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碎片 | 全民基本收入作为抵抗抑郁的社会处方
书籍：Lost Connections
作者：Johann Hari
章节：第22章：Reconnection Seven: Restoring the Future读书碎片 #048
以下内容来自阅读中的随手记录，思想在这里被暂时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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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得了抑郁症，我们会怎么帮助他？
大多数人都会说，让他去看医生，吃抗抑郁药，做心理咨询。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处理精神痛苦的默认方法：痛苦是个人的事，解决方案也应该是个人的。整个治疗逻辑指向一个明确的归因——你的大脑出了问题，你需要被修复。
但Johann Hari在《Lost Connections》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诊断。他认为，现代人普遍面临的焦虑、不安全感和无力感，并不是单纯的心理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因此，除了药物和心理咨询之外，我们还需要寻找一种集体性的“社会处方”。
而他开出的药方之一，正是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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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UBI社会实验
如果我们想要从抑郁症的泥淖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时间、金钱和对未来的信心。然而，现代社会的残酷现实是，大多数人都在无休止地工作，且对未来充满强烈的不安全感。当你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精疲力竭时，让你“努力开心起来”，听起来就像是一种嘲弄。
为了解决这个终极障碍，Hari将目光投向了一项曾被遗忘的社会实验。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加拿大，当时的政府在曼尼托巴省一个叫多芬（Dauphin）的偏远农业小镇进行了一项极其大胆的实验。
多芬镇上的每一位居民，都无条件地获得了相当于今天每年19,000美元的保证收入。这笔钱足够生存，但不够挥霍。
实验进行了三年后，保守党政府上台，项目被突然叫停，所有收集来的海量数据被封存在国家档案馆的纸箱里，长达几十年无人问津。
三十年后，曼尼托巴大学的医学教授伊芙琳·福吉特（Evelyn Forget）意识到了一个严峻的医学现实：贫困与精神疾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在美国，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人，患抑郁症的几率是年收入7万美元以上人群的两倍多。
伊芙琳花了五年时间，终于找出了当年多芬实验的1800个数据箱，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她发现，当人们拥有了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后，不仅没有变成懒汉，反而发生了惊人的积极变化。
这笔钱就像是一份保险，消除了人们的生存焦虑。学生们在学校待的时间更长、成绩更好；一位妇女利用这笔钱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了家族里第一个拿到学位的女性。
去诊所看情绪问题的人数显著下降。在短短三年内，因为严重抑郁等精神疾病而需要住院治疗的比例，大幅下降了9%。
有了基本收入兜底，人们就有了拒绝糟糕、屈辱工作的底气。这种摆脱“工作奴隶”状态的权力，极大地缓解了职场无力感。
伊芙琳得出结论：如果抑郁症仅仅是纯粹的大脑生理疾病，它就不会随着基本收入的发放而出现如此显著的下降。基本收入通过让个体的生活变得更安全、更舒适，直接起到了一种抗抑郁药的作用。
大烟山原住民的故事
Hari还采访了欧洲推广全民基本收入的领军人物、荷兰经济史学家鲁特格尔·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
鲁特格尔指出了我们时代的荒谬：当一个人抑郁或失业时，我们总是把这怪罪于个体（让他们吃药或去接受求职培训），却不去反思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的系统性崩坏。
鲁特格尔提供了一个更现代的例证：大烟山（Great Smoky Mountains）的原住民部落。
美国大烟山的原住民部落开了一家赌场，他们决定将利润平分给部落里的所有人（相当于每年每人发放6000到9000美元），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局部实施的全民基本收入。
追踪研究发现，因为父母不再为生存过度焦虑，他们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大幅增加。结果，该社区儿童的抑郁症和多动症等行为问题，暴跌了40%。
鲁特格尔认为，基本收入带来的最大改变，是重塑人们对工作的定义。
现在的很多工作毫无意义，但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工作。如果人们获得了说“不”的自由，最糟糕的雇主将被迫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同时，人们将有空间去从事真正能创造价值、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工作，包括照顾家庭、参与社区建设。
我们必须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在提出这些庞大的社会变革方案（如社区重建、企业民主化、全民基本收入）时，Hari知道读者（包括他自己）脑海中一定会冒出一个声音：
为了对抗这种由抑郁和焦虑本身引发的“犬儒主义”和绝望感，Hari讲述了他的挚友、记者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的故事。
1993年，在艾滋病肆虐的高峰期，身为同性恋者的安德鲁被确诊感染了HIV。当时没有特效药，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在准备等死的那年夏天，他写了一本书，提出了当时看来极其荒谬、如同科幻小说般的主张：允许同性恋者结婚。当时，他被右翼和左翼同时嘲笑、攻击，连他自己都觉得这只是一种临死前的表态，绝不可能成功。
然而，仅仅25年后，这项主张不仅引发了一场运动，被最高法院写入裁决，安德鲁本人甚至被邀请到亮起彩虹灯的白宫，接受总统的感谢。
安德鲁的故事告诉我们：面对巨大的危机，我们的回应不应该是回家哭泣，而是应该“往大了想（go big）”。
我们今天享有的许多理所当然的权利（如女性拥有银行账户的权利、工会争取来的周末休息时间、废除种族隔离），在最初被提出时，都被嘲笑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现代社会切断了我们对未来的安全感，这是导致大规模抑郁的核心原因之一。要求通过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等制度来恢复这种安全感，不仅是经济议题，更是公共卫生议题。
我们必须敢于提出那些似乎不可能的要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过上有尊严、有选择的生活，不应该是一场只有极少数人能中的彩票，它必须是每一个人理所应当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