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集_《解放的悲劇》政治整肅
第八章 政治整肅
一九五二年二月的一天，天氣寒冷，還颳著風，河北省省會保定市的體育場裡聚集了兩萬一千人。主席臺上坐著幾名法官。兩名被告面朝群眾站著，雙手綁在身後，眼睛望著地面，兩名荷槍實彈的士兵穿著厚厚的棉衣，站在他們身後。他們的脖子上各掛著一塊長長的牌子，從肩部一直垂到腰間，上面寫著「大貪汙犯」和兩人各自的名字。河北省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張慶春宣布了他們所犯罪行的細節。他的長篇大論結束後，會場裡一片寂靜。隨後，法官起身，宣判兩人死刑。這兩個人低著頭，自始至終沒有朝人群和控訴他們的人看一眼。他們立即被拉到保定的刑場執行死刑。為了表示仁慈，行刑者並沒有瞄準他們的頭部，而是直接射向心臟。
當時，以人民的名義舉行的公審大會司空見慣。但這一次卻不同，兩名被告——劉青山和張子善——都是地方上的高級幹部，其中一個曾任天津地委書記，另一個是天津地區專員。兩人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被捕，被控濫用職權、轉移資金和從事非法的經濟活動。他們利用職權建立了一個小帝國，攫取了大量利益，貪汙了大筆錢財，並且揮霍殆盡。
這次審判在黨內引起了極大震動。儘管有天津市長黃敬求情，毛還是批准了死刑。他認為：「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劉青山和張子善都是老黨員，但革命的資歷並未能挽救他們的性命。他們的死對其他黨員是一個警告。
三年前，毛不無擔憂地來到北京，開玩笑地說他是進京趕考的。周恩來安慰他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會被退回來。」毛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李自成是十七世紀的一位草莽英雄，曾率領起義軍同明朝政府作戰。他向大家承諾要建設一個和平繁榮的新社會，因此贏得了眾人的支持。數十萬農民響應他的號召，希望重新分配土地和廢除過高的賦稅。一六四四年，他的起義軍打進了北京城。陷入絕望的崇禎皇帝先是殺死自己的女兒和妻妾，以免她們落入起義軍之手，然後爬上紫禁城後面的小山，散開長髮遮住臉面，在一個亭子的橫梁上吊自盡。李自成宣布建立大順朝，自己當上了新皇帝。但好景不長，短短幾個月後，滿人在山海關打敗了他的軍隊，建立了清朝。
三百年後的一九四四年，在一篇紀念明朝滅亡的長文中，詩人郭沫若警告說，李自成之所以只在北京城待了幾個星期，主要是因為他的軍隊貪婪成性、腐敗橫行。郭在文章中詳細比較了明朝的叛軍與共產黨造反者之間的相似之處，並由此提出警告：在內戰中，中國需要執行嚴格的意識型態紀律來控制全國。毛很欣賞這篇文章，寫信給郭說：「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這篇文章因此得以在延安發表。
毛澤東當時在遠離抗日前線的延安，他運用政治手腕，鞏固了自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並確保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所謂「毛澤東思想」，就是從他正式發表過的文字中總結出來的政治理論。為了對付他的敵人，毛於一九四二年發動了一場重要的政治運動，將對手一一消滅——這場運動被稱為「整風運動」。高華是研究延安整風運動的頂尖學者。他指出，這場運動的目的是「以暴力震懾全黨，造成黨內的肅殺氣氛，以徹底根絕一切個性化的獨立思想，使全黨完全臣服於唯一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之下——毛澤東的威權之下。」毛在這場運動中統管一切，連枝微末節也不放過，但在臺前唱主角的卻是追隨毛的康生。當時，負責調查每個黨員背景的是中央總學委，其成員主要有彭真、李富春和高崗，後來又加上劉少奇。總學委負責運動的一切事宜，不受任何黨章約束，最終實現了毛個人對全黨的獨裁。其他高級領導人如周恩來、彭德懷、陳毅和劉伯承都被迫做了自我批評，並寫下檢討書，承認過去所犯的錯誤。每個人都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間諜的指控滿天飛，各級黨員都必須互相批評，否則就會遭到誣陷。政治審查沒完沒了，數千人被懷疑是特務而遭到關押、調查、折磨，最終被整肅，少數人則被處死。有些人在審訊過程中被逼瘋，一到晚上，大家可以聽到他們從被關押的窯洞裡發出可怕的號叫聲。
至一九四四年，已有一萬五千多人被指控為特務和間諜。毛默許暴力橫行，他自己卻似乎置身事外，維持著一副仁慈領袖的形象。運動後期他開始介入，提出不要使用暴力，而且將所有責任推給康生。那些在恐怖的運動中倖存下來的人因此將他視為大救星。從此以後，延安的整風運動成了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的樣板。
郭沫若那篇討論明朝滅亡的文章，正是在恐怖的整風運動達到高潮時發表的。毛下令將文章複印了許多份，在延安廣為傳播，以告誡那些意志薄弱的幹部，不要沒有被敵人的子彈打死，卻陣亡在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之下。至一九五一年底，建國已近三年，共產黨似乎的確正被卑劣的資產階級逐步瓦解。權力的突然擴張，黨員人數的增長，都使意識型態的純潔性大打折扣，並滋生了自滿情緒。上至高級領導，下至地方幹部，大家都開始追求舒適的生活條件。他們認為，自己辛辛苦苦幹了這麼多年革命，現在是該舒舒服服地享受鬥爭果實的時候了。基層幹部普遍地「鋪張浪費，大吃大喝」，玷汙了黨的形象。
與此同時，官僚主義也阻礙了經濟發展，影響了中國在朝鮮的作戰能力。隨著預算的成倍增加，許多腐敗的幹部大肆貪汙，將軍費挪作私用。雖然抓了張子善和劉青山，但毛認為這只是冰山一角，還有許多貪婪的手正伸向國庫。毛警告說：「（我們）必須嚴正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汙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
如今，是對黨進行內部整頓的時候了。時任財政部長薄一波奉命主管此事，但整個過程都在毛的掌控之下。他發布了數十道指示給其他高層領導人，卻很少徵詢其他人的意見，所有人都必須直接向他彙報，就連周恩來在他眼裡也似乎只是個可以任意支使的祕書。十二月底，毛要求每個月所有縣以上的報告都必須直接上報北京，以便隨時掌控各地幹部的表現。
毛為一場新的運動定下了基調，並利用其控制的中央機構向下層層施壓。同往常一樣，他的指示很模糊，下面只能揣摩他的真實意圖。從毛的指示來看，似乎從手握大權的部長到地方上的幹部，每個人都可能成為鬥爭的對象。法律並沒有對「腐敗」做出明確的定義，更不要說「浪費」了，這個詞的含義之廣，幾乎包羅了一切行為，既可指故意侵占國家財產的嚴重罪行，也可指瀆職等較輕的錯誤。毛的態度則很堅決：「浪費和貪汙在性質上雖有若干不同，但浪費的損失大於貪汙，其結果與侵吞、盜竊和騙取國家財物或收受他人賄賂的行為相接近，嚴懲浪費必須與嚴懲貪汙同時進行，不能顧此失彼。」毛所給的唯一指導原則是對小案和大案要區別對待，前者被稱為「蒼蠅」，後者被稱為「老虎」。貪汙超過一萬元的被稱為「大老虎」，貪汙一千元以上的被稱為「小老虎」。
很快地，各地都成立了「打虎隊」，毛鼓勵他們互相競賽，多抓一些腐敗分子。於是，各個單位展開了互查，縣與縣、省與省之間也展開了打虎競賽。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毛主席表揚甘肅打虎的態度堅決。他擔心其他省分的腐敗比甘肅更嚴重，但鬥爭目標可能設定得太低。一九五二年二月二日，浙江報告說全省大概有一千隻老虎。毛嘲笑道，像浙江那樣規模的省分，至少應該搞出三千個案子。五天後，浙江宣布發現了三千七百隻老虎。毛轉發了浙江的報告，並督促其他省分也將打虎的目標上調。不久，薄一波熱情高漲地報告說，全華東範圍內已經發現了十萬隻老虎。
在運動過程中，大家都爭相完成分配下來的打虎指標，甚至連放寒假的學生也被拉進了打虎隊。吳介琴當時二十四歲，還是個大學生，他同其他六名同學一起被派往浙江美術學院下轄的美術用品商店。他回憶說：「我在那兒的三反運動辦公室工作。全部職員和工人都被組織起來學習黨關於這次運動的政策。職工們隨後被叫來坦白自己的罪行，並揭發他人。這些罪行包括貪汙、造假、偷竊、受賄和其他各種形式的腐敗。有些嫌疑人被單獨關在辦公室的房間裡。被關起來的大都是各部門的負責人，有些甚至是延安時期入黨的老黨員。對這些『罪犯』，我們從來都不客氣。」美術用品商店的打虎運動持續了三個月，雖然聲勢很大，但最後吳介琴所在的工作隊僅發現了一例占用公家相機和一百多塊錢的案子。
丹棱是北京的一名學生。一九四九年十月，他曾在天安門廣場上站了十個小時觀看遊行，回家後就開始拉肚子。一九五二年他在第一汽車製造廠工作，並加入了共青團，因此也被招進了打虎隊。隊員們很快便鎖定了一名經理，懷疑他偷了一個昂貴的零件。此人以前曾加入過國民黨，但因為具有專業技術，因此被廠裡留用。丹棱奉命召開了一次會議，對這名經理進行質問。開會前，他得到一份文件，上面羅列著這名經理所犯的罪行。會場上，工人們對經理大喊大叫，要他「認罪」，但僅僅認罪還不夠，大家又強迫他交代更多的罪行並檢舉他人。
接下來是召集群眾大會。重工業部在中山公園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遊行，把所有被懷疑的人都拖出來，強迫他們接受群眾聲討，政府還對一些大案進行了廣泛宣傳。例如：北京發現的最大的老虎是一名公安部的官員，名叫宋德貴。他的罪名幾乎涉及所有腐敗行為：貪汙鉅款，同一名前資本家的妻子發生婚外情，甚至跟這個女人的女兒上床，另外還吸毒。對丹棱所在的打虎隊來說，宋德貴是一個再合適不過的鬥爭對象，他們研究了這個案例，將其作為調查工作的範例。
「每個單位都是一個戰場，需要進行無情的鬥爭。」對待像宋德貴這樣的重要案犯，先是要他們承認自己的腐敗行為，此外還得揭發其他人，以減輕自己的罪名。審訊者常讓嫌疑人彼此互相揭發，這種做法叫做「虎咬虎」。情節較輕的會被暫時停職並軟禁起來，好讓他們「反省」。就連那些沒有受到懷疑的人也得寫報告，彙報過去的所作所為，並得冒著被批判的風險做自我批評。
很快地，各個政府部門都收到了大量「檢討書」。腐敗似乎無處不在。除了宋德貴，另有一百三十三名公安部的幹部也被發現有腐敗行為。在財政部，有些官員與私營老闆合謀，貪汙了價值數百萬元的國家財產。據薄一波說，在這些上級權力部門中，總共發現了一萬名腐敗分子，其中包括十八個貪汙超過一萬元的「大老虎」。
基層幹部的情況甚至更糟，主要表現在地方幹部在跟商人和企業主的交往中收受賄賂。整個西北地方發現了三十四萬件貪汙案，但習仲勳認為，真正的數字可能是公開報告的三倍。在甘肅天水，稅務幹部中竟有三分之一中飽私囊。其他地區也好不到哪兒去。在濟南，幾乎每個政府部門的負責人都同私營企業主喝酒吃飯。公安局從局長到普通民警，普遍存在受賄行為。有一名副市長，一年不到就花了三千元招待費——這在當時是一名紗廠工人半年的工資。工業局收受了七萬元的回扣。敵人的糖衣炮彈似乎無處不在，致使腐敗叢生，幹部們墮落得像以前國民黨的官員一樣壞。
這場運動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它表明了共產黨剷除腐敗的決心，甚至不惜槍斃自己的幹部。當時在上海一家棉紡廠工作的羅說：「總的來說，大家都相信這個政府是真的想保持廉潔。我也這麼認為，因此對這場運動是贊成的。」其他人——如共產黨控制下的民主聯盟的領導人周鯨文，瞭解一些鋪張浪費和腐敗的內幕，因此也認為這場運動是必要的。但也有人表示懷疑，如李志綏醫生。他對黨的事業一向熱情，當他未能赴朝鮮參戰時，曾感到非常沮喪。三年前，他在親兄弟和表兄弟的介紹下入黨，如今他們兩人卻受到了攻擊。儘管李知道他們是無辜的，但因為害怕，不敢為他們講話，「要是我出面為他們辯護，我自己也會受到攻擊」。
在這場精心策劃的運動中，為了尋找鬥爭目標，各級組織在巨大的壓力下，普遍出現濫用權力的現象。在河北，有些嫌疑人受到辱罵、毆打，並在寒冷的天氣裡被迫光著身子罰站。鬥爭大會通常會持續好幾天，被鬥者要經受「不停的追問，直至說出合乎『要求』的數字（或侵占的資金）」。在武安縣，審訊者拽著嫌疑人的頭髮把他們的頭摁到馬桶裡。透過這種方式，當地發現了一百多隻老虎，但事實上，所有的案子都缺乏確鑿的證據。在石家莊，有些嫌疑人被埋在雪裡，有些被迫跪在燙灰上，有些甚至受到槍斃的威脅，還有人戴著高帽子遊街，逗得圍觀的小孩們很開心。
要是找不出老虎，幹部就會將鬥爭的矛頭轉向工人。在石家莊火車廠，幾百名工人成了鬥爭大會的目標，結果有一人因為無法忍受殘酷的鬥爭，喝下石油自盡身亡。在甘肅蘭州的西北師範學院，官方是這樣支持暴力鬥爭的：
不管有沒有腐敗的證據，每個被鬥的人在批判大會上都要挨打，甚至連他們的妻子也受到毆打和批判。有些學校外面的商人也被拉進學校裡遭到毆打。嫌疑人在被毆打後，還得經受各種折磨。例如：他們被迫蹲在那裡，頭上頂著一只盛有開水的水壺，還有人被剝光衣服用繩子抽打，一直抽到他們暈過去，有幾個人幾乎被打死。
然而，由於運動得到不少群眾的支持，再加上當局對幾件大案進行了廣泛宣傳，因此運動中出現的許多極端現象都被掩蓋了。很多政府官員未經審判便遭到清算，而且相關消息從未予以公開，以致「消失」變成了常態。這一點恰恰揭示了這場運動的另一個目的：對一大批特定人群進行清算。當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初掌政權時，他們曾鼓勵之前的政府工作人員留下來，並反覆強調新政府會保護他們、感謝他們。結果這些人留了下來，使各級政府機關得以繼續履行各項重要職能。正是因為有了這些人，政權才實現了平穩過渡。可是，到了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共產黨已經訓練了足夠的幹部來接管行政管理工作，之前的雇員再也沒有用了，許多人因此遭到整肅。
在這場運動中，有近四百萬政府職員受到處罰，有些人慘遭刑訊，最終選擇了自殺。一九五二年，在運動結束時的一份總結報告中，安子文曾祕密彙報說，發現了一百二十萬腐敗分子，貪汙總額達到六萬億元（舊人民幣，等於新幣制的六億元）。這些人當中，只有不到二十萬是共產黨員，因此大多數被整肅的是前國民黨政府的留用人員。這份報告同時也承認，至少有百分之十的案件屬於錯案，或者是被逼供的。但作者認為，只要能清除掉政府內部的不可靠分子，即使冤枉了這麼多人也無關緊要。結果，數萬人因此被送往勞改營。
雖然也有個別高級領導被公開處決，但黨內高層的腐敗並未因此得到遏止。周鯨文一開始對運動表示歡迎，但很快就改變了態度。他注意到：「有些人雖然腐敗但忠於毛，因此得以逃脫懲罰，只是錢財被沒收，或受到輕微的處罰，而那些被殺掉的都對毛不那麼支持。」就在張子善和劉青山被捕後，辦案人員對天津市的高層領導展開了廣泛調查，結果發現許多黨的高級幹部都捲入了腐敗網路中，但這些人大都只受到溫和的申斥。正如周鯨文所說：「要是懲罰所有人，就會敗壞政府的聲譽，甚至會威脅到它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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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地，這場運動超越了政府官員的界限，因為在黨的領袖看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邪惡的外部勢力正在腐蝕公眾的道德品質。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就在毛準備發動反腐運動之際，他告訴黨內領導層：「我們的幹部已經被資產階級腐化了。」接下來的幾週，全國各地紛紛向中央報告，都說發現了有政府官員與犯有行賄、偷竊和逃稅罪行的商人及企業主有連繫。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毛宣布資產階級正對黨發動一場「猖狂進攻」，「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因此，中央需要立即做出決定，在幾個月內予以堅決反擊。用歷史學家盛慕真的話說：「毛現在對資產階級宣戰了。」
表面看來，這場戰爭是為了打擊資產階級的五種罪行：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和盜竊經濟情報。但這些詞語的含義之廣，幾乎可以囊括各種行為。幹部們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將本來對準他們的矛頭引向私營經濟，以此作為報復。
建國三年來，私營經濟在共產主義風潮中已經舉步為艱。一九四九年後，並非所有商人都選擇留下來與新政權共命運。在共產黨占領滿洲之前，就有許多企業家和工商業主逃到了國外。二戰後，中國的貿易和經濟曾一度出現過短暫的繁榮，遭受戰爭重創的工廠恢復了生產，有些商人甚至打算擴大經營規模。但是，國民黨很快便開始干涉市場，以國家權力對私營企業橫加干預，似乎是一九四九年後種種情形的預演。結果，一九四五年全國尚有兩百多家銀行，但到了一九四八年，中國銀行已經形成事實上的行業壟斷，其他競爭對手要麼被迫歇業，要麼被政府接管。而中央銀行則開始控制外匯的進出口，並規定個人出國旅行，最多只能隨身攜帶兩百美元。蔣介石任命自己的兒子蔣經國對付通貨膨脹，他以反腐敗為名在上海抓了數千名企業主，但國民黨試圖以國家權力統管經濟的計畫還是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以失敗告終。
在二戰結束後的幾年裡，因為受到國民黨的壓榨，許多企業被迫關閉，企業主和他們的家人開始成群地離開中國，其中不少人去了南美洲。巴拉圭因為可以落地簽證，成為許多人的目的地。一九四四年六月宋美齡訪問巴西後，巴西也成了一個熱門的選擇，有些企業主將整個工廠都用船運到了南美洲。其他人則分布在南美各地，從巴西的聖保羅，到委內瑞拉的卡拉卡斯以及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在那裡購置房產，投資銀行、石油和貨運，或者種植咖啡和可可。
這些人之所以早在一九四九年前就移民海外，除了極少數富有遠見者外，大多數純屬偶然。除了南美洲，另一個受到眾多移民喜歡的地方是香港。從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領中國開始，就有許多企業家準備移民到香港，因為這個地方遠離大陸，可以作為避風港。不過，當時大家都以為到香港只是暫時性的，因此只隨身帶了些細軟，還有人在香港和內地之間兩頭跑，希望戰爭結束後能重新找個地方定居。吳中豪全家於一九四八年來到香港，待了一陣子後又決定回去。他回憶說：「我們第一次來香港是坐船，過了三個月，我們又返回上海。但當時上海的情況非常糟糕，於是父親又帶我和弟弟出來。那一年我才八歲。當時已經沒有民航客機了，所以我們坐的是軍機。我們剛出來，共產黨就開進上海了。」還有不少大戶人家試圖多方下注以免全軍覆沒，因此讓部分家庭成員移民到南美，部分移民到香港，而將年紀較輕的孩子送往美國留學。
有些家族留下一個或幾個成員待在國內，以保護家族的產業。例如：當時中國最富有家族之一的榮氏家族，早在一九四九年前就將大部分財產予以清理或抵押，一九四九年後，他們只留下七個兒子當中的一個，作為向銀行出具的非正式擔保。留下來的榮毅仁當時三十三歲，他畢業於上海的聖約翰大學，負責照看大約二十家紡織廠和麵粉廠以及八萬名雇員。
建國初，共產黨對榮毅仁表示歡迎，其他還有許多別無選擇的店主、銀行家、商人和企業家也留了下來，他們同樣也受到共產黨的歡迎。當時官方的口號叫「新民主主義」，黨保證說「民族資產階級」可以繼續從事自己的生意。但事實上，就像東歐國家的情況一樣，新民主主義不過是建國初期黨還不能完全控制局面時採取的權宜之計。當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時，苦於人手不足，只好在商業和工業上倚重私營經濟。他們需要這些商人和企業主繼續從事各自的工作，就像那些留用的前國民黨政府職員一樣，為新政權提供服務。
但毛的真實想法卻是必須消滅資本主義。一九四九年五月，當黨的領袖們來到北京城外準備接管全國時，毛與黃克誠一起吃了頓飯。毛主席問他，勝利在望，現在黨的第一要務是什麼？鑑於長年戰爭造成的破壞，黃認為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毛嚴肅地搖了搖頭說：「不對！主要任務還是階級鬥爭，要解決資產階級的問題。」幾個月前，他就曾罵那些認為黨應該倚靠資產階級的人是糊塗蟲。
不管黨的長期戰略是什麼，總之私營經濟很快就陷入了困境。解放後的頭一年裡，許多企業不得不按要求漲工資，結果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成本。此外，它們還得繳納懲罰性的賦稅——有些稅種甚至具有追溯力，因此與企業當前的實際利潤並無關係。與此同時，企業還被迫購買「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券」，從而進一步消耗了僅剩的資產。讓問題變得更為嚴重的是，許多負責管理工商業的共產黨幹部對商業和貿易一竅不通，而且這些人過分謹慎、疑心很重，對每一筆交易都要反覆檢查。這一時期，國民黨對中國大陸實施貿易封鎖，極大地打擊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一九五○年初毛從莫斯科回國後，蘇聯開始成為中國外貿的主要對象。然而，就像第三章所描述的那樣，許多曾經繁華一時的商業城市到了一九五○年夏已經迅速衰敗了。
現實讓財政部長薄一波意識到，繁重的賦稅只會造成殺雞取卵的後果。於是，一九五○年六月他提出進行稅制改革。各種激進的做法被叫停，政府開始向規模較大的企業大量訂貨，以避免其倒閉。中國人民銀行也開始選擇性地發放「緊急貸款」，以拯救私營企業，同時使它們更依賴於政府的資助。
與此同時，透過控制關稅和匯率，政府掌握了私營經濟的命脈。慢慢地，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緩衝地帶也一個個消失了。首先是法治的中止，獨立的法院被人民法庭所取代。此外，一九五○年六月，由共產黨控制的全國總工會及其各地分會取代了獨立的工會。從一九五一年開始，各地的商會也被黨控制下的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及其分會取代。為了維持表面上的新民主，個別工商界領袖如榮毅仁應邀成為工商業聯合會的董事。另外，黨還成立了一個強制性的管理委員會，表面說是協調工人與老闆的關係，實際上則控制了勞動力資本。
韓戰對私營企業造成了進一步打擊。認購愛國債券結束後，政府又發起認捐運動，從製造商、企業主和商人那裡攫取了大量黃金、珠寶、美元和其他外匯，用來資助戰爭。不過，最嚴厲的打擊還是一九五○年十月開始的鎮反運動，它讓所有反對新政權的人全都閉上了嘴。眼看數十萬「敵人」——不管是真的還是假想出來的——被當眾處死，企業家們感到無比恐懼，深怕哪天自己也被抓去當作「透過剝奪工人階級的合法利益而致富的買辦階級」或「為國民黨政府工作的特務」而受到懲罰。當外國人大都被趕走後，資產階級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他們內心充滿恐懼，面對強大的政府，毫無還手之力。
在一九五二年一月毛發起的反資產階級運動中，幹部們運用了各種鬥爭技巧——他們早已在土改運動中熟練掌握了這些技巧。例如：他們經常召開批鬥大會，發動工人反對工廠的管理者。工會則成立了工人大隊，每個隊員都發誓對黨效忠，一定要「立場堅定」地把運動進行到底。在幹部的鼓動下，工人們開始「訴苦」，把過去對工廠的所有不滿，事無鉅細全都翻了出來。工人與企業主長期形成的關係開始逐漸惡化，工人如今成了工廠的主人。在黨的積極分子領導下，工人們開始四處蒐集企業主的罪證。「在工會的指揮下，職員和工人們打開保險櫃，對所有帳目進行審計，還監聽工廠的電話，瘋狂地蒐集控訴的證據。」許多城市都出現了一幅戰時景象：只見一輛輛卡車從商業區駛過，在各家商店門口停下，然後用大喇叭高喊：「喂，老闆！你的所有罪證我們都已經掌握了。認罪吧！」成群的示威者堵住商店的大門，並將窗戶糊上各種海報和標語。當局還設置了紅色的檢舉箱供大家揭發別人的罪狀。鬧市區到處可見「嚴懲腐敗分子」之類的標語。
受到驚嚇的商人和銀行家們，被紛紛拉到群眾大會上接受控訴者的當面斥責。羅當時在榮毅仁開的一家紡織廠裡擔任管理工作。在他辦公桌前的牆上被貼上了大字報，上面寫著「粉碎資產階級的惡毒進攻」、「醜惡的資本家，投降吧」、「只有完全認罪才有出路，否則只有滅亡」之類的口號，他本人則被關在辦公室裡寫認罪書。辦公室的窗戶上裝了一只高音喇叭，它通常會先發出一陣雜音，然後突然迸發出一聲尖銳的巨響，隨後便開始直播正在食堂裡舉行的群眾大會。在黨的積極分子鼓動下，參加大會的工人們群情激憤，對資本主義大肆批判。最後，主持大會的幹部拿起麥克風，直接向羅喊話，用各種帶有攻擊性、侮辱性和威脅性的語言，逼迫他低頭認罪。這樣的大會一開就是一下午。到了晚上，廚師會在地上扔一條毯子給他睡覺用，然後不情願地把一碗麵條擱在他的辦公桌上。衛兵時時刻刻看著他，甚至陪他上廁所。當他睡覺時，他們仍神情嚴肅地坐在他面前，不肯把燈關上。
這種狀況持續了兩天。第三天早上，羅被押到黨委書記的辦公室。工人們嘲笑他，罵他是「資產階級的豬」和「瘋狗」，有人朝他吐唾沫，有幾個人還想打他。以前跟他關係最好的，現在卻對他態度最惡劣。「一開始，我感覺很難過，但後來我想明白了，正因為他們以前跟我關係好，所以現在承受的壓力就更大。為了自保，他們不得不表明對我這樣的資產階級罪犯充滿仇恨和鄙視。奇怪的是，這樣一想，我反而感覺好些了。」
領導幹部又對他提出幾次警告，隨後羅在看守的嚴密監視下又經受了兩天的折磨。他一邊聽著高音喇叭裡對他的控訴，一邊分析哪些罪名聽上去比較可以令人接受，並試圖找出補救的辦法。就這樣，他承認了一個又一個罪名。當他第七次表示認罪時，終於被接受了。最後一關便是在大會上「面對群眾」：
我的入場引起一陣騷動。憤怒的叫喊聲、刺耳的口號和辱罵聲，令人震耳欲聾。他們讓我站在臺上，謙卑地低著頭，共產黨幹部則站在桌子上。我瘦了十三磅，渾身髒兮兮的，滿臉鬍鬚，筋疲力盡。因為虛弱和害怕，我的膝蓋不停地顫抖。突然，我身後的叫喊聲停止了。黨委書記站起來，宣讀群眾對我的控訴。
當黨委書記讀完後，羅被迫向群眾鞠躬。隨後，工人團體的代表逐一上臺來批判他。
最終，羅總算相對輕鬆地過了關，但其他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有些人受到死刑的威脅，然後被告知，他們的命運取決於各自的表現。為了自救，這些人只好揭發他人。在恐懼的驅使下，有時候受害者反而比幹部還要殘忍，因為他們對本行業的情況比外人更熟悉，所以他們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逼迫他人認罪。有時候，甚至連妻子和子女也成了用來批判的工具。長沙有一個名叫李聲震的會計，就為十幾宗案件提供了相關情報，而這些案件的主犯正是他的父親和伯叔。他宣稱：「叔親不如國家親、階級親。」公安部長羅瑞卿得意地向毛主席彙報了這個人的情況。根據共產黨報紙的報導，當時小孩子們都被教育要揭發父母的罪行。有個小孩對他父親說：「就算你不坦白自己的腐敗行為，其他人也會揭發你的。你要是繼續這麼頑固下去，我就不認你這個爸爸了。」29
批鬥大會通常在單位內部舉行，但有時也會向群眾公開，批鬥的過程一般都很激烈。出席這些大會的時候，被批鬥者都會穿上最保暖的衣服，因為他們得時時刻刻準備著被送往東北的勞改營。有些大實業家如榮毅仁、劉鴻生、胡厥文等，被批鬥時站在臺上害怕地直抖，絕望之中忍不住互相指責。薄一波得意地向毛報告說，榮毅仁流著淚，公開宣稱對自己家族的剝削史感到羞愧，並坦白剝削所得兩千萬元——這個數字是他花了好幾個星期核對了堆積如山的帳目後得出的。
土改中出現的各種折磨人和侮辱人的方法，現在得到了廣泛使用。在城市裡，有些受害者被綁起來，被迫跪在小凳子上，或者彎著腰好幾個小時，而且普遍不准睡覺。農村裡的鬥爭就更殘酷了。在四川各地，被斥為「資本家」的人受盡辱罵和毆打，有人衣服被剝掉，有人則被吊起來鞭撻。工作隊經常同時扮演法官、陪審員和行刑者的角色。他們可以任意做出加倍罰款的決定，要是被罰的人未能即時付錢或者四次沒有付清罰款，他們就會將其槍斃。
在廣東的一些城市裡，稽稅員把工廠主拉去觀看公開處決犯人，警告他們要是不聽話，就是同樣的下場。在江門，有些工人向工廠主出示「剝削帳」，並對其毆打，在批鬥大會上逼他們跪在地上，將他們關在廁所裡。其他各種形式的肉刑也「非常普遍」。在瀋陽，工人們不顧嚴寒，將商人的衣服剝光，強迫其一站就是幾個小時。
雖然打死人的情況並不多，但許多人最終選擇了自殺。羅回憶說：「經常可以看到有人從窗戶跳下去。」他平時很少出門，但仍親眼目睹過兩回。「棺材變得供不應求。殯儀館也忙起來，一間屋子要同時舉行幾個葬禮。警察在公園裡巡邏，以防止有人在樹上上吊。」在北京，當春天來臨，昆明湖的水開始解凍時，在湖面的一個角落裡就發現了十多具屍體。
其實，自殺也並非易事，因為被批鬥者始終處於監視之下。然而，因絕望而產生的創造力卻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住的。那些與醫藥行業有關的企業家，會設法弄到含有氰化物的藥片，然後在被拉去參加批鬥大會時吞下。有人在衣櫃裡用藏起來的繩子自縊，還有人假裝睡在辦公室的地上，其實用裹在毯子裡的手錶玻璃割腕自盡，但大多數都是從窗戶跳下去的。這方面並沒有完整的統計數字，但僅在上海這個鬥爭激烈的地方，根據共產黨自己的統計，兩個月內即有六百四十四人自殺，平均每天超過十人。
在這場大肆構陷、任意批判的運動中，很少有人能置身事外。到了二月分，北京的五萬名「資本家」中，只有不到一萬人被認為是誠實的。其他地方的數字也差不多。可是，要懲罰這麼多「資本家」，必然會有損於經濟。毛為此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定下一個比例，下令只槍斃少數人，並劃出百分之五最為「反動」者，對其施以嚴懲，以儆效尤。結果，在大多數城市裡，據推測大約有百分之一的被鬥者最終遭到處決，另有百分之一被送往勞改營接受終身改造，還有百分之二至三的人獲刑十年或十年以上。
絕大多數人被歸入「基本守法」和「半守法」的類型，對他們的處罰是罰款，罰金則用來資助韓戰。在上海的人民銀行外面，排隊交罰款的隊伍長達一點五公里，小店主們都焦急地想賣掉手頭僅有的金子，以支付巨額的罰款。長長的隊伍裡，人群十分焦躁，有些人得等上好幾天。最終，政府同意收下他們的金子，作為支付罰款的定金，並從接受定金的當天開始計算還款日期，但條件是不許反悔。過了不久，這些商人便花光了所有積蓄，許多人變成了窮人，而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也遭到進一步的破壞。
一九五二年春，反資產階級的運動不聲不響地結束了。五一勞動節後，賦稅的負擔逐漸減輕了，政府還對個人的房產予以重新估價，運動期間開出的罰款也降低了，遭受損失的私營公司也得到了銀行的低息貸款。但這樣的幫助並非無條件的，也不是普遍的。哪些公司可以得到幫助，決定權完全在政府手裡，由此國家對私營經濟的控制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即使是有幸獲得貨款的公司和企業，還得遵守附加的條件，即必須向政府上繳百分之七十五的利潤，其他股息、獎金和管理人員的工資都只能從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五支出。
然而，政府的救助來得太少、也太遲了。至一九五二年三月，因為忙於自我純化式的反腐敗運動，整個國家都陷入了停頓狀態。幹部們只忙著查找思想墮落的腐敗分子，其他事情則能推就推，沒人願意承擔責任。大家對工作普遍抱著冷漠的態度，拖延成了常態，每件事都推給上級領導。
與此同時，對資產階級的進攻導致了商業和工業的癱瘓。從管理者到工人，大家都被批判大會占用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工業產量急劇下滑，貿易額停止不前。在上海，商品堆在戶外臨時搭起來的棚子裡無人過問，紡織廠的工人們都忙著參加批鬥廠長的大會，因此進口的棉花只好繼續放在船上。在天津，第一棉紡廠的工作量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停工的現象隨處可見。與運動前相比，針織品的產量下降了一半，貨運下跌了百分之四十，在某些行業，工人的工資下降了三分之二。銀行的貸款業務被迫暫停，稅收也隨之面臨崩潰。
全國各地的情形差不多都是如此。在貿易大省浙江，商人們損失了三分之一的資本，這對當地的經濟造成了致命打擊。在省會杭州，商人們不得不將上一年的利潤從銀行裡提出一半，用來補繳以反腐敗的名義加在他們身上的賦稅、欠款和罰款，這還不包括占營業額百分之二十三的營業稅，以及其他各種名義的捐助。在廣東，一九五二年的貿易總額比上一年下降了百分之七，其中僅佛山一市就暴跌了百分之二十八。造成此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國家對私營經濟施加了過多懲罰性的措施。
小型企業再也無力僱傭員工了，失業率開始飆升。因反資產階級運動而直接造成失業的工人，在上海達到了八萬人，濟南一萬人，蘇州及周邊地區也達到了一萬人。大運河邊的揚州，歷史上曾因鹽業、大米和絲綢貿易而繁華了幾個世紀，如今卻被這場運動搞得一派亂象，工人們甚至開始彼此互相攻擊。武漢曾號稱「東方芝加哥」，如今卻有兩萬四千名工人失業，一九五二年的貿易額只達到上年一個季度的百分之三十，鐵路運輸和稅收也陷入了停頓，整個城市呈現出一副衰敗的景象。在四川重慶，有兩萬人因運動而失業，許多家庭的口糧每天不足半公斤，有些人餓得只好吃包穀皮，或者抓野狗殺了吃。許多工人因此心生不滿，甚至開始流傳要大家起來反抗的口號。
農村同樣受到影響。當時的農產品仍可透過商人、小販和供應商輸往城市。但在南方，因為這場運動，如今再也無人收購油、茶和菸葉等生活必需品了，靠種植這些農產品為生的農民因此蒙受了巨大損失。在上海附近，農產品的價格驟降，農民再也無力從事春耕。就算他們有足夠的種子，但全國各地的幹部都不願領導生產，大家都在等黨內的整肅運動正式結束。東北的吉林也是如此。在高崗的領導下，運動展開得非常嚴厲，村幹部們害怕被批成「右派」，因此將所有時間都花在了開會上，致使田地荒蕪，無人耕種。在南方，許多地方的農業生產陷入了停頓。例如：在浙江江山縣，只有四分之一的村民仍在勞作，大多數人則什麼都不做，只知道等待上面的命令。而此時，韓戰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為了幫前線的士兵補充給養，國家對農民開徵巨額的賦稅，已經在東北和四川的大部分地區造成了人為的饑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