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正义？哪种自由？——写给王丹也写给我们

文/欧阳京

三十五年过去了，六四仍是一道撕裂的伤口，不只是撕裂了中国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记忆，也撕裂了异议者之间的伦理基础与未来想象。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总会陷入熟悉的争执：到底应该坚持革命，还是寻求改良？我们是要彻底否定这个体制，还是在现实中逐步寻求可能的变革？

我写这封信，不是要对某个人下判断，也不是为了重演道德清算。我写下这些文字，是想在某种缠绕和沉默中重新开启一场必要的讨论：我们是否可以重新定义“反抗”的意义，是否能以一种更真实、更具伦理责任感的方式理解我们与祖国的关系？

我曾相信，也至今依然尊重许多民运先行者的牺牲与理想。但在这条路上，我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仅凭理想主义的姿态，无法构成有效的政治路径。异议的力量并不来自于道德洁癖，而在于它是否真正触及了社会结构的变动可能。

革命话语的魅力在于它的清晰——黑与白、敌与我、正义与邪恶——它使人拥有一种压倒性的正当性。但这种正当性若缺乏现实条件的支撑，就可能变成新的禁锢。我们不妨直面现实：中国共产党目前掌控着一个高度组织化、资源丰富、统治机制成熟的政权，其对异议声音的压制是制度性的，也是长期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仅靠道德谴责和象征性对抗，很难带来真正的制度松动。

在这漫长的对抗中，海外民运与中共的关系也日趋复杂。双方彼此强化敌意，形成一种“零和”僵局。海外民运的抗争，虽然激励了不少人，但同时也被中共视为“境外敌对势力”的一部分，加剧了对境内异议的打压和对海外异议的打击力度。这种相持状态不但消耗了双方资源，更阻碍了可能的变革与对话。与此同时，中共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也在寻求策略调整和体制创新，试图修补治理漏洞，塑造对外更为积极的形象。虽有限但显现出某种“策略性和解”的可能性。

然而，这种“和解”的话题，极易引发误解，尤其在意识形态深刻对立的背景下。海外民运与中国极权体制长期存在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深刻隔阂：西方民主制度强调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而中国体制被视为专制、威权的对立面。这种“水火不容”的对立，使双方难以理解彼此，且“和解”常被误解为“妥协”或“背弃核心价值”。

然而，真正的和解并非放弃普世价值，而是承认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探索在坚持价值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与共存。柴玲的心路历程为此提供了深刻启示。她曾是八九学运的核心人物，理想坚定，流亡海外多年后，经历了信仰的洗礼和对历史的反思，最终在内心与历史、过去与现实中达成和解。她没有放弃对自由的追求，但也接受了现实的复杂，选择在自由环境中寻求个人幸福与精神安顿。

柴玲的故事告诉我们，“和解”不是妥协，也不是放弃理想，而是一种更宽容、更具建设性的政治智慧。它鼓励我们超越零和游戏，承认不同历史与文化路径上的多元可能，在共存中寻找变革的机会。

换言之，和解是一种基于尊重与责任的政治实践，是“既不丢弃自由信念，也不拒绝现实条件”的智慧选择。只有如此，海外民运的理想才能真正扎根于中国社会，而非流于抽象与对立。

我们不能忽视西方主流思想对现实政治的反思。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提醒我们，真正的政治参与需要广泛而包容的对话空间；福柯对权力关系的洞察使我们理解，权力无处不在，政治不仅是对抗，更是微观的治理艺术。在这一视野下，我们看到中国体制中的某些政策尝试与西方治理理念产生交集，如法治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这为东西方思想和解提供了现实基础。

过度的意识形态对立成为阻碍双方理解的最大障碍。只有放下成见和标签，真正开启跨文化、跨制度对话，才能激发新的制度创新和政治活力。

我不否认“推翻体制”的愿望有其情感依据，也承认1989年的理想曾照亮一代人的青春。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象征政治层面——口号、姿态、标签、流亡叙事、光环称号——这些不能自动转化为政治改变的力量，有时甚至成为新的自我安慰机制。

于是我思考：是否存在一种“务实而不犬儒”的政治伦理？既不美化现存体制，也不浪漫化对抗，逃避现实复杂性？是否能建立基于责任感与建设性的政治语言，为中国未来打开空间？

对于六四，我选择尊重多元视角而非固守单一叙述。历史非审判剧场，而是理解入口。我们可以承认学生理想主义、政府粗暴镇压，也探讨事件如何在结构性盲点滑向灾难。谴责暴力同时理解群体如何在失望与激情中走向激烈对抗。这非相对主义，而是对复杂性和彼此立场的尊重。

我不相信历史有绝对真相，但相信未来需共识。民族走向成熟，非靠永恒分裂，而靠深刻共识——即便不完全、充满争议。

这也是我想对王丹说：若真心信中国值得奋斗，或许需跳出熟悉阵营与姿态，重新思考“政治参与”意义。非简单重演1989，不是自由与暴政剧本，而是设想新语言：包容不同视角，承认彼此局限，接纳现实灰度，建构未来路径。

我们在海外享受自由空气，但自由非仅权利，更是责任。能否转化为建设性关怀，回归现实、推动变化力量？我相信可以。前提是学会在分歧中对话、共存、寻找行动方向。

更重要的是，海外流亡华人不应只做旁观者或口号高喊者。我们的知识、经历、资源，是祖国渐进民主建设重要助力。虽中国政治体制复杂集中，民主转型不等于无望。通过回归祖国，参与教育、法律、社区、公共政策等，我们播下民主自由种子，使其在中国土地缓慢但真实生根发芽。

这需勇气、智慧、耐心。不可期待一蹴而就变革，而应以长远眼光，承担推动渐进改良使命。海外华人应成中西文化、法律、政治经验桥梁，用务实行动替代空洞口号，为中国未来贡献力量。

历史不等人准备好才发生。我们所能做，是在裂缝中留更好记忆，积极塑造未来。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仍愿认真思考、平等对话、愿承担责任参与祖国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