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未下班：社会再生产、女性与反工作的政治想象
前阵子读到一个让人哑然失笑的段子：AI或机器终究替代不了人类，因为如果机器坏了，资本家得自己掏钱修；但人要是病了，只能自己去看医生。
初读只觉是属于打工人的黑色幽默，直到读到Kathi Weeks的《The Problem with Work》，我才为这段调侃找到了理论的落脚点。
在Weeks的理论中，这种“人不如机器”的现象，正是源于社会再生产的私有化。
劳动力这种商品最特殊的属性，就是它能够自我维护，而资本主义则免费享受着这个特性。劳动力的自我维护成本，被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个人、家庭，尤其是女性身上。
社会再生产的私有化：当劳动被外包给生活
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认为，为了让工人第二天能精力充沛地回到岗位（即劳动力的再生产），我们需要吃饭、睡觉、情感抚慰。这本质上是在给资本家的“活机器”做保养，但资本巧妙地将这一成本甩给了家庭和个人。
Weeks指出，资本主义体系依赖于家庭（特别是女性）无偿地进行这些劳动。家庭就像一个私有化的社会再生产机器，它承担了工人的维护成本，从而让资本家可以支付较低的工资，同时获得健康的劳动力。
这就是为什么说资本主义也是父权制的共谋。它依赖于一个私有化的、女性化的后勤部来免费为其输送健康的劳动力。如果没有女性在家庭里的无偿劳动，资本的机器一天都转不下去。
社会工厂：当生活也成为生产的车间
我们常以为，离开公司大门便意味着“下班”，工作与生活得以清晰切割。而Weeks借用了自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推倒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围墙。
我们下班后休息、看病、调整情绪、恢复体力，本质上都是在为第二天被剥削做准备。我们的整个生活时间（包括休闲、睡觉、受教育）都在为资本主义生产合格的劳动力。我们从未真正下班，我们只是在无薪地维护生产工具。
Weeks指出，生产的时间早已延伸到正式工作日之外，生产关系也不再局限于雇佣合同之内。所谓的生产性劳动，不只是直接创造商品或利润的行为，而是再生产整个社会运转所需的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并没有真正的“下班时间”，我们从未真正离开工厂，因为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大工厂。
无条件基本收入：重构生活的可能
既然我们在工作之外的时间，实际上也在为整个系统“保养”劳动力，那么这段隐形劳动是否应当获得报酬？
Weeks正是在这一点上为无条件基本收入（UBI）辩护。她并不把UBI理解为一项福利政策，而是一种视角的转换：
当生产早已扩散到整个社会，当生活本身持续为资本创造价值或维持创造价值的能力，那么收入就不应再只与某一段被标记为“工作”的时间挂钩。
UBI在此意义上可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工资”，它承认每个人以各种方式参与着社会再生产，无论这些劳动是否被标价、是否被看见。
加拿大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过一次基本收入社会实验（The Manitoba Basic Annual Income Experiment）。结果显示UBI并没有使人“变懒”，主要劳动力（已婚男性）的工作时间仅减少了1%，工作时间减少较多的是新晋母亲（她们利用这笔钱延长了产假来照顾婴儿），和青少年男性（他们利用这笔钱不再为了养家而辍学，而是选择继续读高中）。实验镇的住院率下降了8.5%，高中毕业率在实验期间显著上升。
该项目因1979年政治风向转变和资金短缺而被叫停，当时并没有发布最终的分析报告，数据被封存在几千个纸箱里。直到2000年代，曼尼托巴大学的经济学家Evelyn Forget重新挖掘并分析了这些数据。
当下，资本事实上免费享受着由个人与家庭完成的劳动力维护。而UBI作为一种制度设想，旨在让国家与资本为这部分隐形劳动承担成本。
这不仅是经济上的补偿，更是一种政治上的承认：它意味着再生产劳动不再被归为私人领域，而是被视作社会生产体系的一部分。
但Weeks关心的，并不仅仅是拿回保养费。她更尖锐的判断在于：我们争取基本收入，不是因为我们证明了自己足够有用，而是因为生活本身不该再为工作服务。UBI不是对生产的奖励，而是对生活的支持。
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在于，它需要持续的自我维护，却长期被无偿使用。Weeks给出的回应并不是要求更公平地修理这台机器，而是试图为我们争取一种真正的底气：当生存不再依附于工作，人才能选择停下来，甚至选择不再被使用，而是去过自己的生活。
2013年10月，瑞士活动人士组织了一场宣传活动，旨在迫使瑞士就无条件基本收入（UBI）举行全民公投。活动人士将大约800万枚5分瑞士硬币（象征当时每位公民一枚）倾倒在瑞士议会大厦前（图源：REUTERS/Denis Balibouse）
毫无歉意的乌托邦主义
面对基本收入与缩短工时的诉求，最常见的指控便是“太乌托邦”。
Weeks的态度恰恰相反。她认为，我们不该急于为自己辩护，试图把这些诉求包装得更“现实”；相反，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标签，甚至毫无歉意地拥抱它。乌托邦主义不是软弱，而是一种被压抑已久的政治力量。
当我们认真想象一种不再以工作为中心、不再依赖性别分工来维系的社会时，现实反而变得陌生起来。正是在这种距离中，我们才意识到：眼前的制度并非自然或永恒，它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乌托邦不需要提供一份完美的蓝图。它真正的作用，在于重新塑造我们的欲望——教会我们去渴望更多的时间、更少的苦役，以及不必以“有用”为前提的生活。提出这些在当下看来“过分”的要求，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究竟是谁在定义什么是合理、什么是必要。
即使这些诉求短期内无法实现（例如明天无法立刻实行30小时工作周），它们依然作为一种批判视角（perspective）存在。它们像一盏探照灯，照亮了现有制度的荒谬。例如，为什么在这个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还要工作这么长时间？
“毫无歉意的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 without apology）”是Weeks的一份宣战书。她告诉我们：不要被“现实主义”的紧箍咒吓倒。
当有人指责你的要求（如不工作也有收入）太“乌托邦”时，你应该回答：“是的，但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
因为只有这种看似不可能的要求，才能打破资本主义对未来的垄断，唤醒我们要去创造另一种生活的政治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