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
“国旗飘飘，党旗飘飘，今天开学了。父亲带我去学校，走到校门口，看见孙中山先生的铜像。父亲对我说：孩子，鞠躬，向我们的国父鞠躬......" 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新加坡读小学时“国语”教科书里的一段课文。
显而易见，这本教科书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历史印记，而这段课文仅仅五十多字，就已折射出当年的党国体制，并充分体现了教科书的一个核心用意，即培养莘莘学子对孙中山先生(1866—1925)的尊崇之心。
孙先生是我这个“南洋小学生”从课本上认识的第一位中国伟人。从小学开始，我就对他的生平事迹怀有浓厚的兴趣；到了中学和大学时期，我开始接触他的《三民主义》演讲稿和《建国方略》等著作，阅读了不少回忆和评论他的文章，也涉猎了一些有关孙先生的中英文学术著作。
随着政治环境的重大变迁与国家认同的根本性变化，新加坡的华校教科书走向了本土化。孙中山先生的“国父”称谓在南洋华人社会早已不再沿用，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疆界之外所享有的声誉与地位。
孙先生倡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在1912年终结帝制，缔造了亚洲第一个明言宣示“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并在不同程度上激励了越南、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孙先生还直接支援过菲律宾的民族独立斗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革命开路人。
从槟城阅书报社到几乎遍布全中国的中山路和中山公园，从新加坡晚晴园和曼谷演说街到日本神户的孙文纪念馆和东非路易港的孙逸仙大街，再从伦敦的孙中山蒙难纪念室到檀香山的孙逸仙公园和温哥华的中山古典园林，孙先生超越了党派和地域，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受到最广泛纪念的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
这个现象的形成固然与孙先生死后国民党高层的一系列“尊孙”(或曰‘个人崇拜’)举措有关，但苏联斯大林和德国希特勒的实例证明，建立在政治机器之上的个人崇拜只能喧嚣一时，在历史的洪流中终究会化为泡影。孙中山先生逝世一百零一年了，他的历史地位依然稳如泰山，在主流的历史叙事中也始终得到高度评价。即使没有人为制造的“个人崇拜”，孙先生仅凭自身的历史功绩和声誉，也完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
然而，孙先生与历史上许多其他政治领袖一样，生前不乏内部反对者和批评者，也直接或间接卷入争议性历史事件。在革命阵营内部，孙先生面临过陈炯明、陶成章、章太炎等人的挑战。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孙先生发动的“二次革命”及其后果，1915年他与日本民间人士签订《中日盟约》的真伪问题，以及1922年因政见之争引发的陈炯明兵变，如今都成为一些学者“批孙”的主要议题。
据我所知，最早采用传记形式“批孙”的人是美国女作家莱昂·莎曼(Lyon Sharman)(1872—1957)。莎曼曾在中国居住多年，亲历了孙先生去世后被国民党“神圣化”的过程。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她出版了《孙逸仙：他的一生及其意义》(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这是一本在学术界影响深远的孙中山评传。莎曼把这位中国革命之父请下“神坛”，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评说。
她肯定孙中山先生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象征和精神领袖，并形容他是一个真诚无私的理想主义者。她赞赏孙先生 “愈挫愈奋，再接再厉” 的奋斗精神，也注意到他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卓越的宣传能力、与时俱进的政治韧性和坚不可摧的个人使命感。另一方面，莎曼认为孙先生缺乏军事才能和组织管理能力。她批评他过份依赖外国势力的援助，而他寻求外援的政治策略又带有妥协性和投机性。她还觉察到孙先生的行事风格有时流露出家长制倾向。
在莎曼的眼中，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东西方思想的“大杂烩”，是一套结构松散且具内在矛盾的思想体系。正因如此，不同党派都能利用它的包容性和某些理论细节的模糊性，各取所需、为己所用。不过，莎曼并不否认三民主义在近代中国曾产生“唤起民众”的巨大正面作用。
莎曼与其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将孙先生雄心勃勃的“实业计划”视为空中楼阁，但时至今日，包括三峡建坝在内的许多构想在神州大陆已相继成真，有力地证明了这份计划的前瞻性。最近，广西平陆运河的建成开航是另一例证，它标志着孙先生关于西南内陆拥有向南出海口的构想终于变为现实。
莎曼九十多年前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有褒有贬，表现出一种独立而辩证的态度。然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文学术界和网络空间里出现了不少贬低或质疑孙先生的言论。这些言论主要出自个别学者、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台独”分子以及部分自媒体博主和异议人士。他们或许动机各异，但大都站在现代民主和法治的立场上，尖锐地批评孙先生，其中有人学术水平较高，态度相对理性，言之有物；有人则十分偏激，流于主观臆断，肆意给孙先生贴上负面标签。这些人在贬低孙先生的同时，往往着力提升陈炯明等政治对手的历史地位。
这种“翻案”倾向在史学界引发了不小争议，有人斥之为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解构主义或历史修正主义，但也有人表示谅解，说这是“新时代多元化视角下的历史反思”。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历史上的政治名人，没有一个能够毫无异议地被所有人接受。孙先生当然也有其失误与缺憾，但他的历史功绩确实客观存在，不可磨灭，不容抹杀。在西方史学界，孙先生作为中国革命先驱和现代化启蒙者的地位同样备受肯定，他在实业计划中展现出的超前眼光如今也赢得了赞叹。
1894年11月24日，在甲午战争清军节节失利，中国即将蒙受清末又一国耻的大背景之下，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点燃反清革命的火种，撬动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新走向。正如孙先生自己所言，他“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其革命足迹遍及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史料记载和学者考证，1900年至1911年间，孙先生先后九次到访或过境新加坡，曾四次寓居于晚晴园，并于1906年在此创建了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
晚晴园的那棵青龙木，巍然傲立百余年，默默地见证了孙先生与这片南洋热土的历史情缘。我成长于南洋的蕉风椰雨中，在过去数十年里目睹了晚晴园的蜕变——它从一处鲜为人知的孙中山旧居、一栋饱经沧桑的老别墅，变成了一座正式的孙中山纪念馆、一个受法律保护的国家古迹。
1907年，孙先生协助创办了新加坡《中兴日报》，宣传革命思想。1910年，在他的倡议和鼓励下，新加坡的革命党人创设同德书报社，积极推广识字运动。这些活动间接促进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
1908年，孙中山先生化名“南洋小学生”，在《中兴日报》发表文章，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公开论战。三十二年后，这个“南洋小学生”变成华校教科书上的“国父”。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南洋小学生从课本中认识的“国父”是这样一个人：他小时候在私塾读书，敢于顶撞塾师，质疑死背书的教育方式；还敢于反对封建陋习，试图阻止母亲给姐姐缠足。他长大成人后致力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
孙先生既是建功立业的伟人，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凡人。刻意而又过度的“神圣化”难免会引起反弹，也很遗憾地模糊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在四处奔波的革命岁月里，孙先生与家人聚少离多，主要是通过书信与他们保持联系。这些家书留存下来的有数十封，平实而又生动地展示了一个没有政治光环的父亲和丈夫的形象。这个普普通通的孙中山曾在异国街头选购风景明信片，寄给家人分享；也曾为还在求学的儿子孙科订购书籍，并在信中对其谆谆教导。颠沛流离中，他不忘汇款给不识字的元配夫人卢慕珍，确保她生活安定无忧。辛亥革命之前，他心中挂念着两个年少的女儿，曾写信嘱咐姐妹俩去拍一张合影寄给他，借此缓解思女之苦。
我想，一个流露凡人真情的伟人孙中山，反而更显可亲可敬，更具人性光辉，也更能牵动人们的心弦。
中山常在，山高水长。谨以此文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并祈望他那超越意识形态的精神力量，能够穿透台海风云，在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统一，中国的统一，正是孙中山先生晚年孜孜以求、却抱憾未能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