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飆香港演講後，我的啓發和疑問

4月的8號和9號，我分別去港大和港中大，聽了項飆的兩場公開演講。這是我第一次現場見到他本人，之前主要是在微信公眾號上讀他的一些文字訪談，還有讀他的那本《把自己作為方法》，反倒沒怎麼看他的視頻訪談。但不知道為什麼現場看到他的時候，會覺得好像看到一位好久不見的老朋友，很親切，沒有什麼距離感。

他個子不高，兩天穿的衣服似乎是一樣的，深灰色的輕便西裝，腳上一雙運動鞋，肩上壓著一個比他的肩背要厚重得多的黑色書包，他就這樣有點憨憨地走進上百人座無虛席的會場，對著大家揮手，臉上帶著非常燦爛的笑，似乎要把整張嘴都咧開，瘦黑的臉漲得有點泛紅。全場響起一片掌聲。

為什麼項飆會受到大家的歡迎？當初是在十三邀和許知遠對談的這個節目上，他提出了「附近」(nearby) 這個概念，以及我們目前的社會是如何經歷著「附近的消失」。「附近」是某種可感知的生活經驗，某種讓你可以感受到真實存在於這世上的場域。但這樣的場域和經驗正在消失，隨之消失的還有我們對於具體生活的可控感。

他在港中大演講的時候提到，這個論述一下戳中了當時還處於疫情期間的大家。項飆說，其實這個概念並不是他刻意構建的學術理論，他更像是無心提了一嘴，反倒是公眾和觀眾的回應讓「附近」這個概念得以豐富和發展起來，使得它變成了能夠引起共鳴和討論的理論工具。

我可以感受到項飆謙虛背後的真誠，是這一份真誠讓他慢慢探索出一種很貼合生活的學術追求。他能夠用非常平實的語言，捕捉不同代際人群中微妙的內在焦慮、情緒、心態，提供概念工具作為我們討論的「抓手」，讓我們可以有某種方式去喚醒自身經驗，去談論它、分析它、理解它，進而找到改變的方向和出路。

在港大的這場演講上，他主要圍繞「上進心」(ambition)展開。2020年代，中國年輕人喜歡說「躺平」(laying flat)，相當於是說，我沒有或者我不要有「上進心」，只要能夠維持最基本的生存狀態就可以。這是現在年輕人對於當下社會環境競爭過於激烈的一種被動式的反抗。另外，很多人都看不到眼前忙活的事情的意義，其實不只是在中國，比如像David Graeber寫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讓我們看到這一全球共通的境況。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會問“我還應該要有上進心嗎？” (Should I still be ambitious?)

項飆指出，「躺平」並不是解決方案，一點「上進心」都沒有的生活是令人悲哀的(pathetic)。所以後來很多人又自嘲自己是「45度人生」，躺又躺不平、卷也卷不動，於是卡在了中間45度的位置。這種自嘲某程度也是一種無力感的表現，彷彿是被迫停滯不前。

“其實人的精力(human energy)和注意力(human attention)是非常寶貴的，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寶貴的資源。關鍵在於，我們應該要怎麼調動和善用我們的精力和能量，怎麼重新配置我們生命的意義(reconfigure the meaing of life)，這既是一個同時關乎個人和集體的問題。”

在這個語境下，項飆提出了一組概念，將「上進心」—— 也就是調配自身精力和注意力的馬達，分成了兩類。一類是「與共型上進」(ambition with)，一類是「對立型上進」(ambition against)。

與共型上進，意味著你是和其他人一起共同前進，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一起努力。最典型的例子是運動隊。一個隊伍的運動員們一起努力打比賽，這個過程是非常開心的，哪怕當前的情況並不理想，但這個情況我們是一起面對的，甚至哪怕最後結果失敗了，但因為我們中間共同努力過，整個過程是令人欣喜的。

而對立型上進，則是出於競爭，要擊敗其他人，乃至擊敗我自己，是一個不斷否定的過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考試。教室里坐著一個班的同學，雖然你們是一個集體，但在考試面前，所有人都是你的對手，你要足夠上進，擊敗所有的考題，擊敗考官，擊敗你的同學們，擊敗以往的自己。這種上進心的底層來源在於，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你產生對自我的不滿—— “我還不夠好”。像衡水中學誓師大會提出的口號“我是一棵草芥”，改變我自己的方式唯有不斷努力的學習，最後超越甚至消除當前這個不夠好的自己。

項飆說，上進心其實關乎自我和世界的關係，問題不在於上進和努力本身，問題在於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跟自我以及世界構建了怎樣的關係。

他的這一組概念立刻勾起我過往讀書的經歷。我記得上小學的時候（應該是2000年初），我考試總是名列前茅，班上只有一兩個同學可能偶爾會挑戰我的班級排名，反正當時也沒有想太多，就是白天認真上課，晚上回家把作業完成，不過那會好像還有不少時間可以看電視，我記得當時很愛看星空衛視播的動畫片或是電視劇，像是《魔法咪路咪路》、《海賊王》還有韓劇《我的女孩》之類的。當時，家裡是有座機電話的，到了晚上，不時會接好幾通電話，都是班上同學打電話過來問我作業，然後我就一一給他們解答，有時候會花上個把小時。那個時候對我來說，學習是挺開心的，可能部分的成就感來自於，我覺得其他同學需要我的幫助。當然不可否認，絕大部分的成就感還是來自於在這個考試評價體系下，我獲得的了來自周圍所有人的認可。

另外我想起，好像是從三四年級開始一直到初中，我都擔任班長，很多時候不能只是想著自己就算了，班裡的紀律、學習的氛圍、還有每當要有集體活動的時候，我似乎都需要扮演一個能夠將大家團結在一起的角色。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上初中那會，有一年全校的班級表演，其他班可能就三兩個同學上台表演，輪到我們班，大半個班的人都在台上跳“歌舞青春”。那時候就是每天下午放學甚至週末，我都要組織班上同學排練。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我精力最旺盛的時期吧！（後來身體病了之後才意識到那原來已經是巔峰）我想小學和初中階段，我的上進心是混雜著兩種模式，一方面是出於競爭，另一方面，恰好我是這個當時評價體系下的優勝者，我有部分精力能夠分出來給班集體，或者說，這兩種模式在我身上似乎達到了兼容的狀態。

這種正向反饋可以說讓小學和初中階段的我有一種穩穩的安定感，這種安定感來自於，努力了就有回報（努力的方向是非常清晰的），且有餘力幫助其他人。直到中考，我從這個我生活了將近十年的龍崗邊陲小鎮考到了整個深圳市區當時最好的高中，而且整個鎮只有我一個人考上，還進了當時高中的重點班。這聽起來好像很厲害，但其實中間非常痛苦。高中班上的同學有好多都是從同一所知名的初中升上來的，三三兩兩都成群結隊，自信大方，我瞬間覺得自己處在某種邊緣，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我是從一個大家都沒聽過的學校來的，而且還是存在意義上的——我不是“還不夠好”，而是“好”這個字是和我似乎還扯不上關係。我能如何呢？陷入自卑的我唯有繼續學習，而且是要很努力很努力。

高一很痛苦，既對自己不滿，也沒有班集體的感覺，因為很快就全年級考試，又分班。分班之後，高二好了一些，開始交朋友了，也有不少班集體一起互動的事情，成績也慢慢提上來了。高三，重點班裡又分班，原本一班的人分到二班，二班的人有一些去到一班。現在回想起來，其實也挺人心散亂的，可能這就是學校希望達到的效果，到了高考衝刺最後階段，大家都沒有同桌，只有前後桌，自己專注在自己的學習上。集體就這樣一點一點打散成了原子個體。

我不記得具體我是怎麼一點一點把自己從那樣的自我懷疑和焦慮中打撈起來的，我只知道，我確實花了很長時間，直到今天，我剛滿三十，我依然在打撈自己，我只是學會了在「自我否定」的浪潮洶湧而來時，能夠給自己套上救生圈，或者接下身邊人拋下的繩，一點一點游到岸邊，然後喘一口氣，告訴自己，其實沒那麼可怕。

我覺得，項飆提出的這組關於上進心的論述，對我來說也是某種「救生圈」或是「繩」，讓我可以找到某種方式重新講述那心底里焦慮和不安的過程，看清到底是什麼在侵蝕著個體的身心。我記得，前段時間我去看醫生，她跟我說，我的體質可能是免疫系統在自己攻擊自己。「你要真正地開心。真正的開心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自己都接納自己，自己都是好的。當你的身體感受到你真心喜歡你自己的時候，或許身體會開始改變它的運作模式。」

我聽完，一下子鼻頭就酸了。我把這段話分享給我另一位同樣對自己要求很苛刻的女性朋友，她在電話另一頭也是即刻淚目。我想這是身體下意識的反應，那些因自我否定、懷疑和苛刻而積攢下的委屈，在被看見和理解之後得到了某種程度的釋放。

對這種基於否定、對抗、競爭的上進心，項飆有很鮮明的批判態度——它是不可持續的。如果不能夠以這種方式上進，除了躺平或是45度人生，我們還可以有什麼選擇？

在港大和港中大這兩場講座中，我想我聽到項飆指出的方向是尋找「共同」，無論是共同的群體，還是共同關切的問題(Common concerns)。但這種「共同」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非常落地、實在、可知可感的實踐。我感覺，他希望把我們眼中的自我從一個一個「點」變成可以連在一起的「網」，而在形成「網」的過程中，其中一個具體方式就是構建他所說的「附近」，從自身出發而不局限在自身。

他提到當年他在浙江村做田野調查的時候，他問那裡的溫州人，你們為什麼這麼有上進心、這麼有創業精神？受訪者反問，「我很上進嗎？我之所以在這裡做生意，是因為我有個表兄來了，於是我們一起做事。」這浙江村，原來是個體們在發揮能動性，嘗試營造共同生活的結果。

項飆似乎是欣賞並鼓勵追求這樣很具體的社群(a very concrete community)，在其中你會感覺到一股凝聚力(a sense of solidarity)，這股集體的力量會驅動著你前進。

他講述的這個浙江村案例會讓我想起我父輩們的故事。上世紀90年代，我爸爸二十出頭從江西的某個窮鄉僻壤里出來，南下廣東深圳打拼。那時候鄉下真的太窮了，家裡幾個兄長，在村裡不被人待見，受人欺負，我爸心裡想著，一定要發奮，到時讓村裡人刮目相看。早期他在深圳嘗試過各種事情，後來機緣巧合有一個重慶人教他做麻辣燙，而家裡幾個兄長也陸續來到深圳，他便把這手藝一一傳給他們，做起了街邊攤小生意。做這個麻辣燙非常辛苦，每天起早摸黑，買菜洗菜串菜，熬制湯底，人多的時候，一個人燙菜一個人收錢都忙不過來，還要不時留意城管的動靜，做這個事情往往要出動一家好幾個人一起乾。在外打拼十幾年，賺到了這點辛苦錢，再回老家蓋房子。雖然現在家族里已沒有人再做麻辣燙，我的姑姑伯伯們也到了退休年紀，但回憶起來，他們仍覺得當年那段和家人一起打拼做麻辣燙的日子最值得回味。到今天，我爸內心仍然懷揣著要振興家族的鬥志，他回鄉下修路，為家裡的侄子姪女們考慮打點著在深圳的就業住房的事情，扮演著家長式的角色。每年一到清明、七月半、過年，都願意從深圳開車十來個小時回老家上香祭祖。

我不知道像我父輩們這樣為了家或是家族的生計而奮鬥拼搏的，是不是他們那個時代的大多數？我的腦海裡浮現出每到春運期間鐵路火車站都人滿為患的場景，牽動著他們背井離鄉、走南闖北的，是不是這種鄉土歸根的情懷？引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城鄉翻天覆地變化的源動力之一是否也在於此？

我理解了我爸爸為什麼上進，可是當他用他的邏輯話術來激勵我上進時，我卻是反感的。我想他言下之意是，覺得我不夠好，沒有達到他心目中的某種標準，而這種標準往往是和競爭機制以及社會評價體系掛鈎的。

另一方面，我似乎很難對於抽象空洞的共同體產生崇高的使命感，並不是說我對我的家族成員沒有感情，事實上我對於整理家族口述史和瞭解背後的個人故事很有興趣，但我的這種動力似乎並不是來自於我和其他家族成員所共享的生活目標（我們的生活軌跡非常不一樣），而更多地出於我認為這件事本身是有價值和意義的，這個意義背後或許是，我找到了某種我認識和理解他們的方式，這種理解本身讓我產生了聯結感，而通過書寫，這種聯結感或許可以抵達更多人，這也許也是我為什麼願意花時間寫這篇文章的動力來源？那這種情況屬於項飆所說的ambition with嗎？

其實在翻譯ambition with這個概念的時候，我糾結了很久。在瀏覽網上推送文章的時候，我發現大家對於項飆提出的ambition with這個概念的翻譯不一，例如有「“共進”雄心」、「聯結式野心」，或是「協作型進取心」，我都覺得不是太準確，項飆在演講時用中文把ambition直接譯為「上進心」，繼續沿用這個表述會比較貼合項飆的原意。至於with，因為它在英文當中是介詞，直譯過來是“和……一起”，起初我將它翻譯為「基於共同體的上進心」，但我不是很滿意，因為它好像假定了有一個邊界清晰的固定群體，以及讓我想起了，基於政治、宗教、種族或地域等身份標籤而劃分的共同體，反而容易導致各種衝突和矛盾，這或許不是項飆的本意。後來我看到了阿山的翻譯，我是比較認同的，也就是本文開頭採用的，把ambition with譯作「與共型上進」，把ambition against譯作「對立型上進」。我的理解是，這兩個介詞with和against其實表明的是對外的兩種不同姿態和實踐——在努力前行的路上，我是讓這條路變寬，有空間編織和他人互動分享的關係，還是讓這條路變窄，把其他人都排除在外，只剩下這個自己，最後甚至連自己都不放過。

在「與共」(with) 的路上，我相信會有多種形態的關係產生，或邊界清晰，或鬆散連接，或相互纏繞…… 和親人，和朋友，和網友，和萍水相逢的人，和不認識的人…… 尤其當家庭不再是「與共」的唯一陣地，編織更多元的「與共」關係或網絡，似乎是這個時代更明智的選擇，讓我們的上進心和生命力在多個維度和場域都得以伸展；這或許也讓我們的意義感更具韌性，不至於在一段關係失效的時候，無處投身(fall back)，因為總會有網兜著你。

在解讀和延伸項飆這組概念的時候，我習慣用視覺思維去想象，或者說，項飆提出的很多概念本身都帶有視覺思維，像是「附近」這個概念就很有空間感。但是，項飆所勾勒的這種空間感似乎只是向水平緯度拓展，而且這種拓展似乎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性。

前段時間讀「四開」出的雜誌《你從哪個「地方」來？》，我記得讀到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段義孚的一個觀點令我印象深刻。他認為，從前現代到現代時期的轉變是——我們不再關注自己在垂直宇宙序列中的位置，而更多地關注自己在水平世界中的身份和地位。在垂直序列中，人能夠找到在茫茫宇宙中的精神歸屬和根基，譬如上帝、老天、祖宗。但現代性一方面把我們從這種序列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也將我們拋擲在了這樣一個平鋪在眼前的地球表面，任何人都似乎可以流動到任何地方，不管是城市、工作、身份地位。我們思考的問題隨即從「我如何在老天的安排中定位」，變成「我如何在當下這個社會定位」，但這種社會定位是需要不斷地爭取和交換的，因此也讓人變得焦慮、失根和流散。

不過這種從垂直到水平的轉變是否是徹底的，我還保留餘地。因為我自己的觀察是，身邊越來越多人開始玩「玄學」，像是塔羅、八字等等，人們似乎是越來越渴望在垂直序列上有更高的力量在指引人生的方向，而這種渴望也來自於在水平世界中的迷茫——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作出選擇，甚至是否存在這些選擇也是未知的。通過將「命」以某種方式呈現在眼前時，它似乎也在某種程度上讓人感覺到，人生是可以被掌控的。倘若可以「認命」的話，至少會讓人心裡有一種安定感。這種心態和近幾年流行的躺平，似乎是契合的。但這種玄學論述的背後，我感覺也不可避免帶著某種程度上的成功學，主要關心的仍然是微觀個體如何在水平世界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職業、伴侶、住房等等——所謂個體的命運走向。

我想向項飆提出的疑問是，他怎麼看待這種前行的方向性？我們在水平世界中游走，即便是用「與共」（with）的方式上進，它依然涉及到一個方向性的問題。他是怎麼理解段義孚所說的，從垂直向水平的轉變？「與共型上進」是否只關注過程和方式而不關注結果和方向呢？我們還需要宏大敘事來統領這個方向嗎？

回顧歷史，至少自19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長達兩個多世紀的「不認命」以及「追求進步」，而且這種上進心背後有鮮明的集體性和方向性。但項飆認為，這種具有現代形式的「上進心」是非常近期的現象，在傳統儒釋道影響下的中國社會，其實並不太「上進」。項飆在演講中大致梳理了這段時期「上進心」的變化，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自鴉片戰爭開始，以五四運動的精神為主導，由精英和知識分子倡導的，帶有強烈救國情懷，激進地否定自身文化傳統，以「新」驅「舊」，尋求國家的「進步」。第二個階段則是1950至1980計劃經濟時期，「上進心」不再只是局限在精英階層，而是拓展到了每一個普通民眾，在國家主導的集體生活下，為集體和國家追求進步。這種集體主義到了改革開放初期，也就是第三個階段，開始逐漸消退，除了農村還保留著相對集體的生活形態。在這個時期，生活幾乎全面商品化，個體需要通過努力工作賺錢來獲得物質層面的保障，個體的進取心往往會被公司企業以集體的意識形態攫取。（關於這部分的分享詳情，大家有興趣可以繼續看阿山整理的這篇項飆｜有「上進心」，從來都是件好事嗎？）

在這裡，我想項飆給予了一種歷史的維度去理解我們目前所處的境況。在中國社會，我們的「上進心」經歷了以集體為中心到以個人為中心的轉變。在「上進心」的方向性這件事上，知識分子、國家、公司企業都曾經乃至繼續以不同程度的影響力在主導著社會主流。我感覺，或許我們正在經歷著第四個階段，普通人通過「躺平」對「對立型上進」進行祛魅和抵制之後，繼續在日常中慢慢探索如何構建更可持續的「與共型上進」，這個過程中，可能「與共」的網絡不會像此前那樣單一龐大，而是更多元、分散和交織。

寫到最後，我想感謝項飆，他讓我看到作為學者的另一種範式，或者準確地說，一種可能的理想範式。他對於自己作為學者的定位是，為公眾提供更好用的分析和理論工具，讓普通個體有抓手可以更好地為自己的生活作出思考和理解。而這篇文章，則是我作為普通個體，試圖運用他的理論工具，重新審視和咀嚼自己的生命體驗。我想我會繼續「上進」，以「與共」而非「對立」的姿態，在其中做一些持續的、哪怕是小的嘗試、反思，並保持開放和對外互動。我也期待項飆繼續構建更多的理論工具，或許在「與共」的方向性上，可以給予我們更具體的參考。

這次就寫到這裡，以上。

本文亦發佈在公眾號「呆貓說」项飙香港演讲后，我的启发和疑问

如果想知道項飆演講的實錄，推薦看公眾號「阿山的精神自留地」項飆｜今天，我們還「應該」上進嗎？

插圖來源：《愛因斯坦的夢》（人民文學出版社）

Special thanks: 怡君、吳正老師、Zoe S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