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热议下，海外华人身份认同及与中国关系
近日，一部讲述潮汕家庭“下南洋”故事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红，引发许多人关注和讨论。其中一个争议焦点是，已入籍陆港台澳之外他国的华人，尤其与中国南方渊源甚深的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是什么？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关系经历过怎样的变迁？如今的海外华人又如何看待和对待与日益强大和影响力增强的中国的关系？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多篇文章，就直接或侧面涉及了这一问题。如沈泽玮的《〈给阿嬷的情书〉的统战启示》一文就表示，自己的新加坡人认同是第一位，中国对自己是祖籍地但非祖国。文中也表达了对于中国崛起和对外“统战”工作对海外华人复杂影响的思考，有积极也有忧虑。这也是不少海外华人共同的思虑。
散布在全球范围的海外华人，祖籍几乎都能追溯到中国大陆。他们的祖辈因为种种原因，如家乡地狭人稠、贫穷、灾荒、战争，或就是一些机缘巧合，推着他们背井离乡来到海外讨生活，并扎根在异国他乡。也有一些晚近才因留学、工作等原因移民海外的新一代华人。
有的华人保留了强烈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习惯，讲中文、吃中餐、拜中国神，与中国的亲友保持紧密联系。有些华人高度融入所在国家，语言和习惯本土化，与当地人通婚繁育。但无论更“本土”还是更“中华”，大多数海外华人从血缘到关系网、从生活习惯到文化特征，总还是有些与他族相比的独特性，与遥远的祖籍地中国有些相似与关联。这种关联绝不止于“祖籍地”这一点，而涉及到身份认同、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和深层次。如《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侨批（书信和汇款合一的通讯方式）”，正是东南亚华人与中国连接的物理纽带和见证。
在民族主义兴盛的19-20世纪，也正是华人移居海外的高峰期，以及更早一代已在异域安身立命华人民族意识的觉醒期。当时的许多海外华人（基本都是汉族人或汉族身份认同者）都对中国有强烈的祖国情结，并积极参与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反抗外敌入侵、各种社会运动浪潮。20世纪初一系列反抗满清王朝的起义和中华民国建立，海外华人起到非常重大和关键作用；抗日战争期间华人捐款捐物，还有如“南侨机工”亲身投入抗战；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南洋华人也有不少参与。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新加坡华人打出写着“祖国万岁”的巨幅中华民国国旗，显示他们的认同和情感。1949年后不少华人回国建设“新中国”。那时的多数华人，是将中国作为“祖国”的。
但后来，华人的命运和认同发生了戏剧性转折和重大改变。20世纪中期因为共产主义浪潮，华人分成了亲共和反共两个阵营，并不积极参与政治的其他华人也被裹挟到对立冲突的时代浪潮中。不仅中国本土爆发内战、国共在台海对峙，海外华人也发生分裂与斗争，撕裂了华人族群。同时，二战后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全球冷战博弈，国共双方、美苏英法日等各国，都参与了战后中国和东南亚的重塑。华人在内部冲突、所在国局势恶化、国际对立的环境下，遭受了许多不幸。如1965年印尼政变和暴乱，许多华人被冠以“共党份子”、“中国间谍”遭杀害，缅甸、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等国华人也遭受不同程度迫害。
在二战前和战争期间，世界各国的主权边界和国籍认定还不完善，华人主动和被动的在中国和所在国都保持模糊的、双重的身份。但二战后各国国籍认定清晰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拒绝承认双重国籍。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支持东南亚各国独立自主、主张“不干涉内政”，并明确否定了东南亚华人的中国国籍和公民权。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党政权，虽曾长期提倡汉族和中华民族主义，但也因力量有限和反共需要，放弃了对东南亚等地华人的中国国籍认可与保护。全球华人尤其东南亚华人从法律上明确不再属于“中国人”。
同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阵营的对立和隔阂，中国官方强调阶级叙事而打压民族叙事（尤其反对“大汉族主义”）等原因，海外华人尤其在欧美的华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和淡化。曾经因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凝聚起来的全球华人，从团结变得内讧、从亲爱到淡漠。
正是从这段时间起，无论是无奈的选择、生存的需要、主动的求变，总之华人逐渐走向“在地化”，从曾经强烈的中国认同转向融入所在国。一些人改用当地主体族群的姓名、皈依非中国传统的信仰、改变日常衣食住行的习俗，尽可能抹除华人特征、同化于当地主体族群。东南亚华人在身份认同上更强调自己作为东南亚各国的一份子，忠于所在国，而非流散海外、根在大陆的“中国人”。美国等西方世界的华人，也更多是“ABC（生于美国、认同美国、文化与习惯西化的美籍华人）”，中国人身份认同者越来越少。
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陆港台三地的互通，曾掀起过大中华主义和认同的潮流，海外华人曾有对中国认同回归的趋势。但后来中国大陆政治和社会变化、台湾本土主义崛起和“去中国化”、国际局势的再演变，最终让这股潮流冷却下来。后来几十年到如今，海外华人主要在经贸上与祖籍的中国加强合作，以及有限的文化联系，而难有更广范围往来和更深入的进展。
最近十多年，伴随着陆港台和国际一系列新的事件、潮流、变动，如中国大陆政治保守化、香港本土派崛起和“反修例运动”、赖清德为代表的强硬台独派上台，陆港台之间分化、冲突、对立加剧，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和与中国关系又有新变化。更多居于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尤其《港区国安法》颁布后流亡海外的香港人）和台湾人否定“Chinese”认同，而选择并强化“ Hongkongers”、“Taiwanese”这样独立于“Chinese”的身份认同。经历新冠疫情等冲击，大陆出身的不少人也因不满体制而“润”出中国、连带切割“中国人”身份。流散世界各地的中国政治反对派的风气也从以前的“爱国反共”，逐渐变得既“反共”更“反中”。这些可算作新一代海外华人的陆港台出身者，不仅缺乏大中华感情，还厌恶和切割与中国相关的身份和文化联系。
中国在多数华人心中的定位，从曾经的“家乡”变成“故乡”，再变为“他乡”。海外华人的家国情怀、故国之思，也悄然消弭，对祖先甚至自己生活过的中国形同陌路，甚至反目为仇。随着老一代有大中华情结的港台人和各国华人逐渐离世，自小成长在所在国、对中国和中华文化感情淡漠的华人越来越多。在全球民粹主义、身份政治、解构传统叙事的浪潮下，本土的、碎片化的非中华认同越来越“时髦”，“大中华主义”越来越“不吃香”且成为反对派和解构者的标靶。
当然，笔者也看到近年一些港台人、海外华人在内的外国人尤其年轻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来华旅游增多，与中国经贸文化交流也增多的情况。但这只是基于物质利益或浅层的文化兴趣，而非真挚的民族情感和中华认同，与老一代华人的家国情怀、对中国人的同胞之情有根本区别。
比如出生在台湾、成长在美国的英伟达总裁黄仁勋，近年频繁访问中国大陆、与中国人密切互动。但其言行和情感都看不出大中华情结和同胞感情，热情下有着两个族群的隔阂感觉。黄仁勋及新一代华人（包括港台出身者）与已故科学家李政道那样虽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却对中国有强烈民族感情和责任心的老一代华人，形成鲜明对比。
《给阿嬷的情书》打动了许多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心，也引发了对“下南洋”历史、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关系的讨论。这是有益的，因为这些话题很重要，又长期是被压抑和淡忘的，如今终于得到更多关注和讨论。而如沈泽玮先生在内的一些华人认为中国对东南亚华人只是“祖籍”而非“祖国”的观点、对中国借文化输出“统战”的目的、会诱发海外华人在其所在国陷入认同困境和挑战的疑虑，都是有道理和需认真对待的。
东南亚华人曾经“心向祖国”，深度参与了20世纪的中国革命、战争、建设，但并没有得到与贡献匹配的回报，反而因华人身份和与中国的关系招致祸殃。东南亚华人长期处在多种势力的夹缝中、处境很尴尬，还遭受了很大不幸，包括多次被针对性的屠杀。欧美等其他国家华人也遭受过迫害，以及长期被边缘化的处境。华人从视中国为祖国转向“在地化”，从“大中华主义”变为更本土和多元的认同与气质，是现实与外力的推动、被动与主动夹杂的选择。但即便经历这些波折坎坷，多数海外华人与中国仍然藕断丝连、难以绝情断忆。
按照国际法和惯例，华人确应忠于所在所籍之国，而非祖籍地的中国。但无论东南亚华人还是全球各地华人，也并不需要刻意与中国切割、与中华绝缘，而可以有折中和更建设性的方式，既忠于生活所在和国籍所定的国家，又保持与中国的某种特殊关系、与中华意识与文化的连接。这是合理和必要的，也是有益和可行的。
首先，对于华人而言，无论出生何地、价值观和政治立场如何，都不可能也不必抹去华人的身份和华夏印迹。即便是跨族裔通婚而生的混血华人，也难免保留黄种人的部分面貌和肤色特征。即便“全盘西化”生活方式，也因家庭传承和亲友影响而保留一些华人传统习惯。多数华人在血统和文化上的传承与保留只多不少，抛弃这些既不可能，也是在自我摧残和废弃立身根基。
而政治立场的差异，更不应成为否定族群归属、切割身份的理由。任何族群内部都有政治观点不同、对官方和主流体制不满者。对此求同存异即可，而不应强求一律，也不应将政党政府和特定族群等同、把官方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混为一谈。无论什么立场，都不应抛弃身份归属，还应借同族之间共同的情感和利益缓和矛盾，必要时一致对外捍卫生存权和争取利益。
第二，今日世界是多元化的，多数国家也允许甚至鼓励人们以族群结社和参与国家社会。无论欧美还是东南亚，无论出于有意建设多元社会还是无奈承认多民族现实，各国都有基于族群的共同体及公共参与。如美国的犹太裔、非裔、拉丁裔、印裔等，都有基于自身族群的组织和活动。
虽这有“身份政治”之弊，但“人以群分”是现实，人们总是因语言、信仰、习惯、血统等组成群体，别的族群普遍如此，华人也不必例外。华人不必“避嫌”自己与他族不同的身份认同，当然可以以自己的认同、历史、信仰、文化而骄傲。而且正是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下国际环境不良，人们以族群划界党同伐异，华人更要防御性的反应和团结自保。当然，在多数时候，华人也应做到并可以做到与其他族群互利共赢，而非走向狭隘民族主义的排他和极端。
第三，海外华人对于中国，既不需要认同为法律意义上的“祖国”，也不必淡化为只有“祖籍”关联和过度“避嫌”，完全可以建立特殊的友好合作关系。许多海外华人尤其东南亚华人，不仅因语言文化和源流等与中国有天然亲近感，也在近现代史上参与了中国的兴衰荣辱，又在当下与中国不可避免有较多关联。这样背景下，海外华人当然有理由和必要对中国有特殊感情和建立与其他外国不同的特殊关系。
这同样符合国际惯例和现实。如各国印裔与印度本土及印度政府往往有着密切联系，印度政府也关怀已入籍国外的印度侨民。各国日裔和韩裔普遍对血缘和文化上的母国甚为关心，日本和韩国也对虽为他国国籍但有日韩血统者有特殊关照。在多数国民的血统上均属于“盎格鲁–萨克逊”族群的美英加澳新五国，建立了“五眼联盟”和各种合作机制，相互有格外的信任和合作。海外华人与中国有类似的特殊关系，也合情合理。基于各自独立、主权平等的“五眼联盟”合作模式，也为中国和新加坡关系提供一种有益的参考。
海外华人与中国的特殊关系，确实可能导致一些问题和争议。尤其是这些华人面对入籍国和中国发生利益纠纷甚至冲突时，要站在哪一边、何去何从。海外华人当然应基于法律效忠入籍国，并根据事情是非曲直判断和决定立场，而并不需为中国而背叛入籍国。而且各国的印裔、韩裔、日裔等同样面对相似质疑和挑战，并未放弃与文化母国建立特殊联系、扮演重要角色。华人也可以其特殊身份和优势，成为缓和所在国与中国冲突、改善双方关系、促进双边合作的桥梁与纽带。
当然，笔者也深知在现实中这样的理想状态并不容易实现。海外华人的特殊身份、与所在的入籍国及中国的三角关系，以及中国特别的体制和与西方对立和竞争、与东南亚各国的微妙关系，确实可能为各国华人带来困境和隐患。历史上华人因此遭受过诸多责难和不幸，更要警惕重蹈覆辙。
而当今无论欧美还是东南亚又有对华人的警惕和检视，如中国和西方世界对抗、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纠纷的背景下，一些在欧美和东南亚的华人学者和政商名人，因涉为中国牟利甚至间谍问题被审查、逮捕，让整个华人群体都蒙上阴影和面对更大风险。而华人庞大的数量、富有者较多、血缘和文化母国巨大的体量，本就是其他国家和族群格外警惕和防备的对象。
同样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海外华人有关怀和利用，但往往又以“不干涉内政”等为理由拒绝更多协助和规避责任，让华人自行承担风险和代价。当各国华人与所在国政府及其他民族冲突时，中国往往站在这些国家执政者一边。如1998年印尼排华屠杀和大规模强奸爆发后，中国拒绝干预。中国官方更注重主权边界和政权稳定，而非族群联系和民族情感。
即便有时中国官方的统战活动情真意切，也可能“始乱终弃”。1940-1960年代中共对华侨热情拉拢，也并非完全虚情假意，却在后来抛弃东南亚华侨，牺牲华侨换取其他国家对中共政权的支持。而归国华侨在文革等运动中遭受迫害。这样的事情不是个例，而是普遍和反复发生的。2025年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中国官方邀请参与1998印尼排华屠杀的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参与阅兵，说明中国仍延续建国以来站在东南亚各国政府立场、无视华人利益和情感的路线。
中共政权始终将自身利益和统治稳定放在第一位，其他都可以让步和舍弃。中国执政团队的重心一直在国内，其外事活动根本上也是为服务国内议题。如今的中国也非民主体制，国民和海外华侨的民意都不能决定国家政策，也就意味着中国官方并不可靠。所以，海外华人对中国也不应过于信任和过度期待，甚至对中国执政者还要有一定的警惕和防备。
这样背景下，笔者虽期望海外华人与中国能有更密切和融洽关系，同时也认为海外华人确有必要谨慎对待身份认同、小心应对与中国相关的议题，多注视和讨论，保持理性，而不盲目陷入可能的危险漩涡。而这种需要谨慎小心的必要和不得已，本身就反映了海外华人的困境和无奈。东南亚华人在内全球华人，在历史上经历卓绝的艰辛与奋斗，近几十年如履薄冰的生存发展，未来的命运仍然充满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