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製造中國：近代中國如何煉成的九個關鍵詞》中國一點都不能少
中國一點都不能少
lingtu／領ㄌㄧㄥˇ土ㄊㄨˇ
二○一八年五月十四日對於蓋璞（Gap）中國公司的經營主管來說，這個星期一就和平常日子一樣地開始，但是不到幾小時，這個快速發展的中國市場，在這個這個擴張中的衣服連鎖店的經營重心，竟然變成一片慌亂。等到大家都快下班時，公司主管被迫發表一份卑躬屈膝的道歉聲明。他們上床睡覺時熱切地希望，已經做到足以化解網路上爆炸的抗議風潮。一件七．九九美元，在一萬一千公里之外暢貨中心所銷售的Ｔ恤無端捲起千堆雪。這個星期一，這些經營主管被狠狠教訓一頓，體會到當代中國對領土的神經質非同小可。
幾個月前，Gap推出一系列恤衫，準備讓顧客展現以家鄉為傲的感情。這批Ｔ恤的正反面印上「中國」、「日本」、「舊金山」和「巴黎」等等字樣。絕大部分的設計圖樣還展現一幅相關國家的國旗。但是中國版卻不一樣，換成了一張地圖。一個眼睛尖銳的中國愛國分子到美、加邊界，加拿大那一邊的尼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遊玩，挑選了幾件折價出售的衣物，他注意到印著「中國」字樣的恤衫上面的地圖沒有完全納入中國所主張的版圖。這位老兄貼出另一張地圖做比對，Gap的地圖略掉南海各島礁、印度在喜馬拉雅山區占領的地區，以及最為嚴重的，竟然漏了台灣島。
如果不是著名的博客7sevennana轉發，這位充滿民族主義精神的遊客在中國社群網站微博貼出的帖子，可能根本沒人注意。在此之前，大家只知道她是愛穿猛爆事業線上衣、評論電腦遊戲的博客。二○一八年五月，她搖身一變，以愛國分子姿態出現。當她把恤衫照片放到粉絲專頁讓數千名關注者觀看時，她加上一段話給Gap：「如果你們賺中國人的錢，為什麼不能對中國的領土問題小心一點？」Gap很快就發現自己陷入麻煩。那個星期一，微博上風起雲湧出現抵制Gap商店的呼聲。中國政府的網路監管大軍無意制止他們。許多支持抵制的網民堅稱Gap一定是刻意選擇羞辱中國，在設計上捨國旗而選用地圖。他們甚至說，或許是因為這些Ｔ恤是在印度或台灣印製的。指控聲浪撲天蓋地而來。
對於一家在中國有一百三十六家門市，面積一千九百平方公尺的上海西南京路旗艦店開幕還不到一年，又有兩百家製造承包商遍布中國的公司而言，其嚴重性不言可喻。商業現實逼著公司必須道歉。這一天還未結束，Gap中國主事者已經在公司的微博官網上大聲宣布「尊重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這件Ｔ恤「錯了，沒有反映中國正確的地圖」，公司「真誠地為此一無心的錯誤致歉」。T恤立刻從中國各門市下架，也取消各地的網路訂購。抵制的威脅立刻消失。微博上的愛國網民們擊掌慶祝勝利。
這類事件愈來愈頻繁。Gap絕對不是因為沒有注意到中國領土主張而陷入麻煩的唯一的公司。二○一八年一月，萬豪酒店連鎖事業（Marriott hotel chain）也必須道歉，因為顧客意見調查表把台灣和西藏列為國家。大約同一時期，好幾家外國航空公司因為把台灣列為另一個「國家」，被迫修改網頁。二○一九年三月，雅詩蘭黛（Estée Lauder）旗下的化妝品品牌MAC，因為發給美國境內顧客的電子郵件沒有把台灣列入中國地圖，必須道歉。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國的橡皮圖章國會收緊〈中華人民共和國測繪法地理調查和地圖法〉，以便「提升民眾對國家領土的意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言人何紹仁告訴記者，不正確繪製中國的疆界在「客觀上傷害了我們國家領土的完整性」。二○一九年二月，中國政府更就中國境內不論是書籍或雜誌上印製地圖、擬在國外市場銷售者，做出進一步明確規定。每一張地圖都必須取得省政府核准、而且不得在國內銷售。根據規定，中國公民看到出現不符中國領土聲索的地圖，會被視為危及國家安全，因此有勞出動「打擊色情和非法出版物國家工作小組」取締。為了宣示法律出台，令出必行，二○一九年三月，青島市當局銷毀兩萬九千張預備出口的英文地圖，因為地圖上的台灣被標示為國家。
中國絕對不是唯一關心邊界的國家。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中國對邊界焦慮的程度已經到了全國神經兮兮的地步。政府的聲明明白地把地圖測繪法和二○一七年及二○一九年的規定，連結到國家推動的「愛國教育」運動上。部分目的是要指導對學童教學，讓他們對國家有正確的認識。國家領導人的訊息偏執地提醒老百姓，要成為愛國者唯一的方法，是強烈尋求台灣「回歸」到由大陸控制，其他還包括堅持中國是南海每一個島礁的合法的所有者，要求日本歸還釣魚台／尖閣群島，並且堅持對喜馬拉雅山地區極端的主權主張等。官方媒體不斷地提醒老百姓有關國家的領土範圍，曉諭他們認同這些主張，並且培養人民對尚未解決的邊界爭議要有痛心和蒙羞的感受。對中國邊界的偏執，並非線上遊戲玩家或微博上愛國者的痴迷，而是國家本身的核心問題。習近平的演講清楚表明，唯有中國聲索主張的一切領土都回到北京控制之下，他的民族復興願景才算完成。
但是為什麼某塊領土是中國人「合法」擁有、而其他領土卻不是，這可不是三言兩語講得清楚的故事。在二十世紀，原本被認為是中國「自然」疆界的一部分、如外蒙古，經中國承認獨立；而曾經放棄的領土、最顯著的就是台灣，卻又被北京一再堅持擁有主權。大清帝國一九一一年覆亡時，它大部分的邊界想像的成分大過真實的存在。除了少數地方因為俄羅斯、法國或英國帝國強迫清廷畫分清楚之外，大部分地方根本沒有正式界定清楚。辛亥革命之後數十年，北京的國家菁英首次必須「固定」國家領土。這個過程必須在現場進行，但是它也出現在國民的想像當中。國家必須畫出地圖，可是同等重要的是，這些地圖所表述的世界觀必須灌輸到人民腦子裡。打從一開始，政府就刻意製造這些邊界很羸弱的焦慮感。他們既擔心外國人侵略的威脅，其實也隱含本身對外擴張的夢想、以及政治上的盤算。發明出現代中國領土——以及對其領土的焦慮感——之故事，始於一個世紀之前，大約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及西方地理學傳進中國之後。它終止於重新發現台灣，台灣與大陸重新連結，以及它獨立於中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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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正式割讓的最後一塊重要領土是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字同意的。李鴻章在日本下關市所簽訂的《馬關條約》，把台灣及澎湖列島「永久割讓給日本」。一個月之後，署理台灣巡撫唐景崧（大陸人）以及幾位官員和紳商拒絕接受日本統治，宣布台灣獨立，成立「台灣共和國」。他們希望爭取英國和法國的支持，但是歐洲列強看不出干預會有什麼好處，因此台灣共和國垮了，距它宣布獨立只有十一天。但是台灣紳民的反抗持續不斷。日軍花了五個月時間才占領全台城巿，又花了五年才完全消滅掉叛黨的最後遺跡。
整個長期作戰期間，清廷不肯提供任何支持給原本是它的一個省分的昔日臣民。事實上，朝廷在一八九五年五月頒發詔令，明文禁止提供物資支援給台灣共和國。台灣的命運沒有重要到值得北京再冒與日本進一步衝突的危險。第一次鴉片戰爭過後半個世紀，清廷被迫接受國際條約有拘束力的性質。它已經簽字放棄這塊領土的權利，大局已定。
然而，台灣的命運沒有成為吸引眾人注意的爭論議題。從大清國母體割讓掉台灣固然對朝廷聲望是一大打擊，民眾卻幾乎無動於衷。一八九五年，大陸與台灣的關係最多只能說是「半獨立」狀況。即使大清在一六八四年部分兼併了台灣，清廷一向視之為危險的邊區，因為原住民凶猛難馴、疫病又厲害。一直要到兩百年後的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之後，朝廷才宣布台灣升格設省。台灣做為大清國的一個省分只有十年，在一紙《馬關條約》之下又割讓給了日本。
《馬關條約》簽署之後，清朝官員幾乎完全不理睬台灣的發展。台灣島已經丟了，就和其他簽署條約之後丟掉的領土無殊。一八五八年，大清簽署《璦琿條約》（Treaty of Aigun），把阿穆爾河（Amur River）以北五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割讓給俄羅斯。然後他們又在其他「不平等條約」之下，被迫允許歐洲列強在沿海各地設置微型殖民地。台灣顯然也是在同樣狀況下丟掉；它沒有可行的辦法從日本人手中再奪回來。島上兩百萬左右大清臣民，大部分說福建和廣東方言，加上原住民，統統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臣民。
或許令人驚訝的是，革命運動同樣也不關心台灣的命運。孫逸仙和他的同志並沒有要求日本將台灣歸還清朝。就我們所知，即使問題持續悶燒，孫逸仙並沒有對台灣紳民反抗日本統治表態。在孫逸仙看來，日本控制的台灣可做為推翻清朝的基地，其重要性大過於成為民國未來的一部分。我們從他在一九○○年的行為看到這一點。這一年，孫逸仙離開日本，到東南亞各地奔走，尋求華僑支持他在廣東省起義。他很失望，維新派及各地僑社領袖都沒有重視他。可是當孫逸仙回到長崎時，卻成為日本密謀奪取廈門港的一員。在東京支持下，孫逸仙進駐台灣，命令他的革命部隊在他們的主要支持基地廣州附近集結。但是就和典型的倉促行事一樣，孫逸仙在最後一分鐘改變主意，把戰士調到廈門，他預備帶著一批日本武器到廈門和他們會合。可是日本人突然想到不好刺激俄國人，退出整個計畫。孫逸仙的部隊陷入孤立無援、武力不足，遭到摧毀。
儘管在廈門被出賣，孫逸仙繼續把日本政府視為他的主要靠山，革命運動持續不理睬台灣議題。維新派對台灣也沒有太大興趣。台灣民主運動領導人林獻堂一九○七年在日本與梁啟超會面，梁啟超勸他不要因反抗日本統治無謂犧牲性命，因為大陸沒有能力協助他。由於兩人都不會說對方的方言，梁啟超必須透過「筆談」與林獻堂溝通。這使得梁啟超的訊息令人更加感傷，他寫說：「我等原本同根生，而今分屬不同國家。」清廷、革命黨和維新派全都抱持同樣觀點：台灣已經通過條約割讓，不再屬於中國。拿台灣的政治地位在今天引起激烈討論做對比，似乎相當不尋常，但是實質上在一九一一／一二年革命之前的十年裡，台灣從政治討論中消失。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後，孫逸仙不再需要日本的支持，他和他的支持者仍然繼續漠視台灣的命運。
固然某些革命黨人準備放棄大清國的周邊領土，以便在中心地帶建立純「漢人」的國家，孫逸仙和梁啟超卻有共同的決心，要確保民國繼承昔日帝國的所有領土。「非漢人」的地區（滿洲、蒙古、西藏和新疆）面積超過全國領土之半，又有許多重要的天然資源。但是為了表達他們捍衛國家領土的願望，孫逸仙、梁啟超和他們的支持者必須創造新字詞來描述它們。
中文裡頭有好幾個字詞指涉「地方」，但是沒有一個字詞相等於territory這個英文字所含有的所有權和主權的意義。傳統的名詞是「疆域」（jiangyu），從字面解釋就是帝國領域的疆界。在帝制朝代時期，「域」可以延伸到皇帝權威所及之地，因此至少在理論上，它可以包括朝貢國和藩屬國。它的意思含糊，肯定不代表有一個固定的邊界存在。
「領土」這個新字詞是由日文轉成中文，它是從日本人翻譯英國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者赫伯特．史賓塞的一本書而來。浜野定四郎一八八三年翻譯史賓塞的《政治體制》（Political Institutions）時，選擇了兩個漢字「領土」（ryo-do）——從字義解讀就是「管治的土地」——做為英文territory的相等字詞。濱野定四郎是慶應大學校長，一位權威學者，他的翻譯很快就廣為各方採用。十五年之後，梁啟超把東海散士（Tokai Sanshi，本名柴四郎）的民族主義小說《佳人之奇遇》（Strange Encounters with Beautiful Women）從日文譯為中文，刊登在《清議報》時，他採用同樣的漢字。在古典中文裡，它們的讀音為領土（ling-tu），但是意義完全相同——「管治的土地」。領土因此具有主權國家的明確意義，局限在固定的邊界之內。
從這兒，這個字詞被追隨孫逸仙的胡漢民採用。胡漢民在革命組織同盟會中負責的工作就是替孫逸仙的政策提供理論基礎。胡漢民透過在革命黨報紙《民報》一九○四至○五年好幾期連載的一篇長文章〈排外與國際法〉闡釋領土的政治影響。他主張領土主權是國際法的基礎，因此從邏輯上來講，革命黨人必須反對列強所要求的「不平等條約」。胡漢民的思想——和他的新字詞——主要是依據日本法律學者高橋作衛在前一年所出版的一千頁鉅作《和平時期的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 in Peace Time）而來。而高橋作衛的大作又是集過去一、二十年西方好幾部著作之大成。換句話說，革命運動新發現的領土熱情是十九世紀末期歐洲民族主義的直接後裔。
系出歐亞祖先的這個後裔十年之後於中華民國制訂憲法的辯論中出現。緊接在革命成功之後，由孫逸仙盟友制訂、並經新就任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在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通過的《臨時約法》，相當精確的羅列它認為中華民國應該擁有的領土。它實際上表明：新共和繼承革命爆發時大清國所擁有的領域。《臨時約法》第三條簡單表明：「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選擇「二十二個行省」的意義重大，因為台灣是大清的第二十三個行省。鑒於《臨時約法》條文仍然宣稱外蒙古是領土，事實上它在三個月前已經宣布獨立；《臨時約法》也宣稱西藏是領土，事實上當地還在叛亂中；而新疆此時實質上是獨立，卻也列為領土，這似乎明顯證明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正式放棄對台灣的任何主權主張。
然而，一九一四年五月，逼迫孫逸仙放棄臨時政府大總統職位的袁世凱提出新的《中華民國約法》時，國家領土的定義卻變了。第三條條文變成：「中華民國之領土依從前帝國所有之疆域。」儘管出現新名詞，一九一四年這部憲法對領土的定義只會使人對前帝國疆域的確切範圍又要爭辯半天。
一九一六年袁世凱去世之後，《中華民國約法》停用，早先的《臨時約法》恢復施行。因此，從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起，國家領土的定義又回到「二十二行省、內蒙古、外蒙古、西藏和青海。可是七年之後，共和政府又恢復避重就輕。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將第三條的文字修訂為：「中華民國國土依其固有之疆域。國土及其區劃，非以法律不得變更之。」這下子對於領土或疆域又沒有提出界定。再過八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於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頒布一部新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則做出一個折衷。第一條條文既含糊、又明確，它說：「中華民國領土為各省及蒙古、西藏。」但是各省的數目略而不提。到了一九三一年，青海被強迫納入國家，並賦予它省的地位。蒙古和西藏在此時已經獨立於民國之外將近二十年，但是蔣介石依然視之為中國領土。值得注意的是，台灣仍然沒受到考慮。國共內戰爆發之前頒布的最新憲法則根本不界定領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只說：「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
憲法條文上來回反覆顯示在這整段期間、乃至更後來的時間，要決定國家的疆界線應該確切畫在哪裡有相當的困難。有些根本問題必須先回答，最主要的是：中華民國表面上在一九一二年所繼承來的大清國的疆界線在哪裡？國民黨的現代派認為，基於他們透過與列強和專家接觸而獲得的邊界之觀點，這個問題答案很簡單。其實，現實哪有這麼簡單。
實際上，大清國建立了一個多族裔的聯盟，把五個不同「文字區域」——漢、滿、蒙、回、藏——通過不同的結構和根據不同的規則分別統治。這個方法在中文裡叫做「羈縻」——鬆散的管治——雖然清朝的管治方法會因處理的對象不同而異。然而，孫逸仙等革命黨的使命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透過一套單一的結構和規則，從中央統治。我們從第五章知道，袁世凱是通過老式的帝國制度躍升權力高位，他熟悉的是傳統的治理技術、而非受過西式教育的民族主義者之新觀念。他的保守主義本能導致他傾向對國家有比較「模糊」的定義，而現代派在國家議題上追求清晰，導致他們尋求比較精確的東西。但是他們愈是要求強大的地方統治者歸服中央而統一，軍閥就更加遠離中央，造成他們力圖統一的國家更加分裂。
大清帝國只有在遭到列強強迫的地方才正式畫訂其邊界：譬如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條約》，在東北與俄羅斯畫清國界；一八九四年與英國簽訂條約，把西南部與緬甸的部分邊界畫訂清楚。其他地方情勢就非常不清楚：帝國疆域的邊界線可以延伸到多遠？一七九六年乾隆皇帝退位時，清廷接受外邦十三個統治者朝貢，他們的領域比起新疆省更西邊，西藏之南的廓爾喀（Ghurkha）統治者也遣使朝貢，而他們都不在大清國統治之下。那麼，大清疆域應該包括它們嗎？再從另一方面看，即使在大清國領域之內，朝廷透過地方統治者對地處偏遠、人口稀疏的地方實施控制，這些地方統治者本身的控制和忠誠度也未必絕對。譬如，東藏的康區（Kham）長期以來由自主的頭目統治，只在名義上服從拉薩的統治者，而透過拉薩的統治者，他們對北京皇帝的忠誠度更是僅有名義上的意義了。雖然清朝官員派駐在幾個戰略要地，廣大的地區並沒有人監督。一七四五至四六年清廷發動軍事行動，想對康區實現中央管治，所費不貲、卻失敗。因此又恢復「羈縻」統治。
因此，我們應該看待清廷十九世紀試圖控制中亞的行動，不太像是要保衛「他們的」領土不受外夷掠奪，而是三大帝國——來自東方的大清、來自北方的俄羅斯和來自南方印度的英國——之間持續競逐領土和勢力範圍的作為，所謂「大博奕」（Great Game）的一環。整個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初期，三大帝國全都努力爭取數十個地方統治者、軍閥和各式各樣宗教的或俗世的領導者之支持，或是試圖主宰他們。我們可以從中文字「邊疆」意義的轉變，看到競爭趨於激烈的效應。住在澳洲的歷史學者詹姆斯．賴博德（James Leibold）告訴我們，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它被用來指稱兩個國家之間的中間地帶。可是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在某些地區它被用以指稱界定清楚的邊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