一旦所有人都习惯了仰望，再荒唐的事，也会被解释成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