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象天子（七）袁世凯最后的退路（中）》

下午的太阳从窗格斜进来，桌上有一半亮着，另一半已经落进阴影里。

袁世凯靠在椅背上，沉默了一会儿。他没有看袁克定，没有看梁士诒。目光越过桌面，落到了陆征祥身上。

陆征祥一直没有参与刚才的争论。他的公文袋还放在膝上。

袁世凯抬了抬手，意思很清楚。

陆征祥把公文袋放到桌上。

袁世凯只说了两个字：“你说。”

陆征祥听到袁世凯的话，知道躲不开的。却没有立刻说话，用手拍了拍公文袋，默默盘算了一下，抬起头。他先看了袁克定一眼。“大公子方才说的这些，有些道理，昨夜我也盘算过。”

袁克定没有接话。

陆征祥道：“北京自己停下来，会伤威信。已经表过态的人会疑心。原先观望的人，看见这里泄气了，会更加犹豫。”

他说得很平，几乎把袁克定方才那几层意思原样认了下来。“所以昨夜议的，改国体为君宪的事情是没有办法踩刹车。”

杨度抬起头。

陆征祥这才解开公文袋，从里面取出几张折好的电报纸。“十月二十八以后，事情已经不一样了。日本、英国、俄国来劝缓国体，这一步就走到明面上。前几天上海 “肇和”舰的事刚刚搞清楚了，确定是革命党那边动的手。若今天拿着各省递到北京的结果，却自己宣布不办君宪，外面不会替我们分辨是为大局着想，只会说一句——列强开了口，革命党打几炮，大总统这边就自己把国体大事收回去了。咱们示弱了，那些人们肯定会得寸进尺。”

袁世凯没有动。

陆征祥道：“方才大公子说对的，不能叫外面看出北京怕了。这一点，我赞成。”

袁克定像是没想到他会这样答，抬眼看了他一下。

“正因为外边闹，” 陆征祥继续道，“君宪反而不能停。”

屋里静了一会儿。

陆征祥把最上面一张电报抽出来。“真正可以缓的，是另一层。” 他低头看了一眼。“润生（陆宗舆）从东京来的，不是劝，是警告。”

袁世凯的目光落到那张纸上。

陆征祥没有念全文，只道：“九月以前，日本那边大隈重信首相说的话，还可以往好处听。十月以后，润生的判断变了。石井外相上来以后，东京对大总统本人的态度在变。他几次来电，都说不宜再拿早先那些好话作准；若一定要在欧战结束以前把帝制做成，日本不会只在旁边看。”

他又取出一张。“日本的态度越来越硬了，虽然他一国未必就能拦住咱们。但英国、俄国现在都公开站在日本那边。昨夜议的，只是——原来觉得有八九成把握的事，现在不是了。”[1]

杨度终于开口。“这一层，我并不反对。”

陆征祥看向他。

杨度道：“东京变了，是事实。十月的劝告来了，也是事实。” 他停了一下。“可是照原来的路走，未必就走不下去。”

袁克定立即看了他一眼。

杨度没有理会。“各国并没有一致说中国不能行君宪。日本自己前头也不是这个说法。今日比夏天是难了些，但总还有六七成把握。革命党那些人没有兵，没钱，好多都跑到海外了，不足惧。关键是那几个列强。”

他说完，屋里没有人马上接。

陆征祥点了点头。“昨夜议的，也不是说大总统再走一步就一定败。只是不似之前稳操胜券了。”

陆征祥把手里的电报放回桌面。“议的是——既然风险已经变了，还有没有必要把整个政府、北洋、这半年所有人的表态，都押在大总统马上受推戴这一件事上。”

这一次杨度没有反驳。

陆征祥又道：“若只有这一条路，当然只能走到底。”

他看了一眼桌上那两摞文件。“可若还有第二条呢？”

袁世凯仍旧没有说话。

陆征祥把视线收回来。“这才是昨夜为什么议到宫里。”

袁克定靠回椅背。

陆征祥道：“君宪不能停，大总统如果现在就接受拥戴了，就把自己放到君宪的最前面了，支持的反对的都会冲着大总统来。” 他顿了顿。“昨夜讨论的仿英国式的礼仪君主，考虑过提别的人选。”

梁士诒附和道：“也就只有——孔家，或者前明的后裔。”

陆征祥道：“衍圣公孔令贻是圣人之后，名望是有的。可圣裔是圣裔，不是皇统。真把一个四十多岁的衍圣公抬成皇帝，第二天就得问：这个皇帝亲不亲政，政府听谁的。”

“前明后裔的道理也一样。更弱一些。” 他说到这里，看了袁世凯一眼。“延恩侯朱煜勋那一支的名分，本来就是清朝封出来祭明陵的。拿一个三十多岁的成年人重新造一条明朝皇统，不但名分要从头解释，权力怎么分马上要解释。” 他停了一下。“这两个，都比宫里麻烦。”[2]

杨度同意道：“如果大总统现在觉得不是时候，就只好回到宣统。” 停了一下，又道：“还有满族这一层。辛亥才四年，现在再请满清皇帝回来，南京、上海那些人会怎样说，不难想。”

陆征祥点头，“是个麻烦，但小一点。”

袁克定似乎想说什么，忍住了。

陆征祥自问自答继续道：“民国这四年讲的是什么？” “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既然满洲已经是共和承认的一族，就不能到了今天说，满人没有资格做元首。有人会反对，有人会再提排满；可在我们自己这四年的国家说法里，这一层是说的过去的。”

他略停了一下。“而且宣统有一样，是孔家、朱家都没有的。他不需要我们替他造一个皇统。”

窗外的太阳已经从窗格上退下去不少。房里的光比刚才暗了。

阮忠枢一直坐在旁边，此时才开口。“还有一样。”

几个人都看向他。

阮忠枢道：“今天亲眼看过，比昨夜好说。” 他停了一下。“皇上终究还是个孩子。”

袁世凯眼皮动了一下。

阮忠枢慢慢地补充道。“照旧朝的例子，光绪帝十六岁才下旨预备亲政，第二年才行亲政礼。即便行了礼，朝里的实权是不是马上都到了皇帝手里，又是另一回事。”[3]

阮忠枢看向屋里的人。“少说还有五六年。” 自己接下去：“国体改成君主立宪。宫里重新挂出一个皇帝的名号，外面一切照旧。”

阮忠枢顿了顿，似乎想得更清楚了。“载沣、载泽这些人，当然不能一个也不安置。给他们顾问、议政，或者一两个副职，都可以谈。” “名位是一回事。他们应该明白军队、财政、用人的大权是另一回事。”

袁克定皱起眉。

阮忠枢没有看他，只继续道：“再说宫里现在有什么？” “几个王公，几个旧臣。” “他们没有自己的新军，没有自己的财政，没有一个能在各省直接接手地方的班底。” “这和从前的国民党不是一回事。” “宋教仁活着的时候，有国民党，有国会。孙中山、黄兴他们在南边势力很大。”

不用再多说，所有人都听明白了。

宣统的名号很大，可以利用。清室眼下真正能拿到手里的东西，却很少了。

袁克定终于忍不住了。“照这么说，倒像是宫里越弱，越该请他们回来。”

阮忠枢没有回答。

袁克定看向陆征祥。“可还有一句。若最后还是宣统——”

袁克定抬手指了一下桌上那两摞文件。“这半年，我们究竟是在替谁办？”

这一句问完，房里重新静下来。

陆征祥没有立刻答。梁士诒的视线落到桌上的文件上。

杨度也没有接袁克定的话，他想到在日本留学时同梁启超叙说的戊戌变法，后来自己帮出洋五大臣写的中国宪政，说起来好像都是白干了。事情可能就是这样，这次是不是也落得事倍功半呢？[4]

袁世凯从头到尾都没有表态。

※

过了一会儿，梁士诒忽然问：“就算宫里肯，日本就肯罢休？”

所有人的目光重新回到陆征祥身上。

陆征祥低头，把那几张东京电报重新收拢。“未必肯。情况大概会好一点。”

他把公文袋往桌上推了一点。“至于换成宣统以后，日本究竟还反什么，英国又肯不肯替我们说话——” 陆征祥看向袁世凯。“这一年的账，还得重新算。”

陆征祥说完，没有把那几封东京电报收回去。

梁士诒却先把目光从电报上移开。“若真从头算，不能从十月算。” 他说的是五月，二十一条。

梁士诒慢慢道：“五月那一回，我和子欣（陆征祥）都参与了，当然我没有直接与日本人斗。”

陆征祥抬眼看他，没有打断。

那几十次正式会谈，梁士诒没有坐在日置益（日本公使，1915 年 1 月 18 日递交 “二十一条”）对面谈。哪一款改过几次，哪一句怎样磨到最后，外交部的人更清楚细节。他记得的是另一套账。一月十八日，日本人把那纸要求直接送到袁世凯手里。当天晚上，新华宫里第一次把事情摊开，他就在场。到了五月七日，日本下最后通牒；第二天，北京决定接还是不接，他还在。开头和结尾，他都看见了。

“最后通牒是国耻。” 梁士诒说得很平。“我永远记得。”

他停了一下。“可若问这几个月的交涉办得怎么样，我倒觉得子欣做的不错。”

这句话出来以后，连袁克定都抬起了头。

梁士诒没有急着解释。他先把一月那张单子重新在心里过了一遍：山东、南满、东蒙、福建，还有汉阳铁厂的事。

再往后，是第五号。真正让他从一开始就觉得危险的，并不只是多一条铁路、多一个矿权。日本人竟然还想把顾问送进中国的政治、财政、军事机关，想插手警察，想控制军械。“日本顾问的事若照原样答应，” 梁士诒道，“往后中国每办一件事，旁边都要坐着日本人。”

他看了一眼桌面。“铁路丢了，还能再争。矿山让了，还有年限。” “财政、军械、警察都让人坐进来，这个政府就只剩一块招牌了。”

他看五月，不按二十一项逐条去数。山东和南满当然伤得重，不否认。但当时已经被日本人武力霸占去了，如果军队有的打，谈判桌上自然有底气。哎，国家弱已经不是一天了。最近百年，有赢过吗？北京都丢了两次。

可若按政治分量去算，他自己的估计是，“日本最后拿走的，也就是原先想拿的四五成。” 梁士诒说完，又把意思压得更实了一层。“日本最后拿走的东西不少，却没拿到它原先最想拿的全部东西，尤其没能借第五号直接把手插进中国。”

陆征祥仍旧听着。

梁士诒说的五月份的事情，大家清楚的。他回想着这一 “仗” 是怎么打的。

日本一开始要求保密。北京偏偏没有替它把门关严。日本人越怕英、美知道，北京就越要让英、美知道。有些消息经外交部出去，有些绕到外国使馆，有些进了莫理循、端纳这些人的手，再从北京送到伦敦和外面的报馆。[5]

台面上，北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发动了什么报纸运动。幕后却很清楚：只要二十一条还是中日两家关起门来的事，中国就只能同日本比军舰、比军队、比谁能把兵先开到山东。

那没有什么好比，日本人已经把德国人打跑，把山东占了。必须把门打开。让英国知道，让美国知道，让俄国知道。让日本人在东京还想说 “没有那些条款” 的时候，伦敦、华盛顿已经拿着另一张单子来问它。[6]

“这不是闲话漏出去。” 梁士诒道。“这一招很漂亮，帮了咱们的交涉。”

一月以后，北京真正做的，不只是陆征祥、曹汝霖坐在桌前同日本人磨文字。另一条路也一直在走。日本要求秘密，北京便让它失去秘密。日本想把中国单独按住，北京便把事情变成列强都要看的问题。日本外务省一条路压下来，北京又绕开外务省，去看日本元老、政党、财界里有没有不同声音。三个月下来，日本最后仍然发出了最后通牒。可在梁士诒看来，那份最后通牒本身恰恰说明了一件事：如果谈判桌上真像日本一月所想的那样顺利，它根本用不着最后拿兵来逼。[7]

梁士诒到这里才看向陆征祥。“五月以后，我心里多了一层把握。” “日本强，这是真的。” “可它也有顾忌。事情一旦摆到几国面前，日本就不能只按自己一家的算盘办。”

他说得很正面。并没有把五月说成一场侥幸脱险。他甚至觉得，那是北京这几年少有的一次把弱国手里的牌尽量用尽的外交胜利。

陆征祥沉默了一会儿。梁士诒这层判断，他没有必要反驳。一月那张原案和五月最后签下来的东西，确实差得很远。英国、美国、日本元老、国际舆论都起了作用。第五号大部没有进入最后《民四条约》。

可是此一时彼一时。陆征祥把桌上的东京电报重新排开。九月、十月二日、十月中旬、十月二十八日。

“五月那一回，翼夫说得有道理。” 他说。“可今天，东亚已经不是五月以前那个东亚了。”

陆征祥把去年夏天以来的局势从头铺开。欧洲战争爆发以后，英国、法国、俄国的精力和军队都被拖在了欧洲。年初的时候，还以为只要几个月，最近却连吃败仗，焦头烂额，欧洲胜利遥遥无期。

日本却恰恰相反。它以英日同盟为名对德国宣战，出兵山东，夺青岛。德国在山东的军事据点被清掉以后，原来几家列强在远东彼此牵制的格局少了一角，日本在中国周边的力量突然显得比过去更重。

日本人自己知道这是机会。欧洲列强正忙于大战，没有谁愿意为了中国问题在远东再开一场冲突。日本便想趁这一段时间，把自己从 “东亚列强之一”，往 “东亚第一发言者” 的位置上推。二十一条就是在这种局面里来的。[8]

英国当然不喜欢这种变化。这一点陆征祥说得很清楚。英国在中国的贸易、长江流域的利益，都不愿意看日本一家独大。俄国也一样。俄国不会真心希望日本在满蒙、中国北方越走越深。

可到了 1915 年秋天，问题已经不在 “喜欢不喜欢”。而在 “愿不愿意为此同日本翻脸”。英国在欧洲需要盟国。法国也在欧洲苦撑。俄军这一年在东线吃了大亏，正需要军火和喘息。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战事又拖得很难看。[9]

这种时候，伦敦和彼得格勒最不愿意做的，是为了中国国体的问题，再把协约国在远东撕开一道口子。陆征祥真正重视十月二十八日，并不是因为日本来 “劝”。日本来劝，并不奇怪。麻烦的是，英国和俄国跟着日本一起来了。

他说到这里，屋里没有一个人插话。

五月时，北京的办法是把日本和其他列强分开。到了十月，日本却正在设法把其他列强拉到自己这一边。陆征祥最后只用一句话把这一段收住：“五月我们用的是以夷制夷。到了十月，日本开始借夷制我。”

梁士诒没有马上接。

这句话正好碰到了五月经验最危险的地方。二十一条那一回，北京之所以能把日本从十成逼回去，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英、美等国不愿日本一家把中国吃下去。可现在欧洲战争越拖越深，英国、俄国即使仍然不愿日本扩张，也越来越难为了中国同日本发生实质冲突。这不是他们忽然喜欢日本。只是欧洲比中国更要紧。

陆征祥这才重新说回到九月。“如果只看九月，是有理由乐观。润生（陆宗舆）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大隈的态度还是不错的，先说中国行君主还是共和，本来不是日本该管的，只要别因此生乱。九月下旬，大隈又把润生请去赏月，话说得更近：如果大总统真心联日，日本方面愿意相助，排除障碍。” 北京当时把这些话当成善意，并不奇怪。二十一条刚刚证明，强硬的日本仍受国际关系和舆论牵制。既然大隈本人开始说好话，大家以为东京不会为了帝制同北京彻底翻脸。[10]

十月份初加了一层。英国公使朱尔典亲自来到居仁堂。他表示，只要中国没有内乱，君主立宪是中国自己的内政，英国没有理由干涉。更特别的是，袁世凯那天自己曾提出过宣统。若中国一定改成君主立宪，是否该另请宣统回来。朱尔典却不赞成。他的判断是，再把一个满洲皇帝请回来，列强未必愿意承认；若袁世凯本人顺应国内推戴承担君主责任，英国反而更容易接受。[11]

陆征祥讲到这里，下意识地看了袁世凯一眼。那次的谈话不过是对外的措辞。上午宫里的事情，已经让这段旧话有了另外一种意味。两个月前，英国公使还在劝：与其宣统，不如袁世凯。今天，屋里这几个人却正在认真考虑把宣统重新请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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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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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陆宗舆时任驻日公使。唐启华指出，陆宗舆本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急行帝制，但对袁世凯仍忠诚；1915 年 10 月 石井菊次郎出任日本外相后，他逐渐判断日本政策已明显转向，并多次向北京警告，应暂缓帝制至欧洲战争形势较明 朗以后。本文所写 “润生来的不是劝，是警告” 以及陆征祥对数封东京电报的连续复述，属于演绎性的概括，并非逐 字引录真实电文。参见唐启华： 《洪宪帝制外交》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三章 “列强第一次劝告” 及 全书结论。

[2] 1915 年的衍圣公为孔令贻（1872—1919），当时四十余岁，为孔子第七十六代嫡孙；清末民初确曾有人设想以 孔氏作为君主人选，其身份具有极强的儒家礼教象征，但衍圣公本身并非既存皇统。参见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孔 令贻”，其所据包括《清史稿》等。所谓 “明裔” 可具体指末代延恩侯朱煜勋，约生于 1881 年，1915 年亦已成年。延 恩侯为清廷授予所认定明室后裔的世袭爵位，职责主要是祭祀明陵，并非延续中的明朝皇统；参见 “延恩侯” 所汇材 料。本文安排昨夜密议曾把衍圣公与延恩侯列为替代君主人选，属于演绎；其要点在于：二人都是成年人，一旦即位 会立即产生现实分权问题，而年幼的宣统则不同。

[3] 光绪帝 1871 年生，至 1886 年虚岁 16 岁，慈禧才下旨令次年亲政；1887 年举行亲政大典，而其后权力结构仍 远非简单的 “成年即完全掌政”。参见故宫博物院：《光绪帝大婚》及《宣统皇帝》。

[4] 杨度（1875—1931）两度留学日本，在东京与梁启超往还，于君主立宪一路多有论议。1905 年清廷派载泽等五 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次年归国所上考察报告，据传由杨度、梁启超代为起草；杨度所撰为《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 各国之所长》与《实行宪政程序》两篇。

[5] 日本提出 “二十一条” 时，特别要求中方对要求内容及交涉保密，并以严重后果相威胁；但袁世凯政府很快把打 破日本的保密要求作为外交手段之一。美国公使芮恩施 1 月 23 日已向华盛顿报告，日本要求袁世凯及中国国务员 不得向其他列强泄露要求内容；1 月 25 日以后，这些要求已开始在北京外交团和报界流传，中国高级官员亦不断向 芮恩施说明交涉内容和中国所处困境。关于外国记者渠道，现有研究显示袁世凯及蔡廷干等曾将较准确的要求内容提供给莫理循（George E. Morrison），由其利用英国外交部及《泰晤士报》的关系向外传播；端纳（William HenryDonald）也通过周自齐、芮恩施以及中国官员取得相关材料，再向国外报界传播。奈良冈聪智根据日英资料进一步指出，袁政府是有意识地泄露包括第五号在内的要求，以引起欧美列强对日本的疑虑和干预。参见 Foreign Relations ofthe United States, 1915, File 793.94/209，芮恩施 1915 年 1 月 23 日电；同书 File 793.94/257，芮恩施 2 月 10 日报告；Sochi Naraoka, “Japan’s Twenty-One Demands and Anglo-Japanese Relations”；以及 George MorrisonCollection 有关 “Twenty-One Demands” 的材料。

[6] 美国外交档案清楚显示了这一策略的实际效果。1 月 23 日，驻华公使芮恩施已向国务卿布赖恩报告日本提出秘 密要求，并称这些要求将严重破坏中国主权与 “门户开放”；至 2 月 1 日，他已掌握第五号中最敏感的内容，包括中日 合办警察、日本供应军械或合办兵工厂，以及聘用日本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与此同时，日本方面试图向美国提供 一个经过删减的版本：2 月 15 日芮恩施报告，日本公使交给他的秘密备忘录省略了日本顾问、警察管理和军械等关 键要求。2 月 17 日，美国驻北京使馆已经能够向华盛顿提供 1 月 18 日原始要求的全文；2 月 19 日，中国驻美公使 又直接向美国国务院提交 “二十一条” 的完整说明，美国国务院随即发现其中第五号与日本驻美使馆此前提供的版本 明显不同，并电令芮恩施核实日本是否仍坚持第五号。换言之，到 2 月中下旬，日本试图对欧美淡化第五号时，华盛 顿已经通过北京及中国方面渠道掌握了另一套、更完整的文本。参见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5, Documents 66、72、86 及 1915 年 2 月 17—20 日相关文件。

[7] 日本提出 “二十一条” 时强调秘密交涉，但袁世凯政府后来有意识利用泄露要求内容、联络外国使团与国际舆论 等方式牵制日本。关于总统府在外交部正式交涉之外另行运作的一条 “暗线”，参见尚小明： 《“二十一条” 交涉的另一 条管道——总统府相关活动透视》 ， 《安徽史学》2017 年第 2 期，第 18—31 页。尚文依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总 统府密档指出，中方交涉实际上存在外交部与总统府两条并行管道；袁世凯在掌握日本内阁的交涉策略后，逐渐采取 拖延、泄密以及通过有贺长雄联络日本元老等应对手段。

[8]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于 1914 年 8 月对德宣战，并于同年 11 月攻占青岛，接收德国在山东的主要权益 与据点。欧战使英、法、俄等欧洲列强把军事与外交重心移回欧洲，为日本在东亚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有关日本试 图利用欧战确立其在中国及东亚特殊地位的研究，可参 Peter Lowe 有关英国、日本与袁世凯倒台的研究，以及唐启 华《洪宪帝制外交》第一、二章。

[9] “达达尼尔海峡的战事” 指 1915 年的达达尼尔—加里波利战役（Dardanelles/Gallipoli Campaign）。协约国原 计划通过海军强行突破达达尼尔海峡，打通通往俄国的海上通道。1915 年 3 月 18 日英法舰队强攻海峡失败；4 月 25 日起英、法、澳、新军队登陆加里波利，但始终未能突破奥斯曼军防线。8 月的大规模攻势仍告失败，此后战局陷 入僵持；至 1915 年 12 月，协约国已开始撤离安扎克湾与苏弗拉湾，整个行动最终于 1916 年 1 月放弃。英国政府 对该战役投入极大，1915 年 5 月专门设立 “达达尼尔委员会”（Dardanelles Committee）处理战事；11 月才改组 为负责整个战争政策的 War Committee。1915 年下半年英国的战略注意力和政治资源仍深受达达尼尔战局牵制。参 见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Gallipoli 1915” 及 “The failed plan”；The National Archives, “Cabinet and its committees,” section “Cabinet record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10] 1915 年 9 月 6 日陆宗舆电告北京，大隈重信表示中国采用民主或君主 “本非日本所问”，但希望不要因改制致 乱；9 月 23 日大隈又与陆宗舆密谈，次日陆电称，大隈表示袁若 “诚意联日”，日本可努力援助、“可除一切故障”。这 些信号使北京一度判断日本对帝制至少不会公开强烈阻挠。参见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第二、三章。

[11] 关于 1915 年 10 月 2 日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Sir John Jordan）的谈话，杨天宏据《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 牍》所引记录指出，袁曾说：“若行君主立宪，须另请宣统为皇帝乃可”；朱尔典的回答大意认为，再选择满洲皇帝难 获列强承认，而袁本人若承担君主责任，英国方面更容易接受。参见《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相关记录，第 379 页。 应注意，此记录来自袁世凯方面档案，英国方面的记录并不完全相同。详细分析，见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