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食主義的抵抗方式與中國社會運動的困境

某種程度上這篇文章的靈感來源於前段時間在一個空間參加的關於「酷兒」的討論（雖然我對酷兒理論的了解為零），臨近結束時有一位朋友提到「重要的是未來我們想要走向哪裡」，但我的反應是恰恰是因為我們無法決定這個「走向」以及因為中國的政治環境所導致的抵抗方式的極大局限性，導致我們對於這個未來圖景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力和控制，而「行動空間」的限制導致我們傾向對於概念性的分析和討論。並非這不重要，但行動空間的缺失導致前者概念性的討論呈現某種內卷（involution）的現象。

或許我們可以用全素主義（veganism）的對抗方式來反映中國其它社會議題/運動的困境所在。

素食主義是一個高度強調「行動」也很大程度上基於行動的運動，它是action-based的，拋開需要運用各種各樣渠道來影響政府公共政策（public policies）和立法層面的推動，素食主義對於參與者的劃分只基於對方是一個什麼樣的素食者，是素食（vegetarian），海鮮素（pescatarian），彈性素（flexitarian），全素（vegan）, etc. 且理想情況下並不會因為不同的素食程度而歧視他者，即使對方是肉食者，也不會有類似於「我們要與肉食者割裂」的表述，正因為它必須與外部（non-vegan）產生聯繫並且必須，即使可能存在不情願，對所有人抱持希望。

在中國雖然在公共政策以及立法層面基本上完全沒有任何希望（中國甚至沒有動物保護法），但素食主義作為一個基於行動的運動依然能夠存活，因為它可以是建立在「個體道德實踐」的行動，這依然是「最小綱領素食主義」（參照最小綱領民主體制）。換句話說，即使外部政治環境不存在任何推動的空間，個體依然能夠做出有意義的、有貢獻的行動。這樣型態的運動當然會受到限制的影響而被扭曲，而導致過分將素食主義運動變成對個體對道德譴責（即質問某個個體「你為什麼不吃素」），從而規避了體制性的問題，比如素食的飲食習慣對個體生活可能造成的不便，尤其當社會中結構性地缺少可負擔的、實惠平價的素食餐廳以及有清晰標註食物原料的菜單。但即使是這樣，人們依然必須抱持對他者能夠改變的希望，而非從根本上放棄非素食者人群。

亦即，素食主義作為一種基於「行動」的政治活動，在個體層面依然存在「行動空間」。或者說，雖然如果將吃素[1]（動詞）看作是一個「個體道德實踐」而將之稱作為「最小綱領素食主義」，但「吃素」本身即是素食主義的最終目的（final end），而「最小綱領」之外的訴諸於政府公共政策和立法的種種方法都是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來降低吃素帶來的不便和成本，從而幫助和促進個體、群體、國民最終能夠採用素食主義的生活方式的途徑（means）。換句話說，雖然當外部條件極其受限而無法尋求那些途徑（means）而大大降低了運動本身期望達到的效果時，「吃素」這個行為本身仍然是素食主義行動的核心和目的本身。

中國很多社會問題在一些層面共享同樣的問題，也在一些層面不同。比如歷史上來說，階級問題在1949-76年中將個體和群體「本質化」的問題。這種問題當然與當時中國作為一個毛時代的極權主義政權對「階級」的暴力劃分，以及對各類人群的暴力鎮壓有關，與素食主義相似的是外部政治環境幾乎完全不存在通過法律來緩解階級衝突的結構性渠道，不同的是對個體「扣帽子」的做法幾乎全然剝奪了個體，無論是什麼階級，能夠改變的可能性，無論是通過自我反思還是通過結構性/制度性的方式來或主動或被動改變來緩解階級衝突（比如日本、南韓、臺灣的土地改革政策，雖然不可避免存在強迫性，但暴力程度相對來說比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要低很多）。

76年後階級問題和勞工問題漸漸被迫淡出視野，現今為數不多依然存在公共輿論空間的可能就是「騎手」相關的勞工議題以及部分「女權」議題。這兩個議題當然都受到相當大程度的討論範圍的限制，但在互聯網上還存在討論空間，一方面筆者認為是因為「騎手」在城市生活中高度可見，討論空間也更加偏向勞工與平台經濟（即資本）的衝突，個體的「抵抗/行動空間」類似於素食主義，即「不點/少點外賣」的道德實踐。女權運動在現在的中國也全然失去其政治性，而更加指向個體自身行為以及對於「身份」以及「空間」的高度關注。之於「個體行為」，可以是對於「結婚與否」、「生育與否」、「應對生活中的男性凝視」、「親密關係中的權力關係」的集中討論，並非這些話題的討論不重要或者無價值，而是這些討論的共性都集中於或是個體選擇，或是個體間的權力關係，外部環境全然隱形，比如性教育、親密關係教育普及的缺位（無論是在家庭中還是學校中，學校作為公共領域更加符合我這裡提到的外部環境，但同時也涉及到文化，比如影視和各種具備公共性的文化產品，如果參照臺灣和歐洲國家就會發現公共資助（public funding）對於文化引導和塑造的重要性，體現政府想要什麼樣的公民）；而關於親密關係中權利的保障也全然喪失，無論是家暴法還是性侵害相關的法律設定和執行/執法（這方面我不是很了解），還是三胎政策導致的隱形壓力和權力關係。女權主義中對於「權利」的抗爭恰好在中國完全被迫不可見且被壓制。以上提到的「行動空間」隨即僅限於個體內部或者親密關係內部對於「權力」而非「權利」的探討，可謂是無論是「向上的自由」還是「向下的自由」，都好似是在一扇空門前後來回兜轉（注：並非說關係中的權力關係不重要，也不是說「男性凝視」的問題不嚴重），在某些程度上也是一種內卷（involution）。

「行動空間」不是完全不存在，就像個體對於騎手的勞工問題依然可以以「不參與」來作為一種消極抵抗，以自身不參與這種剝削鏈條來保持自身的道德性（不知道為什麼這句話聽上去像是在諷刺，但不是），可個體的道德實踐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被剝奪了其政治性，就像在中國實踐素食主義；在中國的女權主義行動空間或許在女權五姊妹之後更加縮小，更加傾向於互聯網上對於話題的討論、對某個被觀眾認為是女權主義/女性主義的電影進行批評和分析、對於身份（順性別異性戀男性是否可以成為女權主義者）和空間（全女空間和廁所問題）的討論，而具體的行動似乎只能被迫限於衛生巾/棉條的互助行動以及對一些公益項目的捐助。

中國的勞工（和民族和其它）議題因為政權原因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在輿論空間中也被不可見/禁聲，女權相關的討論雖然擁有一定網絡上的討論空間但也同樣受到極大程度上的限制而只允許部分方向的內容被呈現出來。回到素食主義運動，之所以它能夠在外部條件同樣受限的情況下能夠有限但相對有效地保持（隱性的）抵抗空間，是因為吃素本身作為運動的目的（end）在個體層面依然存在「行動空間」，這種建立在「個體道德實踐」的行動依然可以是「最小綱領素食主義」。相較而言，雖然並不能否定個體和小範圍群體互助在其它社會議題中的行動空間（但這種行動空間是否具備抵抗性質尚且存疑，而可能更多在於群體內部的互相照料和關心），但在那些議題中，人們所爭取權利的對象更多是政府，無論是立法還是通過運動形成對政府執法不力/濫用職權的監督。「目的」本身的不同意味著行動空間在同樣的政治環境下存在不同。

社會運動正是因為運動才得以產生力量和效益，但倘若這些行動空間都不存在或者極其狹窄，或許人們本來可以通過行動來發洩的情緒以及能量都只能導向內部以及傾向於「概念化的討論」和基於抽象概念/身份的共同體而非基於「行動」的共同體，人們對於各種社會議題產生的悲觀和憤怒的情緒也只能發洩在一些替罪羊上，「概念化的討論」也將個體區分成各種各樣的身份標籤，將一些人/群體認同為「運動主體」，而另一部分人即被認為是需要證明自身的、需要警惕的人/群體。

那行動的共同體是什麼樣的呢？就像某個行動的場域，如果我出現在某個環保的活動（比如在某個地方撿垃圾）或者在一個地方參與街頭政治活動或者集會，我相信人們的第一反應或許就是「我們是一個共同體」而不是通過某些抽象概念的討論來「鑒定」對方是否符合某種標準。雖然這些在中國的政治環境都不容易發生，即使發生，人與人之間長年累積的不信任可能也會使這種「在場」的共同體感受和構建打了些許折扣。再者，或許更多的問題是無法用「行動空間」這一單一維度的視角來解釋的，即那些政治體制更加開放且存在更多行動空間的社會可能依然存在以上我所討論的困境，此篇文章的分析角度也在某種程度上浪漫化、理想化了實體的行動空間，好像只要存在足夠的行動空間，抵抗運動本身就不會存在內部分歧和內卷化的傾向，但這暫且不在這篇文章的討論範圍中，我也沒有相關知識儲備來做比較性研究。

總之，以上就是我關於「行動空間」對於中國社會運動發展的影響的一些想法。

[1]: 更加嚴謹的說法應該是「採用全素主義的生活方式」。在這裡為了尋找一個簡短的動詞形式，暫且使用「吃素」一詞來作為簡稱，雖然這有將全素主義生活方式窄化成飲食方式的風險。筆者完全意識到更加嚴格的全素主義生活方式還存在於生活中各個方面都拒絕使用動物製品，比如衣服、鞋子、各類生活用品、家具等。華文翻譯本身也存在某種歧異，即「素食主義」容易讓人誤以為完全只與食物或者飲食相關，雖然很大程度上的確是這樣。雖然如此，「素食主義」和「全素主義」在本文的使用中大致同義，即使嚴格來說存在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