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病根和药方：钱不是没有，是没往该去的地方去

一、先看清楚病在哪

7月的经济数据出来了，一句话概括：出口在硬撑，内需在真实地垮下去。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月单月同比只涨了0.6%，扣掉物价因素，基本等于没涨。房地产开发投资，1—7月同比跌了19.2%，新开工面积跌了24%。失业率回到5.2%，可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还有48.2小时——一边是有活干的人在拼命加班，一边是找不到活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就业市场该有的样子。

汽车这块最能说明问题。整体零售同比跌了17%，可拆开看，燃油车零售跌了41%（纯燃油车跌44%），新能源车只跌了3.9%。真正撑住场面的，是出口——新能源车产量涨了29.9%，可国内零售没跟上，多出来的车，是被卖到海外去了。7月乘用车厂商批发同比增速比零售高出20.7个百分点，这个缺口，全靠出口暴增填上。

这说明什么？中国的产能、技术，没有问题，甚至在变强；出问题的，是国内老百姓不敢花钱。

靠出口硬扛，这条路也快走到头了。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欧盟从2024年10月起对中国电动车征收5年期反补贴税，最高35.3%。中国车企靠绕道（燃油混动车型不在关税范围内）、靠海外建厂本地化生产，暂时扛住了，可欧盟已经在酝酿更狠的一招——2026年推出的《产业加速法案》，直接把中国排除在”可信赖伙伴”名单之外，这已经不是加税这么简单，是从根子上把你排除在游戏规则外面。中国自己也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长，今年4月已经把新能源车电池出口退税从9%降到6%，2027年准备降到0%，官方说法是”防止内卷外化”。

一句话：出口这条腿，靠的是别人家的需求，不是自己家的需求，撑不了太久。

二、药方：先说招

第一招，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充实社保基金本身。先说现状：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经达到10.7亿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率突破95%——覆盖面这一层，其实已经铺得很广了。真正的短板，在替代率，而且替代率这件事，不能只看一个笼统的平均数，得拆开看——中国的养老金，实际上是三条并不相通的轨道。机关事业单位这一条，替代率大约80%（2025年机关事业单位平均月养老金6580元，企业职工只有3720元，差了近一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这一条，官方定的目标替代率是58.5%到59.2%，实际测算下来，社会平均替代率大约40%；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一条——覆盖的正是灵活就业者、无业人员、农村居民这批人——替代率低得惊人，长期不超过10%，城镇居民甚至不到4.5%。三条轨道，差出去的不是一星半点，是一个数量级的落差。而且这不是新问题，2014年养老金”并轨”改革之后，这个差距也没有真正缩小。

覆盖面广、内部落差大，这两条摆在一起，正是这张网目前最真实的样子。更扎心的是，这不是一个小群体的问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38亿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35亿人，两者几乎对半分，城乡居民这一头，恰恰是人数上的大头，占全国10.7亿参保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可2024年，人均月养老金——企业退休职工大约3200元，机关事业单位6000元以上，城乡居民只有246元。同样是一份保障，落在不同轨道上的人身上，差距悬殊。这不是网眼稀疏的问题，是这张网，压根没有真正兜住整整一半的人。同样是养老，落进哪条轨道，不是运气好坏，是户籍和身份决定的——城镇职工、机关事业单位、城乡居民，三条并行的制度，从设计上，就没有打算给出同一份保障。这里要说清楚一层：这几个数字，是按缴费满30年、35年这种理想化模型算出来的，不是真实退休人员的总体平均值——真实人群里，不是人人都缴满这个年限，真实平均替代率，只会更低。但即便按同样的模型口径比，中国企业职工这一头（官方测算同样是按35年缴费年限这个假设算的），45%左右，跟台湾劳保年金（工龄满30年这个假设条件下，替代率46.5%，加上劳退，个人合计能到六成以上）、跟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由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这三十多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组成，是国际上常用的经济政策参照系）国家平均替代率42.2%左右，也差得不算太远；可城乡居民这一半人口，替代率不到10%，这才是真正拉开差距的地方——不是跟世界比谁高谁低，是自己家里，一半人够得上世界水平，另一半人，差着一个数量级。改革开放快五十年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这个现状，说不过去。把钱注入养老、医疗、失业这三张网，把替代率、大病报销比例、失业保险覆盖面，实打实地提高，尤其要把力气用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条最薄弱的轨道上。这不是消费刺激的第一步，是消费刺激能不能真正生效的地基。老百姓不是不想花钱，是不敢花，根子在于对未来养老、看病这些大额支出心里没底。社保这张网织得越密、越可信，老百姓才敢把攥在手里防身的存款，真正拿出来花。这条不做实，后面几条具体手段，效果都要打折扣。

这里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账，值得说清楚。中国企业缴纳的养老、失业保险，大约占工资额的22%，美国企业只有6.2%，这是中美企业税负差距最大的一块。为了提高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应当减轻企业社保负担——这个方向不是不能想，但现实是缺口太大，不是别的办法能轻易完全弥补得了的：2024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8.2万亿元，企业缴费贡献了大约5万亿元，降到6.2%，意味着每年凭空少掉3.5万亿到4万亿元——而且是年年都要重新填的窟窿，不是国企利润上缴、国资划转这类一次性存量渠道能比的。所以更现实的做法是，不去动企业这头的负担，当务之急，是国家自己先多掏钱，把社保基金充实起来，把全体人民的养老金替代率提高起来，提到和世界主要国家相近的水平。（企业社保缴费该不该降，留到后面单独一篇再展开。）

第二招，国企员工涨工资。能避开发放渠道的技术障碍——走的是现成的工资系统，也确实对国企留住人才、提升竞争力有直接好处。

第三招，扩大义务教育到高中，加大教育投入。这条有现成的财政数据支撑：2024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6.89万亿元，比2016年（那一年义务教育单项投入1.66万亿元）已经涨了好几倍。把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估算新增成本是几千亿元级别，跟前面几条资金池比，是完全承受得起的规模。而且这不是空谈——国务院已经正式提出”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2025年底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已经突破92%，剩下的主要是”要不要免费”这一个财政决心问题。

把这三招真正做实、做到位，就已经很不错了，不必再贪多。

接下来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三、根子问题：不是没钱，是钱走错了方向

先说结论：中国不缺钱，缺的是把钱导向消费端的决心。

国企利润上缴这一块，2026年最新数字是：烟草、石油石化、电力这类资源型央企上缴比例已经提到35%（2023年才25%），一般竞争型企业提到30%，中央层面一年多收了大约1650亿元。可官方文件写得很直白，这笔钱大部分”用于支持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说白了，钱又转回去继续扩产能了，没有转给社保、转给老百姓。这就是问题所在：上缴比例在涨，花钱的方向却没变。

国资划转社保基金这一块，2017年就启动了，中央层面已经划转93家央企、14家央企金融机构的10%股权，到账1.68万亿元。可这只是理论上限的一小部分——全国国有企业净资产109.4万亿元，加上国有金融资本33.9万亿元，按10%的比例算，理论上限接近14万亿元，已经到账的只占这个上限的12%左右，地方层面的划转进度，比中央慢得多。

特别国债这一块，2026年中央财政新增国债6.69万亿元，是一个真正的大池子。可这笔钱现在主要投向基建和产业，真正该做的，是让它大比例掉头，转向社保和消费端。

还有一个办法，是国有股定向转让给战略投资者。国有资产的净值规模——扣掉负债之后真正属于国家的净资产，企业类109.4万亿元，加金融类33.9万亿元，合计接近140万亿元；国有上市公司在A股的市值，大约60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123万亿元的接近一半。这是一个足够大的池子，把其中一部分定向协议转让给战略投资者，不经过公开市场抛售，是可行的。中东主权财富基金（沙特公共投资基金、阿布扎比投资局）、新加坡的淡马锡和GIC，这几家政治敏感度相对低、长期资金规模庞大，是可以考虑的对象。如果执行得当——定价公允、资金专项流向社保、分批渐进——这条路甚至可能被市场解读成利好：是在改善国企治理，不是国家缺钱要跑路。美国的贝莱德、高盛这类机构，理论上也有能力接盘，但现在时机不是最佳：美国国会正在向本国金融机构施压，要求它们减少对中国”黑名单企业”的投资，方向跟这个方案正好相反；中国这边，把核心资产的话语权交给美国资本，在当下的地缘政治环境里，阻力也不小。不过也要说清楚，2026年5月特朗普已经正式访华，习近平提出要把2026年做成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年份”，双方元首层面的接触很密集，具体的经贸细节，未必没有谈判空间，只是眼下不是最容易推的方向。

这条路走的时候，有一个坑必须绕开。2001年，中国试过一次”国有股减持”，想筹钱补社保，结果是一场灾难——政策一出，股市两天内开始跌，四个月蒸发1000亿市值，被迫紧急叫停，还引发了后续长达五年、跌幅超过55%的大熊市。根子是当时的做法是在二级市场公开抛售，市场一看供给要暴增，价格必然要跌，于是所有人抢在崩盘前先跑，这份恐慌本身就足以砸出一个大坑。但这不代表这条路走不通，是当年的做法太糙。定向协议转让，跟公开市场抛售，是两回事，不会触发那种供给恐慌——这也是为什么”定价公允、资金专项流向社保、分批渐进”这几条执行细节，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是真正吸取了2001年那次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的安全绳。

地方政府的处境更值得警惕。截至2024年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10.5万亿元（IMF按更宽口径估算高达66万亿元）。地方政府现在的处境，不是”钱不够用”，是”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中央这几年拿出6万亿元帮地方化债，这笔钱是在替地方擦屁股，不是新增给社保的钱。

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口径，中国政府债务合计占GDP的比例大约108%，跟美国联邦政府差不多。拆开看，中央政府债务大约占GDP的20%，地方政府（含隐性债务）占GDP的比例，不同估算口径在87%到108%之间——两头的健康程度，天差地别。这意味着”随便发债就能填社保缺口”这句话说得太乐观了，真正现实的做法，是把已经在借的钱，花的方向调整过来。

（这里插一句：有人可能会问，能不能靠产业政策——政府用补贴、信贷、关税这类手段替市场”选赢家”——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条思路本身弊大于利，具体道理留到专门一篇再展开，这里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把前面几条渠道加起来算一笔账：国企利润上缴新增约1650亿元，出口退税削减省下的百亿级别，两项相加，也就两三千亿元这个量级；国资划转已到账1.68万亿元。可中国全国社保和就业这一项支出，一年就是三万五千亿到四万亿元规模——单看这几项挤出来的存量，占这个总盘子，也就百分之几，撬不动大局。真正能撬动大局的，是另外两条：一条是6.69万亿的特别国债，前提是这笔钱得大比例地从”投基建、投产业”，转向”投社保、投民生”；另一条，是国有股定向转让给战略投资者——140万亿元的国有净资产、60万亿元的A股国有股市值，这才是真正的大池子，哪怕只动用其中一小部分，规模也远超前面那几条零敲碎打的存量渠道。

再看另一头——中国居民存款总额，超过一百万亿元。这才是真正的关键：不是没有钱，是这笔钱攥在老百姓自己手里，不敢花。社保这张网织得越密，这一百万亿里，才会有越多真正流动起来，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

四、真正的结论

这些办法，没有一条是技术上做不到的。方案、路径、现成的先例，今天都摆在这里，查得到，算得清。

真正卡住的，是政治意愿——愿不愿意去动国企利润留存这个既得利益，愿不愿意为了让老百姓真正敢花钱，牺牲一部分眼下看着好看的增长数字。中国领导人说过，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把钱真正花到人民身上，才能打牢这份江山，也才能让经济，真正走上一条良性循环的路。

这几条办法，技术上不难，博士教授专家们早就把方案做出来了。难的从来不是”怎么做”，是”做不做、做到什么程度”。这不是一道数学题，是一道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