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他的語言活了18年
1.
我在旅館的房間醒來，身上一件衣服也沒有，我的身體、床單，有不屬於我的氣味。
努力回想，腦袋中只有零碎不成形的畫面，沒遇過這種狀況，我該怎麼辦？
距離劇組集合時間只剩半小時，匆匆漱洗，我沒事般地離開房間，卻不知道這個動作將抹去所有證據。
那是2006年6月7日早晨6點，我在台東參與某部電影短片拍攝，我的第一部，也是最後一部電影。
2.
休息時刻，我走向H，確認雙方身上都沒穿戴收音器，向H詢問昨晚發生什麼事。
H是最大的嫌疑人，整個劇組，只有他時不時會拍拍我的頭或肩膀，表示「加油」，以前輩對後輩的姿態。
但我明白加油不只是加油，尤其入住旅館當天，他明確問出：「能不能去你的房間？」
我問H：
昨晚是不是來過我房間？他說是。
問他怎麼進來的？他說是我開門。
問他我們有沒有發生關係，他說有。
我不知道該怎麼反應，想跟他說我不記得，我吃了史蒂諾斯。話還沒出口，H揶揄道：
「你怎麼都不叫？別的女生都叫得很大聲。」
轟地一下，試圖理清思緒的我當機了。
如同18年後，H的妻子對媒體談及整個事件時，她說：「我自己是當哏圖在看。」
當時我也當機了。
無論是18年前或者現在，我都無法理解怎麼會有人在傷害他人之後還嘲笑他人？
怎麼會有人將他人的傷痛當作哏圖取樂？
3.
2023年11月7日，我應檢察官傳喚出席偵查庭，H對我提告妨害名譽。
偵查庭上，檢察官訊問：「事件發生之後有沒有跟任何人提起？」
我說沒有。
將近18年，我不知道H當時的行為是犯罪。
我沒對檢察官說出口的是：
在我的原生家庭，主動說出任何事，只會遭受羞辱，除非那是可以讓母親對外炫耀的「榮譽」。
我沒說出口的，還有來自Z的訕笑。
4.
「你被H上過欸。」
「如果有一天我們在一起，我和H是表兄弟，我好丟臉。」
認識Z的那兩年，Z反覆說著類似的話語。
Z是H的同班同學，我在2008年認識他。
認識Z沒多久，某個深夜，透過電話，Z前言不著後語地問了一句：
「你是不是和H上過床？」
我沉默了很久，告訴他當晚發生的事情。
Z說，他早就聽過我的名字了， H炫耀的女生裡頭，我的名字最好記。
Z還說：「他絕對知道你吃了藥，你不是第一個。」
我什麽都沒問，和H有關的事情，我一點都不想知道。
5.
2024年5月21日，我哭著從台北地檢署的偵訊室走出來，那天，H的證詞推翻了我18年來的認知。
檢察官轉述H的證詞：H表示不知道我吃了藥、我自己為他開房門，以及——
當晚我的反應「很激烈」。
事後的對質，H表示「不記得了」。
從「你怎麼都不叫」，到「很激烈」；記得當晚的細節，不記得隔天的對質。
那天，我不知道該怎麼消化聽見的一切。
將近18年，我對那晚的認知，只有H的說法，18年前，他給了一套說法，18年後，給了另外一套。
我那樣執著於真相，甚至一度懷疑Z的說辭：
也許H真的不知道我吃了藥，只要他告訴我他不知情，為不知情道歉就好，我就能放下了。
可在偵查庭上，我聽見的，是另外一番赤裸裸的謊言。
6.
最終H敗訴了，多位證人出庭證實我的話語。
將近一年的官司結束之後，三位受害者匿名接受採訪，說出H對她們做過的事情。
或許在他人心裡，這便是故事的結局，可於我而言，故事不會在這裡結束。
我的餘生都會被貼上「倖存者」的標籤。
我無法停止思考、探問：為什麼性暴力不曾摧毀我的人生，「說出」性暴力卻讓所有人看待我的眼光出現異樣？
「沒有記憶」對受害者而言究竟是幸還是不幸？
如果不曾說出口，婚姻或許能勉強持續，母親的暴力能勉強忍受，我永遠是一個出身還不錯、學歷還不錯、外型還不錯、婚姻還不錯的「還不錯女生」，在性別結構裡頭痛苦而不至於破碎；可「說出口」讓我被推擠至結構外圍，彷彿我挑戰了什麼不該質疑的無形事物，為什麼？
那個不被允許挑戰的無形事物，究竟是什麼？
7.
說出性暴力之後，眾多惡意輿論裡，有兩則留言，我永遠也不會忘記。
留言者說：
「自己都不記得，過程靠猜的嗎？」
「自己吃藥，合意性交，現在是在索取性交費？」
彷彿他們親眼目睹過程；
彷彿他們有資格斷定夢遊行為等同合意；
彷彿沒有記憶的受害者，就沒有資格發言；
彷彿說出受害經驗的女性，都是為了索取金錢。
彷彿女性只是物品，被欺負、被凌辱，都是應該的。
當「物品」試圖發出聲音，輿論滾滾襲來，砸向受害者，因為物品沒有資格發出聲音。
可我始終堅信，女性不該是結構中的次等人，不該在被傷害之後，繼續被結構裡龐大的惡意抽打。
我關注結構大於事件，可多數人對事件的興趣高於結構。
或許因為結構過於龐大、難以撼動，閉上眼睛比較輕鬆吧。
我懂。
畢竟，我已經不是過去那個「還不錯女生」。
我看見了不被允許挑戰的無形事物。
附註：
夢遊行為在醫學上、法律上，都屬於非自願行為，這是我能勝訴的關鍵之一。
我的家人和前伴侶能夠證明服藥之後的我，全身鬆弛，眼睛半睜半瞇。
這不是一篇讀來愉悅的文章，謝謝你讀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