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右转的浪潮：为何西方的“川普化”，反而为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仿佛一夜之间，世界的政治钟摆正以惊人的力量向右摆动。从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极右翼的高市早苗意外胜出，到被称为“捷克川普”的民粹派在议会选举中高奏凯歌，一股强劲的右翼与民粹主义浪潮，正席卷全球的政治版图。

这并非孤立的政治事件，而是一系列相互呼应的连锁反应。波兰、格鲁吉亚，甚至未来的玻利维亚和智利，都显现出相似的轨迹。曾经被视为稳固的中间派政治正在被侵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本国优先”为核心，充满排外情绪和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政治力量。许多人直觉地认为，一个更加“右”的世界，必然意味着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然而，当我们深入剖析这股浪潮的内在逻辑时，一个充满悖论的景象浮现出来：这些看似旨在“让本国再次伟大”的运动，在客观上，或许正在为中国铺就一条通往更大国际影响力的道路。

“XX优先”的咒语：新右翼浪潮的内在逻辑

要理解这股全球性的政治变迁，我们必须穿透表面的选举结果，洞察其背后共通的驱动力。无论是日本、捷克，还是其他正在经历这场转变的国家，新崛起的右翼力量都共享着一套极具辨识度的政治纲领，这套纲领几乎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咒语——“本国优先”（First）。

这股浪潮的核心诉求首先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排外情绪。它将复杂的国内经济困境与社会焦虑，简单地归咎于外来移民，并通过竖起文化与物理的“高墙”来凝聚支持。从“强大的捷克”到“美国再次伟大”，这种叙事在不同国家找到了本土化的表达，但其内核都是通过制造一个“他者”来巩固“我们”的身份认同。

随之而来的是对国际责任的普遍厌倦。这些政治力量普遍认为，过往的政府将过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了多边主义框架与国际事务中，而忽视了本国民众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主张从各种国际条约和组织中抽身，减少对外援助，将外交政策的重心彻底拉回到国内。这不仅仅是孤立主义的回归，更是一种对战后建立起来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系统性不信任。

最后，它在经济上呈现出一种看似矛盾，却极具诱惑力的民粹主义财政政策。一方面，他们承诺大规模减税，以“解放”企业和中产阶级的活力；另一方面，又许诺增加针对“真正本国人”的社会福利。这种既要减税又要增加福利的模式，在财政上是不可持续的，但它精准地迎合了民众对短期利益的渴望，从而在选举中获得了巨大的动员能力。当一个国家的政治被这种逻辑主导时，其外交姿态、贸易政策乃至全球战略，都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最奇怪的盟友：当民族主义者拥抱威权

这股右翼浪潮中最令人费解的现象之一，是其与威权国家之间若有若无的亲近感。按理说，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政治力量，应当对任何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强权保持警惕。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从欧洲到南美，许多右翼民粹主义者对俄罗斯和中国表现出一种暧昧甚至友好的态度。

这种看似矛盾的联盟，其根源在于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于欧洲的右翼政党而言，欧盟（EU）和北约（NATO）被视为侵蚀国家主权的官僚机构，而俄罗斯则被部分人视为对抗这种“全球主义精英”的天然盟友。他们愿意接受俄罗斯关于北约东扩导致冲突的叙事，因为这符合他们削弱跨国组织、重申国家自主权的政治议程。

在与中国的关系上，这种倾向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价值脱钩”的经济实用主义。当德国的AfD（德国选择党）宣称与中国打交道应“务实而非谈论价值观”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对“人权外交”的厌倦。在他们看来，与中国在经济上合作所带来的短期利益，远比坚守那些遥远而抽象的普世价值更为重要。中国庞大的市场、慷慨的投资以及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提供的基础设施项目，对这些急于兑现国内经济承诺的政党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因此，一个奇特的全球图景正在形成：当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政治力量开始质疑并拆解自身所处的国际联盟体系时，那些被该体系视为挑战者的威权国家，反而成为了可以团结的伙伴。这种转变不仅削弱了西方内部的凝聚力，也为威权模式的扩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叙事。

主权悖论：当收缩的西方遇上扩张的东方

全球右翼浪潮的核心，是对国家主权的极致强调。然而，这种对主权的执着追求，正将世界推入一个深刻的“主权悖论”：当西方主要国家因过度关注内部而选择战略收缩时，它们非但没有变得更强大，反而主动让渡了塑造全球规则和秩序的权力，为中国的地缘政治扩张创造了巨大的真空。

我们可以将这个悖论理解为一个动态过程。首先，以“本国优先”为导火索，各国纷纷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这直接损害了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而中国恰恰是这一体系过去几十年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虽然贸易壁垒对中国的出口构成短期挑战，但从长远看，一个规则崩塌、各自为战的贸易环境，更有利于体量巨大的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进行“单边”博弈。

其次，对国际责任的回避，意味着西方国家正在自愿放弃其在国际组织和全球议题上的领导地位。无论是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还是全球气候治理，当美国和欧洲的代表们因为国内的政治压力而变得犹豫和分裂时，中国便能以“全球南方代言人”的姿态，更加从容地填补这一权力真空，输出自己的标准和价值观。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这种内向收缩的趋势破坏了维系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石——价值联盟。当联盟内部的成员国开始彼此猜忌，当共同的民主和人权理念不再是维系关系的核心纽带，那么应对外部威权挑战的集体行动能力便会大打折扣。一个在价值观上四分五裂的西方，将难以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形成统一而坚定的立场。

世界秩序的黄昏？

从高市早苗的强硬姿态，到欧洲大陆的疑欧之声，全球右转的浪潮无疑让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阶段。对于中国而言，这股浪潮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对其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构成直接冲击；但另一方面，西方世界的内部分裂、价值联盟的松动以及对国际事务的普遍倦怠，却为其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或许，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一个由共同价值观和多边合作所定义的战后秩序，正在被一个更加务实、也更加“原子化”的国际关系模式所取代。在这个新世界里，地缘政治的博弈不再仅仅是民主与威权的对垒，而更多地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之间赤裸裸的利益交换。这究竟会导向一个更加多元平衡的新格局，还是会重演历史上的大国冲突悲剧？这或许是这股全球右转浪潮，留给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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