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碧川書評：在何種意義上他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楊碧川，2020，《獨立革命的世界史：一百個民族解放運動故事》。前衛：台北。
楊碧川，2022，《共匪：左派、烏托邦與馬克思主義的未竟之業》。前衛：台北。
一、摘要
本文是針對楊碧川先生的兩本書——《獨立革命的世界史：一百個民族解放運動故事》（以下簡稱《獨立》），與《共匪：左派、烏托邦與馬克思主義的未竟之業》（以下簡稱《共匪》）的概括性評價。在本文中，我首先將指出楊碧川先生的野心頗大，試圖爬梳整個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思想史與實踐史，並企圖在其中寄予「民族獨立」的願景，此舉的勇氣不可不令人佩服。但是這種野心在實際呈現出來的結果來看，實在是令人難以信服。無論是過於簡單的敘事結構；沒有呈現出世界史的複雜性、關聯性；或是文本中的自相矛盾之處都構成了這兩本書中難以忽視的問題。而最需要被質疑的，便是兩本書共有的史料考證問題可能有故意剪裁與忽視一手資料的風險，都是足以誤導人們認知的危險舉措。最後，我則是提出質疑，如果在一本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書中鮮少看見階級分析、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批判的話，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在何種意義上將這兩本書，與作者歸類在馬克思主義者的範疇上呢？
二、兩本書的優勢概述
如果以書中提及的豐富程度與入門程度來看的話，楊碧川的這兩本書都有做到「豐富且容易入門」的門檻。在《共匪》一書中，楊碧川試圖從「追求公平社會」的理念出發，開始爬梳各種在馬克思之前、馬克思同時代，與馬克思後來的社會主義運動並試圖評價他們。而在《獨立》一書中，楊碧川的野心更為龐大，他企圖通過列舉一百個民族獨立的敘事來強化自身的「民族獨立」立場，而且不僅限於歐美各國，而是遍及中東、非洲、拉丁美洲等地，不可不謂是勇氣極佳。畢竟沒有一點野心與史料收集才能，或是對於社會主義思潮、各國共產黨發展史有一定了解的人可能光聽到題目就已經打退堂鼓了，這點或許值得正面肯定。但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這兩本書的缺點就開始掩蓋了優點。
三、《共匪》一書的缺失
儘管作為一本面向大眾的書籍，理論的部分可能不需要太多，但是同樣作為一位在「馬克思學（Marxology）」學習的人，楊碧川的書籍對於初學者來說或許已經足夠，但是對本身就有在耕耘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人來說實在是太過於單調且重複。像是在《共匪》一書中，儘管提及了「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思潮，但是卻沒有提及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這樣思潮的批判性運用與關聯，而對於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評價也更多的流於了同情與道德說教（楊碧川，2022：17）。在馬克思的篇章中，最大的問題可能就是僅單純提及了「唯物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異化勞動」（ibid：28-34），但是馬克思最重要的資本主義批判與階級分析卻被簡單帶過了。這種描述方法不但不脫離主流教科書範疇，甚至沒有離開自由派對於馬克思的詮釋。尤其是以楊碧川認為「社會主義思潮本質上帶有道德性」的部分最為嚴重。因為即便是在馬克思本人的語境下，社會主義究竟代指什麼（是工人運動？還是未來的一套社會制度？或是兩者都有？）也是被受爭議的。
如果上述多少還算是一點疏漏的話，那麼接下來的這一段就是極具錯誤的部分了，楊碧川認為馬恩等人提供的革命理論本質是以「破壞與暴民」為主（ibid：58），這已經是完全的右翼與極右翼語言了！如果楊碧川真的認真看過《法蘭西內戰》的話，是不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的。事實上，這種觀點也一併影響了楊碧川對於列寧、布爾什維克與十月革命的評價，不僅認為列寧有獨裁傾向（ibid：76）、布爾什維克是一群密謀的小團體（ibid：83)、還延續了典型自由派評價十月革命的「政變、民主不再」的敘事（ibid：111）。確實，蘇俄在後來逐漸失去民主元素，但是這也與俄國內戰、歐洲革命失敗、一國社會主義不可能等外部因素結合起來的結果，單純地以「列寧等具有獨裁傾向的人發動政變」來作為總結（ibid：116-117），這一點完全就是在向自由派與右翼輸送忠誠了。
相比於階級的分析，楊碧川顯然對於「民族獨立」更感興趣，他也以此來評價羅莎·盧森堡、列寧等人的民族理論。很顯然他是不滿的。他認為盧森堡過於理想化、列寧狡猾且斯大林是典型的大民族沙文主義者。比較令人意外的是，楊碧川過去自稱「托派」，但是在本書中，卻沒有看見他對於托洛茨基的正面肯定或是修正。更多的時候，楊碧川反而是在做市面上無數書籍都在做的事情：批判共產黨。《共匪》四百多頁的篇幅幾乎都侷限在上個世紀，共產黨路線的搖擺、內部鬥爭，而貫穿這部作品的主軸。更多是以「民族主義」的軸線為主。特別是到後面的冷戰時期，戰後資本主義發展、新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幾乎都消匿無蹤了，在闡述歐洲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黨路線時，也沒有凸顯當時一些既反對官方路線，也反對修正主義路線的獨立人士的實踐與嘗試。另外就是以篇幅程度來說，本書再分配給拉美等地的共產黨發展與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當地人士的部分仍是相當不足的，關於這一點，或許必須要回去看《獨立》一書才行。
而在這一點作為延伸上，《共匪》一書的選擇的材料也是比較令人憂心的，儘管楊碧川宣稱這些書本質上是「入門」的，但是考慮到《共匪》一書以這些資料作為寫書依據，實在不免憂心是否會「一步錯就步步錯」。
四、《獨立》一書的缺失
如果《共匪》一書作為楊碧川書寫相關歷史時的缺失還算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話，那麼在他前面出版的《獨立》一書的問題就明顯更大了。首先，《獨立》一書宣稱是一本「民族獨立的世界史」。確實，晚近關於「全球史」、「世界史」、「全球政治思想史」、「全球歷史社會學（global historical sociology ）」等思潮的風靡也顯然在台灣正式登陸，且開始有出版社願意出版這些書籍，這一點是相當值得讚賞與鼓勵的。我們不確定楊碧川是否也是在這種風潮的影響下也開始以這種方式書寫，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可能要很惋惜地說：楊碧川的《獨立》一書沒能達成這樣的雄心壯志。
首先，如何書寫「全球史」、「世界史」？其實如果我們檢視市面上的這類書籍，如：《棉花帝國》、《金融的世界史》這些書籍的話，就會發現他們的書寫方式通常是以「一個主體」，例如：棉花、資本主義、金融為起點與軸線，來勾勒一個世界各地如何被這樣的軸線給牽扯進去，互相關聯的。這意味著，這些書寫不僅要能夠做到：1.解構方法論國族主義 。2.歐洲中心主義 。3.呈現出世界各地的戳多重面貌外，還要能夠做到4.我們目前所處的這個社會的各種面向（如現代性）是如何在這一連串的關聯中形成的（萬毓澤，2021：282）。以這樣的標準來檢視楊碧川的書寫方式，就會發現楊碧川的書寫可以說是完全的不及格，因為他：1.仍深陷於方法論國族主義 。2.限於列舉而沒有爬梳各自的關係 3.完全以民族主義為核心分析，但是卻沒有提及這樣的思潮在世界各地與不同思潮的結合。例如在拉丁美洲，許多民族主義者不僅是左翼，也是反帝國主義者。
如果說這是《獨立》一書在書寫上的缺失的話，那麼作為一本濃墨重彩的歷史書，《獨立》一書所採用的史料就相當令人難以恭維了。按照一般人的認知來看，應該會期待全書所採用的史料（無論是一手還是二手）是極其豐富的。但是本書幾乎都只採用二手史料和以出版的書籍，並且註解幾乎沒有，這不免令人擔心，這樣的歷史書寫是否真能忠實反映現實？又或是為了作者自己的敘事而服務？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楊碧川在《獨立》一書中其實也是相當的矛盾的。
我們知道楊碧川長期以來都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左獨」為自身的標籤，並大力批判他口中的「國民黨與民進黨」的資產階級。事實上在這本書中，我們不時也能看到他的情緒性發言（楊碧川，2020：677）。但是縱使在書中他不時鼓舞台灣人應當勇武、暴力抗爭，但是他卻在書寫其他地方的民族鬥爭時，卻又有時會退縮。這種矛盾在巴勒斯坦篇章中可以說是達到了顛峰。我們完全能感受到楊碧川對於法塔赫、阿拉法特的惋惜，卻並沒有看見他對於《奧斯陸協議》的批判性分析，甚至於重複主流媒體對於哈瑪斯的偏見（ibid，500-523）。最令人感到不滿的，或許是楊碧川選擇將巴勒斯坦人的反抗納入了第十章的恐怖主義敘事中，完全抹殺了巴勒斯坦鬥爭的複雜性、哈瑪斯的演化史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腐化等重要議題。
在台灣，台灣國族主義者一般分為兩種人：一種試圖同情巴勒斯坦，另一種則是翼贊以色列。但無論是哪一種，本質都是試圖靠不同的角度來藉由巴勒斯坦議題來偷渡自身的台灣國族主義立場而已。而且理論上來說，楊碧川應該被歸類為前者，但是楊碧川不僅在這個議題上僅限於道德說教，而且反而成為了縮頭烏龜。
在理論層次上，《獨立》一書不是沒有描繪，但是幾乎只存於前面的篇章。在這個篇章中，楊碧川試圖把民族獨立的革命描繪成一場「不斷革命」（ibid，36），這一點大有誤導人們之嫌，試圖誤導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世界革命理論、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等，把其有利於自身的部分抽出來為自己的主張提供便利。而且楊碧川儘管在前多次強調「無產階級才是民族革命」的主體。這樣看似激進的主張，但是這一論點通過整本《獨立》的書寫反而變得搖搖欲墜，我們只看到民族主義革命的領導者與其他中上階級的鬥爭，無產階級的主體性反而被抹殺掉了，而且當希望武裝鬥爭的楊碧川在巴勒斯坦篇章無視歷史脈絡性，逕自把哈瑪斯與其他巴勒斯坦武裝組織放入恐怖主義，並同情後來屈服於以色列的法塔赫時，也其實已經在自打嘴巴了。
五、結語：一個放棄階級分析的人，是否還是馬克思主義者？
筆者作為一個從學習主流社會學出身，再到轉向馬克思主義的人其實非常明確的知道，如今單單強調階級分析似乎正在「走回頭路」。但是如果我們要把馬克思主義者與其他的批判性人文社會科學區隔開來的話，我會認為就是階級分析，運用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Lakatos Imre）的「硬核」概念近一步延伸的話，一個學科（或是理論）的最不可質疑之處就是「硬核」（Lakatos，2005）。那麼馬克思主義者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全球）資本主義批判」、「階級鬥爭（分析）」。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楊碧川的書寫究竟在何種意義上仍是馬克思主義的」。對於楊碧川來說，民族作為分析單位似乎比階級更有利？而且即便是民族主義的分析，楊碧川也鮮少（至少不是沒有）提及民族內的階級區分，甚至於做「交織性」分析。在楊碧川的構想中，民族彷彿就是一個不可被分割最基礎單位了，而這也導致了在楊碧川的書寫中，比起嚴肅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或歷史社會學分析，他倒更像是在通過一個又一個歷史故事，來提倡自己的道德化的、情緒化的政治主張。在這些故事中，敵我區分非常明顯：大民族主義＝壞；小民族主義＝好。既然如此，我們就會深深的懷疑：「左獨左獨，究竟是左重要，還是獨重要呢？」我想對於楊碧川來說，果然還是「獨」重要，而左翼的理論與敘事，不過是用來讓自己的主張看上去更美觀罷了。
參考資料：
楊碧川，2020，《獨立革命的世界史：一百個民族解放運動故事》。前衛：台北。
楊碧川，2022，《共匪：左派、烏托邦與馬克思主義的未竟之業》。前衛：台北。
萬毓澤，2021，〈探索政治（跨）現代性：評《探索政治現代性：從馬基維利到嚴復》〉。《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74)，頁279-299。doi.org/10.6523/SOCI...
Lakatos Imre著、蘭征譯，2005，《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上海譯文出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