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主义和土星辩证法：反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命运》书评
Reviews‘Stalinism and the Dialectics of Saturn: Anticommunism, Marxism, and the Fate of the Soviet Union’
安德鲁·彭达基思（Andrew Pendakis）
2025年6月10日
张耀隆 译
原载马克思与哲学评论书评网（Marx & Philosophy Review of Books）
安德鲁·彭达基思（Andrew Pendakis）任教于布洛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专攻批判理论。他的最新著作《过着马克思主义的生活》（Living a Marxist Life）是一部针对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左翼批判之作。他同时也是《布卢姆斯伯里马克思伴读》（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Marx）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选读》（Contemporary Marxist Theory: A Reader）的共同编辑。
道格拉斯·格林（Douglas Greene）《斯大林主义与土星辩证法：反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命运》（Stalinism and the Dialectics of Saturn: Anticommunism, Marxism, and the Fate of the Soviet Union）列克星敦出版社，纽约，2023，384页，125美元。ISBN 9781666930894
无论何时，当马克思主义者谈论斯大林，他们都会掉进一个陷阱。在某些情况下，仅提到他的名字蝉会给人一种倒退的印象，觉得马克思主义永远停留在过去，被 20 世纪 30 年代的问题和人物所困扰。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试图将斯大林主义置于那个时代的复杂性中，或者将斯大林视为一种政治形式——一种由（恶性）思想统治的计划，就会立即被谴责为鼓吹或试图为不可原谅的事情找借口。在大多数茶话会上，关于斯大林唯一可以接受的说法就是他是个恶魔或疯子；无论马克思主义者多么小心地向对话者保证他们也对古拉格感到义愤填膺，他们想要将斯大林主义视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愿望都会被解读为一种奇怪的恳求——渴望得到他们自己犯下的罪行的宽恕（或者说如果有机会他们就会犯下的罪行）。当然，完全回避这个话题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沉默在最好的情况下会被理解为简单的无知，在最坏的情况下会被理解为有意识地参与暴行。道格拉斯·格林的深思熟虑的新书《斯大林主义与土星辩证法：反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命运》正面解决了这个陷阱。
格林的著作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他把反共产主义视为一种话语，而斯大林则被理解为一个被赋予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观的能指。这已经是一种激进的姿态，因为反共产主义是当今常识中如此基本的一部分，以至于将其作为一种话语来对待就等于立即使其遭受疏远的过程。因此，格林的书就像是反共产主义的谱系，它广泛地研究了保守派、自由派和社会主义（以及制度化的共产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缓慢的斯大林化反应。其中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和阿道夫·希特勒；乔治·奥威尔对极权主义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批判；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和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的经典冷战史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家。本书的核心是对格林所说的“土星辩证法”（dialectics of Saturn）的探究，即革命渴望彻底改变世界，其强度和速度不可避免地会“吞噬自己的孩子”（282页）。土星辩证法是反共产主义话语的核心，它宣称，任何试图颠覆世界现状、彻底改善或重塑世界的尝试，都将蜿蜒曲折地走向恐怖——走向一个充斥着饥荒、古拉格和无尽精神空虚的斯大林式地狱。格林的论点是，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援引的土星辩证法，用来否定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奇怪地映射了斯大林化历史唯物主义最糟糕的形式，这是一种国家认可的历史哲学，它将共产主义的胜利框定为必然：两者都将历史禁锢在必然性中，同时又抛弃了现在的未完成性，并将未来构建为不过是过去的重复。自由主义者认为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目的论斯大林主义者则认为成功是不可避免的：格林认为，两者都犯了历史哲学中“宿命论和非历史”的错误（281页）。换句话说，两者都将历史变成了预言。
格林的研究方法与多梅尼克·洛索多（Domenico Losurdo ）在其有关自由主义的优秀著作中所使用方法相似，尽管格林对斯大林的看法与洛苏尔多有很大不同。格林没有根据外部固定的术语和概念集来构建他的对象——这种研究历史现象的方法我们可能会称之为资产阶级的——而是让它辩证地从冲突观点的张力中浮现出来。因此，我们所得到的不是对斯大林主义的鸟瞰描述，而是对它在实际中遇到的方式的编年史：不是斯大林本身，而是阿多诺（Adorno）的斯大林、奥威尔的斯大林、科斯特勒（Koestler）的斯大林等等。该著中格林汇集了众多令人钦佩的观点。这种多样性有时让人有点不知所措：读者偶尔会想知道所有这些观点的走向以及是否有任何真正的分析线索将它们联系起来。我们从其他思想家那里得到了很多分析，但格林本人的分析却不多（几乎书中每一页都有大段引用）。然而，该问题在文本结尾处被格林克服了，因为，很明显他所支持的斯大林主义版本是列夫·托洛茨基的。这使得这本书对辩证主义视角的承诺没有演变为折衷主义或相对主义。他明确表示，对那个时期的解释肯定有更正面和更糟糕，对他来说，托洛茨基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是最有价值和最细致的，因为它将斯大林主义定位在历史的动态复杂性中，而不是单一地对其进行道德判断。
格林将斯大林主义的论述分为三个大类：“晴天霹雳”（bolts from the blue）、“历史必然性”（historical necessity）和“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晴天霹雳”或许最好被理解为：非解释性解释。它们将事件与自身之外的起源联系起来：它们是漂浮在历史之外、完全由它们自己创造的空间中产生的原因。同时，这种论述巧妙地为资本主义非历史的自然和正义辩护。他用来解释这一类别的案例是丘吉尔将共产主义描绘成瘟疫（一种突然蔓延的道德坏疽）；纳粹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援引（其中共产主义的诞生被视为犹太人堕落的直接产物）；奥威尔对斯大林主义的印象派社会主义批判，认为斯大林主义只不过是追求权力（一种与人类一样古老的驱动力）；以及从理查德·派普斯和罗伯特·康奎斯特到J.L·塔尔蒙（J.L Talmon ）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思想家，他们主要从极权主义的视角解读斯大林主义。后一种观念无疑是资本主义的西方最成功（但在理论上也是虚假的）的意识形态输出。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极权主义作为一种现象，是从权力至上的列宁主义理论家的头脑中现成出现的；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这些头脑中的想法从何而来，或者为什么它们会促使人们以全新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当然也没有将其历史化。这些观点认为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发展或复杂性——只是无休止地重复同样的事情。此外，当反共主义者指出斯大林主义源于斯大林的心理异常、道德败坏或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技巧（“晴天霹雳”的另一种说法）时，他们便把历史变成了一堆随机的偶然事件。
格林探讨的第二类思想家包括反资本主义传统中的思想家，他们将斯大林的出现视为历史的必然。对于真正信仰斯大林主义的党员来说，斯大林表面上是源自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和技术决定论的慈父般政治形象。资本主义将在各地演变成斯大林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必然性如同汽车最终取代驾驭马匹出行一样。政党凭借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可以犯一些微不足道的错误，但永远不会真正发现自己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对于布莱希特、卢卡奇、梅洛-庞蒂、布洛赫和萨特等非斯大林主义左翼人士来说，斯大林主义是一场悲剧，但它（至少在他们作品的某些时刻）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并且仍然值得他们支持。在面临法西斯扩张主义的威胁时，苏联梦寐以求的世界革命被剥夺了，却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由农民和工人直接管理的国家。而且它是在文化落后、经济欠发达的非马克思主义条件下建立的。无论苏联有多么不完美和矛盾，它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事情不可能不是这样。对格林来说，这几乎就是在为不可原谅的事情辩护。
对斯大林主义的第三类回应，格林归结于“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大概）还有其他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但在此格林转向了托洛茨基，认为托洛茨基的分析最具说服力。这场革命经历了官僚主义化和活力的丧失，而这既是其放弃社会主义民主的直接后果，也是经济落后和敌对地缘政治环境对其前景的双重影响。托洛茨基所解释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验的稳健性——即它赋予那个时期图景的复杂性和活力——也在于指导他的政治忠诚——即他为未来留下的开放性。托洛茨基拒绝将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归咎于“邪恶伟人”的黑天鹅效应，而是对导致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和治理形式诞生的国内外条件和阶级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他坚持认为其他选择一直存在——共产主义不必陷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偏执民族主义，她可以将工业化与真正的工人民主结合起来，而官僚化和暴力从来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看待像史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阿奇·盖蒂（Arch Getty）、莫舍·列文（Moshe Lewin）和罗纳德·格里戈尔·苏尼（Ronald Grigor Suny）这样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在此扮演的角色，格林并不完全清楚。尽管他们所提供的历史图景远比康奎斯特或派普斯所提供的更为细致入微，但格林显然更倾向于托洛茨基的论述，并且没有明确地将他们的任何著作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下。这对于科恩和菲茨帕特里克来说合情合理，因为他们的自由主义倾向在其著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但对于列文和格里戈尔·苏尼来说可能并非如此。格林对这些历史学家的担忧或许在于，革命及其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抛诸脑后。然而，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格林明确表示，我们对土星辩证法的看法不是“古物研究”或仅是“学术活动”，而是我们所有人最终关心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写道，“将决定人类解放是否仍然可能”（页xx）。
据我所知，没有哪本书能比格林的《土星辩证法》更全面地展现 20 世纪人们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应。格里戈尔·苏尼关于苏联史学的优秀著作《红旗招展》（Red Flag Unfurled）是一本面向专业人士的著作，而格林的著作则适合任何人阅读。对于研究俄国革命但先前知识匮乏的学生来说，格林的这本书可以与希拉·菲茨帕特里克的《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理查德·派普斯（不够好，但很具有代表性）的《俄国革命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托洛茨基的杰作《被背叛的革命》和奇纳·米耶维列尔（China Mieville ）扣人心弦的《十月》（October）一起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