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暴力到意识形态：“强者”是怎么出现的？

引言：为何社会总有强弱等级？

在任何阶级社会中，总有一类人被称为「强者」，这类人或身居高位手握大权，或名声显赫人人敬畏，或腰缠万贯富得流油，他们往往属于社会中的强者，但是我们不禁会疑惑，为何我们的社会总有孰强孰弱，强者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又为何总是凌驾于弱者之上？

人的类本质：为何&如何追逐“自我实现”？

要阐明这个问题，还需要从“人”本身的特性与需求说起，人的需求可以分为两种，一为保存自己的需求，二为印证自己的存在的需求，前者是“活着”，即对吃饭、喝水以及繁衍的需求，后者是“我为什么活着”，即在自身的存在之后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而对于后者，也即为“人的主体性为何物”这个问题，哲学家们有着有不同的回答，黑格尔认为人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萨特认为人是“荒谬中的自我创造”，加缪认为人是“快乐的西西弗斯”，而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社会劳动”，但是不管是西西弗斯还是社会劳动，人都有自我实现的需求，且该需求达成难度高、前置任务多且会不断再生产自身，自然而然占据了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顶尖位置，理由如下：

何为“自我”：为何我们追求社会认同？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证过，商品同时具有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但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和价值形式不是薛定谔的猫，商品只能从两种存在状态中选择确定的一种：一个商品如果若想以相对价值表现自己，那么就必须以另外一种商品为镜子映射自己的模样[1]。

如果说商品的价值必须借助他物来映照自身，那么人的主体同样需要一个“他者”来为自己的存在赋形。人作为具有能从“自我”向“世界”进行认知认知、实践、改造的主体，需要一直进行有意义的行动来将自己与行尸走肉所区别，但何为“有意义的”，这是发出行为的主体所无法言说的，主体本身在能指链条中永远缺席，从逻辑上来讲，主体不能预设自身的行为是有效的而又以此证明其行为的有效性，因为这样的自指是一种缺乏逻辑自洽性的循环论证。

不过，当其他的主体认可了主体的行为，那么这样的证明主体行为有效性的尝试，就跳出了自我循环，就像MAC地址那样，一个设备只有进入网络协议体系中，与其他的设备进行通信时，它的存在才能得到确认。但是能验证的外来的存在也是主体这样一个同客体不同的动态的存在，我们会背叛、会反目、会分手、会失业、会死亡。语言会变、社会角色会变、他者会变，主体性的“确认”稍一松动，主体的裂缝就重新显现出来，故来自其他主体的验证永远是暂时的、相对的、需要被更新的，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性是无法真正地、彻底地被验证的，“最终有效的验证”并不存在，被生产的只是主体的海市蜃楼，但主体的裂缝又永远摆在那里的，那既然主体性不可能被一劳永逸的验证，这项任务就便和吃饭喝水睡觉成了一种长期的、规律的、持续的“daily routine”，作为一个主体，人必须持续地从他者处获得承认，这种承认构成了他存在的呼吸。

主奴秩序：博弈何以成为社会认同的源泉？

而想要获得他人的承认，就意味着自身需要产生影响力，要么做贡献，要么产生威胁。理论上来讲，两条路径都能产生社会影响力，但是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尚不发达时，人们的劳动必须首要满足人类群体自身的发展，做贡献这种损己利人的方式意味着自身的存在受到威胁，而在达成自我实现，回答“我为什么活着”之前，首先至少要保证自己活着，如果连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那么在寻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之前，自己的存在反而已经湮灭了，因此，在自己衣食无忧之前，想通过做贡献来获得他人的承认，是一种好高骛远、舍本逐末，而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人们依然没有摆脱这种“缺衣少食”的焦虑，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普遍的匮乏之上，劳动依然首先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手段，但是人们已经形成了相当细化的分工，人们进行分工与等价交换，在这个过程中，就像笔者在上一章节提到过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的流动，换言之，人与人的关系被物化、遮蔽了，人们从他人获得的认同表现为钱的运动，这就使得人要么为了追求认同感反而成为钱的奴隶，由追求认同感变成单纯的追求钱，纯粹的对于认同感的追求依旧难以实现。

于是，获得他人的承认就剩下了一种方法——造成威胁。这里我们再以A和B两个小人进行论述，作为两个主体，A和B都想要获得对方的承认，在不能以“互助”的方法达成该目的时，A和B就会选择另一种方法——博弈，两人为了强迫对方承认自己展开博弈，这样的博弈对A和B来讲是一种零和博弈，双方需要通过博弈来确定支配关系，因为两者需要的是来自对方的承认，只有在博弈中获胜、支配对方，使对方沦为被自己控制的存在，才能获得稳定的来自对方的认可：一方被对方所控制，那么这一方就要被迫接受对方，即在对方的控制中提供对对方的承认，这种控制不解除，被控制方就要对控制方唯命是从，被迫的对控制方的认可也不会结束，控制方因而可以获得稳定的来自被控制方的认同，换言之，控制方的主体性建立在否定被控制方的主体性之上。最终怕死的A因为需要以生存的需求为先，退出了博弈，接受了自己失败的结局，成为了仍由B摆布的奴隶，此时，B完成了对A的控制，B不断地对A发号施令，A不得不对B唯命是从，自己的身体不得不围着B转，自己的精神全然被B的存在所占据，A和B形成了一种神奇的控制系统，B对A输入“因”的信号，A根据B的输入输出反馈，这样的反馈是由“因”决定的“果”，在A不断的反馈中，B看到且欣喜于自己的存在——A的输出由自己的输入决定，A没有主体性，其存在依赖于B自己的存在，B对A不可或缺，是A的全部，是自己赋予了A存在的意义，A不断地听命于B而行动，从A的身上B能一遍又一遍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2]。

如果A和B的故事还稍显复杂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借助电影《黑豹》中的设定来阐明这个问题：瓦坎达的王位继承以一种最为原始的方法进行：既不是通过血缘关系直接赋予继承人以合法性，也不是通过选举产生新王，而是通过挑战者与王子在仪式之地进行没有任何武器加持的肉体搏斗来决定王位的继承者——胜者获得统治权，败者则失去“存在”的资格——或死亡，或臣服。这里的暴力不再是无序的破坏，而是权力生成的前提，是通过“使他者屈服”来实现自我存在的古老机制的再现。王子特查拉与基尔蒙格的对决，表面上是个体间的较量，实则是一场关于“谁有资格被承认为主宰者”的集体仪式。暴力在此不只是夺取生命的手段，更是赋予身份的工具——通过胜利，主体获得他者的承认；通过失败，主体被剥夺存在的意义[3]。由此可见，统治的合法性并非来自抽象的原则，而是建立在可感的、血肉的胜负之上。暴力先于秩序，秩序不过是暴力的延续形式。

再回到A和B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在博弈中，B是毋庸置疑的强者，只有强者才能造成真正有效的威胁，故而才能凌驾于别人的头上，在骑在A头上以后，B也才能被A所承认，从A那里获得认同感，因此，在只能产生威胁的社会中，只有强者才能成为「人上人」，且强者也需要成为「人上人」。

博弈语言如何建构社会？

在人类社会建立的初期，像A和B这样的零和博弈还只是零散的、偶发的，但是人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是普遍的、持续性的，即使两个个体已经建立了主仆秩序，这个系统中的主人依然可能会在与第三者的博弈中落于下风，沦为第三者的奴隶，这是主人不愿意看到的，同样，主仆秩序中的奴隶也依然会有赢得与其他个体的博弈而成为主人的机会，因此，在追求他人承认的欲望的驱使下，所有人都会积极地参与这场零和博弈，这样的零和博弈也不可避免地随着人类社会愈发交织复杂而扩大化、普遍化，也因此社会成为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角斗场，这便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提到的“人对人如狼”[4]，不过笔者对他之后提到的人们为了保证社会的和平与秩序进而保证自身的生命因而必须付出自由的代价服从于某种绝对的权威的理论持有怀疑态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货币的起源时讲到，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商品世界迫切地需要一个普遍的等价形式，达成一种共同的度量标准，于是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成为所有价值关系的中介[1]，这一经济逻辑与“承认博弈”具有结构共构性：随着博弈的扩大，人们需要遵循一套共同的游戏规则来展开博弈。

生产资料与结构性支配：从个体斗争到等级秩序

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又是人类物质生产的表现，人通过物质层面的改变世界来生存与发展，并与他人形成社会关系来组织生产、促进协作。而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能够通过结合人的劳动产出能提供人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劳动产品的生产资料为人类个体所有，但是，对于那些不掌握生产资料的人而言，如果不依赖于掌握生产资料的人，自己缺乏劳动资料的困境就意味着自己无法通过劳动来生产自己未来的存在与发展，换言之，不掌握劳动资料的人不能独立地保障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如果他们再与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展开“承认博弈”，他们显然是更先面临死亡威胁的一方，故他们必须屈服于生产资料的掌握者，在“承认博弈”中认输。由此可见，谁掌握了生产资料，谁就掌握了在“承认博弈”中取胜的决定性武器，此时，生产资料的掌握者已然不需要再通过直接的暴力来取得支配地位——他们的胜利已由经济结构预设，由此“承认博弈”由肉体斗争转化为结构性竞争，从瞬时的对抗转向制度性的支配，“是否掌握生产资料”使得“承认博弈”的胜负先验于博弈本身，博弈的过程反而成为了不必要的、可以省略的环节，故“是否掌握生产资料”成为直接判定“承认博弈”的胜负的公认标准，零和博弈被制度固化，成为社会的常态，社会的等级秩序伴随着阶级的分化正式形成，生产资料的掌握者成为了阶级社会中支配不掌握生产资料的人的统治群体，由此，我们将（不）掌握生产资料与（被）统治阶级划上等号。

符号秩序的建立

然而，仅有生产资料的占有还不足以维系社会的长期稳定，想要大家都遵循一套特定的游戏规则，那么这套游戏规则本身就要获得大家的认可，因此，尤其是通过“是否掌握生产资料”直接判定支配关系而没有让被支配者亲自参加博弈，那么被支配者自然不愿服从这样的被安排的命运，这就像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并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面对装备先进的军队时的既定败局。想要让被支配者自觉地接受支配，就需要对游戏规则进行合法化，使得游戏规则得到被支配者的主动认可，于是，社会需要一个新的“普遍等价物”在精神层面完成对权力关系的统一，由此，符号秩序诞生了。

拉康的“三界”

符号秩序这个概念最早由拉康提出，简单来说，符号秩序就是语言与法律的秩序，是语言、社会法则、亲属制度、禁忌、名称与权威结构融合并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产物。它规定了什么是“有效的语言”“谁有权命名现实”，是一种社会共识体系。而主体之于符号秩序的三种关系，也构成了三种领域：符号界即符号秩序本身，主体习得语言后，就随着语言结构一同进入了符号系统，这样的系统来源于主体个体却又超越主体个体，是形而上于主体个体的存在，是主体个体的共识，是“大他者”；而个体将博弈的规则集中于符号系统后，主体个体需要验证自身的主体性，就需要获得来自符号系统这个“大他者”的认可，即需要在符号系统中对号入座，在符号系统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完整存在，我们称这样的存在为想象界，它是一种镜像，是主体通过“镜像认同”构建的自我形象的领域；当然，符号不能概括所有的存在，符号界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但它终究不是现实，符号所无法包裹住的那部分“纯粹存在”的全集，我们称之为真实界，这里是实践的黑洞，主体难以通过符号去掌握真实界，故真实界是“意义失败之处”，是“不可能的界”。

社会个体的底层逻辑：符号秩序如何编辑社会语法？

符号秩序的建立意味着粗犷原始的直接暴力行为在“承认博弈”中的落幕——这种更文明、更复杂、更sophisticated的社会结构成了人们能够更为高效地确认彼此身份的新舞台，当这个新舞台主体在进入符号秩序的那一刻，便必须学习其所规定的语言结构——因为只有通过被认可的语言，主体才能被“听见”，才能被他者承认为“存在”。 于是，每一个个体都在符号秩序提供的语法中，看到了自己在社会结构这面镜子中映射出的形象——想象界，并在相互展示自己的社会镜像的过程中，确认了自我的位置，明确了自己同他者的关系，就像在游戏《极乐迪斯科》中，喝断片失忆的主角通过寻找原属于自己的配枪、警徽等物品、与警探搭档金、酒店老板、企业谈判代表等人对话来不断地完善世界观、再定义“我是谁”一样[5]。一个人如何说话、使用怎样的语调、引用哪些话语资源，都是他在符号系统中标示自身位置的方式。符号成为社会等级的表征机制：掌握更多话语权的人，可以以其符号的合法性支配他者，使自己的言语被视为“真理”或“权威”；而符号贫乏、表达受限的人，则被迫以沉默或服从来维系自身的存在。支配因此不再依赖赤裸的暴力，而是通过符号的层级性得以维系。人们借助符号秩序所赋予的语言，主动或被动地在社会结构中展演自己的位置：有人以话语的流利来显示优越，有人以语法的谨慎来祈求接纳。于是，支配关系在语言的交换中不断被重复、确认、再生产。符号秩序不只是表述现实的工具，它本身就是现实运作的权力结构。

意识形态的大手：语言、权威与社会认同的体系化

意识形态的先验性：思维如何被语言建构？

然而符号秩序自身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这个新舞台并不是人们从一开始就能毫无异义地接受的，这样的割裂需要借意识形态的谎言之手来弥合。作为一种看待世界、解释现实并指导行动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是人类对自身与他人关系的系统化认知。意识形态依赖于语言体系而形成，语言体系本身又是意识形态的抽象体现。语言之于人类思维，如钢材之于摩天大厦，我们的思维是语言性思维，逻辑框架依赖于语法而建构，在《新世纪福音战士》中，驾驶员与EVA的神经同步恰好揭示了这一点。思维与语言如同意识与EVA的神经链接，彼此共振。明日香初到日本时，因为必须以日语思考而感到不适，这种别扭并非情绪性的，而是语言层面对思维结构的“延迟同步”。她的思考、情感乃至战斗反应都受到语言系统的制约[6]。这一设定形象地说明：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思维的骨架——我们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建立起思考的秩序。

但人类个体在对语言进行探索与学习的过程中，首先接触到的并不是抽象的语法结构，而是意识形态在语言层面的表现形式。个体会在理解这些语言现象的过程中，逐步领会其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的含义，并通过不断重复这种实践，在语言碎片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抽象出支撑这些碎片的系统性语言结构。

举个例子，当婴儿咿呀学语、第一次喊出“爸爸”或“妈妈”时，父母往往会满心喜悦地作出回应。婴儿在这种回应中逐渐意识到，“爸爸”“妈妈”这两个词并非单纯的声音，而是指向自己与眼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语言互动，婴儿初步建立了关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本质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萌芽。显然，婴儿并不会因为学会了“爸爸”“妈妈”就完全掌握语言。他们需要在反复的语言实践中不断体验、确认并内化词语所代表的社会关系。

由此可见，婴儿完整的语言习得过程，其实正是个体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逐步认识自我、构建关系网络、形成自身意识形态的过程。语言学习不仅是掌握交流符号的过程，更是个体社会化与意识形态生成的过程，这同时揭示出了，我们的意识形态是被从外界灌输入我们大脑的，这样的不经审查的认知，却也构成了我们往后进行认知与实践的底层逻辑系统。对于我们的底层系统，我们当然不会在没有替代的情况下对其予以否认，因为个体的思考、认知、实践与改造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指导，没有意识形态我们就无法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就像电脑离开操作系统就无法运行一样。因此，意识形态最初之于人类来讲，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理所当然的。

意识形态的谎言：统治如何转化为“自然”的秩序？

但是，意识形态当然不仅仅存在于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之中。我们被灌输的，还有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及那种神圣有序、不可僭越的等级规则。当个体开始“接受社会”时，意识形态便通过教育系统渗透进来，把符号秩序编码为我们行为的底层逻辑。于是，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倒置的世界图景”——它把现实的、历史的、阶级性的关系伪装为自然的、永恒的、神圣的关系。从君士坦丁堡的君权神授，到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天理人伦，意识形态通过学校、宗教、家庭与媒体等装置，持续地熏陶着每一个社会个体。它将原本赤裸、暴力、充满奴役的支配关系，转化为神圣高洁、理所当然的社会常识。新生的个体在成为社会成员的同时，也被喂下意识形态的“胶囊”，从而成为一个可被统治的主体。意识形态构成了他内在的“召唤”——他通过符号秩序来认识自己，也在无意识中接受了自己的社会位置。在他眼里，身为（被）统治者的地位似乎是与生俱来、不可动摇的。

这样的思考在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不断重演，使社会的权力结构在这种思考中愈加稳固、愈发完整，甚至显得愈发“正确”，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将意识形态的逻辑演绎到了极致，在他笔下大洋国的极权社会中，党不仅仅依靠警察、监控等手段来实施统治，更是通过意识形态机器——语言、教育与历史叙述来完成对人们的精神操纵，让人们“自愿”服从：语言被“改写”，思维被“改进”，“新话”限制了思考的边界，人们甚至没有合适的词汇定义“自由”为何物；在真理部的大楼里，“错误”的档案被扔进火炉，报纸被“正确”的历史“修正”，真相成了党的路线的绊脚石，既定事实在领袖的意志前苍白无力；还有“仇恨两分钟”，更是以集体仪式规训人们的情感，塑造荒谬的无能狂怒绑架理性的研究思考，日复一日永无止境的情感动员迫使人们在情感宣泄中重申对党的热爱与忠诚，在感性的冲动下，人们放弃了理性的质疑，沦为被党的意志捆绑控制的行尸走肉[7]。

三管齐下，独裁专制、剥削压迫成为了理所当然、毋庸置疑，被压迫的民众甚至意识不到自己被压迫的处境，意识形态的力量不仅仅让你服从，更让你死心塌地、发自内心地相信与追随，监管你的不再只是窗外的警察与监控，更是你内心的“道德律令”，你成了自己的狱卒，在自己的内心世界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在意识形态的掩护下，原本罪恶的支配关系被翻译为天然的道德秩序。它让人们相信：不公即自然，服从即正义，抗争即罪恶。

结语

回望历史的发展，我们看到的是权力形态的不断深化，零和博弈在物质生产结构中凝固，符号秩序于其中诞生，权力演变为符号，秩序凌驾于个体——暴力退居幕后，语言登上舞台；枪炮在战场上沉默，硝烟于课堂中重燃。

这便是强者如何被建立在暴力之上的人类社会所生产的全部流程。

然而，当符号秩序完成对社会等级的合法化，它也悄然反噬了自身的创造者。被神化的“人上人”，也终将被困在符号的牢笼中——他们沉浸于奴役他人的喜悦，却忽略了埋藏在奴隶们的悄声细语中的，是能让高高在上的“强者”们跌下王位的危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参考资料】

[1].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郭大力, 王亚南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Hegel G W F. Phenomenology of Spirit[M]. Translated by A. V. Mi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3]. 瑞安·库格勒（导演）. 黑豹[V]. 美国：漫威影业；华特迪士尼影片发行，2018.

[4]. Hobbes T. Leviathan[M]. Edited by J. C. A. Gask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5]. ZA/UM. Disco Elysium[EB/OL]. 2019-10-15[2025-11-06]. 可获取自: store.steampowered.c...

[6]. 庵野秀明（总导演）. 新世纪福音战士[V]. 日本：GAINAX；龙之子制作公司；东京电视台首播，1995–1996.

[7]. 乔治·奥威尔. 1984[M]. 董乐山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