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思想：文化

导言
阅读《狱中札记》的人可能很快就会被其中无所不在的文化主题所震撼。从但丁到皮兰德洛，从巴尔扎克到辛克莱·刘易斯，葛兰西对各时代的文艺作品都做出了评论。结合他个人的生活轨迹，葛兰西对文化的痴迷也许并不令人惊讶。从这个事实可见一斑：到1916年还是个年轻社会主义斗争家的葛兰西，那个放弃了都灵大学文本学的葛兰西，在当时是《前进！》报的戏剧评论员。葛兰西在狱中比起政治作品，更容易获得文学作品的事实也很重要，但不足以解释他在《狱中札记》如此着墨于文化的原因。
我们需要澄清一个重要的事情：葛兰西语境下的“文化”到底意味着什么？葛兰西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文学或者艺术批评家。哪怕一些聊以慰藉或是琐碎细小的笔记，比如对连环小说或者新闻文章的评论，葛兰西都能从中发展对文化生活的极其原初，社会化且政治化的立意。然而，葛兰西从未对他所认为的文化进行一个系统性、一锤定音的定义或者解释。我们本章的目的，自然就是以类似葛兰西的思路，去重新建构他对文化的理解。
首先，我们需知，葛兰西的文化是系统这一概念的对立，更准确的说，是价值系统的对立。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历史上一些人类学学派曾经提出“文化作为系统”的模型，以此将人类的行为解释为“天生的”。这种模型的缺点很明显：它倾向于将文化作为一个固有连贯的特质，并将它置于一个孤立封闭的地位。思想和实践，文化和政治，也因此相互脱离了。这样，以这种模式去解释变化和历史就尤其困难（注1：Kate Crehan，《葛兰西、文化和人类学》）
葛兰西反对这样的模式，他让我们将文化视为一系列的日常生活实践。在葛兰西那里，文化意味着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一种作为思考个人行为和外部世界的社会动物的行为方式。我们将会在第四章看到葛兰西那句“人人都是哲学家”的谶言的意义和重要性。此处我们可以看到，在葛兰西眼里：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参与进了其文化之中，都参与维持，竞争，或者摧毁这个文化，以至于他们与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种原始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他们的日常实践和思想构成的。
葛兰西对文化的理解和其他常见的刻板印象针锋相对，比如那种将文化看作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或者将文化当作那些受教育精英的学究剩余。在葛兰西于1916年写就的《社会主义与文化》一文中，葛兰西直接批评了后者。他写道，这种将文化视为受教育精英的专利的态度“创造了一种虚弱且黯淡的，被罗曼·罗兰无情地揭露的知性主义，并随之而生出一大堆自命不凡的呓语者，他们对社会生活的伤害较之肺结核或梅毒对身体健康和美貌的伤害尤甚。”年轻的葛兰西以一种更加人文主义的脉络总结道：“文化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它是一个人内在自我的组织，一个与个人个性的协议，是在理解个人历史价值、功能、权利和义务的前提下，具备更高觉悟的素养。”（注2：《社会主义和文化》，1916年1月29日）
我们也应注意，对葛兰西来说文化从来不是固定或刚性的，而总是随历史的形成而流动的。并且重点是，文化的时间准则也同样适用于空间准则：文化随着空间而变化，也随着历史而变化。因此葛兰西在《狱中札记》记录了特定民族文化在特定时间的繁盛（比如19世纪的法国和20世纪的美国）以及其他民族文化的衰败（比如意大利），还有他们和世界支配文化的关系。
那么，对葛兰西来说，文化就是全体人民的行为，感知和感受的综合。然而，葛兰西发现，与人人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的文化情境，以及那些各时代和各社会不尽相同的“常识”（我们会在第四章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个），是在精英们的文化产出的影响下铸造的。因此文学，哲学体系和艺术其实是一整套的至关重要的、不可缩减的，同社会成员无时无刻不在参与的“日常”或“常规”的文化的政治关系。葛兰西视角里的文化的关键部分是由所谓“流行文化”和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和“底层文化”的相互关系组成的。
因此，文化和社会主导权的关系，或者更宽泛地说：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是葛兰西思想的核心。在布尔迪厄和福柯之前，《狱中札记》，尤其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提供了20世纪最全面和细致的关于知识-权力关系的评价。根据葛兰西，各种等级的，以各种方式表达的文化，都有深刻的政治内涵：文化对葛兰西来说，是个独有的政治斗争的战场，是权力生产并实施，但又被斗争和抵制的领域。
在葛兰西的狱中写作中，他的文化-政治关系的重点，在我们看来，是文化组织的复杂性。有组织地思考文化意味着思考文化是如何，何处并被何人生产的，文化是如何扩散并分配的，何种结构，原则和规范能够决定其总体构造。因此葛兰西关注这样一种问题：哪种组织的集合，比如传媒和“大众文化”，为特定时间下的特定社会的文化生活奠定了基础？文化需要哪种教育关系来传输或者再生产自己？并且可能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在这些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定义
与其他葛兰西的研究一样，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在《狱中札记》中也是很零散的。我们只有重新组织并归纳整本札记的内容才能真正提及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哪怕这样，我们仍需记住真正理论目前只在探索阶段。不过，许多葛兰西的读者已经发现他对知识分子的思考是他思想中最原创的一部分。
葛兰西的研究的第一步，是拒斥任何试图将知识分子的行为称为“脑力”而非“体力”而后对其进行定义的行为。如葛兰西所说：“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能排除知识的参与：‘创造的人’和‘智慧的人’是不能分离的。”（注3：《狱中札记》选集，p9）每一种人类活动，都在一方面需要精神上的付出和努力，也在另一方面需要一定的“肌肉-神经”力量。弗雷德里克·泰勒在他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中，悲哀的认为一个仓库工人的效率永远比不上一个被训练的猩猩，葛兰西反对这一点。他断言：人类的知性力量无论如何都不会停止运作或者被利用，哪怕对仓库工人也是这样。因此，葛兰西最基本的论点就是“虽然我们可以说‘有知性’这个词，但是我们不能说‘无知性的’，因为无知性的事物不存在。”（注4：Ibid，p9）
因此，对葛兰西来说，知识分子绝不仅仅是个思考者，或者一个比他人更善于思考，思考得更多的人。知识分子不是自我塑造的，而是社会塑造的。葛兰西说：

对我来说，最普遍的一种方法错误在于从知性活动的内在本质中寻找知识分子的定义的区分，而不是从作为知识分子的活动总和的关系系统（以及从事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在总的复杂社会关系中所占据的那一部分中寻找答案（注5：《狱中札记选集》，p8）

葛兰西从这点出发，就是想说明知识分子是由他或她的社会角色所构建的。这个角色，在葛兰西看来，是在社会上生产并扩散知识。知识分子在这点上，同工人和农民（分别在资本家帝国和地主支配下）的职能不同，后二者直接生产社会的物质资源。
在这点上，葛兰西思想的原创性开始体现。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所有知识分子都包含在了资产阶级中，而葛兰西并没有将全部的知识分子归类为资产阶级。他倾向于将知识分子描述为社会的一类，或者说社会的一“层”。
在葛兰西那里，知识分子是个规模很大，充满各色名目的群体。对他来说，大学教授，研究院，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当然是知识分子，但艺术家，牧师，技官，政治家，公务员，律师甚至军官也是知识分子。这些人都以某种方式完成了一种与直接生产社会物质材料不同的文化，政治或者技术功能。具体而言，这些种类的人们都参与了社会文化环境的构成，并且在时空上构建了对世界观的创造，传播和再生产。葛兰西常用德语的weltanschaunung表示世界观一词，表示个人或集体对世界的看法。
我们应当记住葛兰西的写作位于间战期，在当时，服务业在西方经济的占比极小。经理和行政职业在葛兰西的时代仍然处于萌芽期，尤其是在像意大利这样的政治不平均发展的国家。不过葛兰西还是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开始是生产模式的泰勒化，比如以更大规模地雇佣管理人员。正是在这种由泰勒主义主导的生产的变革才让葛兰西将这些新生的社会职业定义为知识分子。因此在1926年的《南方问题》一文中，他写道：

在每个国家，知识分子的层级都被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强烈地改变。旧式的知识分子是组织一个以农民和工匠为主体的社会的元素。为了管理国家，为了管理商业，统治阶级培育了一种新的知识分子：技术组织者和专家。（注6：《狱中写作节选》p454）

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
总而言之，对葛兰西来说，知识分子代表了一种不直接参与物质再生产的社会阶层。葛兰西观点的优势在于，他同时质疑了知识分子阶层面对其他社会的“基本阶级”（葛兰西指的是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自主性。因此葛兰西问道：“知识分子是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自主而独立的集体，还是说每个社会集体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团体？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不同种类的知识分子形成的历史原因是不一样的。”（注7：《狱中札记节选》p5）
葛兰西从他在问题中提出的两个解释方法出发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葛兰西想要反驳那些认为知识分子可以超然于历史斗争，登上独立于社会冲突，免于社会偏见的思想航班的人。葛兰西认为这种观点再幼稚不过了，他想摧毁这种观点（就像马克思之前尝试的那样）。要采取这样的立场，在葛兰西看来，就相当于挑战当代的那些“杰出”知识分子们，毕竟这些知识分子，或者说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都热衷于建立他们那基于公正和中立的立场上的合法性。葛兰西鼓足勇气揭下那些“纯洁思想”的神秘面纱。
同时，葛兰西也拒绝采用那些“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反论，他们认为文化生活不过是经济驱力的机械反映。对葛兰西来说，任何所谓“反映”的概念都无法公正地评价知识分子在文化发展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比如，葛兰西批评俄国革命家布哈林直接，或者说不严谨地将歌德的《普罗米修斯》视为同时代资产阶级境况的反映。（注8：这里指的是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1））
虽然葛兰西一直拒绝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但他一直相信马克思所认为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总是处在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现实的社会-历史情境之下的论点。基于马克思的思想，葛兰西对两种知识分子相对于社会主要阶级的关系做了区分。这两种关系分别造就了“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
葛兰西将有机知识分子定义为随着新兴社会阶级（以前是资产阶级，以后是无产阶级）而兴起的知识-社会阶层。这种知识分子被号召扮演起这样一种角色：在所对应的社会阶级兴起时，组织一种新的生产，法律和文化模式。因此，工业资产阶级和与其结盟的有机知识分子组建了技官、经理、经济顾问、律师等辅助生产的职业。此外，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漫长的19世纪对旧贵族阶级的胜利过程中，发现了构建早期资产阶级世界的几代作家、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构成了文化和政治精英，并逐渐爬升到社会的顶峰。这些群体是与资产阶级连接的有机知识分子，但他们从生产过程中被排除在外，因此严格意义上不属于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但这些精英还是成功地将这种于经济生活的脱节转化为他们的本钱，成为了社会统治阶级的“文化自觉和自我批评”（注9：《文化写作选编》，p278-9）他们远不是某些经济利益团体的仆从，或是被动的历史旁观者。根据葛兰西，那些最先进的有机知识分子，事实上成为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真正组织者。
葛兰西将那些在新兴社会阶级兴起前就存在的知识分子称为传统知识分子。葛兰西首先用来介绍这个概念的人物是神职人员：他们是封建社会的产物，逃过了那经济主导宗教的社会的压迫。除了宗教人士，葛兰西还将一些国家官员定义为传统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出身贵族，但还是或多或少的适应了20世纪早期的政治生活的高阶行政或外交官员。更复杂的说，我们可以将学术界人士也称为传统知识分子，尤其是在特定的民族和历史背景下（注10：Perry Anderson，《民族文化的组成》）。在1926年的《南方问题》中，葛兰西将南意大利特有的两种群体定义为传统知识分子。首先，有很多小农村的知识分子，比如书记员，官僚和“村医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人多，但总是一方面臣服于倾向于北方的意大利国家，另一方面臣服于地主。（注11：《狱中写作选编》，p443）第二，葛兰西将大量“杰出”的在南意大利享有盛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定义为传统知识分子，比如贾斯汀·福图纳托和贝奈戴托·克罗齐（见第四章）。
葛兰西经常以“精英”一词来描述有机知识分子，而后以另一个发育表达来形容那些懂得自己处境的传统知识分子：“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传统知识分子都经历了一种‘集体荣誉’（esprit de corp），他们未曾断绝的历史连续性和他们特殊的资格，他们也因此认为自己是自主独立于社会统治阶级的。”（注12：《狱中札记选集》，p7）
那么在葛兰西那里，传统知识分子的核心定义就是倾向于自认为自由和独立于历史进程的人，他们尤其将自己视为授予合法性的数百年历史传统的保护者。对那些在葛兰西的时代仍握有权柄的传统知识分子，他认为“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就是国家”（注13：Ibid，p16）。
尽管传统知识分子能够在某些程度上，尤其是在专属于他们的领域，比如天主教会保持独立，但葛兰西拒绝承认他们的“纯然独立”并称其为一种幻觉。哪怕他们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实的继承者，在葛兰西看来，传统知识分子之所以还能在历史的变迁中存活，也是因为他们将自身安置在了当代的社会配置罢了。葛兰西提及了贝奈戴托·克罗齐。他表面上假装自己远离琐碎的政治生活，但实际上为法西斯政权服务，吸引年轻的受教育的意大利人进入理想主义哲学中，并逐渐合法化对法西斯政权的不抵抗政策。根据葛兰西，这种观察同样适用于那种想象“自己就是国家”的传统知识分子们：葛兰西注意到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贵族议员们，尽管飘飘然沉浸于自己的优越感中，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现存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仆从罢了。
知识分子和政治斗争
通过否认超然于历史和社会矛盾的“自由思想”，葛兰西将知识分子的传统基础给移除了。反之，他将知识分子视为政治中的关键角色。具体而言，他号召无产阶级中的有机知识分子们生产一种新文化，去扩散一种新的世界观，并成为政治斗争的主导角色。

成为新的知识分子不能仅限于外在的，昙花一现的，号召情绪和激情的口才上，而是积极地参与生活实践，成为建筑者，组织者，“永恒的说服者”，而不是仅仅当空谈家。（注14:《狱中札记选集》，p10）

对葛兰西来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如同工作的积极性，都是个人融入并参与世界的变化进程的方式。此处的区别就是工人生产物质物体，而知识分子生产知识和文化。与19世纪资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充当的“先锋”类似，20世纪新的，即共产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者。
此外，革命知识分子必须成为这个历史进程的催化剂，将无产阶级从政治上和文化上进行“同质化”。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经常提及“同质化”的概念，他指的是一个社会群体获得了自我意识，并准备集体作为历史舞台的演员。葛兰西的这个概念源自于马克思的“自在的阶级”（仅仅以物质划分为基础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一个有着主观的历史任务的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因此为无产阶级发展出“自我意识”、成为自为的阶级而努力。
这里也很有必要提及一下葛兰西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定义在当时的环境下的对比。第二国际主流所定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那里的逃兵，在理论上来帮助没有知识的工人。相反，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即不是基于教育素养定义，也不是基于社会背景定义，而是一个革命领袖或者政治组织者的角色。此处的灵感来源于列宁，他早在1902年写《怎么办？》时就已经提出废除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一切区别了。
由于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是服务于革命的，我们可能会将其与让·保罗·萨特的“介入性知识分子”做比较。但这种比较实际上没有可比性。葛兰西式的有机知识分子不是革命事业的“跟班”，反而是党内的经历过政治斗争的政治组织者，他在语言上是永恒的说服者，在行动上是个武斗家。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比较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和毛泽东的“又红又专”。对葛兰西和毛泽东来说，工人阶级领导权需要其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即“专”，可以胜任领导职位；他们又“红”，可以和工人阶级保持纽带。（注15：Arif Dirlik，《马克思主义革命意识的困境：毛泽东，安东尼奥·葛兰西和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改良》）
虽然政治斗争形势急迫，但葛兰西也特别强调这些新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应该成为以革命的名义垄断真理。葛兰西早在1919年的《新秩序：工人民主》的社论中就提到：“讲述真相，一同到达真相，才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行为。”（注16：《新秩序，工人民主》，p68）我们可以看到，葛兰西作为革命者的一生，也是潇洒的革命者的典范。
葛兰西同样热衷于将自己时代的知识分子斗争于历史上的相比较。他由此引入了“流行知识分子”的概念，这比起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这一诞生于间战期紧张无产阶级斗争局势的概念，在历史上能被更广泛的对应。对于流行知识分子的概念，葛兰西不无钦佩地提及了狄德罗和他的《百科全书》，以及18世纪法国的伏尔泰式的氛围如何为1789的大革命提供基础。他还提到，在19世纪，尽管法国充斥政治斗争，尽管其知识分子的生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却仍能为社会上更广泛的成员提供好处，他称其为“人民-民族”（见第三章）。
在《狱中札记》中比较震撼的一篇名为《从知晓，到了解，再到感受的通道，反之亦然》的文章中，葛兰西断言“流行知识分子”一定和人民有着情绪上或者感受上的纽带。对葛兰西来说，正是这种同情和共情的情感真正带动了知识分子成为“流行的”，这为他们的作品提升群众的意识提供了可能：“人从事政治-历史时不能没有激情，不能没有知识分子和人民-民族之间的情感纽带。如果没有它，知识分子和人民-民族的关系将会缩减为纯粹的官僚和官方的指令关系。这样，知识分子会成为一个种姓，一群布道者。”他继续说道：“那些受追捧的人能够感受，但不能知晓或者了解；那些知识分子能够知晓，但不能了解，尤其不能感受。这两种极端一方面是迂腐、宗派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市侩、盲目热情的。”（注17：《狱中札记选集》，p418）
教育
教育的定义
在葛兰西那里，知识分子是构成世界文化的中心人物，除此之外他还关注教育的问题。这两个事物，在葛兰西看来是紧密联系着的。具体而言有着一个渐进的序列：教育训练并形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教育大众，提升他们的知识水平、而后，大众就逐渐可以自我教育并成为出演自己的戏码，成为自己的逐渐构造的文化的主人。
葛兰西毫不犹豫地号召进行这样的革命传输，他设想社会上的每个成员都参与到这种工作当中。葛兰西认为教育不仅仅是政治和知识工作，而且也应当是身体的工作：“学习同样也是个工作，而且很累，尤其是他有独特的学制，涉及到肌肉、神经和智力”（注18：《狱中札记选集》，p42）葛兰西（他有很多机会从事教育，包括在意共学校和监狱）强调教师的劳动，坚持学生和教师的知识传递“只能通过教师的劳作”（注19：ibid，p35）也并不奇怪。
葛兰西采用了他一般的接触社会命题时的方法，将问题置于最广泛的思考下，并将理论扩展至极其宽泛的领域。这被称为葛兰西研究问题的“最大化”框架方法。因此对他来说，教育实践从来不是学校和大学的专利，它应该是遍布并实现于全社会的。除了学校系统，葛兰西还指出了大量的可以作为教育地点的公共或私人机构。这些包括议会以及其举办的立法活动，惩罚系统（葛兰西认为其有“反向教育”的效果）。还包括政党、工会、教会、俱乐部，还有常规而言比较“有文化”的组织比如媒体、电台、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文学社、甚至还包括建筑和城市景观。
尽管这个概念可能飘忽不定，但葛兰西观点的真正优点在于它使得我们有可能辨别不同社会实践之间的客观联系，而不否认每种实践的具体差异。对葛兰西而言，教育是一个“鲜活的活动”，旨在传播知识和文化，这些都是由以前传承，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重新激活。葛兰西认为以上所有这些机构都参与了教育活动之中。
与之相关的是，葛兰西不知疲倦地倡导成人教育，比那些提倡“继续教育”“活到老学到老”的人早了几十年。葛兰西主要关注工人阶级，此处我们能从他的生平中找到一些有趣的联系。在1919-1920年都灵的“红色二年”中，所谓的“科学工作管理”的理念导致了工人要求对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变化有更好的了解。尽管一些大工厂的管理层确实给一些够资格的工人提供了针对性技术训练，但是当时的《新秩序》报表示这些训练必须与关于社会现实的专业训练相结合，必须同时从历史和经济的维度出发，为科学组织工作提供基础（注20：Attilio Monasta，《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和他的同志们认为只有通过让工人们从知识领域上了解他们的工作的社会关系，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意识。
学校
在葛兰西所感兴趣的众星云集的教育系统当中，他认为学校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当时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意大利的学校在法西斯主义之下发生了主要的改变。在1923年，法西斯政权官方政策的知识分子代言人乔瓦尼·秦梯利，意大利教育部长，监督了一系列改变以拉丁语和填鸭式教育为中心的旧式教育的改革。基本而言，新课程包含了对工农家庭出身的孩子进行技术或者专业教育，虽然老旧的占主导的知识得到了过分的传播，但学生的自发性也获得了提升。悖论性的一点是：这套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政策在今天可能会被认为是进步主义的，因为它以师生间的意见交流取代了原本的正式性和干枯的理论学习。在当时，法西斯政策的提倡者们还声称他们的的灵感继承自让·雅克·卢梭《爱弥儿：论教育》一书中的“日内瓦教育学”。
在一篇名为《探寻教育原理》的札记中，葛兰西反对秦梯利的改革。他表示小学和中学教育经历是需要让孩子吃苦的，因为这种对身体和心灵的压制会导致最早的反抗。葛兰西还说，尽管拉丁语和语法学可能很枯燥，但是他们是对孩子通往未来自由思考能力的的铺垫，他还认为这些学科使得抽象思考的能力成为可能，并且会在未来成为使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工具。
葛兰西还认为那些特权阶层更倾向于为孩子提供更加偏向学习的养育环境，而这种倾向是很难在工农出身的家庭中发现的，此处我们可以联系一些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注21：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因此，秦梯利改革的缩减教育纪律，实际上是组织工农家庭的孩子们获得学校系统所需要的受教育倾向。对葛兰西来说，改革之所以赞扬“自发性”并将技术课程作为高于一切的中学课程，是为了将工农阶级的几代人都处于底层劳力的地位。这也许是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看起来是个传统甚至威权教育的支持者的形象。但他的目的毋宁说是通过阐释：看似进步的改革意愿实际上会导致反动的社会结果这一点，来解开秦梯利改革的进步主义幻象。
葛兰西还说明：如果想要让学校系统民主化，需要采用一整套不同的改革。我们可以看看他的两副方子。首先，他写道：需要有一个对全社会提供的中学课程，并且有一个分叉系统将学生在小学结束时，送到技术-工作轨道上或者送到学术轨道上（注23：直到战后，西欧各国才开始统一第一阶段的中等教育。从而部分实现了葛兰西的愿景。在意大利，1962 年的改革将中学（scuola media）变成了统一的义务教育，面向所有 11 至 14 岁的学生。同样，在法国，1959 至 1975 年间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也确立了独特的中学（collège），作为小学和高中之间的义务教育阶段。相比之下，英国从未实现初中教育的完全统一、 尽管大多数公立中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转为综合中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欧洲大趋势的一部分。）。第二，他期待一种社会主义形式的教育，葛兰西希望学校能够进行知识和劳动教育的结合。这样的改革能阻止人们陷入一种被葛兰西称为“知性主义”的纯粹精神活动，此外还能称为未来有机知识分子更多地参与具体社会活动的方式，通过开创一种“不仅在学校，而且遍及全社会的，知识和创造活动的新关系。”（注24：《狱中札记选集》，p33，我们可以注意到此处多少呼应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第15章，表达了相似的知性和劳动教育的结合的想法）
驯顺性和自发性的辩证法
而后，葛兰西将教育定义为被各种活公或私、或集体或个人在人类生活的每一阶段所实现的基本社会进程。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一种似乎包含了旧式的认为教育是一种纪律的观念的模版（尽管他确实设想通过激进的民主制度理想超越这种旧观念）
虽然葛兰西的教育思想的两方面可能会有冲突甚至不协调的矛盾，但我们仍需强调葛兰西的写作线索是允许我们对这两方面进行协调的。葛兰西将教育放在社会背景下思考，将其视为从学习成为社会的驯顺者到实现批判的自发性的转折点。葛兰西尝试将驯顺性和自发性的二元对立关系转化为一种动态的交涉。也许我们会将二者视为简单的渐进关系，但葛兰西澄清其实际上是一种辩证关系，这二者之间的通道必定是双向的，严格意义上超越了这二者本身。
因此对葛兰西来说，对年轻人的教育体现在第一阶段，驯顺，甚至是胁迫阶段。在这一阶段，孩子必须将自己的身体、心灵以及社会性同化并内化到一种更积极、充裕的教育中。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此处将学习描述为“一种适应的过程，一个需要努力，枯燥甚至磨难才能获得的习惯。”（注25：《狱中札记选集》，p42）我们可以将第一阶段命名为“驯顺化”，它必然是痛苦且困难的，这也同样会延展到那些家庭里没什么教育背景的小孩那里。事实上，葛兰西认为对那些出身农家的小孩们，在小学阶段首先就要拔除乡野生活给他们带来的迷信和民俗信仰。然而，随着小孩逐渐到达了中学甚至大学阶段，葛兰西认为这种纪律性教学应该逐渐由自发性的批判思考所取代。这样一来，驯顺性自然会产生它的反面：观念的自由。
葛兰西还将驯顺性和自发性的观点应用到成人教育中。在谈论“美国梦”这一现象时，他表示新的福特制生产规范很快超越了其他试图对在生产链上的工人们进行个人和身心的规训的尝试，受到了一致欢迎。葛兰西认为此刻，那些“泰勒化”的工人，那些科学工作组织法生产出的人类产品，有潜力超越自己作为被剥削的劳动力的存在，并达到一种自我意识，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社会上活动的个人，而且还是一个潜在革命者群体的一员。
因此，教育在葛兰西那里也和政治一样，成为了发展对社会和阶级意识的批判性理解的重要时刻。也因此，工人阶级联盟，尤其是共产党，就成为了有机知识分子进行教育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葛兰西认为教育完全不应该是对工人进行官僚式的说教。相反，葛兰西对发展一套“希望了解治理术，对了解真相有兴趣的底层人民”（注27：further selection of the prison notebooks，p396）的批判性意识。这样一来，他理解了：革命意识是工人阶级自我教育的先导，也是其结果。
新闻业
媒体和文化的组织
目前，我们已经在本章讲述了文化组织对葛兰西的文化理解以及其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以及葛兰西将教育视为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场所的理论。这个体现教育关系的场所，在葛兰西看来不仅限于学校或者大学，还在国家的政治组织，以及市民社会的各种组织（比如政党，工会和教会），还有文化市场上的角色们（包括电台，娱乐业和出版业）葛兰西将文化生活视为一张各种机构相互依靠所编织的复杂网络的观点是值得强调的。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声称，在这些相互的关系与依靠所构成的文化宇宙中，媒体可以被视为“最重要且最具活力的部分”。因此，在他的札记中，他将为数不少的篇目献给了出版业。与他的同代人瓦尔特·本雅明——一个和葛兰西一样尝试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去思考文化的人——有所不同的是，葛兰西并不关注当时出现的电台与电影院的视听技术。葛兰西所处的小囚房，并非一个适合评估日益成为法西斯政权宣传工具的新型通信方法的场所。尽管如此，他仍旧尽力去把握这种文化传播的某些本质，尽管他并未完全把握到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口头通信是意识形态传播的一种方法，其传播的速度、影响范围和情感的同时性都远胜于书面通信…然而[这种作用的完成]是表面的而非深入的。”
资产阶级媒体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主要关注当他自己是都灵的一个记者时所观察到的，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媒体。他注意到，在墨索里尼于1922年10月发动“向罗马进军”前的意大利的那些最大的报纸（比如《晚邮报》和《新闻报》），发挥着一种至关重要的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功能：它们将有产阶级的不同观点同质化，以表达一种据说是普遍又一致的“民意”。
在这个问题上，他声称：“民意是公众政治愿景的政治性内容，可以是异议性的；因此，存在着一种斗争，争取垄断民意的喉舌。”葛兰西使用“民意”的表达，无论在此处还是在别处，所指的并非是底层阶级的“自发的”政治倾向，而恰恰指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倾向于通过表面上似乎民主的、以大众读者为目标的媒体话语来投射和强化自己特殊的、狭隘的观点的过程。因此，声名显赫的资产阶级媒体意图打造的“民意”，在服务于商议和平息资产阶级内部的同时，也防止在公共领域爆发实际的底层异议。
即使印刷的数量有限，声名显赫的后-复兴运动年代的报纸仍享有对国家命运的一种文化性和政治性的支配地位。在葛兰西看来，它们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由于缺乏有组织的中央集权的政党，人们无法忽视报纸：正是一系列的报纸建构起了真正的政党。”
在法西斯崛起前由路易吉·阿尔贝蒂尼领头的《晚邮报》，为葛兰西的观点提供了一幅清晰的图景。这份来自米兰的大日报以一贯支持北意大利——特别是伦巴第大区——的工业利润而闻名。然而，该报成功避免了将自己的认同与这种狭隘的局部利益绑定在一起；相反，该报致力于推进全国级的政治计划，旨在将该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团结起来，而不牺牲该阶级的任何关键部分。因此，葛兰西指出该报的编辑部于1913年起转变了其政治态度，开始偏爱一种北方工业利益与“南方集团”（主要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结盟，而非与北方的产业工人。
与此同时，葛兰西也承认，《晚邮报》通过其记者的专业性与内容的高质量，在意大利社会中发挥着一种真正的教育性的作用。因此，该报在既有的文化秩序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因为它有助于在全社会，特别是在资产阶级中，传播对政治问题的一种特定理解，促进社会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的团结。《晚邮报》在其读者中的影响既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即通过一种能够在社会的不同部分中促进，而后从一个人或组织向下一个传播的更加普遍的知性氛围。虽然不应夸大单单一份出版物的影响力，但《晚邮报》似乎的确在社会中发挥了真正的教育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化功能。
“融合传媒”
葛兰西志在见到革命媒体发挥这样一种教育性的作用——或者换句话说，让共产主义媒体去做那时资产阶级媒体已经做到的事情。葛兰西对实现这种志向的可行性的思考是第24本札记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他在《新秩序》时的亲身经历的启发。这里，葛兰西为创造一个教育共产主义新闻工作者的党校的小册子打下了基础。如同资产阶级媒体生产并宣传主流文化，共产主义媒体也应将说明，传播和保卫革命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葛兰西撰写了一条细致的未来共产主义媒体机关应当包含的部分的列表：包括“百科全书式专刊”、“政治-智识传记”、各种各样的评论，参考书资源、词汇附录等。这份列表很长，在某些方面可能显得过时了。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份列表中看出葛兰西脑中高超的知识水平，由于出版行业的读者面向主要是很少有进行中学及以上教育的工人们，这更显得可贵。此外，出版业还要施行一套全国范围的知识和道德的界定，以此来准确地辨认现存的和未来的文化趋势。最后，葛兰西认为社论写作者必须训练有素，因为社论的目的是为了产生即“智识上同质化”又能够显示出每个作者不同的写作风格和文艺个性的作品。
总而言之，《狱中札记》这些文字中令人震撼的部分就是葛兰西对共产主义媒体所心存的远大志向。他将这个计划定义为“融合传媒”（giornalismo integrale）：一种既活跃又具有教育性、既有政治又有文化，既有科学又有历史的传媒。葛兰西写道：融合传媒“不仅寻求满足公众的全部（或某方面）需求，而且为了唤醒公众而去创造、发展并扩大这些需求。”
共产主义媒体，在葛兰西看来，不应该成为一种精英式的教育计划，而应该是广泛的工人阶级革命计划的一部分。葛兰西脑中的那些领导共产主义媒体的“共产主义新闻工作者”恰恰就是无产阶级自身生产出的有机知识分子们。
葛兰西对“融合传媒”的概念基于一种辩证关系：首先，新闻业从真实存在的，基于社会分布的志向开始产生。而后，新闻业将这些志向发展为知识，并随时制造新事物，而后又站在读者的角度对这些新变化做出反应，不一而足。此外，这个辩证运动必须与我们之前提过的驯顺和自发的教育动态协调一致；在这两个案例中，葛兰西都设想一种从阶级宣教到自我教育的进步。
大众文学
在葛兰西对于“大众文学”的写作中，他同时发展了大量重要的理念：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组织者的重要性；去探索那些其他情况下可能被忽略的文化生产的一些方面和领域的需要；从历史上检视文化的必要性。在《狱中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的历史阶段中的“流行知识分子”（如我们之前所说，他认为这一概念比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更广）通常而言是小说家。比如，葛兰西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展现了一种“知识分子对人民的一种使命感的觉悟”。葛兰西继续说道：“人民可能会被塑造为驯顺的客体，但他们必须从这驯顺中解脱，转化并重现自我。”
在与之类似的脉络中，葛兰西认为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一位通常被认为是君主主义者的作家，也同样重要，因为他“清晰地认识到人是社会条件的复合，在其中他发展并生活；因此，为了改变一个人，必须改变这份‘社会条件的复合’”。葛兰西还补充了这样一个事实：巴尔扎克的“政治和社会上”的反动性仅仅体现在他的文艺之外的部分（诸如题外话、序言等）。通过向读者展示了社会结构的基本流动，巴尔扎克无意间向他的读者展示了获得转化社会潜能的意识的方法。同时，对葛兰西来说，一则冒险故事第一眼看来可能与政治无关，但是它实际上可能是贮藏着革命价值观的特洛伊木马。比如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中，主角爱德蒙·唐泰斯在将自己包装成贵族之前，是在马赛的劳工阶级中长大的，这种他个人的挣扎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报复社会的心理”。葛兰西注意这种大众文学基本都包含一种模糊性：它们都处在对现存社会传统的尊重和潜在的颠覆性志向之间的地带。
葛兰西对19世纪的意大利没有产生像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和仲马父子，或者英国的华特·司各特这样的流行小说家而感到痛惜。他认为这种匮乏是意大利国家缺乏文化连贯性以及其漫长的社会政治历史的遗产的症状。葛兰西还研究了他的时代的商业文学，包括连环小说、警察故事、情节剧等等。他经常对这些文艺作品暗含的价值观表示高度批评，但并不将他们视为另一种形式的“人民的鸦片”。因此他写道“它表明了‘时代哲学’是怎样的哲学，即在‘沉默的’群众中间什么样的感情和世界观现在占主导地位。”此外，尽管大部分商业文学本质上是庸俗的，但葛兰西从中也看出了构建未来真正的革命文学的起点。这种葛兰西期盼的“新型的”流行文学将会“扎根于流行文化的腐殖质，基于其品味和倾向，以及其道德和知识的世界，即使它是倒退和俗套的东西。”因此，葛兰西并不寻求一个对文化或者其具体形式的颠倒重来。对葛兰西来说，革命计划中的文化表达并不是对过去的文化的全盘否定或者毁灭，而是批判性地接纳其遗产，并从内在转化它，而后将它渐进式地上升到适合于革命理念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