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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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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我恨过的厨房

予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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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女人能通过擦亮厨房地板而获得性高潮。”

原文于2024年9月29日「beU Official」,标题《爱上我恨过的厨房》,编辑:Z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kotup3QVtdzx2noWecAw

“没有女人能通过擦亮厨房地板而获得性高潮。”当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戏谑地在《女性的奥秘》里写下这句话时,她精准地捕捉到了一个事实——厨房是一个性别政治的空间。理想化的女性气质早已将女性与厨房牢牢绑定,一代代女性被推着走入了这条单行道,加入一场名为“爱”的劳动。而当空间之外的性别秩序发生松动时,女性与厨房之间的关系是否酝酿着新的可能?


01

矛盾的快乐

还记得我第一次下厨,其实是因为挑食。从小,我就不喜欢空心菜的口感,那些长长的、难以咬断的菜杆,甚至一度让我吐在了逼我吃下它们的亲戚面前。大人们戏谑地讨论着“反应过度”的我,三言两语间,我就变成了一个挑食的小孩。即使当时我可以吃下一整颗卷心菜、娃娃菜和生菜,我依旧是个挑食的小孩。


十岁那年,新来的家政姐姐会观察我在饭桌上不吃或者不夹什么,知道了以后,她会在送去兴趣班的便当盒里铺满这一种食物,美名其曰:“治疗”挑食。还记得是初夏的某天,我兴冲冲地打开便当盖子,绿油油的一片,一股特殊的涩和青草气。我想,这大概是我和空心菜之间的普鲁斯特效应,仅是开盖那短短的一瞬,它就能让人回忆起喉咙干呕,胃部泛酸的感觉。原封不动地,我把饭盒带回了家。


傍晚的街上并不缺营业的小吃档口,口袋里的零花钱也足够我去便利店吃碗鱼蛋乌冬面,但我就是想要回家做,自己做。强大的驱动力也并没有让我高估我尚未可知的厨艺,在厨房踱步良久,最终我从筐里拿了一颗鸡蛋。站在搬来的小板凳上,我的脸略高于那口铁锅,微微晃动的火焰提醒着我保持敬畏。把鸡蛋往桌上一磕,开壳滑入锅底,“噼里啪啦”地响了一串,蛋白也跟着吐泡泡,蛋黄却异常安静,只是渐渐蒙上了一层雾。


忘了放油的鸡蛋既不成型,也有些糊,就着微波炉里叮过的剩饭,加些酱油和香油,一口下去,咸香可口。胃被质朴的味道满足,心也被前所未有的情感充盈——我想,我能够决定我自己吃什么,我也有能力做自己想吃的食物。

从那以后,我爱上了烹饪。那时的我或许并不明白我所着迷的是一种掌控感与秩序感,我只知道,我喜欢看着手边的食材按照我的节奏被切成符合心意的形状。在重复性的动作下,心流状态几乎唾手可得;我享受厨房里的随机组合的白噪音,洗菜时哗哗的流水声,爆香蒜末时的嗞拉声,炖菜慢煮的咕嘟声,厨房之外的一切似乎都与我无关;我喜欢不同食材和调料的搭配变换,它们在火候的帮助下交融,达到最佳状态。当香味挤满厨房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造物主。


厨房带给我的快乐是真实的,但过去的记忆像始终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提醒着我要与这里保持适当的距离,否则我会被静静地“杀死”。


02

记忆的烙印


虽然很小就下厨,但其实我对厨房的最初记忆和大多数人一样,忙进忙出的女人总是画面里的标配。不同的是,这位女性不是我的妈妈而是被支付酬劳的家政人员。彼时,我的母父正在创业,白天实在无暇顾及一双儿女,也就只能将家务外包。尽管妈妈始终被分派家务和协调沟通的琐事困扰,但她的肉身的确很少和厨房扯上关系。我五岁那年的春节算是一个例外。

当时,照顾我的阿姨返乡休假,工作很忙的母父只能接下家务。平时对吃食很挑剔的父亲很自然地掌勺,妈妈则打起了下手。从那以后,偶尔出没厨房的父亲被左邻右舍大力称赞为“好男人”,而妈妈变成了那个“有口福”的女人。


然而下厨不止是炒菜——大年二十九的早晨,我在妈妈的控诉中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件事。父亲似乎是对自己的手艺很自豪,他半开玩笑地对妈妈提议说,“不如以后不请阿姨了,我们就这样也可以给他俩做饭啊。”我看着妈妈,她嘴角抽了抽,默默地把碗筷收拢,走进厨房,打开了水龙头。过了一会,水流声戛然而止,她的情绪却喷涌而出:“不去买菜,菜会凭空变出来吗?我不切,你难道整个放下去炒?碗不洗,那下一顿用什么?垃圾不倒,它会凭空消失吗?我真的感觉我一天都完全消耗在厨房里面了,我不能够围着这个灶台转,我有自己的工作,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彼时的我,坐在餐桌旁,像被击中一般。她的确是没有做饭的,但余下的一切都摆在她面前——让干净的沾上油烟,把污秽的擦得亮堂,这些事就像西西弗斯的折磨,无休止地重复着。我只在心里默默地想:以后一定要远离厨房。尽管后来事与愿违,但这的确是我对厨房最初的记忆。


对于妈妈来说,外包家务是维持自己生活节奏的最优解,她请“她”来完成属于“她们”的任务,而父亲所面对的家庭责任则一切如旧。

03

女人的位置

洪爱珠曾在《老派少女购物路线》中写道:“人都要经过不止一个厨房的,因为迁徙、改建或者婚嫁,从一个厨房离开,到另一个。“ 对于女性来说,你不能只是经过厨房,你被期待走进厨房并且把它当作自己在家庭中的唯一属地。


初中时,我常陪着母父回老家过春节,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吃席。在那些席面上,大人们三三两两结伴坐了几桌,小孩则坐在另一桌,往往饭都要吃完了,大人桌上空出来的座位也没等到人来认领。毕竟在那片土地上,女人的位置在厨房。即使是我的母亲,平时很少下厨且不喜欢做饭的人,也会被那句“贤妻良母”的咒语掩入炉灶的烟雾中。


男人们从茶桌换到饭桌,从商业机密聊到国际局势,直至酒过三巡,而村里的女人们始终围绕在厨房附近,磨刀、洗菜、揉面、杀鸡,在这方寸之地,她们精密地计算着如何让四五道菜同时上桌,好保持菜的色泽和温度,好让别人吃好喝好。她们不断穿梭在男人们的酒桌和孩童的喂食桌之间,变成了维持习俗与日常的燃料。


燃料是一批一批的,这一批耗尽了,就会计划储备。我还记得,在那些席面上,不算熟络的亲戚们为我创造了未来挑剔的公婆和丈夫,“好意”提醒我应该去厨房帮忙,权当作预习;或者就是在听说我会做饭后,拉着我的手说:“这么贤惠,谁娶了你就是他的福气。你以后也肯定不会受欺负。”如果把家庭看作生产单位,这一切就像一场岗前培训,只是没人问过我愿不愿意入职。自那以后,我逐渐远离了厨房,更耻于谈起我对烹饪的喜爱,唯恐那些对话重演。

从日常交谈到文艺作品,女人和厨房仿佛成了一组固定搭配。在1975年展出的作品《厨房的符号学》(Semiotics of the Kitchen)中,Martha Rosler站在料理台前,按照英文字母顺序介绍厨具及其用法,就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大多数电视广告一样,主妇被定义为家庭的固定装置和厨房用品一起贩售。

家庭工业化革命的确为主妇带来了省力的半自动化家庭电器,但相比此前家庭与社区共同分担的阶段,郊区的女性陷入了更深的孤立当中。花样繁多的厨房用具无法消除无休止的家务带来的虚无,即使在劳动数字化的当下,厨房里“无名的问题”依旧存在着。网购买菜和智能家电的出现将原本需要身体在场的家务挪移到了数字空间,降低了劳动的可见性。在保持静坐姿态用手机进行拇指操作的情况下,她们所花费的时间和劳动在其他家庭成员眼里很可能被当作在娱乐消遣。


然而,即使女性与厨房的关联如此紧密,这个空间依旧是“男造环境”(“man-made”environment)。在核心家庭的现代化想象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分离领域”思维影响下,公寓厨房的设计遵循着一个预设——厨房只需要一个劳动者,且一般为女性。“约瑟芬”的存在,就是证明。5英尺4英寸(162.26厘米),是普通美国女性的高度,也是室内设计师和建筑师在设计现代厨房所使用的尺寸。

此外,吴郑重在《厨房之舞:身体与空间的日常生活地理学考察》一书中提到,出于够用和效率原则,厨房往往是整套公寓住宅中位置最差、面积最小的区域,而中餐烹饪习惯所产生的大量油烟会灌满这个狭小的、通风欠佳的空间。数据显示,在非吸烟女性肺癌患者中,超过60%的有长期接触厨房油烟史。性别盲视使厨房变成了“毒气室”,性别化的“生活徒刑”依旧在这里无休止地进行着。

04

新的可能


我与厨房的拧巴关系就这样保持了许多年,直到我读了大学。身边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因工作或者求学的原因离开原生家庭,开始了独居生活,我们也将聚会地点从餐厅转入彼此的同城或者异地的住所。起初这样做只是想要延长每次见面的时间,或是能够为对方剩下一笔异地的住宿费,但这些同吃同住的共居的经历,却误打误撞使我重新思考我与厨房的关系。


在我们的厨房里,做饭不再只被看作进食的前提,而是一个复杂精细的劳动过程。我们会一起去逛菜市场,商量着买些什么,做几个菜,不会有人大手一挥说着“随便”最后却又挑三拣四;我们热衷于省钱,看到要买的食材临期打折就会欣喜若狂,没人会扫兴地说对方贪小便宜;她们会记得我喜欢葱味但不喜欢葱的口感的怪癖,我也会记得她们中有人不喜欢鸡蛋黄的口感和味道,没人会强迫对方吃些什么;清洗碗盘和处理垃圾也不再是一个人默默完成的工作,而是流水作业或者轮流值班。

我喜欢为她们下厨,尤其是做巴斯克蛋糕。简单地搅拌、过筛、混合,送入烤箱,过个十分钟,空气中就会飘散着芝士的焦香。等待的时间,单是想象她们吃到的表情,我就已经感到幸福。她们也从不会吝啬夸奖,甚至每次都不相同,就连我在厨房里的“灵机一动”也总被照单全收。她们会在大洋彼岸用我给的食谱,做那道一起吃过很多次的土豆泥。

在这个厨房里,烹饪不是爱情或者女性特质的副产品,食物不再只是填饱肚子的工具,更是爱和思念的证明。我们同桌共食,彼此联结。我们可以不发一语,没有人必须要调节气氛;我们也可以谈天说地,聊些“扫兴”的feminism话题。

我无意美化在厨房里看到的痛苦,却也不想再回避感受到的快乐。厨房既不独属于女性,也不是feminist需要躲开的,因为这里也是战场。对女性与厨房的简化叙事实际上抹杀了女性生命体验的多样性,也是对她们自主性的一种轻蔑。无论是离开还是留下,女性在这里不止有一种形象,她们带着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经历去选择如何与这个空间相处,如何创造新的可能。


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就曾在Talking Back一文中提到,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对于厨房的想法并不完全适用于非裔美国女性。对于后者而言,厨房不是苦差事或压迫,而是表达爱、分享和创造力的场所,是逃避种族主义压迫的策略;许多离散的华人女性也在厨房用妥帖熟悉的味道,为自己造一个故乡;当然,也有女性与厨房挥别或是去畅想一个“无厨房”的社区。


而我,选择了留下。在厨房里,掌握自己的身体、欣赏她人的劳动、寻求公共的连接,这些是feminism的,也是我的最小单位的空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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