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三毛一样逃出撒哈拉

1. 三毛与我们都被惹烦了

想起摩洛哥的城市，总像被塞入其他动物的记忆。

卡萨布兰卡遇到雨雾天，稀疏的行人走进蒙蒙水雾，我像一只海燕在穿行。菲斯古城广场的翁布古树撑起一方荫蔽，铜匠在锤制黄铜器具，圆盆在被敲出槌纹时，朝上空弹出尖锐的声响。我们在极容易迷路的小巷里穿行，踩着市场的洗菜水和布匹市场的染料，裤腿一圈泥，那是线虫的记忆。

在做人时，我们总感到疑惑。抵达目的地后，司机抬价三倍，我坚持原价，他把行李放到路边，“不给就算了”。他一分钱没要，生气地离开。塞内加尔司机见我没有零钱，帮我免单，他说，“就像带朋友兜风。”我感激涕零。但一周后他在打车软件上找到我的联系方式，不断拨打我的电话。

清晨的茶室坐满了男人，他们喝着热腾腾的稀蚕豆汤，用打量的眼神交换我的防备心。“China? Korea? Nihao! Konichiwa!”在摩洛哥，我们被这样频频问候，“可爱的女孩儿，你好漂亮，我喜欢你”，完全不可忍受。我从无视，到无声反抗——竖起中指，食指塞住耳朵——最终恶狠狠地在街头吼叫：“嘿，站住！你不准拍我们！”“闭上你的嘴，我们亚洲人讨厌你们这样！”

“不想留在城市了，明天我们就去撒哈拉。”我和朋友几乎是逃出来的。

撒沙拉边陲的村庄像另一个世界。粘土铺成的道路，粘土混合干草修筑的墙面，房屋全是方块状的，不像人的造物，倒像从地里长出来的，与大地用同一块皮肤。无论在日光或灯光下，村庄都在统一的颜色中。

撒哈拉的夜晚，我走去村里小卖部买零食，当地的小女孩贴在我身后，不停追赶我，说着她的语言，对准我的后脑勺发出阵阵尖叫。我也没料想自己下一秒的行为，转过身去，对她张大嘴巴，发出长达十五秒的尖叫。啊，久违了，上次这么叫，我还是小孩子，和她一样小。总之，出乎意料地，我在摩洛哥几乎变成野人。

逃了这么远，还是落入与人短兵相接的疲惫中。我想到写撒哈拉故事成名的作家三毛，她写的故事我已不记得，只有《橄榄树》能一字不差地唱完。我转身对朋友讲：“三毛写‘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她在西属撒哈拉那几年，是不是也被‘China？Korea？’问烦了？”

2.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许多人跟随三毛来到撒哈拉。尽管大批旅行者的脚印早已经超出三毛书写的疆域，人们还是手捧《撒哈拉的故事》，说是三毛带他们来此处，他们要把三毛的书带回家。

上世纪80年代，三毛的作品传入大陆，如今读者经过三代更迭。为探险家祛魅的年代，人们仍在聊三毛。撒哈拉的夜晚，头顶群星闪耀，沙子干燥冰凉，焦灼的心情无法像白日热气般腾空散走。在那时，我想重新读读她的作品。

我从当时当地转入她的经验与往事中，十几篇短故事简明易读，看起来很快。重读后我好意外，三毛没有将撒哈拉写为远方天堂，反着旅游业的造梦笔法，诚言沙漠生活漫长贫瘠，对当地世情风俗失望，甚至侥幸逃出生死险关。我本怪自己心灵麻木，无法像兴奋的游客，找回留存在少年读物中的纯真残梦。在翻动撒哈拉故事的夜晚，我才确信，此时的郁结更接近三毛在撒哈拉的真实生活。 

三毛写过一篇《娃娃新娘》，十岁撒哈拉女孩姑卡接受包办婚姻。喜宴上，三毛见到屋角的黑人妇女，她不学穆斯林妇女蒙发，埋头用力击打鼓皮，口中发出尖声欢啸。她是姑卡祖母借来的奴隶，远近闻名的打鼓好手。

“借来的奴隶”几字看得我心惊。当天清晨，民宿管家哈桑捎我们去邻近村落看部族音乐演奏。这里的人们缺乏种族意识，大巴司机曾粗暴地称我为“China”。“China，餐厅在这儿，厕所在那儿”。在整个车程中，我都对此不满，直到听他对后座的一家子大吼，“法国人，下车”，才稍微放下怨怼。此时哈桑毫不在意地说：“上车，我们去找黑人。”

不过十米宽的茶室里，六位黑人表演者击打皮鼓，拨动弦乐，做出有宗教意味的舞蹈动作。用于祝颂、祈雨、求偶的仪式，变成了演奏者们自清早起的生计。唱着重复的歌，他们脸上无笑，尤其在跳近观众跟前时，眼神始终低垂，避免与我们相看。可这房间那样窄，他们逃不出被观看的位置。阿拉伯人经理邀请小孩起舞，他离开房间后，小孩也迅速归位——也许他们从儿童的直觉中， 察觉到这不是快乐的地方、起舞的场所。我心中的难受也在翻滚。

演出者身后的照片墙挂满部落男性的合影，他们身穿传统的白袍，手捧皮面木身的乐器。“异国风情”的展示，是观光的需要；传统文化的遗留，为了服务旅游业。资本的流动交易，先加速边缘文明的消逝，再有目的地决定它们的留存。

照片墙让人想起十九世纪殖民帝国的人类动物园（human zoo）：主办方在展览空间还原土著的生活场景，原住民穿着传统服饰，骑大象，怀抱猴子，和家人坐在茅屋露台上，供那些生活在所谓“文明世界”、“理性社会”的看客参观。1889年巴黎世博会上，黑人村（village nègre）中游人不绝，巴黎人排队数小时，只为了参观圈在栏中、如牲畜般展示的异族人。母亲的哺乳场景，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都是观看内容，都引得看客伸长脖子。

那天清晨，黑人表演者被各国游客围在其中，等同凌辱的观看仍然存在。整场演出中，我没有按下一次快门，只拍了村庄的宣传册，为了记下村庄与乐队的名字。离开时，我对坐在门口休息的演奏者说：“谢谢你，再见。”他平静地看向我，没有要回答的意思。我快步离开了。

读到三毛写的那位奴隶鼓手，我开始查找相关信息。村庄名叫Khamlia，黑人演奏者来自Gnawa部族，他们的祖先居住在西非，在奴隶贸易中，被迫来到摩洛哥。如今居住在Khamlia村庄的人，是黑人奴隶的后代。

公元7世纪，欧洲殖民者还没来到非洲，阿拉伯商人已经开始在经商之余，将黑人奴隶带到阿拉伯世界城镇贩卖，摩洛哥是主要的奴隶市场。阿拉伯人是全球奴隶贸易中先来者，也是末行者——直到1922年，摩洛哥的奴隶贩卖市场才正式关闭。

前往北非的奴隶必须行经撒哈拉商线（Trans-Saharan trade）——一条史前即存在的古道，连接撒哈拉以南与北非。横穿撒哈拉沙漠，有一半的奴隶命丧途中。阿拉伯人为了防止黑人繁衍，阉割了多数男性奴隶，六成男性因此流血而死。由于欧洲人疯狂地后来居上，以及近代阿拉伯人的自身被压迫的境况，伊斯兰世界的奴隶贸易历史几乎要被遗忘。

在历史的纸堆里牵动草蛇灰线，我想起黑人演奏者漠然看我的眼神。如果他知道我费心思找答案，是不是也会对我讲：“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3.穷日子，好日子？

离开Khamlia村，我们在沙漠穿行，黄沙中出现几顶帐篷，女人正在把食物倒进家禽的食槽。他们是沙漠上的柏柏尔人，仍然过着游牧生活，每三四年迁徙一次，取决于动物是否有足够的食物。绳子捆起布匹，拼出方形帐篷，门帘内年轻的母亲在哺乳，屋外年长的女人为我们烧水煮薄荷茶，她的脚边囤积了好几打塑料水瓶。

“这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是穷日子，也是好日子。”司机懂得起承转合，在介绍词末尾升华。

两天前在菲斯，我听过几乎相同的话。菲斯老城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从事手工业，当地旅游业的重点，就是向机器时代的游客展示动手的传统。在皮革染坊，游客登上天台，俯瞰放满染缸的天井。缸中液体依从石灰水到鸽粪水再到各色染料，形成蓝白到黄褐再到五彩的色阶，依序将皮革脱毛、软化、上色，最终生皮变成熟皮。

这绝对是份苦工，空气浮动着刺鼻的化学气味，染布工人的手脚浸在有腐蚀性的液体中翻拌，他们搬运着沉重的浸满液体的毛皮，不时用水管冲洗脸和嘴巴。从天井传上来工人劳作的声音，他们在大声交谈，但那也许是一种协作的口号。我向向导询问染布工人月薪，他迟疑地说：“他们有丰富的内心，工作不是为了钱。”

我明白他的用意，便停止发问。他所言我并不陌生，只是从前是在相反的语境中听到——这其实是发达社会对第三世界的想象，不谈结构不平等，而说原始部落的灵性仪式，渔猎生产没有现代社会的压力，或者宗族社会没有现代个人主义的孤独，最终得出宽慰人心的结论：“穷人在精神上很富足”。这套想象最终也被第三世界拿来，打发外来者的好奇心；又或许他们也是一番好意，认为游客想听童话。

然而，游客的天真，却是一种投机的天真，他们对“异国人”往往有两种态度。在本国生活时，排外是古老的敌意，他们将异国人边缘化，认为异国人有不洁的品德，不是共同体的有益成员。 而当人们离开母国，去往那些异乡人的故乡，在本国的求生焦虑，变成在度假地的做梦需求。此时，他们要开始相信异国人的纯善无邪、精神富足。他们过的穷日子，其实是好日子，也就无需怜悯，无需改变。旅行者希望遥远的人们活成一颗琥珀标本，好为发达世界保存人类文明的初始样态，保存他们消逝的童年。而这童年亦是一种想象的历史，正如此地是他们想象的远方。

4.这里还有娃娃新娘

夜晚，哈桑带我们找了一块洼地。拱起的沙丘隔绝生活区的光线，正好观星。他用树皮搭起一座小塔，再将干枯的枝叶塞入塔中空隙，一点燃，火焰很快就冒了起来。我们向着滚滚的热气坐下。

哈桑是当地柏柏尔人，四十岁，和母亲、祖母住在村里。从2020年起，他开始成为撒哈拉旅游业的一环。他自称是民宿房主的弟弟，但在交谈中，我们发现这是多半有心编造的温情家庭故事。他甚至回答不上哥哥生活的国家与城市，只说“他在公司里。”我推测他是个管家类的角色。

民宿装修得宽敞漂亮，靠火炉置办沙发，床上铺着柏柏尔人的手工毛毯，彩色玻璃拼出尖顶采光天花板，有看日落的屋顶和现代的厨房炊具。但哈桑与母亲的房屋却很简陋，客厅四壁空空，床垫铺在地上，母亲在煤气罐上为我们烧饭吃。

火堆旁，我们卸去在城市里累积的防备心，放松地观星烤火。哈桑对我的朋友说：“你下次来，要带着你的丈夫。”又问：“你们多大了？”

这一问，问得方才放松警惕的两位女权主义者警铃大作。

哈桑没意识到我们已被惹恼，继续讲：“对于柏柏尔人来说，这不正常。以你们的年纪，结婚都太迟了。”

我们从沙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住处，哈桑对婚姻话题意犹未尽：“在摩洛哥，结婚越来越麻烦。新婚姻法就要颁布了，男人在离婚时需要分财产给配偶，女人们要搞男人的钱了。”

“现在很复杂，那以前是怎样？”我问。

“以前很正常。”

他拉响的警铃在此刻失控，完全停不下来。

此时，摩洛哥国内关于《家庭法》改革的讨论已持续两年。就在我们离开沙漠的当天，政府推出修订后的《家庭法》，这是在过去二十年间的首次修订。改革并未废除一夫多妻制，仅将此作为结婚时的协商内容。如果女方未在婚姻合同中提出反对，男人仍可以有多个妻子。在财产继承权方面，女性继承的财产是男性继承人的一半。女性法定结婚年龄为18岁，尽管女性权益倡导者一直极力主张废除童婚，让此地再无“娃娃新娘”，新《家庭法》仍允许女孩已孕的情况下，将结婚年龄降为17岁。摩洛哥调查记者Hicham Houdaïfa在2015年出版《女人的背是骡子的背》中，收录了关于童婚的报道。根据伊斯兰法，女性一旦开始月经就进入适婚年龄。对于社会而言，早一些结婚，能生更多孩子。对父母来说，早嫁女儿，保证她们结婚时仍是处女。在摩洛哥的偏远山区，父亲在女儿十四岁到十七岁之间包办婚姻，把女儿送到夫家做童养媳。

5.三毛是逃走的

我们逃到沙漠，再心急如焚地逃走。刚来时，哈桑带我们参观村庄公共面包炉，集体菜园中的灌溉系统，讲他爱撒哈拉的星光，不爱城市的拥挤，在小卖部抓一把瓜子放在我手心。于是我把他当作自己人，倾诉在城市里被敲诈被骚扰的经历，直到他也带我们去购物点消费，货品和城里没有两样：香膏、芦荟胶、蜗牛霜、阿甘油。在沙漠吉普上，他坚持要坐在我身边，把手伸到我的座位旁边。

回城要坐漫长的巴士，沙地变雪山，雪山变峡谷。我用手掌贴住车窗，玻璃有时冰冷，有时灼热。不止在高度间穿梭，也在温度上跳动，在我熟悉的生命经验之中往返。在经停站，我们下车活动筋骨。大巴停在乡镇的斜坡，人们正在赶集，牛头滴着血，牛屁股摆放方向不一，根据公母，分别展示睾丸和尾巴——这是幼时逢市日去镇里赶集的经验。在紧邻滑雪场的城市，我下车买咖啡，这里完全按照法国城市的样式打造，道路宽阔干净，街心花园有木质长椅，旅馆叫霞慕尼（勃朗峰脚下的法国城市），面包店招牌用法语写Boulangerie，那里可以买到可颂、巧克力面包、布里欧修。咖啡店拿铁四欧一杯，接受欧元支付，卖出法国价格——这是我二十五岁后的生活，说法语、吃可颂，一直不太会赚钱，打着算盘过日子。

在车上，我反复听《橄榄树》，在一声声“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中，内心安定下来。三毛生活在戒严时期，作品不谈及政治话题。她似乎由衷地对政治冷感，讽刺同学“政经味很浓”，直言自己“不是妇女运动的支持者”。她翻译阿根廷画家季诺的《玛法达的世界》，有意将对话的政治表达淡去。在异乡种种遭遇里，她始终有轻松的游戏态度。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谈到两种旅行方式：不具备解读能力，但传统还未消逝；能够解读众多的现象，却只能看到遗迹。三毛选择了不去作结构性的解读，她的文学中里有一种诗意的世界主义。

“生命，在这样荒僻落后而贫苦的地方，一样欣欣向荣地滋长着。它并不是挣扎着生存，对于沙漠居民而言，他们在此地的生老病死都好似如此自然的事。我看着那些上升的炊烟，觉得它们安详得近乎优雅起来。”

1976年摩洛哥国王发起绿色进军，号召摩洛哥人占领撒哈拉，迫使西班牙人放弃对西撒哈拉地区的控制，三毛居住的小城阿尤恩也发生了动乱。西班牙撤出西属撒哈拉，三毛随之撤到加那利群岛。 所以，她也是逃走的。

在摩洛哥，我不总是那个“政经味很浓”的人。菲斯的午后，走上新城的山坡。楼房墙面贴了光滑的瓷砖，牧羊人站在新楼下，隔一层护栏，对羊发号。我俯身数着寺庙尖顶。清真寺常在市井低洼处，在极易迷路的巷道里，这是伊斯兰的空间传统。先知穆罕默德曾住在麦地那闹市中，在狭窄繁忙的巷道里传道。他没有独立的住所，休憩的房间与来拜教的民众仅一墙之隔。

行晡礼的时间到了，无数的诵经广播同时响起，信众的吟唱起伏，从低处的大地传上来，像一种低沉的腹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