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伊朗政局之我見

近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哈梅內伊政權面臨前所未有的統治危機，由於經濟大幅衰退，民生急劇惡化，引發全國性的示威活動，哈梅內伊政權當局出動安全部隊鎮壓，造成多人死傷，結果導致示威活動變得更激烈，一發不可收拾，部分示威民眾宣稱要復辟巴列維王朝，一些地區甚至發生武裝叛亂，而美國亦醞釀要武裝介入以支持遭受殘酷鎮壓的伊朗示威民眾。

對於伊朗這場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最大的政治危機，很多香港黃絲、台灣綠營支持者，以及中國自由派等華文世界的自由派人士（包括各個時政評論人、Youtuber）已經開始提前興奮地歡呼喝彩，熱烈期待著哈梅內伊政權的倒台。然而，筆者卻對此有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他們都把事情想得太過簡單了，根本沒有深思熟慮過哈梅內伊政權一旦倒台將會造成的可怕後果，也對伊朗國情和歷史缺乏充分認識。

筆者之所以認為哈梅內伊政權倒台將會造成「可怕而嚴重」的後果，是因為伊朗的國情不同於委內瑞拉，哈梅內伊政權依然有穩固而強大的統治基礎。雖然近日的事件之中，哈梅內伊政權大失民心，但在伊朗這個以伊斯蘭教什葉派之中最大派別「十二伊瑪目派」為國教的國家，哈梅內伊作為這個政教合一神權政府的最高領袖，他在國內仍然人數眾多的虔誠信徒之中具有至高無上、不容挑戰的權威，所以他在伊朗民眾之中仍然有大量的支持者。而使哈梅內伊的統治變得更穩固的是，他擁有一支忠誠度高、信仰虔誠、戰鬥力強且影響力龐大的軍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伊朗國防狀況的獨特之處在於其擁有兩支軍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軍隊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當中伊斯蘭革命衛隊是一支宗教色彩極其濃厚的部隊，直接效忠於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個人，對政權的忠誠度、對宗教的虔誠度極高，其擁有自己的陸、海、空三軍系統以及人數龐大的民兵部隊「巴斯基」，而且還掌握著「聖城軍」、「薩伯林」、「瓦利阿姆爾」等作戰技巧精湛的特種部隊。伊斯蘭革命衛隊戰鬥力強大且擅長於不對稱作戰，伊朗神權政府經常派遣他們參與中東地區的各大小戰爭和武裝衝突，並支援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組織、伊拉克「人民動員」民兵部隊等武裝團體，以增強伊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因此使伊斯蘭革命衛隊累積了豐富的戰鬥經驗，也長期以來在中東地緣政治之中發揮龐大影響力。除此之外，伊斯蘭革命衛隊還掌握伊朗的整個國防工業體系，研發並掌握各種彈道導彈、無人機等先進的武器和軍事技術，當中的「沙赫德」系列等無人機已出口到多國，並且被俄軍用於俄烏戰場上，對烏克蘭軍隊造成頗大的損失；而「法塔赫」高超音速中程彈道導彈等導彈也被用於去年6月的以伊戰爭之中，儘管大多數都被以色列先進的防空系統攔截，但依然有不少成功突破以軍的防空攔截，擊中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及其他城市，炸毀包括魏茲曼科學研究所在內的不少建築物，並且造成一定的人命傷亡，雖然整體上損失不大，但這已經是以色列數十年來所遭遇的最嚴重戰爭破壞，證明了伊朗武器的殺傷力，也可見伊斯蘭革命衛隊同時掌握了伊朗最高端（先進的武器和技術）和最低端（巴斯基）的軍事力量。伊斯蘭革命衛隊得以維持如此強大的力量是由於其擁有雄厚的財政機礎，在伊朗國內，伊斯蘭革命衛隊享有很大的政治和經濟權力，深度參與商業活動，持有數百家公司，涉足金融、工程、石油、天然氣、電信、農業、製藥等領域，經營的業務範圍非常廣泛，透過壟斷性商業行為，伊斯蘭革命衛隊擁有非常充裕的資金。

如果美國要直接以武力介入，實施斬首行動，擊斃哈梅內伊或以對待馬杜羅的方式對待他，並且對伊斯蘭革命衛隊的主要將領及軍事單位進行精準打擊，使伊朗神權政府倒台，即使行動成功，也難以徹底摧毀整個龐大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及伊朗保守派勢力，相反，他們會即時轉入地下活動，在數量龐大、信仰虔誠的保守派民眾的支持下，出於宗教狂熱的聖戰情緒，演變成恐怖分子，進行遊擊戰，對美國及伊朗新政權發動恐襲報復。2003年，美國直接出兵攻打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結果導致大量前薩達姆政權軍隊的官兵加入恐怖組織「伊斯蘭國」以作報復，在2010年代「伊斯蘭國」於中東地區興風作浪，造成可怕的人道災難，也對中東的地緣政治造成巨大衝擊。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不論對政權的忠誠、對宗教信仰的虔誠、在民眾之中的支持者數目、戰鬥力、對中東地緣政治的影響力、專業程度及科技掌握力，以及財力，都明顯遠遠超過當年的薩達姆世俗化官僚軍隊。當年的「伊斯蘭國」已經令人聞風喪膽，試想像，如果中東出現了一個信仰狂熱、戰鬥力強大、軍事素養專業、掌握先進科技、資金充裕、跨國影響力大而且深入基層，有相當群眾基礎，還擁有忠誠的外國盟友（胡塞武裝組織、「人民動員」等）的恐怖組織，進行遊擊戰，這不單會使伊朗陷入伊拉克、利比亞式的內戰，社會變得更撕裂，造成更多傷亡，而且還會引發新一波的中東難民潮，造成慘烈的地緣政治災難，此時不單止中東，即使美國本土亦會面臨更多更具滲透力的恐怖襲擊，這一結果是國際社會難以承受的，而美國也會因此分散注意力，難以集中精力於其現時的最主要戰略目標「遏制中國勢力擴張」。此外，伊朗高原多山的地理環境有利於隱匿，而伊朗保守派的支持者也主要集中於農村地區（例如參加巴斯基的年青人主要來自農村地區），這些都是進行游擊戰的非常有利條件。

另外，若果哈梅內伊政權倒台，伊朗新政權由誰接管也是一大難題。現時伊朗的示威群眾之中缺乏明確的領袖，而在今次的示威浪潮之中，相對最具煽動力和影響力的是流亡海外多年的前巴列維王朝皇儲禮薩·巴列維，然而他始終已經流亡海外四十多年，認知早已與伊朗社會脫節，他是否對伊朗國情和社會現狀有充分的認識，一旦回國執政是否有足夠能力穩定局勢、推動國家轉型，這些都是一大疑問。而且，他的身分也十分尷尬，因為他是伊朗末代沙阿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之子。當年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被伊朗民眾廣泛認為是一名暴君，他所推行的「白色革命」現代化改革運動表面上一片紅火，但實際上，這是一場顧上不顧下、得罪所有人的改革。白色革命之中的土地改革本意是收購封建地主的土地然後分給農民，但最終卻只有富農能從中受益，而為數廣大的佃農卻反而要面臨更沉重的稅收等負擔，也有很多無法分到土地的人被迫前往城市打工；白色革命的工業化和基建擴充雖然大大改善了國家經濟，提升了國力，造就了一批現代化工廠、國產品牌和新興城市中產階級，卻犧牲了傳統巴扎小商販的利益，使他們面臨經營困難；國會表面上是由公民選舉產生的，但實際上不論保皇派政黨「新伊朗黨」還是所謂的反對黨「伊朗人民黨」都被指是由沙阿在背後操縱，到了1975年，在沙阿的主導下，兩黨合併為「伊朗民族復興黨」，成為唯一合法政黨，進一步鞏固沙阿的獨裁統治，而且該黨也大肆攻擊沙阿的反對者，此外沙阿也透過秘密警察「薩瓦克」監控民眾並且以酷刑大肆殘酷地迫害異己，這固然引起受過良好教育、擁抱自由民主思想的新興中產階級和年輕學生的不滿；而最引發眾怒的是，以沙阿為首的整個權貴階層窮奢極侈，腐敗問題嚴重，整個施政方向重權貴而輕民眾，重城市而輕農村，改革紅利大都落入權貴手中，而廣大的一般民眾卻未能享受白色革命的現代化和繁榮成果。到了1970年代，正當伊朗經濟發展進入樽頸，民眾失業率（包括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上升，首都德黑蘭因大量農村人口進入而出現龐大的貧民窟，全國超過一半人生活於貧困線下，社會貧富懸殊嚴重的時候，沙阿卻強化個人獨裁，以殘暴手段鎮壓異己，他和一眾權貴依舊生活奢華，在1971年還花費約2200萬美元舉辦「波斯帝國成立2500周年慶典」，佈置波斯帝國的復古場景和表演，整個慶典場景及其所提供的飲食極其豪華，只為向來訪的世界各國領導人炫耀「波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敘事（這與2023年，中國陷入疫情後經濟衰退，青年失業率大增之時，習近平卻花費鉅資在西安舉辦中國 — 中亞峰會，佈置大唐盛世的復古場景及表演，向中亞各國領導人炫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宏大敘事竟有異曲同工之妙），因而引發眾怒，使以霍梅尼為首、原本便已經不滿白色革命西化改革的伊斯蘭神職人員得而團結、拉攏生活貧困痛苦的農民及城市貧民、面臨經營困難的巴扎商販，以及不滿沙阿殘暴獨裁的中產階級和青年，於1979年發動伊朗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建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沙阿舉家流亡海外。禮薩·巴列維經常談論民主、自由，批評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專制、宗教保守、打壓自由，但對於父親當年的暴政，他卻從未為此進行公開承認、反省及道歉，如果哈梅內伊政權倒台後，他回國接掌政權，他到底會否重覆父親的暴政，也是疑問。再者，現時伊朗政府之中以總統佩澤希齊揚為首的改革派政治人物及技術官僚不但更熟悉伊朗社會現況，而且也具備專業的知識、技術和管治能力，所以即使伊朗政權變更，也更應該由他們掌權，而非離開祖國多年且拒絕承認父親暴政的暴君之子。如果哈梅內伊政權倒台後是由禮薩·巴列維回國掌權，這就與假設中共倒台，習近平被推翻，新成立的民主政權在多年後面臨嚴重管治危機之時，流亡海外多年的習明澤要求回國掌權一樣荒謬。

除此之外，1979年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西方媒體和華文自由派敘事時常忽視的。正如前述，巴列維王朝的白色革命雖然使伊朗改善了經濟，提升了國力，但大多數一般民眾卻未能享受當中的成果，而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建立的神權政府卻反而在促進社會公平、改善基層民生、農村建設、發展教育與醫療上做得更深入。革命後，伊斯蘭共和國政權立法改善社會保障和扶貧措施，也致力於改善農村的供水及電力系統、橋樑、學校、醫院等基建，使基層民眾的生活得到顯著的改善，這也成為了農村地區、基層民眾一直是伊朗保守派的「基本盤」的原因；教育及醫療方面，伊斯蘭共和國政權對此十分重視，把白色革命時促進醫療及教育的政策進一步深入至白色革命時被忽略的農村地區，使伊朗的識字率在伊斯蘭革命後進一步提高，到了2002年，文盲率下降了一半以上，而中學入學率也由革命前的40%提升至兩伊戰爭後的74%，孕婦和嬰兒死亡率亦顯著降低。至於伊朗一直為人詬病的婦女權益方面，伊斯蘭共和國政權確實制定強制女性戴頭巾等嚴格的衣著規範，在衣著自由方面相比起巴列維王朝確實是倒退，但巴列維王朝白色革命時的提升婦女地位措施也僅限於權貴階層和大城市的精英與中產階級，而農村和城市基層卻依然封建保守，伊斯蘭革命後，反而由於神權政府對婦女積極參與革命的回報，以及改革政策更深入基層、農村，而使全國整體上的婦女權益有所改善，議會女性議員和政府女性公務員的人數和比例都比革命前有所增加，1990年代初的女性就業比例也比革命前大增，入學率的男女差異亦在革命後大大收窄，到了現時，伊朗大學的女生比例常年超過50%，這一現象在穆斯林國家之中是極為罕見的。至於政治方面，雖然霍梅尼建立的神權政府體制並非真正的民主政體，最高領袖對總統及伊斯蘭議會的候選人，以及議會通過的法律擁有否決權，但相比起巴列維王朝沙阿的徹底獨裁，霍梅尼和繼任的哈梅內伊獨裁程度相對較低，伊朗總統和伊斯蘭議會都是由公民選舉產生的，政壇湧現多個政黨，按政治立場主要分為保守派和改革派，因此伊斯蘭共和國政治比起巴列維王朝時更加多元化，民主程度也明顯更高。整體而言，神權政府繼承了巴列維王朝白色革命的部分成果，並把其深化，而使伊朗的人類發展指數在伊斯蘭革命後有顯著提升，今天伊朗是一個製造業完善，有完整產業，科研能力不錯，軍力強大，對中東地緣政治有顯著影響力的中等強國，而需要留意的是，這些成就還是在數十年來由於與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交惡而遭其嚴厲制裁的情況下依然取得的，可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並非如部分西方媒體和華文自由派所形容般極端封建、毫無建樹、完全不懂治國。

毫無疑問，現時哈梅內伊政權已經到了發展樽頸的時刻了，當經濟大幅衰退，民不聊生，民眾（特別是年青人）要求改善經濟及放寬宗教管制的時候，以哈梅內伊為首的保守派卻依舊宗教和地緣政治掛帥，沉迷於意識形態，固執地堅持以中世紀式的原教旨主義管理二十一世紀的靈魂，與民眾（特別是年青人）嚴重脫節，並且殘酷鎮壓民眾的抗議，但鑒於哈梅內伊政權依然有可觀的管治能力，若果其倒台，反而會引發伊朗以至世界難以承受的地緣政治災難，且現時的反對派之中亦缺乏適合的領導人，所以，對於伊朗這個擁有8000多萬人口、深厚文明底蘊、深刻伊斯蘭傳統、獨特政治與社會結構、複雜地形的區域強國，相比起美國直接以武力推動政權更迭，美國繼續加強從經濟、軍事及外交上向德黑蘭當局施壓，配合伊朗國內民意反抗，迫使行將就木的哈梅內伊為了保住伊斯蘭政權而妥協，將更多權力下放給總統佩澤希齊揚等改革派政治家和技術官僚，使他們能推動一場漸進而深入的改革，逐步改善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係，重建經濟和放寬社會宗教規範，使最高領袖這職位逐漸虛君化才是更能保障伊朗人民生命和福祉，也更符合美國全球戰略利益的做法。

作者：氣象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