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碎片 | 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
书籍：Capitalist Realism
作者：Mark Fisher
章节：第7章：“...if you can watch the overlap of one reality with another’: capitalist realism as dreamwork and memory disorder”读书碎片 #057
以下内容来自阅读中的随手记录，思想在这里被暂时放下。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
一方面，我们被教导，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消费者，人生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可以通过选择正确的消费品来解决。
例如，以前教育更多被理解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现在教育变成了一种个人投资。你不是社会需要培养的下一代公民，而是在购买一个更好的未来。
家长购买昂贵的补习、竞赛，希望孩子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大学生背负巨额贷款，因为教育被视为提高个人市场价值的投资；学校越来越像企业，学生和家长变成了“客户”，课程被包装成“产品”。
教育问题被重新定义，不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是否足够公平？”，而是“你有没有选择正确的学校/专业？”“你有没有投资足够多的钱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这种个人化逻辑也延伸到了医疗领域。健康越来越被理解为个人责任，你应该买更好的保险，办健身卡，购买营养补充剂，选择更健康的食品，管理自己的身体。
一个人生病，就很容易被解释成个人选择的失败：你不够自律，你没有做好健康管理，你没有购买正确的服务。
养老也是如此。过去，养老被认为是社会共同承担的风险。现在，养老变成了个人生命周期管理。你需要买养老金产品，投资股票基金，提前规划退休资产。
如果未来生活困难，我们会问：“你年轻时有没有做好规划？”，而不是“社会如何建立更完善的养老制度？”
这种逻辑也改变了我们理解失业的方式。一个人找不到工作，不是因为经济结构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他个人竞争力不足。所以你需要提升技能，学习新技术，打造个人品牌，提升自己的市场价值。
在另一方面，这个自由市场的逻辑削弱传统共同体之后，我们又开始重新强调家庭、国家、纪律等传统秩序。
社会减少公共养老投入之后，照顾老人变成了家庭的责任。社会减少公共托育之后，养育孩子是父母的责任。子女应该孝顺父母，女性应该承担更多家庭照护，家庭应该自己解决养老、育儿问题。
在自由市场上，工作是获得经济回报的方式。与此同时，道德叙事告诉你，努力工作是一种道德品质。
一个好人应该勤奋、自律、不抱怨、承担责任、为家庭奋斗。失业或者贫困容易被解释为缺少努力、缺少责任感、缺少自我约束的能力。
现代社会由此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双重要求：市场体系要求人们成为灵活、高效、自由流动的劳动者；传统价值又要求人们建立家庭、生育孩子、承担养老义务，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
这两套逻辑按理说应该互相打架。一个要求你做一个只对自己负责、追逐欲望的自由消费者；另一个却要求你做一个克己、忠诚、为家庭和国家牺牲自我的道德主体。一个把你从传统的义务和纽带中解放出来，另一个又把你重新绑回到家庭和传统秩序里。
可现实是，这两套逻辑不仅没有互相拆台，反而在同一个社会、甚至同一个人身上和平共处。你可以一边被鼓励精致利己地消费和投资自己，一边又被要求孝顺父母、传宗接代、任劳任怨。
Mark Fisher在《Capitalist Realism》中，借助政治理论家Wendy Brown的分析，解释了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现象：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与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的合体。
政治上的“精神分裂”：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合体
我们之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如此撕裂，是因为塑造我们生活的政治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怪物。它把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这两个理论上完全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硬生生地缝合在了一起。
新自由主义是非道德的（amoral）。它只关心市场效率，不关心道德教条。它希望你成为一个不受束缚的消费者，追求享乐。
它的治理模式模版是“公司（firm）”，一切都像生意一样运作，追求利益最大化。它倾向于消解意义，把一切都变成可交易的商品。
新保守主义的核心逻辑是道德监管的（moral and regulatory），强调传统的价值观。它压抑和规范欲望，希望你成为一个克己、牺牲、忠诚的人。
它的治理模式模版是“教会（church）”，强调权威、等级和对他人的义务。它致力于创造意义，维护某种神圣的生活方式。
这个矛盾点就在于，你怎么能一边要求人们像放纵的消费者一样只顾自己（新自由主义），一边又要求他们像虔诚的信徒一样为了国家和家庭牺牲自己（新保守主义）？
两者共同的敌人：福利国家
既然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彼此冲突，它们为什么还能结盟？
Fisher的答案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福利国家（the nanny state）。
新自由主义反对福利国家，因为它认为国家不应该干预市场。福利、社保、公共医疗等制度，会扭曲市场机制，阻碍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新保守主义反对福利国家， 因为它认为过多的社会福利会破坏个人的道德责任。他们认为，如果国家照顾了穷人，穷人就会变懒，从而丧失了吃苦、奋斗和为自己负责的道德品质。
因此，它们达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必须拆除社会福利系统。因为这既符合资本的市场效率，也符合规训平民的道德正义。
一个从市场效率出发，一个从道德责任出发，两者给出的理由完全不同，却导向了同一个结论：削减福利、缩小社会保障、把更多责任重新交还给个人和家庭。
选择性的强政府：对穷人吝啬，对富人慷慨
新自由主义一直宣称自己支持“小政府”，管得越少越好。Fisher认为，这是它最大的谎言之一。
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并不反对国家本身，它只是反对国家把钱花在普通人身上（如社保、医疗）。
2008年金融危机、银行濒临倒闭时，新自由主义者毫不犹豫地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救助（bail-out）。这证明了只要是为了保护资本，他们非常乐意使用强大的国家力量。
与此同时，新保守主义所主张的“强国家”被限制在了军事和警察职能上，对经济秩序却袖手旁观。
两者共同塑造了一种十分奇特的国家形态。它在经济领域要求国家退出，削减福利、放松监管；在维护资本和社会秩序时，却毫不犹豫地扩大国家权力。
最终诞生的，不是一个"小政府"，而是一个选择性的强政府：对穷人极其吝啬，对资本极其慷慨；在社会福利上不断收缩，在警察、军事和安全领域不断扩张。
完美的顺民：丧失政治权利的“自由人”
Wendy Brown认为，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结合，成功制造出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公民。
一方面，你被训练成一个消费者，相信一切问题（包括教育、养老）都应该通过自己在市场上“买对产品”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政治诉求。
另一方面，你又被训练成一个服从秩序的人。家庭责任、传统价值、爱国主义和社会纪律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你哪怕被市场剥削，也仍然相信，一个好公民应该勤奋、自律、承担责任，并支持更强大的警察、军队和国家机器，因为它们能够带来安全感和秩序。
当你遇到困难，你不会走向街头，不会质问制度。你会打开购物软件，看看还有什么产品能救自己；或者打开社交媒体，转发一条关于家庭责任和爱国奉献的帖子。
Fisher认为，这正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最成功的地方。它没有让人失去自由的感觉，而是让人逐渐失去了把个人困境理解为公共问题、通过政治改变现实的能力。
它将你降格为一个只懂消费和服从的顺民，彻底剥夺了你去改变社会结构的政治权利，却让你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沉重的道德感动中，依然坚信自己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