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地方选举极右翼大胜的因与果：社会危机下中下层的“另类选择”、政治极化与排外主义的加剧
9月6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举行州议会选举，决定州执政权的归属。根据计票结果，极右翼立场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取得大胜，获得43.8%的选票，比上届翻了一番有余，得票超过排二三四位政党的总和。原执政党中右立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得票率大跌，仅得票17.2%，还不到AFD的一半。其他多数党派的得票也有萎缩，只有绿党得票略增（但占比很低无关大局）。本次地方选举投票率也创历史新高。虽然AFD是否将执政仍有悬念，但选举结果已相当程度反映了民意的倾向，也意味着德国政局和社会风向加速转变。
“德国另类选择党（AFD）”之所以被称为“极右翼”，是因其有着强烈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立场。该党主张大规模驱逐移民、取消所有难民福利并改以强制劳动、推行“爱国教育”和宣扬德国民族自豪感、强化德国国家独立性而弱化与欧盟的联系甚至退出欧盟等。AFD也明确反对族群和文化的多元化，而明暗主张白人种族优越主义和德国为单一族群国家。
AFD还与希特勒时代的旧纳粹德国势力及战后的“新纳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不敢公开否认纳粹罪行但倾向于淡化历史。AFD也有着强烈的反建制和民粹色彩，并有着威权主义倾向。在外交上，AFD倾向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等右翼民粹力量、中俄等专制或威权国家交好，而对建制派（尤其偏左的建制派）当权的各国及建制势力持敌视或起码疏远态度。
作为有着纳粹残暴统治罪恶史的德国，在二战后分立的西德（联邦德国）和东德（民主德国）都曾推行“去纳粹化”运动，并压制德意志民族主义。西德更是强调为历史罪行忏悔、打击美化纳粹言行、保卫自由民主人权，并通过颁布《基本法》等法律予以固定化法制化。两德统一后西德的政策在全国得到推行。所以长期以来从制度、舆论、社会氛围看，德国是全世界民族主义气氛最淡薄的国家之一。甚至只有足球比赛时德国人才敢于挥舞国旗和为国家骄傲，其他时候做类似事情就被视为“纳粹余孽”被批评和边缘化。
但德国的真实情况却并没有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在反纳粹、反种族主义的宪法和秩序下，德国的种族主义在社会各角落仍旧根深蒂固，日耳曼民族主义在压制下仍然潜藏于人心中。虽然德国已是一个多元化国家，各肤色、族群、信仰者皆有，但歧视与偏见仍无处不在。如使用“穆罕默德”等穆斯林常用名租房被拒绝概率远高于使用白人常用名者。相对勤奋守纪的亚裔也面对升迁的“隐形天花板”、在学业和工作中被边缘化的情况。非裔、印裔等族群人士往往从事较苦累工作、日常容易受到差别对待等。
教育、法律、宣传只能大致引导和规范社会保持多元化、反歧视的明面方向和大体框架，可并不能改变根深蒂固的观念、无法防范无孔不入的细微隐形的歧视与不公正。制度上的“去纳粹化”不意味着可以实现人心的“去纳粹化”。
当然，简单的说德国本土白人歧视和压迫其他族群，也有失偏颇。在多族群社会中，因为语言文化、信仰与价值观、生活习惯、利益归属等，难免发生隔阂、误解、冲突。而冲突往往造成怨恨，也让本来就难以互信的各群体更加互不信任和猜忌，并恶性循环。多元社会不意味着一定和谐，反而发生了更多摩擦和积怨。这并不是哪个族群单方面的过错，而是各方恶性互动的“共业”。当然，相对而言弱势和少数族裔、移民难民等，在这样分化撕裂的环境中受伤（尤其隐形的受害）更重。
而近年的德国经济下行、老龄化、治安恶化、社会矛盾和危机加剧，更加刺激了德国本土白人转向种族优越立场和排外主义，且在乡村地区、前东德地区最为明显。传统建制派政党无法有效解决这些棘手而不易逆转的问题。在全球化中如鱼得水的上层精英，与经济衰败下变得贫穷绝望的大众，虽然生活在一个国家，却似乎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日常在同一空间却严重疏离，“见面不相识”，互相不能理解和共情对方。因为地位、收入、话语权的不对等，后者也难免对前者滋生怨恨。而建制派和进步派更关心少数群体、支持移民难民，也加剧了本土白人的失落感和对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怨恨。
建制派的官僚主义、陈词滥调，让不少民众对传统政党失望。而建制派、进步派的叙事和政策，往往也有虚伪性，如号称多元和反歧视的党派、高校、机构，虽然似乎没有种族歧视，但往往有基于阶级、学历、亲疏关系形成的排外圈子，普通人难以融入和参与。各种人权机构和基金会也形式主义大于实际作为，并没有真正为全体民众搭建“梯子和安全网”。即便对待其声称关怀的少数群体，也往往“看人下菜碟”和有功利性。总之，建制派和进步派看似美好的社会蓝图和宣传主张，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和扭曲，根本没能真正包容和帮助大多数处于失落和困境中的人（无论是中下层本土白人还是少数派群体）。
许多陷入贫困、失业、社会阶层下落、生活痛苦的德国本土白人，在感到被抛弃下拥抱主张本土白人权利和优先性、给德国“另一种选择”的AFD。AFD强烈的反建制、反移民主张，让痛苦的民众得到转移矛盾、发泄愤懑的靶子；鼓吹种族优越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也如注射强心针，让人们变得有归属感和激情。渴望颠覆现行秩序的德国中下层本土白人支持本土民粹立场的AFD，可谓顺理成章。
值得注意的是，中下阶层支持AFD的虽然比例较高，但并不意味着AFD的支持者几乎都是中下层人士，社会精英中同样不乏AFD的支持者。如AFD党魁魏德尔就是高级知识精英女性，德国的科技、文化、教育、金融等各领域里也都有AFD支持者，只是大多数比较低调。这些人不是因贫困和阶级等经济原因支持AFD，而是出于更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价值观、个人野心、历史和家庭传承（如父祖在纳粹时代担任要职）等因素。
德国极右翼的崛起其实与美国及其他国家极右崛起的原因大同小异，只是德国在反纳粹法律压抑下极右翼更加低调隐蔽，但其势力越发壮大，逐渐从暗处走到台前。而且经历压抑与隐藏，爆发出来的力量往往更加出人意料和具破坏性。在全球右翼保守的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排外浪潮下，德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必然会在内因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出现极右崛起的情况。即便没有AFD，也会有其他势力扮演AFD的角色、获得相当比例的国民支持。
虽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二战后建立以来，就通过法律、制度、教育、舆论等各种方式试图压制极右翼的纳粹变体卷土重来，主流媒体几乎全部对AFD持明确负面态度，但仍然挡不住民意暗流。而且许多人出于逆反、对建制派精英的反感，反而故意投票给AFD。许多德国人也已对批评AFD是“新纳粹”等类似指控“脱敏”。AFD也确实代表了许多德国人被压制的情感与诉求，AFD并非凭空出现或以强制力迫使民众支持。相反，AFD的出现和壮大恰恰是民意的反映，AFD的骨干和野心家只是利用了民意。
客观的说，对于许多德国白人中下层民众而言，无论是出于利益还是情感需求，选择AFD并不算是坏事，还有一些较直接的好处。如打击移民驱逐难民，确实有利于其减少一些福利开支将财政用于本国人、改善治安、减少德国内部族群矛盾、增强主体族群凝聚力等。只是这是以牺牲少数群体尤其弱势难民人权为代价的，也破坏了德国的多元化与包容性。对于AFD及其政策的看法，不同身份、站在不同立场，得出的结论及褒贬就会有不同。对于德国本土白人，AFD有相当的吸引力和带来一些好处，但AFD上台几乎必然对非白人、外来移民难民、LGBT群体等非常不利。
德国宪法保卫局等反纳粹和保卫民主的机构长期监视AFD在内极右势力，也有律师和人权团体联名请愿，主张取缔AFD。之前德国也曾取缔过多个极右政党（如1952年强制取缔与纳粹党纲领相似的“社会主义帝国党”）及更多小的极右团体。但如今 AFD势力已相当庞大，取缔将面对可能引发大规模骚乱、社会严重撕裂等风险。而且AFD也努力营造民主政党形象，以合法与和平方式参与选举、规避法律风险，取缔其理由并不十分充分。
AFD自2013年成立以来，势力不断壮大，从边缘小党成为可与基民盟和社民党这两大政党分庭抗礼、问鼎总理宝座的主流政党。虽然本次萨安州选举结果并不代表全国民意，这里本就是AFD优势区域。但极右翼势力一党得票接近半数（且比上届州选得票率翻一番）、距执掌州权一步之遥，无疑为全德的未来敲响警钟。AFD在全德的支持率也在上升，在原东德地区除柏林外支持率均位居第一。2025年联邦议会选举，AFD已以20.8%得票率和152个席位成为第二大党（比2021年10.3的得票率翻了一番），未来完全可能在国会选举中得到更多选票和席位。
虽然各主流政党拒绝与AFD合作，但当AFD单独接近半数，其他党派即便联合起来也不再容易阻挡AFD执政。而且正如德国学者Thorsten Benner近日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所说，其他党派和主流建制势力排挤AFD、拒绝任何条件下与其联合执政，反而让AFD更加激进化（尤其在移民难民议题、LGBT议题上），AFD及其支持者不需要有顾忌和妥协。AFD支持率越来越高、其他主流政党又强硬阻击它，意味着德国政治极化的加剧、对抗性进一步增强。而近年极左的“左翼党”在多次选举中得票增加、新兴左翼民粹党派BSW党崛起、传统中左中右的社民党和基民盟得票明显萎缩，左倾选民更左、右倾选民更右，同样反映了德国政治日益激化、更多的对抗而非妥协。
旗帜鲜明反移民的AFD得票率不断上升，也意味着德国的排外主义、对少数群体和移民难民的排斥和打压会越发严重，德国社会更不和谐。AFD的崛起正与欧洲难民危机密切相关，其越来越获支持也和德国各族群隔阂与矛盾加深相伴。当经济较好时社会气氛还会较包容，经济下行就会加剧不同群体的利益争夺和矛盾。而社会矛盾加剧时，少数和弱势群体总是成为被攻击发泄的靶子、受害对象。
在90多年前，希特勒和纳粹党正是依靠对犹太人和外国人的批判得到部分德国人拥护上台，让德国和欧洲陷入战争和屠杀的悲剧深渊。今天极右的崛起路径又多么相似。虽然笔者也并不认为今日极右上台会完全重复纳粹的罪行和悲剧，但无疑将让基于民主、多元、人道主义的战后新德国陷入民主打折、多元毁损、人道受伤的不良又不祥的歧途。
不过，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今日德国极右翼的崛起有着错综复杂的客观原因，并非简单的标签为“纳粹”加以道德批判、宣传民主多元多么美好，就可以逆转不想看到的现实。而且当美好的宣传不能兑现和普惠，感受到落差与失望的人们难免投向极端派的怀抱。
AFD及世界上许多极右势力都得到很高比例选票支持，无论其观点如何邪恶，都是一种普遍的民意且必须正视。正视不意味着承认其正确，而是要更认真的追根溯源、做出必要的改变。而作为既得利益者、拥有丰富资源和话语权的德国建制派政党和社会精英，尤其需要诚实认真的反思，尤其要摒弃高高在上和自以为是，真正了解平民大众的境遇、思想、诉求，去和极右争夺民心。
如果德国各界愿意为有益变革真诚付出，摒除虚伪之气、自私之心，平等对待不同身份和境遇的人，建立真正包容各族群和阶层的社会，包括促进分配平等、不同人话语权的均衡，让每个人都富足和有尊严，挑动对立和极端化的极右势力自然就失去支持。不过，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且德国和许多国家早已有不少人做过相关反思和应对，却仍然难以抵挡极右及各种政治极端主义的泛滥。
亲历许多不幸之事的本文作者的我，深知人性和社会的局限以及丑恶面，明白许多问题是难解甚至无解的。但我也不认为应该无所作为，仍然希望各界的人们多些反思和行动，或可能挽救越发恶化的局势，让德国二战后来之不易的民主、和平、多元、人道主义得以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