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象天子（八）袁世凯最后的退路（下）》

如果事情停在十月初，梁士诒五月所得的经验完全说得通。日本可以周旋。英国甚至愿意支持。原来的路当然还可以继续。真正的变化在十月中旬以后。日本换了外务大臣。[1] 陆宗舆从东京发来的电报，语气一封比一封重。北京起初仍在分辨：大隈究竟怎么想，元老怎么想，政友会怎么想，日本报纸又怎样写。

润生后来才越来越清楚，问题已经不是哪个日本政治家私下说了什么。东京开始形成政府层面的政策。十月十四日，日本内阁决定正式干预中国国体问题。从这一天起，九月那些好话就必须重新估价。接着便是十月二十八日。

小幡酉吉、朱尔典、俄国公使库朋斯齐一同到外交部。这一次不是私下谈话，也不是赏月席上的表示，是正式劝告，甚至是警告。日本先说，英国、俄国随后附和。正式文字写得很谨慎。它甚至称赞袁世凯平乱、维持中国秩序有功。没有说中国永远不得实行君主制，更没有写袁世凯不得做皇帝。理由全部放在 “时机” 上：欧洲战争正在进行，中国若此时改国体，可能引起国内纷乱，影响东亚和平与列强利益，因此请暂缓。[2]

陆征祥把这一段说完，杨度才开口。他没有逐句追问，只把十月二十八日那份记录拿起来重新看了一遍。照纸面意思，日本反的是 “现在”，并不是君宪本身。英国参加劝告，不能把十月二日朱尔典的态度抹掉。杨度仍旧认为，原来的路只是更险，并没有断。“如果北京自己因为一纸劝告便认定袁氏帝制不能再走，未免把外国人的话听得太重。”

陆征祥没有立刻反驳。他把十月二十八日的正式记录放到一边。然后把陆宗舆从东京发来的几封密电压到上面。

袁世凯一直没有说话。这时，他的手指在那几封电报上轻轻点了一下。

陆征祥明白。这一次问的不是照会，问的是东京真正的意思。

于是陆征祥把最后一层说了出来。正式劝告拿 “国体” “时机” “治安” 做理由，可润生后来越来越不信这只是时机问题。

二十一条交涉以后，日本已经看见袁世凯的一套办法：利用日本元老、利用英国、利用美国、利用国际舆论。把东京原来想独断的东亚事务变成国际问题。在东京强硬派眼里，这样的袁世凯对日本是不友好的。

陆征祥说得很慢。

就在这时，外面有人敲门。外交部送来一个封好的纸袋。是润田（曹汝霖）叫人送来的日本报纸译电和使馆方面的消息摘要。说请总长过目。陆征祥接过来，没有马上拆。

润田留在外交部，日日应付日本使馆；[3] 润生人在东京，看的是日本朝野。两边的判断，正在逐渐靠到一起。

陆征祥把那份正式的外交劝告移到一边，又把润生从东京来的几封密电压在上面。“若只看劝告的这张纸，是国体，是时机，是怕中国生乱。”

他停了一下。“可把润生这些电报连起来看——” “公文上拦的是国体。” “东京真正要压的，是大总统。”

屋里没有声音。

陆征祥又补了一句：“润生现在是这样判断。同润田那边的看法，越来越接近。” [4]陆征祥把这层意思说得更直接。“五月的办法成功过一次。所以我们后来才更容易相信，十月还能照五月的办法过去。”

梁士诒听完，没有马上答。重新看向桌上的几组文件。回想自己方才对二十一条交涉的判断。五月那一仗，北京确实办得不错。陆总长说的不错。到了十月，欧洲战争拖得越久，日本在东亚的位置越重；而原本可以拿来牵制日本的英国、俄国，越来越不愿意为了中国的利益同日本翻脸。

过了一会儿，袁克定才低声说了一句：“若换成宣统就可以吗？”

没有人能够回答。

十月初，英国方面，朱尔典已经给过一个并不乐观的判断。

陆征祥只是把那一天的记录重新放到最上面。宣统不是一张已经拿到手的外国通行证。今天能够确定的，只是原先那张写着 “袁世凯” 的通行证，已经没有九月、十月初看

起来那么稳。

※

屋里的电灯已经亮了。窗外最后一点天光退尽，桌上的几组文件反倒看得更清楚。

梁士诒看了许久。“其实上个月，咱们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

袁世凯抬起眼。

“参战。” 梁士诒说完这两个字，没有马上往下讲。

桌上那些几个月的外交文件还摊着。陆征祥刚才把日本怎样从二十一条一路走到第一次劝告重新讲了一遍，就是为了让屋里的人明白：五月那套办法之所以能用，是因为北京以其他列强限制日本。

梁士诒现在想说的是，怎样还能继续以夷制夷。他把十月二十八日的那份记录往旁边推了推。“日本现在能带着英国、俄国一起来，是因为欧洲的仗还在那里打。”

梁士诒没有把参战说成一件新主意。这条路已经走了一个多月。

十一月初，北京曾经向英国表示：若由英、法、俄出面邀请，中国可以站到协约国一边，对德参战。话不能由中国自己先跑去东京说，更不能叫日本以为这是北京拿参战去威胁它；最好由英国等国提出，让事情看起来首先是协约国的需要。

朱尔典知道这个意思。伦敦也知道。

梁士诒尤其记得，英国人那时真正缺的并不是几句中国的外交声明。他们缺枪。俄国更缺。欧洲战场把军火消耗得太快，英国人这一年甚至在中国四处找可以运出去的枪械。巴克斯那一路后来越看越不可靠；可英国人要军火这件事是真的。梁士诒自己经手了那批枪，才有了谈的余地。[5]梁士诒的意思并不复杂。只要中国仍是一个中立国，英国衡量中国和日本，首先想到的还是谁对欧洲战争更有用。日本已经是英国的盟国，作为协约国打了德国，还占了青岛，而中国还在战外。

他继续分析。若中国正式参战，事情会跟着变。中国可以清理在华德国势力，可以提供物资，可以帮协约国分担一部分远东事务。更重要的是，中国从一个局外的中立国，变成同英国、法国、俄国站在一边的参战国。

到了那一步，英国处理中国问题时，就很难只先问日本。

今天日本能够把自己说成东亚这一边替协约国出力最多的国家；中国若也出力，打赢了仗，将来在欧洲人面前便多了一个正式的位置。山东和青岛的事情就好说了。

梁士诒没有把 “战后和会” 这几个字说得太响。可屋里的人都听得出来：参战如果办成，受影响最大的，恰恰是日本现在刚刚取得的东亚霸主位置。[6]陆征祥没有打断他，自己又何尝不想把事情往那个方向推。可是……

梁士诒讲完以后，他才把手边一封近日电报翻过来。

“这条路原本是有道理。” 陆征祥说。“英国确实动过心。”

如果还是在十一月中旬，局面颇值得一试。英、法、俄需要中国。中国参战正好给伦敦一个重新把北京拉近自己的理由。

他说到英国时，语气比说日本还要慢。伦敦不愿日本一家独占中国，这一点没有变。英国在中国的贸易、长江流域的利益，都不愿意看日本一家独大。朱尔典本人对袁世凯的看法，同十月初相比，应该没有翻过来。可是，变化的是欧洲战局变了。英国的局势越来越差，就越来越需要日本这个盟友。俄国需要远东安定。法国更没有余力为了中国问题单独同东京顶起来。

十一月底，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已经把话说得相当明白：英国可以单独在中国做普通的军火买卖；可事情一旦具有政治性质，伦敦不会绕过日本，单独同北京继续谈下去。[7]

梁士诒听着听着，眉头慢慢皱起来。外交方面他听到一些，毕竟不如陆总长那么熟悉。

陆征祥没有把这句话说成英国已经完全倒向日本。伦敦内部对此并不舒服。英国外交官有人觉得，日本事事先算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弄得英日同盟越来越难看。可不舒服归不舒服。欧洲的仗一天不停，英国便一天不愿为了中国把日本真正推到对面去。这才是麻烦。

想借英国来制日本。日本看见了，必须先把中国参战这一条堵住。

陆征祥终于把冷水泼出来。手里拿起十二月六日的电报，又慢慢放下。“三天前，东京已经把话说绝了。” 日本不同意中国参战。英、法、俄虽然愿意，事情还是被压了下来。[8]

屋里安静下来。

梁士诒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日本挡一次，未必以后次次都挡得住。”

没有人反驳。他说的有道理，但道理归道理。这条路今天就是没有走通。今天没有走通，意味着恢复君主立宪的路更坎坷了。

英国今天向日本让，是欧洲的仗逼出来的。欧洲不会永远这样。伦敦不愿日本一家独占中国，不会因为一次退让便消失。只要协约国仍然需要人、需要枪、需要物资，中国手里就还有可以换的东西。

“至少还可以再尝试推进吧。” 梁士诒还是拒绝把这条路现在堵死。

杨度也不甘心，到这里才开口。“外国的局面是会变的。今年是这个样子，明年未必还是。” 他没有谈枪，没有谈英国外交部，只问一个更长远的问题。既然参战仍有可能，欧洲战局也还会变，那么日本今天施加的压力究竟会维持多久，没人知道。

杨度看了看桌上关于宣统的那几份旧记录。“皇统若换了，却不是等欧洲的仗缓一缓，再换回来那么容易。” 说完，他没有再展开，意思已经够清楚。

陆征祥没有争。他本人当然是纠结的。恢复帝制这件事他并不热心，但他相信袁世凯有能力，可以把中国组织起来。

宣统不一定能解开外交问题。朱尔典两个月前已经明确表示过疑虑。日本对袁世凯本人的敌意正在加重。换掉袁世凯这个君主人选，也许能改变一部分问题。至于能改变多少，还没人问出答案。

梁士诒忽然道：“还有时间吗？” 他所谓的时间，是再去探英国，再把参战这条线重新拨一拨，再看看欧洲会不会出现新的需要。

陆征祥却没有顺着这句话往下。他从公文袋最里面抽出一张较早的电报。“若说时间，我正要提醒诸位一件事。”

一个多月以前，润生（陆宗舆）从东京来的消息。第一次劝告以后，北京没有答应停办帝制，只保证能够维持治安。日本并不满意。十一月三日，陆宗舆报告，日本外务省在预备 “第二警告”，海上也有动静；当天石井菊次郎已表示对北京的答复 “殊深遗憾”，随后几日态度更趋强硬，甚至说若中国数月内仍行帝制，日本国内会认为中国政府是在“欺侮” 日本。[10] 北京十一月间不得不向各国解释：国体即便决定，真正举行大典还需要筹办，本年内不会立即实行。

后来又恰好插进中国参战的问题。英、法、俄同日本意见分开，第二次外交劝告就继续悬着。现在，参战这条路被日本堵了。

陆征祥把自己的判断说出来：“可能还会有新的照会劝告，怕是不会再压很久。”

这句话让屋里的气氛沉了下去。

梁士诒刚才问 “还有时间”。现在所有人都开始重新计算这个 “还有” 究竟有几天。[11]袁世凯从刚才开始就没有说话。

陆征祥把十一月那张电报放到十月二十八日的劝告旁边。两张纸隔了一个多月。现在看起来却像前后两步。

袁世凯用手指点了一下桌面。

陆征祥继续说下去。“上一次是三国：日本、英国、俄国。” 法国后来跟了，意大利也来了话。日本若重新推动，五个国家会不会一起 “劝告”，没有把握。

他说得很谨慎。

※

屋里的电灯已经亮了很久。窗外完全黑了。

那些外交文件旁边，现在又多了一叠参战材料。谁也没有再去整理。

过了片刻，阮忠枢开口。他这一晚说得很少。外交上的这些曲折，不是他的长处。可听到这里，他仍没有改变下午的那个判断。“若只论眼下怎么把局面接住，” 他说，“我还是觉得宣统稳些。”

他说完便停了。没有再重复幼主、军队、财政那一套。

那些话下午已经说过。这里所谓 “稳”，屋里每个人都知道指什么。

日本真正针对的如果是袁世凯本人，那么换一个本来就存在的皇统，至少值得再谈谈。而且宣统也可以分走一些国内反对的声音，张勋就可以争取过来。

袁世凯这次没有像先前那样沉默很久。语气也很平。“还是要看看日本的态度。”

他说完想了一下。“对了，还有英国的。” 然后看向陆征祥。

陆征祥轻轻点头，他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去做。

袁世凯又道：“报馆那边，可以先放一点话，看看外头怎么接。” 他说完，看向杨度。

杨度没有立刻应。八月那一回同样是先放话出去，看外头怎么接。那一次放的是君宪该归谁。

袁世凯补充道，“只说君宪是不是一定要另造新朝，旧皇统同新宪法能不能放在一起。”

杨度明白。看报馆怎么接，看士绅怎么说，也看外国使馆会不会马上有反应。

还是八月那一副办法。只是这一回要放出去的，正是他八月曾经反对的那一面。

杨度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袁克定从阮忠枢说 “宣统稳些” 以后，脸色就一直不好，到这时终于忍不住。“父亲。”

袁世凯看向他。

袁克定道：“今日这些人肯推父亲，明年又是什么局面，谁知道？” 这一句说得比前面任何一句都急。

袁世凯的脸一下沉了。“我明年就死了么？”

屋里顿时没了声音。连袁克定也愣了一下。

袁世凯瞪着他。“你急什么。”

他说完便把目光移开。没有继续训斥。那两句话把儿子硬生生压了回去。

谁都没有接这个话头。

※

窗外早已黑透。西边那一点新月也早落了，只剩院子里树枝的影子偶尔被风吹到窗上。屋里的电灯亮了许久，茶添过几回。

袁世凯看了看众人。“今天就到这里吧。文件留下。”

众人没人再说什么。

陆征祥先把自己的公文袋合上，梁士诒站了起来，杨度、阮忠枢随后起身。袁克定还像是想留下，袁世凯没有看他，他只得跟着众人一道出去。

门开了又关。

方才坐满人的屋子一下空下来。

侍从这才进来收拾。

茶碗已经凉了。桌上却还铺得到处都是纸：参战的，东京来的，第一次劝告的，各省推戴的。侍从伸手，正要把靠边的几份先收拢。

袁世凯道：“留在那里。”

侍从的手停住，应了一声，退了出去。

屋里只剩他一个人。

桌上的纸，一张也没动。袁世凯看了一会儿，忽然轻轻笑了一声，像是在笑自己。

“戊戌那年，我倒是决断得很。”

这句话只在心里转了一下。

“年纪大了，锐气也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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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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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1915 年 8 月加藤高明辞去外相后，大隈一度兼任外相；到 10 月 13 日石井菊次郎出任外务大臣。 1915 年 10 月 28 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幡酉吉、英国公使朱尔典、俄国公使库朋斯齐共同到中国外交部，由 日方首先提出延期变更国体的正式 “劝告”，英、俄依本国训令表示附和。日方公开理由是仓促改制可能引发内乱并 危及东亚和平，要求中国 “暂缓”，而非原则上永久否定君主制。参见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5, Document 58。

[2] 1915 年 10 月 28 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幡酉吉、英国公使朱尔典、俄国公使库朋斯齐共同到中国外交部，由日方首先提出延期变更国体的正式“劝告”，英、俄依本国训令表示附和。日方公开理由是仓促改制可能引发内乱并危及东亚和平，要求中国“暂缓”，而非原则上永久否定君主制。参见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5,Document 58。

[3] 曹汝霖时任外交次长，是 1915 年北京政府处理中日交涉的主要人员之一，并长期直接与日本驻华使馆人员往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外交部档案中，1915 年 10 月《间岛协约事》即有 “次长会晤日本小幡代使” 的问答记 录（馆藏号 03-33-033-01-017、03-33-033-01-022） ；同年 11 月《日人往锦州居住事》亦记曹汝霖会晤日本临时代 理公使小幡酉吉（馆藏号 03-33-005-01-028） 。

[4] 唐启华依据中、日、英多方档案及陆宗舆密电指出，1915 年秋日本对洪宪帝制的干预逐渐超出对 “国体变更是否 引起内乱” 的表面理由，越来越带有针对袁世凯本人及其强化中国中央权力的战略疑虑。日本内部仍存在利用袁、反 袁等不同意见，但陆宗舆在东京已不断警告北京，日本政策正在转向不利于袁本人。本文将这一判断凝练为 “公文上 拦的是国体，东京真正要压的是大总统”，属于人物依据当时情报所作判断，而非日本正式外交文件的自我表述。参 见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第三章及结论。

[5] 1915 年英国及俄国因欧洲战争大量需要军火，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参与在中国秘密采购武器，其中英国汉学 家兼军火中间人巴克斯（Edmund Backhouse）主持的一路后来被证明多有虚构；与此同时，梁士诒亦曾经手向协 约国提供约一万四千支步枪等军火事项。Peter Lowe 据英国外交部档案指出，协约国对中国参战发生兴趣，与俄国 急缺武器、中国可能提供军火及对德行动均有关系；同时明确记载梁士诒曾向朱尔典表示，中国愿意配合处理德国问 题，但希望由协约国自行向日本提出，不要让中国直接承担对日交涉。参见 Peter Lowe, “Great Britain, Japan and the Fall of Yuan Shih-K’ai, 1915–1916,”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13, no. 4 (1970), pp. 706–720，尤见其引 P.R.O. F.O. 371/2340, Jordan to Grey, 15 November 1915；另参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7。

[6] 1915 年 11 月，中国方面再次试探参加协约国作战。11 月 6 日前后，北京向英国表示，若英、法、俄出面邀请，中国 愿意参加对德战争；英、法、俄对此有兴趣，日本则坚决反对。日本反对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担心中国成为正式参战 国后取得协约国身份、增强军政实力，并在战后和会上对山东等问题拥有更有利的发言位置。Bertrand Russell 后来 概括，日本既敌视袁世凯，也担心中国一旦成为协约国成员便获得列强保护。参见 Peter Lowe, “Great Britain, Japan and the Fall of Yuan Shih-K’ai”; Madeleine Chi, China Diplomacy, 1914–191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70, ch. 5；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

[7] 1915 年 11 月 27 日，英国外交大臣 Edward Grey 指示驻日大使，应向日本外务省说明：英国并未考虑同中国 结盟，并且 “除同日本协商外，无意与中国进行任何政治性质的谈判”；文件同时区分了私人购买枪械等商业事项与政治性谈判，称后者英国一直拒绝在缺少日本合作的情况下继续在北京讨论。原件收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上卷，今可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GRIPS “The World and Japan” Database, “Memorandum of U.K. Foreign Secretary on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U.K.,” 27 November 1915；Peter Lowe 亦据英国外交部 F.O. 371 档案详论此一转折。

[8] 1915 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初，英、法、俄推动中国参加协约国作战，日本强烈反对。唐启华据英、日档案指出， 日本将中国参战视为对其在华特殊地位的威胁；在英国因欧洲战局而日益依赖日本的情况下，伦敦最终向东京妥协。 1915 年 12 月 6 日前后，日本正式通知英、法、俄，不赞成中国参战。参见唐启华： 《洪宪帝制外交》相关章节；Peter Lowe, “Great Britain, Japan and the Fall of Yuan Shih-K’ai”;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东亚秩序的变迁” 所引唐启华研 究。本文人物所说 “六日，东京已经把话说了”，指北京在 12 月 8—9 日前后已经能够获知日本否决参战方案的大体 结果。

[9] 地安门外大街清代已是皇城北面的重要商业街，民国时期沿街有肉市、菜市、古玩市等，并分布茶馆、饭庄、书 。正文不指定 铺、钱庄等业态。参见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地安门外大街复兴计划，再现古都繁华商业街》 有确切店名的茶馆，以免把无法核实到 1915 年的个别商户营业状况写死。

[10] 1915 年 11 月 3 日，驻日本公使陆宗舆自东京报告，日本 “海军已有二舰南行，外务省已预备第二警告，为借 口出兵保护之准备”；同日他会见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石井对中国政府拒绝明确延缓帝制 “殊深遗憾”，并称日 本政府将 “另作计议”。随后石井再次向陆宗舆严词表示，如中国数月内仍实行帝制，日本国内将认为中国政府有 “欺 侮” 日本政府之嫌。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下册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相关章 节，其中据陆宗舆驻日电报记载上述内容；同时可参《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四年第二册有关 “袁世凯帝制计划” 文件。

[11] 北京于 11 月 9 日前后表示本年内暂不实行改制，11 日又向有关列强解释大典尚需筹备。其后英、法、俄与日本 因中国参战问题出现分歧，第二次集体施压暂缓。现实历史中，12 月 15 日下午，日、英、俄、法、意五国驻华代表 同赴外交部，再次就国体问题表示态度。故本文设定在 12 月 9 日的会议中，让陆征祥判断 “第二次劝告不会再压很 久”，有当时已经存在的东京警告和外交态势作依据；演绎中的人物并不知道 12 月 15 日这一确切日期。参见《中华 民国史》第一卷下册有关洪宪帝制章节；《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四年第二册；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