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西方的经历：谈论上帝是危险的》1/[苏联] 格里切瓦（Tatiana Goricheva）

鲍里斯的到来

十一月十四日，早上八点，我们的门铃响了。前一晚熬夜了，所以，父亲叫我的时候，还迷糊着没醒过来，

“塔蒂阿娜，有客人！”

“谁呀？”

“鲍里斯。”

我昂起头，想看清楚是谁站在走廊里。一个高大而漆黑的身影。当察觉到我在仔细看他时，他往暗处躲去。一个念头涌上来，或许是我莫斯科的朋友。但随之我就意识到，自己错了：是KGB*，暗探。

对审查官Karmazkii关于莫斯科研究小组的书面传票，我不曾有任何反应。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Vladimir Poresh最近被捕了。不久前，我们还与Vladimir讨论，怎样把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研究小组联合起来。我们还梦想有一个地下的东正教学院，那里，Volodya可以教授“教会历史”，Regelson负责教义学，我可以教授哲学。而现在，他们都在古拉格集中营（gulag）里：Sasha Ogorodnikov, Volodya, Tanya Shchipkova, Vitya Popkov,还有Liova Regelson。而且，逮捕和房屋搜索仍在继续。

因为我未曾回应关于Vladimir Poresh事件的传讯，KGB就找上门来了。我的睡意一闪而过。我完全清醒过来了，向鲍里斯走去。

“您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

他马上向我出示了他的红卡。

“跟我走一趟，塔蒂阿娜; 别把事情搞复杂了。车子就在下面等着。”

他压低着嗓门说着，不让我的父母听见。

“我不会与您去任何地方。”

我坐了下来，开始读Karl Rahner的《基督信仰的基础》。

我的父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他们赶紧过来了。我还有什么瞒着他们的？

“去吧，既然他有礼貌地邀请你；不然的话，你会让我们在邻居们面前蒙羞的。他们早就把你当成一个修女了。你读了很多年书，却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母亲发话了。每天，当我离开屋子，我可怜的母亲便藏起圣像不让邻居们看到。每晚，当我在浴室，躲离我的父母祷告的时候，她就长吁短叹无法入睡。

“你准备把我送到强盗法官们手里去，”我说，“KGB是其中最坏的了。”

父亲、母亲在屋里走来走去；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或怎样劝动我。这段时间里，鲍里斯就在走廊里站着，不时换脚以支撑身体的重心。他们向他奔去。

“坐一会儿吧。喝杯茶？看看，她是多么疯狂的一个傻丫头。”

以我为耻的母亲，悄悄对他说：

“她说三种语言，她念过哲学，像是有过巨大允诺一样被挑选出来。其实，她没有加入政党，她做的是其它的事。想想看，她只是个电梯服务员。”

鲍里斯非常冷静地回答道，“那就正是她的工作……”

想想看，KGB担当起我的道德审判官来了！

但我可怜的父母亲已经焦急得失去了理智和理解力。他们一直就明白他们的女儿不切实际、很执拗，但是如此这般！看看KGB干的蠢事，而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别人回答一些极为简单的问题！他们派了个伏尔加青年来，却使得这个英俊的小伙子与正常的工作脱离。还好，KGB没把那些反俄罗斯主义者投入监狱！

焦虑在我父母的血液中增长，使得他们正常的思想和健全的感觉变得迟钝。我保持着沉默，没动一下。最后鲍里斯变得不耐烦了。“能从这儿打个电话吗？”他问道。

“请吧，”以谄媚的口吻，他们双双答道。“我们给您拨通直线；我们晚上通常挂掉它，因为有太多电话了。”

鲍里斯和KGB的某个人交谈着。

“什么，用警察把她带来？她不会配合的，但没法儿再反驳了。此外，路太远了。”

“去叫警察。”这是他得到的回答。所以，鲍里斯叫了个警察队长来，因为他有权陈述事实并且“如果格里切瓦准备提供一份声明的话，他也可以记录下来”。

这时我父母的歇斯底里已经到了顶点。

“不要使我们在邻居们面前蒙羞。”我母亲哀求着。

我父亲整个身体颤抖着；紧张得快要崩溃了。警察来了电话；叫的车已就位了。我开始觉得对不起我的父亲，不管怎样，警察都会把我带走的。于是，我站了起来，说，我准备跟他们走。

“我拒绝与你谈话”

在KGB，我被带到了Karmazkii面前。他显得彬彬有礼的样子，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让我读一份关于作证的权利和义务的文件。

“我拒绝参与这桩交易。”我说。

“为什么？难道您不能跟我们说说，您的朋友Poresh那令人赞叹的个性吗？我们并不蛮横，仅想把事情搞清楚。您知道即使您拒绝了，您也帮不了他，而且您还害了您自己。”

“我拒绝与你谈话。”

处于这样的困境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开始的时候，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与KGB交谈非常难。在那里提问的大多数人，总是由谎话开始去编造一些东西，然后再把它扩大。当魔鬼要耍鬼点子的时候，它总比我们聪明得多。与他们的任何谈话，自己都像个被愚弄的白痴。最终，通过诱导，通过屡试皆爽、仔细摸索出来的手段，他们总能得到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于是，人们就成了叛徒。

十年前，我第一次被带到那里，他们先问些关于哲学研究小组的朋友们的事，我想编造一些东西或仅仅说一些好的事情。但，当我回到家，我就沮丧地察觉到，大多数问题都是陷阱，他们想知道的东西并不包含在那些问题里。比如，我被问到，V.F住在哪里，我给了他的地址，因为我觉得反正KGB无论如何都会找到的。然而，检查官仅仅想知道我与V.F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样的事情总是发生。他们对我操纵自如，近乎玩弄。但这次会谈，我很清楚对付KGB的唯一可能的办法：拒绝与他们谈话。后来，KGB尝试了很多心理学的诡计企图让我合作。那个严肃的检查官被一个和蔼的人代替了；他们恐吓我会被关到一个精神病院，并且，对我的父母施加压力。我尽力对此不在意。

“什么都不要相信，什么都不要害怕，什么都不要乞求”

我静静地为自己祷告着。特别的耶酥祷告帮助了我：“耶酥基督，上帝的儿子，宽恕我，一个有罪的人吧。”这个祷告给我创造了一个不可渗透的氛围。感谢这个祷告，我感到自己完全被保护了，不管我被关到哪里，以及发现自己处在何种情况下。

圣父们建议，与魔鬼们战斗时，根本就不要去理睬它们，不允许它们进入信念中。我试了同样的方法，去抵挡KGB检查官们通常是几个小时的持续的使尽花招的试探。我不允许它们进入我的意识。在我们的试验中，苦裂、难熬的经验被克服了。Solzhenitsyn用一句话简单描述了对付KGB的原则：“什么都不要相信，什么都不要害怕，什么都不要乞求。”

这一组织的手段与撒旦有另一可比之处：他们是那么擅长于挖掘人们的弱点，他们对罪恶有着如恶魔般的亲和力！他们的存在依存于人类的那些低级感觉上：焦虑，嫉妒，空虚，猜忌。当他们注意到有些东西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研究小组、报纸、团体——他们并不以逮捕为开始，而是企图从内部破坏那些新鲜且具有生命力的事物，去间离他们，挑唆人们相互反对，使得他们不均等。对我们的宗教研究小组，他们也是采取同样的手段。当KGB的人发现浸信会教友们也参与到我们这个未曾正式注册的研究小组时，他们变得特别担忧（从而也就采取了特别措施）。他们单独邀请了这些浸信会教友，试着向他们解释我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说Lev Konin修父，研究小组的积极成员，不是个正常人。他们说我是个酒鬼。然后，他们说其他的人是小偷、妓女或懒鬼。我们的浸信会朋友们（当有人在我们的讨论小组抽烟时他们都会有些反感）有着高度的道德感。所以KGB企图将我们置于不道德的境地，并以此来影响他们。但是在与我们的交谈中，他们又说浸信会的人是“狂信者”、“残酷而没有人性”、是“美国人的代理侦探”，等等。当然了，我们看穿了这些手段，亦取笑着他们。他们没有使得我们与浸信会成为敌人。但是，KGB并不总是如此蠢笨。

“我拒绝与你们谈话。”这是我与KGB的最后一次交道中说的唯一一句话。

Karmazkii出去了十分钟。这段时间里，我唱了一段常见的祷告，“最亲爱的耶酥”。因为我知道一旦来到KGB，在那儿呆的时间就不会短，所以，我特地从家带了本赞美诗。

Karmazkii回来后，又开始了另一番谈话。显然，他由上级得到了指示。他想把我引入一个抽象的话题中。

“告诉我，塔蒂阿娜，你和Poresh是从哪里获得关于上帝的信仰的？你在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家庭长大，你的父母都是受过教育的无神论者。在信仰上你没有社会渊源。你并不出生于贵族或富农家庭。我们的社会是不会产生任何宗教信仰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基础。这里不存在对人民的剥削，到处都是无神论的宣传，每个人都会读写，没有人再相信神话了。我们很感兴趣，你怎么会信了上帝。为什么你会相信这个毫无意义的东西，而且大学里的人与你一样？还有那些不认字的老女人为何也是这样？”

KGB以此作为谈话的前提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一次，我参与了，想解释为什么我会相信，试图解释我们的信仰不能用任何经受西方影响的东西去解释，而活着的上帝确实进入了我的灵魂，没有比这种在教堂的新的生活更大的快乐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多多少少地感染了他们。我对此表示怀疑。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坚持着与信仰、与圣灵、与那些他们的意识无法企及的东西、与他们最大的威胁及他们认为的最危险的敌人展开严酷的战斗——他们是凶手、嫉世者、没有人性的狡猾的骗子。在当代俄罗斯，他们找不到任何“唯物主义”的理论去解释基督信仰。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对质直清柔、才华横溢的Volodya Poresh进行长达十一年的监禁。Tatiana Shchipkova，也已被监禁多年，现在已几乎瞎了，而Sasha Ogorodnikov现在病得很厉害。

我们能做什么去救助他们呢？作为他们的朋友，我们现在却还是自由的？我深深感到羞愧，因为我的爱是那么无助。所以当Karmazkii问道，“我再问你一次。你是不是拒绝做证？依据181号文件，你知道你将面对什么吗？”我只是摇了摇头。

我摇头，表示，“我知道，我也准备好了。”

有橡胶树的房间

我不知道到底有多长时间，他们拒绝给一个声明。一年或许两年。但是Volodya必须知道他是否有值得信任的真朋友。

然而，这还不是我与KGB“交谈”的末尾。他们带我经过长长的走廊，一切都是一个样子，墙上没有任何图画或标语，所有的门都冷漠地关着：如同梦魇般冷酷的世界。其中存在着某些不真实的东西。这是罪恶、压抑和诡秘的领域。

整整一个小时，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有沙发和橡胶树的房间里。我祷告着，不知道是什么使得这段时间那么难熬，使我感到恐慌。

那或许是可笑的，但，在我竭力忍受那段时间中，最难受的感觉莫过于对爱的压制。

那是多难啊！只是近些年来，我才生活在一种快乐和受赐福的状态里。有人这样写道，我想是别尔嘉耶夫吧：“自由的十字架：自由和十字架是一体的”；我的生命是活在上帝里的一次创造行为。这一创造将巨大、无穷、无法比拟的快乐之源向我敞开。但我们仅能依靠爱来创造。于是，这些是多么容易啊：去将每个人看作上帝的形象和相似物，对聪明、坚强的人充满爱心，与那些被虐待的、经受着罪恶的人们一起受苦：“与睡着的人一起安睡，与欢笑的人一起欢笑”！

但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经由自己或许不会变得软弱，人们为别人担惊受怕，人们担心会因为自己的软弱而被拉入审讯而伤害了自己的朋友——这儿，人们既需像“鸽子般温顺”，又需如“蛇般狡猾”。

可，这是多难啊！看到眼前的一张脸，如此之冷酷、如此之无情，而又确实是人的一张脸，是多么的难啊！为了这样的人，我们的上帝自愿在十字架上受死！

是的，他确实也是一个人，而且，还有教名！

最好的，唯一可做的，就是保持沉默。

那些不与邪恶为伍的人有福了

最后他们把我带出了橡胶树的屋子，还想与我进行另一番交谈。毫无用处。这一次，我没有受到威胁。KGB知道那对我没用。他们想由讨论哲学、讨论我的文章和海德格尔来开始这次谈话。那个检查官，看起来基本没受过什么特别教育的一个人，显然为这次“哲学性”的谈话作了准备，他去查了海德格尔是谁。但所有都没用。我就像不在那里。诗篇第一章的话语萦绕在我脑际：“那些不与邪恶为伍的人有福了。”

这次与KGB的交道只是许许多多中的一次。非常平常的一次。唯一稍有不同的是，我不是在路上被截住的，而是从我的家里被他们带走的。

在这次交谈之后，我父亲因为甲状腺发炎进了战争伤员医院。我再也不能住在家里了。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交谈，——上帝不允许——或房屋检查，我父母的生活将处在危险中。愿上帝饶恕我给他们带来了如此多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