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捺钵（四）

云南 | 无法选中的化外之境

北回归线将云南划分成了“干坝子”和“水森林”，云南的北方，耕作需要大规模的水利协作和社会组织能力。社会结构更趋近于集权化和父权制，文化色彩与中原文明一样，强调秩序、功名与宗族。而南部则享受着极度丰饶的自然馈赠。这种丰饶，催生出了温吞、散淡的性格。云南丰富的山地资源（海拔纵深），也使得其成为少数未经饥馑的省份。哀牢山更是在漫长的岁月成为了一道文明的屏障，使其山民与南部成为了羁縻之地，或是化外之境。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边境），要在民国时才得以确定。而同属北部的大理与丽江，则是各自依托于苍山洱海，玉龙雪山，成为了相对独立的个体，一个是充满了书卷气质的贵族（南诏-大理国），一个是野性不羁的王城（木氏土司）。他们与昆明的行政中心气质，似乎都格格不入。然而，茶马古道这条粗粝的缝合线，又将他们牢牢的固定在了一起。

茶马古道如是草地上牛羊与牧人踏出的牧道，有了茶叶的需求，便有了层层的贸易，在充满灵性的普洱、版纳，茶叶从山民手中产出，在普洱（思茅）加工、分拣，再进入贵族的领地，在这里集散，商人将茶叶换为白银、盐或是藏区物资。最终，马锅头带着马帮跨过金沙江，进入香格里拉，进入藏地。这是一种黏菌走迷宫般的自然生长，而非明君在地图上修建运河的挥墨千里，或是人定胜天的雄伟新城。矮小的云南马擅长行走在湿滑的雨林山地之中，却无法适应高海拔的严寒与缺氧。藏区的骡马也同样无法进入雨林山地。这种协助，是用生命在湿滑悬崖边的试探，是“一山放过，一山拦”的坚持。马队铃声作为伴奏的山歌在群山间萦绕，寒夜火塘的闲聊似乎永不休止，充满了讨价还价的市井嘈杂仍可穿越千年。然而，茶马古道又是中原王朝可以拿捏云南的命脉，自宋朝开始，朝廷在甘肃、四川、云南等边境关口设立“茶马司”，专事茶马贸易。又以“榷茶制”使茶成为国家专营（或特许经营），不许私人染指。在其基础上，如果某个边疆部落不听话，朝廷不需要发兵，只需要下令“绝其贡献，罢其茶市”，即可通过“贸易战”使其妥协。茶马古道若是权力谋划的“文治”，丝绸之路便是军事博弈的“武功”，唯独雄心壮志的“一带一路”，只余留下宏大叙事的幻觉，或者说是只是“计划经济”对着地球仪的一次意淫，余下的只有虚弱的身子与失去的体面。

究竟是始于足下，还是傲慢而又执拗的上帝视角，即是故事的起点，也是故事的结局。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人类从“野蛮”走向了“文明”，从“深山”走向“国家”。然而《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的作者斯科特认为，“文明”往往意味着奴役，而“野蛮”往往意味着自由。并且提出了“佐米亚”（Zomia） 这一概念：简单来说，“佐米亚”是指从越南中央高地横跨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云南，一直延伸到印度东北部的一片巨大高地。在斯科特的视角里，“佐米亚”不是一个因为“落后”而没能进入文明的地区，而是一个人们为了躲避国家机器（税收、劳役、征兵、传染病）而主动选择进入的避难所。斯科特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这些山地族群的很多“落后”特征，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设计：没有文字，种植逃避型作物，扁平的社会结构。没有文字，概因文字是国家管理、户籍登记和历史叙事的工具。选择不使用文字（或放弃文字），是为了让国家无法对其进行“档案化”管理，保持族群记忆的流动性和不可追溯性；种植逃避型的作物，他们不种需要精耕细作、易于收税、生长周期长的水稻（容易被官府整仓运走），而是种木薯、红薯等长在地下、收割灵活、随拔随走的作物；扁平的社会，则指他们拒绝建立复杂的科层制，因为一旦有了集权的苗头，就容易被外界的大帝国通过“册封”或“改土归流”纳入行政体系。

1979年，最后一个少数民族在西双版纳被发现。基诺族，从浓雾中走出，不再是蛮荒之中的野人，而成为了新中国的一员。他们的村寨成为了表演场，太阳鼓不再是献祭给神明，火塘不再单是为了温暖漫漫的长夜，时间不再是花开花落，春去冬来，而是早九晚五，到钟表演。茶叶与其他经济作物在村寨中生长，“劳动致富”成了新的神谕。

我们无法得知1979年的“野蛮人”是否快乐，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为自己唱歌，为神明跳舞，不需要身心疲惫了再去荒野中“露营”。但是，神明降下的疾病可以轻松被抗生素所救赎，这便是知识的诅咒。在西南的群山中，一群人从原始社会中拉起，硬生生的抛入了社会主义中国，他们打歌，跳舞，抽水烟，喝自烤酒，而东北的平原上，共和国的长子，计划经济时代的宠儿，忽然被流放在了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烧烤，喊麦，直播，流亡。或许边民总有相通的性情，只是在同一个生态位中，便总要互相吞噬，就如“东北正宗傣味”一般，磨合的久了，火候便到了。

西双版纳 | 被攻破的竜巴门

“东北梆子”西双版纳的网约车司机，说出了一个鲜活的词组，怕我们没听懂他又说了一次：“东北梆子”。这不是针对他那两个可怜的北方乘客。而是，我们在车窗外频繁的听到乡音后的感慨“这里怎么这么多东北口音”，司机便打开了话匣。梆子应该不是云南的方言，倒像是东北人的自嘲的言语，被外乡人捡了去，若是组词为白菜梆子，便是整颗白菜最外边一层，靠近根部的位置，又硬又干，是难以下咽的部分。通常与萝卜缨子一同剁碎喂养家禽的。而老梆子便引申为老且无用的意思。多是一些老人的自嘲。梆子在中原地区也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商贩，敲打的一种实木。结合网约车驶过市区夜市的语境，似乎也有此种解释的空间。毕竟夜市里满是东北人经营的傣味小吃。甚至在东北，也曾将某一地的外来流民，称之为XX梆子的，若是以此解释，似乎这一称呼就如回旋镖一样，在千里之外打在了自己人身上。

放下梆子这个词，我们与司机持续交流了一番，在快到目的地时，我们也坦言我们其实是东北人，只是哈尔滨人的年轻人普通话本就好，走南闯北的工作性质，让我们的口音已经变得难以辨识了。司机师傅便显出了些许局促，我们也表示对于这种“冒犯”并没有放在心上。我们甚至没有想过停止这一话题，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虽然我们也知道，“东北人”的风评颇为极端，来东北旅游的外地游客赞美东北人，在外旅居的东北人又遭人诟病，“东北人”在互联网上似乎已经坠入了一个传播学上的“沉默螺旋”之中，这种互联网上的霸凌，除了那个不能说的名字，似乎是没有禁区的。 这种“言论自由”，似乎成为了社会的“减压阀”，本应是对某些行为的批判，变为了公开的地域歧视。甚至“东北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所有北方人替罪的羔羊，就像我们可以通过口音轻松分辨谁是“南方人”，但是四川口音，江浙口音，福建口音，却需要仔细辨识一样。“东北人”就成了最没素质的“黑山羊“。司机见我们并不介意，便说“你们的老乡最精明了，都是用冻肉，那些僵尸肉便宜的很，赚的比我们（版那人）多了”，我们也只是会心一笑。经验告诉我们，不要像陌生人解释他无法理解的复杂问题。我们是无法向一个陌生人耐心的解释现代食品工业中“冻鲜”这一概念的，这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供养一个巨型城市的必然路径。也是东北先民利用寒冬保存食物的习惯，这点我们深有体会，福建人不吃冻肉，鸡鸭也要吃现杀的，广东人更是不会去吃“炸带鱼”的，这是一种生活的惯性，在冷链成熟以前，冷冻的成本远远高于当日宰杀的，而湿热的气候下，不新鲜的食物便是致命的。相对应的，东北并没有制作腊肉的习惯，腊肉也只是随着川湘菜系的流行，才会偶尔品尝。

至于更深的问题，则更无处诉说。这种对于“东北人”的敌意，本质上是一种压力的错位释放，版纳的物价与房价，是城市化与土地财政的必然结果。只是恰好，“东北人”在逃离的过程中发现了这块合适的“应许之地”。对于西双版纳（尤其是景洪）地方政府而言，单纯靠橡胶、茶叶或初级旅游业，很难支撑起现代城市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于是，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收储与城市化规划（如告庄西双景、融创茂），将热带气候和异域风情封装成了“不动产”。版纳便与海南一样，成为了东北人的白月光与朱砂痣。对于地方财政与开发商来说，这里有着无尽的土地红利。对于从风雪中而来的旅居者，版纳满是阳光，牛奶与蜂蜜。二者一拍即合。唯独给原住民，留下的是高企的物价和被稀释的文化生存空间。而他们，和所有普通中国人一样，无法看到背后的逻辑，无法拥有说“不”的政治权力，只能看到这些野蛮的“流民”闯入了他们的“竜巴门”。

“竜巴门”是我们在景德路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里喝到的饮品，应是以熟普洱与手冲咖啡调和（或是一同冲沏）而成的。算是旅行中让人眼睛一亮的体验了。既有咖啡爽冽的苦味，也有普洱绵柔的汤感。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竜巴门”这个名词，细究起来，“竜巴门”是阿卡人的寨门，住在其中的人，可以得到祖先神明的庇佑。离开了，便离开了神和族群。可是新生的孩子们渴望城市的生活，文明的演进，并非如同一粒种子，时间到了便会自己生长出封建社会或是资本主义。无论是内部的破壳声，还是外部的撞击，这种演进，更多的是伴随着冲突与战争。如果只是单纯的技术传播，则未必能改变其精神，摩托可以代替骏马，唐吉歌德却可能仍是手持长矛。

古老的村寨，借由法国人带来的红色果实，让“竜巴门”出现在了两个外乡人面前，究竟是村寨被时代所吞噬，还是神明的领地得以扩张。终是让人玩味的。如是告庄景区里的神像，祂们居高塔，着金衣，却只是这个大型“民族风情嘉年华中“不受香火的Cosplayer。谁又比谁更高贵呢。

寨子里的人，其政治底色首先是 “曼”（村社），其次是“召”（土司/领主），最后才是遥远的“皇帝”。而东北人则带着集体主义的余晖，闯入了这片世界。当他们带着“王法至上”、“效率优先”、“资源利用”的习气跨过哀牢山时，带来的必然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西双版纳最迷人的地方不是山清水秀，而是外卖骑手随波逐流的奇观，单按公里数与交通条件，本应半小时送达的商品，在版纳通常要1个小时才能送达。在路上也可以看到外卖骑手被家用踏板不断超越的奇观。似乎凡是工作，摸鱼便可。自己的享乐的时间，才应该被珍惜。这种在工作中苦哈哈的状态，一样被东北老乡所诟病，酒店的服务员中若是“杵倔横丧”，不带笑意的服务员，多是本地人，笑脸相迎的，又多是外地的打工人，可若是你仔细观察，他们不在工作时，与同事又总是笑盈盈的。这让我不禁感慨，山里的云南人是会唱山歌的精灵，城里的云南人是满嘴“哈麻批”的哥布林。我们也曾是骄傲的，只是时代的洪流不会放过任何人。

版纳的晴朗的午后，总是燥热的，晒得人头皮发昏，我们两个逛完农贸市场的外乡人，决定到超市里避避暑，本以为可以从超市价签上学到些植物的诨名，但却发现这里商陈的方式，仅是各管各的，上排的价签只管告诉你品名和价格，下排的蔬果兀自争奇斗艳：大象耳朵叶、水芋杆、酸包叶、苦子果、水香菜、马蹄菜、炮仗花……依旧是对不上号，于是脑袋更加浑浑噩噩的了，这里商家的告示，总是透着一种散漫与温吞，路过的早餐店贴着，“人多时请排队”，这让小旭不禁莞尔，依我们看，有人既有先后，有先后便是要排队的了，难道人少时，要猜拳决定谁先吃吗？出了超市，只想找个地方猛灌一口冰咖啡，却发现一家银行门口的树荫下，坐着一排老人，银行的卷帘门呼的拉起，老人们便快步走了进去。原来即使是全国统一的银行，在版纳也有一个漫长的午休，2点半，才刚到下午的营业时间（大部分地区对私业务，并无午休）。这种午休的存在大抵上是金融不发达，亦或是为了应对午间的燥热，然而，版那人却似乎没有食冰的习惯，譬如著名的美食村寨曼回索，会奉上他们用普洱与滇红调制的茶饮，但是却很难看到冰柜冷饮，便猜测，是苏联的工业体系没有延伸到这里，如制冰厂和冷饮厂，是伴随着重工业（如钢铁、采矿）而生的强制的劳保福利。而美利坚无往不利的冰可乐，似乎也在这里折戟沉沙，热带水果和甘蔗汁甜腻的风味早早的占据了糖分的极乐点，气泡的杀口感，也完全满足不了版那人被酸甜苦辣反复捶打的味蕾。

曾以为或许云南人是最懂《百年孤独》的，拉丁美洲的作物在这里如归旧里（辣椒、洋芋、番薯、玉米），云南的蘸水与墨西哥的莎莎酱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滇缅铁路与拉丁美洲亦有殖民者的印记，甚至两地似乎都有很多毒贩（曾经某一时期的云南）。然而对于冰块，二者的态度确实如此大相径庭，马孔多是惊惧与本不该存在于此的超自然之物，云南却是一副不愿搭理的模样。如是杨丽萍与弗里达，两人都是极其令人敬佩的艺术家，只是杨丽萍似是清冷的月光，弗里达如灿烂的太阳，一个是青木瓜的酸，一个是红辣椒的辣，前者为个人追求放弃生育，后者如大地母神一般渴望生育，却求而不得。却又都是边陲文明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者。只是这种个体的觉醒，或许在云南，是更为普遍的，可能“佐米亚”的政治形态，或是开放的情爱观，都不是最早的启蒙，唯独一日三餐手边的蘸水，才是个体永恒且微小的胜利，各美其美，各好其好，酸甜苦辣全凭各自的喜好与理解。这与中原大一统的餐桌似乎是完全不同的，每一道菜的风味都是大家长的意志，而蘸水区，却倔强的保留了个体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