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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尽快指定性别与气候变化国家联络员,推动气候领域性别主流化|“妇女与环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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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119个国家任命了149名国家性别与气候变化联络员(National Gender and Climate Change Focal Point),但中国还从未指定任何人出任该职务,凸显中国气候变化相关机构在性别主流化方面意识和能力不足。

今年是北京世妇会三十周年,会上发布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明确了十二大重点关切领域,至今还引领着全球妇女事业的发展,号召各国政府履行推动性别平等的职责。

作为一群关心公民参与和政府问责的女权主义者,我们在共学的基础上,搜集公开文献、资料、数据,尝试对中国践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实际状况做出有限的民间评估,由此汇集成了一份“北京+30”民间报告草案,其中必然有遗漏、欠缺、不足之处,希望能抛砖引玉,征集更多网友的意见建议。

欢迎参加问卷互动,投票选出你最关心的领域,留下你对民间报告章节的评论或补充意见,或者对《行动纲领》的读后感。参与截止期为11月底。

我们将在报告修改时吸纳或以其他方式呈现这些投稿。对于积极参与或有贡献的网友,我们会在报告定稿中致谢,并寄送书籍等小礼品。

以下是我们的第十篇推送,聚焦于“妇女与环境”。1995年,全球妇女代表将“环境”纳入《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正值《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签署三年,全世界第一次意识到“气候危机已到来”。北京宣言明确提出妇女与气候、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影响至今。


突发性气候灾害增多,加之生态条件日渐劣化,妇女的脆弱性正在不易察觉地增加。联合国妇女署的最新报告表示到2050年,将有1.58亿妇女因气候变化陷入极端贫困,人数比男性多1600万[1]。与此同时,妇女也是家庭和社区层面的关键决策者和执行者。经合组织在2020年的环境论坛中就表示,女性更倾向于循环利用、回收、减少浪费等行为偏好,可能是向循环经济转型的关键支柱。[2]

如今在UNFCCC体系中,已先后制定性别平等工作方案和行动计划[3],虽然有不少国家参与其中,但在落实上仍存在制度、资金、监测和问责方面的明显缺口[4],中国也需要在这方面迎头赶上。


妇女在环境、自然资源管理与治理方面的参与和领导比例呈波动上升趋势。截至2024年,全国气象部门首席科学家中女性占比63%,正高级职工女性占比43%,在气象部门重要业务科研岗位上,女性约占半数。[5] 202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上,中国代表团女性代表约占一半。[6]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妇女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不断提高,作用得到发挥,特殊需求得到满足”的目标,具体举措包括:支持妇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监测分析评估环境政策、基础设施项目、生产生活学习环境等对妇女健康的影响;在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预防和应急处置机制建设、相关应急预案和规划制订中统筹考虑妇女特殊需求,优先保障女性卫生用品、孕产妇用品和重要医用物资供给。在美丽中国建设相关活动工作方案中,由全国妇联联合牵头“家庭绿色生活方式倡导”活动、同时参与“社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等活动,体现对妇女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视。

在自然灾害发生后,保障妇女平等获得国家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物资和服务。针对妇女儿童开展专项公益救助项目。面对各地洪涝灾害、地震、泥石流、雪灾、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2018—2023 年,仅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就启动应急响应 52 次,累计筹集救灾款物 5.27 亿元(其中资金 2.28 亿元,物资 2.99亿元),努力实现精准救灾。[7]

妇女获得自然资源和便捷基础设施的机会增加。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通过立法明确政府在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时配备满足妇女需要的公共厕所和母婴室等公共设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将保障妇女安全饮水以及符合妇女需求的卫生厕所建设等纳入“妇女与环境“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截至2023年末,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0%,比2022年末提高3个百分点;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75%左右,比2022年末提高约2个百分点。[8]

气候行动和性别平等协同的民间公益项目正在增多。例如,友成基金会“香橙妈妈”项目侧重于民间公益组织和企业、政府合力推动妇女、气候和经济赋能的协同策略和行动;民促会的民间组织培训项目、自然之友“玲珑计划”侧重于通过搭建网络平台,发掘和赋能组织或个人,支持气候与性别的政策倡导,提升中国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和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女性环保人”项目、瑞丽市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妇女主导气候实践项目、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的“妇女影像小组”项目、玲珑计划之“云南省农村女性小农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赋权”项目从更加微观和实地的视角,生动展示如何利用原住民智慧、长期陪伴和赋能当地女性以提升其潜力和领导力。[9]


1. 妇女参与各级环境决策程度不足

通过比较两份国家审计报告,可以观察到环境部门女性比例有所提升,但提升比例并不显著。已公开数据的不足,且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无法做出有效度的纵向比较。截至2023年,全球环境部门女性部长的比例为32%[10],而中国环境部门还没有女部长。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中女性仅有7名,占比25.9%。

过去 10 年,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的中国代表团女性比例,总体上有改善,从 24% 提升到最高44.6%,但近年仍有波动和下滑,而在代表团领导层中则始终没有女性。[11]

提高妇女在环境决策中参与程度的前提是,妇女得到有倾斜的教育、培训支持。然而,中国大陆开展的最新调查研究发现,中国女性整体听说过气候变化的比例比男性更低;女性对气候变化的人为成因认识不足,农村女性尤为突出。不过,女性认为气候变化对个人的重要程度高于男性;女性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程度也普遍高于男性。农村女性参与低碳活动的比例 (48%)显著高于男性(44.7%),是唯一一个女性高于男性的职业类型,说明农村女性在低碳活动参与和气候行动领导力上的潜力。[12]

2.环境政策法规制定和执行缺乏性别视角

虽然性别领域国家级战略规划文件中纳入了“妇女与环境”专章,但性别视角尚未明确体现在我国环境法规标准政策中。现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战略政策中没有专门的针对性别的规定和要求,环境领域政策文件中仅《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提出要保障妇女、儿童、青少年以及残疾人群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权利并发挥其积极影响。[13]

中国气候变化相关机构在性别主流化方面意识和能力不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计划、政策和行动中也缺乏性别视角。UNFCC最新报告数据显示,目前已有85.2%的国家在其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涉及性别问题[14],而中国的关键政策文件如《2035年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报告》、《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国家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方案(2024-2030 年)》,均未纳入性别观点和性别影响评估,仅提及针对孕妇、儿童等脆弱人群,提高其风险防护能力和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缺乏细化指标与强制执行机制。目前有119个缔约国家任命了149名国家性别与气候变化联络员(National Gender and Climate Change Focal Point),但中国还从未指定任何人出任该职务。[15]

缺少妇女受气候变化等环境影响的分性别数据收集和性别分析,《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监测的环境统计数据中并未提及性别差异。没有公开资料披露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性别投资情况,大多数中国气候变化项目仍缺少对性别因素的考虑和考核指标。截至2025年10月,中国已与43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5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展了近百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但几乎没有明确标明以性别平等或妇女赋能为目标的项目。

此外,环境政策缺少性别影响评估。政府开展环境治理时,因性别视角缺失,容易忽视产业转型中的公平正义,进而导致妇女等脆弱群体遭遇失业等次生伤害。以废弃物管理为例,无论是2017年出台的《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还是2019年上海开始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从减少废弃物污染的角度或许成果卓著,但行业剧烈震荡引发拾荒者失业或环卫工超时工作问题。这些工作者多为妇女和老人,未得到足够的帮扶。

3. 应急救灾中妇女特殊需求保障不稳定

新冠疫情初期,在一线女性医生比例超过50%、女性护士比例超过90%的前提下,卫生巾作为刚需,因不算医疗和紧急应急物资,所以政府没有采购;民间捐赠一度无法通过物流绿色通道进入武汉[16]。

此后公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要在突发事件应急中满足妇女的特殊需求,但中国现行环境领域政策法规中对此还极少涉及,各地执行程度不一,公开搜索发现仅有浙江省在省级《应急物资分类指导目录(2021年)》中加入卫生巾。[17]

灾害事件中对妇女特殊需求关注依然不稳定。缺少卫生斤物资的情况,在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中再次出现。[18]此外,灾害救援中“防护服没有女性尺寸导致防护不足”[19]、“灾区婴幼儿没有奶粉”[20],都反映了应急预案中对弱势群体的支持未制度化,非标准个体的需求没有充分纳入考量,导致妇女在灾害救援初期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

4. 更多女性农民受气候灾害影响

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21]显示,越来越多妇女从事农业劳动。2016年,全国女性农业生产经营人员14927万人,占比47.5%,且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近三十年间上升了2.98%[22],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3]显示,2020年,20.56%的就业人口从事农林牧渔行业,男性中这一比例为18.63%,女性中这一比例为23.36%。这意味着更多妇女除了要面对因性别失衡带来的不公正,还更多受到气候灾害对农业带来的叠加冲击。考虑到从事农业生产的妇女部分还处于失地的状态,如果妇女权益的状况得不到改善,农村妇女将被推到极其困难的境地。

5. 环保和性别领域交叉协同不足

高度关注环境议题的环保组织,似乎也将性别与环保视作互相独立的两个议题。《2022年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报告》[24]和《2023中国环保公益组织现状调研报告》[25]将中国环保公益组织主要工作的领域划分了50个二级领域,并未包含性别视角:前者的资助计划里仅二级资助分类“9.5环境健康/受害者援助”可能涉及针对妇女的资助,但并无资金支持;后者收集了全国614家环保公益组织的相关数据,其中仅17家组织表示主要工作领域不在以上范畴内(主要是“社区工作手法”、“乡村振兴与可持续生计”)。

虽因受限于调研方式,两份报告所呈现的状态仅表示环保机构普遍不将性别视角作为主要工作手法,并不意味着对妇女权益的关注完全缺位,但很难认为“环境保护工作需要特别关注妇女的权益”已成为公益行业共识。

一项2023年的研究显示,大多数从事乡村振兴、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研究的人员和实践者表示,他们不熟悉许多致力于满足弱势群体需求的组织,包括致力于气候变化背景下性别平等的组织。近一半从事可持续发展和气候行动研究的人员和实践者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在这些领域,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在环境和社会领域(包括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扶贫和乡村发展、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的合作并不紧密。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专家报告称,与环境组织和专家的合作水平特别低,这可能是由于政治敏感性以及将气候变化视为技术性、科学性问题所致。[26]


  • 建立或划拨专项资金,增加妇女参与环境知识、技能培训,和参与环境决策的机会,建立相应的资源和支持网络,例如在农村地区增加面向女性的气候知识普及、应对技能课程。实行配额制,确保妇女在各级环境决策工作和领导层中的参与和代表性,有效发挥妇女独特作用并使之从参与中获益。

  • 加强针对妇女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妇女受环境退化和灾害影响的研究和需求评估,将结果纳入主流环境政策中;在环境管理政策法规的制定、修订和执行中,充分纳入社会性别观点,并开展性别影响评估。保护及重视妇女的知识、创新以及经验,并将其纳入关于可持续资源管理的政策和方案。

  • 在国家级气候政策文件中纳入性别目标与量化指标,明确以性别为目标的投资预算。尽快指定国家性别与气候变化联络员,推动气候领域性别主流化,增进跨部门合作。

  • 针对事关生命安全的政策法规,如应急救灾、疾病防控等响应机制,政府需优先重新审视其是否缺失性别视角,并予以修订,确保在任何环境危机中,将妇女处境和特殊需求作为专项关注重点。制定“应急物资性别必需品清单”国家标准,开展对救灾人员的性别敏感性培训。

  • 为遭遇环境灾害的妇女提供针对性的资金支持,补偿和减缓妇女受灾害和其他环境政策的潜在不利影响,尽可能弥合因性别加重的妇女困境。


[1] UNWomen.Progres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gender snapshot 2024[R].

[2] OECD (2020). Gender-specific consumption patterns,  behavioural insights, and circular economy: 2020  Global Forum on Environment (Paris 5-6 March 2020).  Available at:http://www.oecd.org/env/GFE-Gender-Issues-Note-Session-5.pdf.  Accessed: 29 November 2020.

[3] 2019年COP25大会通过了加强版的利马性别平等工作方案及其性别平等行动计划:https://unfccc.int/zh/node/210315

[4] UNFCCC. Secretariat. Progress, challenges, gaps and priorities in implementing the gender action plan, and future work to be undertaken on gender and climate change. Synthesis report by the secretariat:unfccc.int/documents...

[5]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暨《北京宣言》与《行动纲领》通过三十周年国家级综合审查报告[R].2024.6.15.

[6] 21世纪经济报道. COP29聚焦性别议题:中国代表团女性代表占一半,可持续发展中女性力量不可忽视[OL].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41113/herald/1343ed108b6123c54adbf870d701ccb1.html,2024.11.13.

[7] 2023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1/t20250124_1958439.html

[8] 同上。

[9] 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气候未来全球创新实验室(C Force Lab).《气候行动与性别平等协同中国案例报告》:https://carbon.pku.edu.cn/docs/2025-09/2639d437393c4f5ab095663ce70802ea.pdf

[10] UNWomen.Women in Politics: 2023[R].https://www.unwomen.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3/Women-in-politics-2023-en.pdf,2023.

[11] 历年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女性比例:https://genderclimatetracker.org/womens-participation-party-delegations 由民间收集提交,数据可能有出入,2024年COP29大会中国代表团女性比例在此记录为35%,与上述官方宣称不符。

[12] 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气候未来全球创新实验室(C Force Lab).《气候行动与性别平等协同中国数据报告》:https://carbon.pku.edu.cn/docs/2025-10/77fc69a524d34aba88d5df1bdc258420.pdf

[13] 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规划院. Understanding China’s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through Gender Perspective.https://asiapacific.unwomen.org/sites/default/files/2025-11/cn-20250436513-01-unw_caep_report-en.pdf

[14] 邵珊珊. 《性别金融助力气候行动:推动气候投融资的性别视角》.《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5年3月刊. https://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detail/66026.html

[15] 各国国家性别与气候变化联络员名单:https://unfccc.int/topics/gender/resources/list-of-gender-focal-points-under-the-unfccc 在UNFCC性别行动计划框架下,国家性别与气候变化联络员负责在国家谈判队伍、项目提案、监测和报告中推动性别主流化。

[16] 凤凰网公益.怀孕医生也在一线!女医护的生理期求助,谁听到了?[OL].https://gongyi.ifeng.com/c/7u0hTSOBT0a,2020.02.12.

[17] 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省应急物资分类指导目录(2021年)[Z].2021.05.27.https://fzggw.zj.gov.cn/art/2021/6/24/art_1229123366_2305865.html

[18] 新京报.郑州市儿童福利院急需地垫、卫生巾等物品[OL].https://news.sina.com.cn/c/2021-07-21/doc-ikqcfnca8177649.shtml,2021.07,21.

[19] 雪竹,Edan.对不起,我们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女性[OL].果壳.https://mp.weixin.qq.com/s/QPUuU1gx4NRVD0ER3M1hSA,2020.03.08.

[20] 南方都市报.甘肃灾区母婴用品缺口引发关注!多家母婴用品企业均已行动[OL].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31222891138.html,2023-12-22

[21] 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OL].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ypcgb/qgnypcgb/202302/t20230206_1902105.html,2017.12.16.

[22] 孟晓志,李尚蒲.农地确权对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的影响[J].财经问题研究,2022,(08):13-21+31-32.DOI:10.19654/j.cnki.cjwtyj.2022.08.001-2.

[23] 马春华.务农情境下的工作—家庭冲突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03):181-202.DOI:10.13240/j.cnki.caujsse.20240416.005.

[24]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2022年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报告[R].http://cega.org.cn/data/file/2024/07/03/57474_bh5a_8397.pdf,2022.

[25]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2023中国环保公益组织现状调研报告[R].https://www.vankefoundation.com/upload/file/2023-12-25/1562dcb7-a8ec-4a03-9fcb-95e3ac7dcf1a/2023%E4%B8%AD%E5%9B%BD%E7%8E%AF%E4%BF%9D%E5%85%AC%E7%9B%8A%E7%BB%84%E7%BB%87%E7%8E%B0%E7%8A%B6%E8%B0%83%E7%A0%94%E6%8A%A5%E5%91%8A(1).pdf,2023.

[26] Nina Jeffs. Climate action in China (2023) DOI: 10.55317/9781784135591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3/03/climate-action-china/03-levers-advance-gender-and-social-equality-climat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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