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有华夏人会将假大空视为智慧——孔子最高深的愚官、愚民术
一、葬前:沉默的孝
“三年之丧”的第一步,不是哭,而是禁言。
孝子在葬前,不许主动开口。若有人问话,只能点头示意,绝不可摇头否定。点头是服从,摇头是叛逆。孝的标准,不是发自真情的痛哭,而是“语言被剥夺”的姿态。
这意味着:在礼的规训里,真正的孝子必须学会一种“沉默的德行”。情感若溢出成真实的话语,就会被礼视为“逾矩”。于是,孝的第一课,不是表达,而是噤声。
这是假大空的第一道关口:先剥夺你说真话的权利。
二、葬后:言语解禁,但必须假大空
葬毕之后,孝子终于可以说话了。但这一“解禁”,并不是恢复正常,而是走向更荒谬的规制:
《礼记·丧大记》规定:
君只许言“王事”,不得言国事;
大夫、士只许言“国事”,不得言家事。
这意味着:
大夫明明肩负治家,却被禁止谈家事;
诸侯明明肩负治国,却被禁止谈国政。
他们的嘴巴被迫脱离职责,转而高谈阔论。
这种“言语拔高”的背后逻辑很简单:现实事务不可说,只能讲更虚、更远的事。
于是,孝子一旦开口,必然是“仁政”“王道”,而绝不能谈粮食赋税、家计琐事。现实被剥夺,空话被加冕。
这就是假大空的第二道关口:说话可以,但必须说大话、空话。
三、既练:渐次恢复现实
直到“既练”之后,语言范围才被允许下沉:
君可以谋国政;
大夫、士可以谋家事。
请注意,这时孝子已经被训练了一个长长的周期:先沉默,再空谈,最后才回归现实。语言的“现实功能”,被延迟到极致。
这就是假大空的第三道关口:只有经过沉默与虚言的洗礼,你才有资格触碰现实。
四、孔子的另一张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与丧礼呼应的,是孔子在《论语》中说的那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表面看,这是“守本分”的教诫;但深层看,它与三年之丧的规制形成一套互补:
在政治层面,它让人“闭嘴”——士人不可妄议政务,百姓更不许指点江山。
在道德层面,它让人“越位”——孝子被逼着讲不属于自己职责的政务。
两者相加,形成了一套完美悖论:
现实职责不可说;
虚空越位必须说。
五、“不在其位,专讲其政”的训练
仔细一看,三年之丧的规定,恰恰就是“不在其位”的翻版:
士大夫不是君,却被迫谈国事;
诸侯不是王,却被迫谈王事。
这不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是不在其位,偏要谈其政。
只是,这种“谈”永远不会触及现实,因为那只是空洞的大话。
于是,孔子的训诫与礼制之间,出现了一个奇妙的分工: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堵住别人谈现实的嘴;
“既葬后的言语规定”强迫人开口空谈虚高之事。
一个是封锁真实,一个是制造假象。两者一拍即合,虚实相成。
六、假大空的制度化逻辑
这两套规制加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训练链条:
1. 沉默阶段:先剥夺你的语言,让你习惯“闭嘴是德”。
2. 空话阶段:再逼你开口,但开口只能虚高,不能触实。
3. 越位阶段:逼你专讲不属于自己职责的事,形成“言语拔高”的习惯。
4. 堵嘴阶段:再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堵死你的现实言语。
最终效果就是:
人人沉迷于“大道理”,无人敢直面“小现实”;言语越脱离职责,越显得高贵;实际矛盾层层遮蔽,只剩下一片空洞的宏论在流通。
七、历史后果
于是,华夏士人养成了独特的言语习惯:
一开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问家事,答仁义;问国政,答王道。
真正的家务与国政,反而无人敢言,或无人会言。
这就是华夏“学者气质”的起点:
现实事务处理无能;抽象空谈天下第一。
从三年之丧到不在其位,孔子给华夏留下的不是孝,而是假大空的制度化遗产。
八、愚者与智者的共同外壳
假大空的流行,并非只有制度压力,也有社会心理的共谋:
对于蠢者:假大空成了自我陶醉的“智慧”,喊几句空话,就能觉得自己高明。
对于智者:假大空成了护身的外壳,以“难得糊涂”为智,以明哲保身为目的,装傻充愚,避开锋芒。
无论愚者还是智者,最终都躲进了假大空:一个空洞却体面的语言世界。
结语
“三年之丧”,规定孝子的语言轨迹:先沉默,再空谈,最后才能触及现实。
“不在其位”,规定士人的言语边界:现实事务不能说,越位空话必须说。
两者合谋,构筑了华夏几千年的文化气质:沉默是金,开口必空;现实禁忌,宏论为尊。
这就是孔子留给华夏的最高深遗产:一整套愚官、愚民的假大空术。
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