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看法（2）
我从小学习的政治课程中有一些个广为中国人所知的论点，比如“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这句话的意思是，用辩证的、联系的视角去揭示社会结构内部的矛盾运动。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不是教条，更不是口号，而是分析社会现实的科学方法。
而我们在上一篇文章提到，在中国，今天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简化成了政治语言，变成了一件合法性的外衣，用来正当化权力，而不再允许人用它去分析中国的政治结构本身。
这就形成了一种历史的讽刺：
马克思主义，一个原本旨在解放工人的理论武器，从工人手里被党夺走，成了党统治的装饰品。
马克思主义的大致分析框架就是：
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
社会矛盾推动历史发展；
任何制度都有其内在否定因素。
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
青年失望、阶层固化、房价高企、创新停滞、信任崩塌
其实都可以看作是生产关系僵化、权力与资本融合这一根本矛盾的表现。
今天的中国，早已偏离了马克思设想的“生产资料公有、人民主权、劳动解放”的方向。
如果马克思能够看到这一切，他或许会说：
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又一次变形。
国家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最终要消灭的对象之一，但在中国它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成为了一个无所不管的利维坦——
在中国，它与资本结盟，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
于是：
权力依然垄断；
工人依然被剥削；
只是那个最大的“资本家”从私人变成了“党”。
今天中国的政治逻辑可以这样概括：
权主资从，权资博弈，人为发展，稳字当头。
它可以解释为：
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权力不受制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资本蓬勃发展，腐蚀权力，但又被权力所压制；
国家发展经济的手段——积极运用人这个最不缺的资源；
中国政治的红线——稳定是最优先的事项；
我们观察今天的中国现实，就会发现，是完全符合这四点的：
权力依旧不受制约，习近平打破了邓小平留下的有限权力制衡机制——任期制和集体领导，重新回到了毛泽东式的集权。
国家腐败问题严重，尤其是军中腐败极为严重，近年多位国防部长因腐败被查处，火箭军高层曾近乎团灭，还有近期9名上将涉嫌腐败被查处，甚至有中共军委的副主席。
不管是从最初的工业化阶段，依靠剥削农民，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高价售卖给农民工业产品，以工农剪刀差发展工业，牺牲一代农民的利益。还是地方财政作为高房价的最大推手，掏空居民三代人的钱包，将高房价的未来压在年轻人肩膀上。中国政府从未真正珍惜过它的人民。
稳定依旧是最优先的事项，政府的第一目标其实并不是发展，而是维稳社会，发展随时都可以因为政治安全的考量而让位于稳定。
因而中国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从来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纵向与历史关联，横向与社会、体制关联的。
中共在过去十年中有意压低年轻人的社会预期与抱负，背后是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考虑。
高期待 → 高失望 → 高风险
低期待 → 低冲突 → 稳定
换句话说，当年轻人“认命”——不再相信个人奋斗能改变命运、认为社会阶层固化、转而内卷或躺平时，社会压力、政府的压力反而减轻了。
这是一种以精神麻醉换取政治稳定的手段。
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消耗社会的未来、人民的希望
这直接导致了：
就业信心低 → 收入预期低 → 消费萎缩
中国的消费占GDP比例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这直接源于年轻人对未来的悲观。无力抚养下一代 → 生育率坠入谷底
年轻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本质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他们清楚：
“我连自己都活不好，更别提养孩子了。”
低生育率 → 劳动力萎缩 → 社保压力激增
结果是：国家必须用更多的财政去养老龄人口，进一步压缩发展性支出。
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
压低预期 → 降低消费与生育 → 加重老龄化 → 降低经济活力 → 进一步压低预期。
于是，中国社会进入了“稳定的循环”。
中共作为中国社会老龄化的总加速师，它制造了三个稳定器：
教育稳定器：教育成为选拔服从者的机器，而非人民跨越阶层的上升通道；
就业稳定器：通过考公热的导向，让年轻人追求稳定而非创造；
心灵稳定器：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遮盖问题，使青年失去行动。
结果就是整整一代人被“稳定化”——他们不造反，也不生孩子。
中共理论上把“人口红利”、“青年奋斗”当成国家优势；
但现实操作上，它必须压制青年觉醒以维护统治。
所以：
它既需要年轻人，又害怕年轻人；
它既希望繁衍人口，又制造不敢生的社会。
这是一种自我否定的逻辑：
为了保证党永远执政，它必须牺牲社会的未来。
全面观察中国现状
如果我们继续充分运行马克思主义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看问题，那么我们会发现不只有年轻人就业问题与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是相互影响的，许多看似无关的问题，实则紧密相连：
躺平、内卷、考公热
看似是官媒宣传的青年心态问题，实则是社会上升通道被垄断的结果。
当努力不再与回报挂钩，“奋斗”就变成荒谬。
于是年轻人被迫在“内卷”和“逃避”之间徘徊。
体制内岗位（考公）成了唯一可预期的稳定来源。
极端民族主义与犬儒并存
看似矛盾，其实是宣传系统下产生的两种社会反应。
民族主义：为体制合法性提供情绪支撑；
犬儒主义：为个人自保提供心理防御。
一个是转移矛盾对象来维稳，一个是消解民众抵抗意愿来维稳。
微观体感与宏观表现割裂
宏观经济数据体面，微观个体焦虑加剧。
原因在于：资源分配高度不平衡，且没有问责机制。
这让社会呈现出一种统计意义上的繁荣、生活意义上的凋敝 ——国家强盛了，但与你的生活无关。
高房价与低生育率
房价并非单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逻辑的表现。
地方政府靠卖地维持财政 → 房价不能跌。
居民终身背债 → 无法消费、无法生育。
国家靠房市维稳 → 无法改革土地财政。
就业困局与创新衰退
创新要自由与冒险，但中国的政治逻辑要求控制与服从。
创新者难以获得安全感；
官企勾连、学术造假、资源垄断；
所谓“高质量发展”成了口号。
消费萎缩与储蓄过剩
居民存款激增，不是富裕，而是恐惧与不确定性的体现。
社会保障体系不可信；
未来收入不确定；
人们把钱存起来当安全感替代品。
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
基层干部忙于应付上级考察，无人愿意承担真实责任。
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政治激励的结果：
政绩靠上级评估，不靠群众口碑；
担责比失责更危险；
所以人人学会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舆论控制与谣言泛滥
越是想管控，就越是制造了信息饥荒。
公众无法信任官方；
非官方渠道被神化；
于是谣言填补了真相的缺位。
腐败与忠诚并行
反腐越深入，越加强调政治忠诚；
于是出现“政治正确替代专业能力”的现象。
长远看，这种治理模式导致政府治理失能。
结语
这些看似独立的难题，其实都有一个根源：
国家用“压制不确定性”的方式维持稳定，
却制造了比任何不确定性都更致命的“无未来感”。
当一个社会集体失去了“未来”
不生、不信、不说、不动——
它表面上仍然稳定，实则在缓慢失血性崩塌。
今天的中国，就好像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