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是一条算法推送的日常抖音。

视频拍摄于西藏博物馆，背景是一块褐色展板，上面写着：“反对侵略，维护统一。”旁边是一面玻璃柜，展示着据说由农奴人皮制成的法鼓；参观者的镜头轻轻一晃，就扫过它，没有停顿。

评论区的一条留言：“自从了解了这些，我觉得布达拉宫应该在地图上被抹去。抹除者oc

有人说“历史岁月不改抹去”，他回复说：“我没打算抹去历史啦，我只是想把这座建筑给抹了。”语气轻巧，像是怕给自己带来什么误会，但终究还是把“抹去”作为一句可以说出来、被接纳、被转发的正常表达。

我并不是第一次看见这种话，但这一次它令我近乎脊背发凉，不是因为内容的激烈，而是语气的无波无澜；不讽刺，不愤怒，甚至都没有任何试图说服你的语气，就像一句不合心意的装修建议：“这个地方看着别扭，还是拆了吧。”

布达拉宫——这座横亘千年、承载信仰、同时也掩埋苦难的建筑——在他们（CCP话语主导下的皇汉主义者）的语言中不再是“问题”，而是一个待清除的视觉（或心灵）障碍。他们不恨它，只是觉得它在自我叙事与宏大叙事的洁白无暇中，它不值得存在。

也许有人会说那只是“无知的群众”，或者“情绪表达不成熟”。但我看到的不是情绪，是一种比仇恨更令人不安的东西：

对暴力的情感性免疫，对抹除的语义不觉，对权力叙事的无条件信赖。

他们不是情绪过载的极端网民，而是完美适配平台语言生态的普通人，就像《黑客帝国》矩阵中的无数人体电池；他们没有任何基础的公民素养、政治观念甚至是任何的意识形态，但他们知道要怎么说话才能得到点赞。他们也并不真关心西藏问题，甚至分不清苯教与佛教的区别。但他们已经学会在正确的语调中行走，在国家机器提供的语义网格中完成自己的表达仪式。

所以，他们为什么这样说话？

不是所有暴力都咆哮着出现，有些只需一串算法推荐、一个展柜背景、一组配乐以历史感的剪辑。

平台知道你想要的不是历史，是立场确认；不是复杂思考，是“正确观点”，是情绪输出；于是那些话，就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西藏被“和平解放”、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一切历史的多义性与裂痕，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个模板式剧本 ——“落后→解放→感恩”。

而以中国版抖音为首的评论区，就是这个剧本的最微型彩排场。

“抹去布达拉宫”不是愤怒，不是仇恨，是一种比愤怒更安静、更彻底的剥夺感，他们只是觉得，这么说很自然。

这自然感从哪来？从反复灌输而来的词语自动化：“解放”不再是战争行为，而是灵魂洗涤，是超度；功德不再指佛教慈悲，而是国家动武的道德勋章；农奴制被无限放大、单一呈现，用来压制和反对一切藏人声音；净化变成一种对旅行者的嘲讽武器：“去那洗心？你知道他们吃人骨吗？”

这种语言的转化过程，其实是一整套符号替换系统的结果。它背后的核心逻辑是：

用过去的落后正当化现在的压迫，再用国家的恩赐取代民族主体性。

这种逻辑不只存在于课本里，更深入地渗透在短视频、碎片信息和各类互联网MEME中。年轻人未必知道达赖喇嘛是谁，但他们知道说“布达拉宫可以拆”不会被封号，说“解放西藏是必要的”会得到点赞，说“他们从前吃人”会让朋友点头。这不是他们的错误，是整个系统替他们决定了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词语天然正确。所以，他们不是法西斯，也不是红卫兵，不是帝国主义者。他们只是彻底被思想阉割的顺民。

但我更胆寒的是，他们以为自己是“胜利者”，这就给了他们轻描淡写说出种族灭绝话语的一切正当性与自信基础；以为自己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批判过去，批判宗教，批判农奴，却从未意识到他们所说出的每一句“现代文明”的话，本质上都来自一个被训练好的语料库。

旧西藏确实存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农奴制度。据《中国西藏的社会历史地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2），20世纪上半叶西藏的生产资料大多掌握在上层僧侣、贵族和官吏手中，农奴（差巴）约占人口的95%，法律上无土地所有权，也无法自由迁徙。这一制度被中共视为“解放西藏”的正当性核心。

然而“解放”并未真正赋予西藏人民主体性地位。所谓农奴翻身之后，是一种全新而强势的控制体系的植入：以政权为中心、语言为边界、身份为过滤器的国家建构逻辑逐步取代了藏民族自身文化逻辑。至于共产党如何破坏近百分之九十的藏地寺庙与佛像、如何强迫僧人还俗、如何武力压迫整个广义藏区，不是本文重点要谈论的对象，故暂时按下不表。

首先，在教育体系中，藏语逐步被边缘化。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2018）指出，西藏地区存在“系统性削弱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现象。虽然在法律上藏语仍被列为官方语言之一，但在实际操作中，义务教育阶段几乎全面推行普通话授课，藏语仅作为辅助性课程，课时稀少，教师缺乏，教学质量低下。2020年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始推广“幼儿园普通话教学试点”，直接对藏语在低龄群体中的存续构成威胁。

其次，在宗教控制方面，自2007年起，中央政府设立活佛转世“审批制度”，所有转世需获得政府批准，极大削弱藏传佛教内部的传统自我延续机制。同时，僧人身份受到严格审查与注册，寺庙财务、修行、讲经活动需接受各级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监督。根据《宗教事务条例》（2017修订），寺庙不能擅自举办宗教活动或接受境外捐助，严重限制了宗教的公共性与独立性。

在媒体与表达领域，藏语媒体数量极少，内容受到高度审查。据自由之家2023年报告，中国藏区属全球网络自由最差区域之一，藏语播客、博客、视频博主普遍面临限流、删除、警告，许多藏语创作者被迫转为普通话或完全沉默。藏人对现状的不满几乎无法进入主流舆论平台，一旦表达异议，极易被定性为“危害国家安全”或“宗教极端分子”。

在社会管理层面，自2015年起中共在藏区全面推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各地需定期上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报告。在实际操作中，这些考核转化为对“异常信号”的清除工程——地方干部倾向于压制一切不符合“团结稳定”叙事的声音，以保证自身政绩与政治安全。这导致藏人社会几乎完全丧失了正常表达公共意见的可能。

这些政策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性后果：藏人无法拥有一个以自己身份为主体、以自己语言为媒介、以自己经验为基础的现代表达结构。他们在国家话语中被“解放”，在平台算法中被“展示”，但从未真正被允许表达。

与此同时任何藏人试图揭示自身困境或批评现状的举动，都会被迅速拉入“境外势力操纵”“宗教分裂主义”或“反华叙事”的污名语域中。主流话语不关心藏人是否真实表达，只关心是否“稳定可控”。于是，他们最终被嵌入一种三重封锁结构：政治上不可自由言说，语言上不被合理容纳，文化上被他者扭曲塑形。

简而言之，藏人被系统性地剥夺了话语权。他们存在，但他们不能叙述自己；他们经历了历史，但历史不允许他们成为讲述者；他们拥有文化，却只能以被滤镜处理过的背景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这种系统性的“失语性在场”，正是当代中国话语机制对藏人最深刻的消解方式。

双重异化

藏人的沉默并非个案，它只是整个中文语言环境逐步失去公共性与思想空间的缩影。语言不再只是表达的工具，而成为识别身份、归类立场与触发惩戒机制的编码系统。

即使身在海外，许多包括我本人的中文母语者，仍感到一种时刻被人监视般的不安全，不是因为身边真的有警察，而是因为表达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可能触发平台监管、社交疏离、同族举报、甚至跨境威胁。

在中文社交平台上，某些词汇本身已被语义污染：例如，“西藏”、“新疆”、“转世”、“法会”、“流亡”、“布达拉宫” —— 这些原本具备地理或宗教中性的信息单位，如今在系统中被标记为高敏触发词，连带用户被限流、影子封禁，或被算法标签化为“潜在异议者”。

这种语言治理并非只在技术层面进行，更深的是心理层面 —— 使得表达者主动进行自我审查。长期生活在这种机制中，人会学会如何“不去想”、如何“绕开话题”、如何在说之前先问“这个能说吗”？这并非恐惧，而是一种制度化的情感规训，使你在不知不觉中内化了语言的边界。

海外中文群体面临的压力，其实并不比国内更简单。一方面，他们以为可以自由表达，但很多社交空间仍由大陆用户主导，举报、道德施压、语言羞辱依然技术性有效；另一方面，一些平台将“国家利益”与“民族身份”混淆，一旦出现质疑声音，就会被指为“辱华”“带节奏”“境外喉舌”。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通过“反谣言中心”“涉藏涉疆宣传工作网络”等海外扩展工程，对留学生、自媒体、文化机构实施软监控与舆论导向。这使得语言的控制不再局限于国界之内，而是以中文为网，以身份为索，构成一种全球中文空间的“语义高压区”。

因此，那些身处异国、却依然试图用中文发声的人，不仅要面对系统的模糊惩罚，还要面对熟人群体的冷漠或敌意。他们既没有英文舆论场的包容力，也无法在中文平台中获得共鸣，最终只能自我压抑或转向失语。

语言，在这里，不再是沟通的通道，而是恐惧的传感器。

作为写作者，我常常怀疑我们到底，还能在中文里留下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如果语言本是母体（或MATRIX），我们是否已被迫在母体之中变得缄默？

有时我写下一句句话，像是写给风中，不知是否能被谁真正读懂；但我依旧在写，因为比“说不出口”更令人恐惧的，是彻底失去说的欲望。

这不是控诉，也不是悲情，只是一点无法彻底放下的觉知。一个中文写作者，对自己语言将走向何处的持续追问与低声叹息。

後記

我写下这些话，不是期待谁改变立场，也非奢望什么良知的突然觉醒。只是想问，在这种一切都已被格式化的语境中，我们、人类，是否还保有“说话”的能力本身 —— 不是技术上的能说，而是精神上的愿说、敢说。

藏人只是我们语言系统中第一批被系统性移除表达权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一个预演，一个警告：当某种声音被从叙述中剔除，其它声音也将陆续失去发声的资格。没有谁能永远作为“正常”或“主流”而不付出代价。今天你沉默，是因为你还有沉默的权利；但当轮到你必须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语言已不再属于你。

我厌倦“平衡视角”的虚假中立，也拒绝仇恨言论的放飞自我。我只关心语言能否保留一种真实的复杂性——让疼痛不必总是变成愤怒，让叹息不至沦为软弱，让个体经验得以不必经授权地自由呈现。

我们是否还能为藏人说话？这不是慈善问题，不是站队问题，而是语言系统能否容纳异质存在的根本测试与议题。如果一个社会无法允许某一个群体以自己的方式说出自身所处的位置，那么这个社会迟早也会剥夺你说出自己的方式。

是否还能为自己说话？不是在安全区里的调侃和MEME的包装里说话，而是即使在孤独、沉默、被误解的情境中——坚持那种可能不被听见、但必须被说出的语言。

是否还能创造出一种表达方式，它既不取悦平台，也不取悦政权，更不取悦某种道德高尚；只让它忠于经验、忠于困惑、忠于真实的人本身之复杂。如果答案尚未可知，那就继续提问。继续怀疑那些看似“没有问题”的语言结构。继续在一切看似静止的语境里，凿出裂缝。哪怕写在虚空里，也要写下去。哪怕没人回应，也要记得——我们不是为回应而说，而是为了不被彻底沉没。

这是我的最小抵抗。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结束的话题，因为它从来没有真正开始过。它被切断在学校的课本里，被遮蔽在平台的推荐算法里，被稀释在国家所允许的语法结构里，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唤醒谁，也不是为了真的指控谁。我只是试图留下一些尚未被清除的、未被审查逻辑整平过的思想的天然痕迹：一些关于“失语者”的碎片记录，一种对被沉默结构本身的拒绝。

是否能为藏人说话从来不是一个道德姿态的问题，而是语言能否承载差异性、异议与不适的根本考验。而在这个说什么都必须被框定为“爱国”或“反华”的环境里，我们甚至更该问、只能问的是：我们还能如何为自己说话？

我也在想，是否还有可能，创造出不被两极化话语吞噬的表达方式？是否还能保留那种不迎合、不规训、不消费对方痛苦的观看方式？是否还能让某些词语，不被程序标记，不被语气污染，不被平台算法格式化？

如果答案尚未可知，那就继续提问。提问本身，就是对语言消亡的微弱抵抗。

哪怕写在虚空里，也要写下去，说出来。

抹去布達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