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伯奇

图/"The Book Thief", 2013, Fox 2000 Pictures

全文共计72353字

Joy Division - Shadowplay

七

1945年4月，柏林。

帝国收音机里，传来一阵奇怪的蜂鸣声——那声音像极了冰淇淋车的铃声。赫尔嘉在一旁皱眉，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声音啊？”

“我也不知道。”汉斯说。

“坏事要来了。”施耐德太太看着窗外的炮火，忧心忡忡地说道。

施耐德少校刚从元首的生日宴席上归来，满脸愁容。大厅里的“Heil Hitler”声还在耳畔回响，但他的心却沉重得像压着一块铅。他站在那里，看着元首两只手撑在桌前，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个由施佩尔设计的战争胜利后的未来柏林城建模型……然而，俄国人现在就在家门口了。那个战争胜利后的理想蓝图，如今却像是一场奢望。

施耐德少校脱下军装，放下帽子，两眼无神地坐在家中的大椅子上，两眼无神地看着天花板——他一辈子都没有这么迷茫过，1919年那时都没有过。他拿起桌上的白葡萄酒和玻璃杯，给自己倒了一杯，一饮而尽，希望这种饮料能洗涤干净心底的愁苦烦闷。不是说千年帝国吗？怎么……俄国人这就到家门口了？

施耐德太太缓缓走进房间，声音带着颤抖，几乎像是怕惊扰了什么，“元首……他还好吗？”

施耐德少校长长叹息一声，眼神里满是疲惫和无奈，“我不知道。”

她紧张地看着丈夫，声音越发哽咽，“罗斯福都去世了，连美国的领袖都倒下了……难道我们真的没有腓特烈大帝那样的奇迹了么？杜鲁门……难道他还能谈判吗？”

少校的目光穿过窗外，那片被炮火撕裂的暗红天空，沉重地说道：“现在，一切都不确定。他不是能谈的人。”

施耐德太太眼眶湿润，眼泪像是随时要落下来，“难道……元首真的不能领导德国了吗？他真的……”她话未说完，声音已经破碎，满是恐惧和绝望。

施耐德少校见太太泪眼婆娑，赶紧上前搂住她，声音温柔而坚定：“听着，伊尔莎……不管外面世界多么混乱，不管前路多么艰难，哪怕真到了世界末日，我们都得守在一起。你、汉斯、索菲亚，还有赫尔嘉，我发誓绝不会抛下你们。”

他微微收紧怀抱，像是在给自己也壮胆，“接下来的路，可能只能靠我们自己走了，但我们一家人，必须整整齐齐地，一起面对所有风暴。你不用怕，没有人能伤害我们。”

太太紧靠在施耐德少校怀里，泪水终于滑落脸颊，她哽咽着说：“汉斯他们还小，战争太可怕了，我怕……我怕他们会失去你，也会失去未来。”

少校轻轻拍着她的背，眼神渐渐变得坚定，“我们不能让恐惧吞噬我们。我们要教会孩子们坚强，告诉他们，家是最后的堡垒。无论外面多黑暗，这里都是他们的港湾。”

他站起身，走向窗前，看着远处熊熊燃烧的火光，低声自语：“或许，这一切都要结束了，但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要守护好家人的每一寸希望。”

太太抹去泪水，咬紧嘴唇，“我们必须活下去，哪怕只是为了孩子们。”

施耐德少校转身，眼中闪过一丝决然：“是的，伊尔莎，活下去。柏林会倒塌，但我们的家不会。”

广播又响起那刺耳的蜂鸣声，仿佛在提醒着这座城市的每一个灵魂。炮火仍然响彻在柏林的苍穹下，枪声不绝于耳。突然，施耐德少校注意到，三个小家伙，正在门框旁边看着自己。他们小小的身影被门框拉长，脸上带着不安和好奇，眼神中闪烁着一丝恐惧，但更多的是对父亲的依赖。

“爸……”汉斯轻声说，“外面……会不会有危险？”

施耐德深吸一口气，尽力挤出一个坚强的笑容，“危险是有的，但爸爸会保护你们。你们是我的责任，也是我最大的希望。”

索菲亚紧握着赫尔嘉的手，显得有些胆怯。赫尔嘉抬头看了看父亲，眼里闪烁着坚定，“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对吧？”

“永远，”施耐德少校走过去，蹲下身，双手揽住三个孩子，“无论风暴多大，家是我们最后的避风港。记住，不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彼此守护。现在德国非常艰难，我们希望上帝与我们，与元首同在，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不是说，战争会胜利的吗？”索菲亚哭着说道，“我们的铁路会开到基辅去……斯大林已经被吓得尿裤子……我们的坦克已经征服了他们的草原……崭新的柏林城市……”

“孩子，天有不测风云，”施耐德少校只能这么说，“我们只能希望，上帝与德国同在。”施耐德少校的声音低沉，却尽力掩饰内心的无助。他轻轻摸了摸索菲亚的头发，眼神里有些黯淡。

赫尔嘉咬着嘴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爸爸，我们会不会……输掉战争？”

1945年5月2日。

“爸爸……”汉斯气喘吁吁地撞开家门，穿着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他看起来灰头土脸的，手上都是灰尘，“我真的受不了了……‘铁拳’快把我耳朵震聋了。但俄国人……我发射了那么多发炮弹，也没打败俄国人……”

“刚还在找你呢，快点，收拾东西，我们得走了。”施耐德太太急忙催促道。

“我们去哪？”汉斯不解地问。

“我们得离开柏林了。”施耐德少校在焚毁完所有工作文件后，回到家中。他脱下了自己的军装，换上了便装；他这个时候没有了穿军装的神采奕奕感，那身由胡戈·波斯设计的帅气军装，现在只是他的累赘，他现在的仪态只有匆忙。

“爸爸……”说着，汉斯抱紧了少校，哭了起来，“刚刚，教官他……他对我说了句‘汉斯，希特勒万岁，永别了’，随后用枪顶着自己下巴，死了……”

施耐德少校眼里闪过一丝痛楚，他伸手拍了拍汉斯的背，声音低沉但坚定：“孩子，这就是战争——我们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但我们不能倒。你要坚强，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所有还活着的人。”

施耐德太太眼眶泛红。

汉斯抹了抹眼泪，咬牙点头：“我知道了，妈妈，爸爸。我会跟着你们走，绝不再逃避。”

施耐德少校看着窗外的废墟，炮火的轰鸣声依然不绝于耳。他深吸一口气，“好了，收拾好我们能带走的一切，剩下的都留给过去。未来，就看我们的脚步了。”

施耐德一家收拾好了行装，随后拿着行李离开了家。走之前，施耐德少校将自己的党卫军军装放进一个铁桶里，浇上汽油，随后把火柴点着，扔了进去。“别了，老伙计。”他说。军装被熊熊烈火烧成灰烬。

施耐德一家提着行李，踩着满地的碎瓦和烟尘，穿过一条条被炮火撕裂的街道。远处轰鸣的炮声像怪兽的咆哮，炸弹在城市上空炸开，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索菲亚紧紧抓着爸爸的手，汉斯护着赫尔嘉，眼睛里满是惊恐，却也咬牙坚持。

“快，这边！”施耐德少校低声指挥着，带着家人穿过一条断壁残垣间狭窄的巷道。周围废墟上的阴影仿佛随时都可能跳出敌兵，他们的心跳声几乎盖过了周围的爆炸声。就在他们跑过去的瞬间，一梭子子弹打在身后的墙上。城市里的一切触目惊心；路灯杆上挂着不少人，他们的脖子上写着“我是逃兵”“我是叛徒”“我是布尔什维克走狗”，被盖世太保打死的逃兵尸体陈列小巷，施耐德少校捂住了赫尔嘉的眼睛，不让她看到这些。

终于，他们抵达地铁站入口，浓烟中，几个疲惫的士兵正在急促撤退。施耐德少校挥手示意，推开地铁门，冰冷的地下空气扑面而来，伴随着远处地铁列车的轰鸣声。

“施潘道方向。”他在脑海中默念。穿过黑暗的隧道，家人的呼吸声夹杂着轰炸的余音，仿佛这座城市的心脏正在渐渐停止跳动。

施耐德少校脑中浮现出那个可能的未来：波茨坦的亲戚，或是更远的西班牙——无论多远，只要远离这片硝烟弥漫的地狱，就能重新开始。他紧握拳头，给了身边的家人一个坚定的眼神：“我们会活下去，一起。爸爸已经在西班牙准备了一个别墅，就等着我们住进去呢。”

地铁隧道里响彻着德语和俄语的叫骂声，枪声和爆炸声；“Achtung！Achtung！”的声音在地铁隧道里不绝于耳。德语的吼叫、俄语的命令、女人的尖叫和小孩的啼哭交织成一片地狱般的交响曲。

一声巨响，伴随着尘土和碎石从前方拐角处炸开，赫尔嘉被爆炸声吓得摔倒在地，施耐德少校立刻将她拉起。“走！”他嘶哑地喊道。汉斯一边护着索菲亚，一边回头张望，看到一个德国士兵正在与一名苏军士兵近身搏斗，下一秒双双倒在铁轨边上，再也没有动静。

他们踏着地铁枕木狂奔，汗水与灰尘混成了泥。远处传来俄语的呼喊：“Быстро! Убей их!”（快！杀了他们！）

“爸爸！他们追上来了！”汉斯惊叫。

“别停！”施耐德少校边跑边从腰包里掏出一颗老旧的手榴弹，“如果他们逼太近……我会拖住他们。”他喃喃自语，不知道是在对谁说。

“你不能这么做！”施耐德太太惊恐地抓住他的胳膊。

“我说了，我们一家人要整整齐齐地活着。”他咬着牙说，眼里浮现出前几天那个注视着元首模型时的幻灭与绝望。但现在，他唯一看重的是身边这几个人的命运。突然，隧道的另一头传来STG 44的射击声，痛苦的尖叫声，随后又远去了。施耐德少校稍稍松了一口气。“继续走！”他喊道。当他们穿过了一个站台，看到一个年轻男孩急忙脱下自己身上的军装，也要跑下轨道，加入他们的行列。“在那！”突然，盖世太保的声音传来，他们将男孩一枪射杀。男孩的身体在子弹穿胸而过的一瞬剧烈一颤，像一只断了线的提线木偶，扑通一声倒在地铁轨道边，鲜血在碎石与铁轨间缓缓流淌开来。

“天啊……”施耐德太太忍不住捂住嘴，眼泪夺眶而出。索菲亚吓得紧紧闭上眼睛，赫尔嘉拉住她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脸色惨白。汉斯死死盯着那个已经毫无声息的男孩，牙齿咬得咯咯响。他的手不自觉地摸向了自己腰间空空的手枪皮套，随即又无力地垂了下来。

“快走！”施耐德少校厉声命令，声音沙哑而低沉。他知道，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他认识刚才那个盖世太保，是以前在党卫军总部擦肩而过的熟脸。那人如今神情冷峻、双目通红，像只饿疯的野狗；到了最后一刻，仍在猎杀自己人。见状，施耐德一家加快速度，沿着铁道前进。

“爸爸，”汉斯焦急地问，“元首该怎么办？”

“元首只能靠他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顾好自己和家人。”施耐德少校无奈地说。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说出这样的话。他曾誓言效忠——对帝国、对民族、对元首。但眼下，他只能选择效忠更基本的东西：家庭、生命、人性。

汉斯沉默了一下，低下头跟在母亲身后，一言不发。他那套早已脏污的希特勒青年团制服仿佛成了讽刺，沉甸甸地挂在身上，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的信仰尸体上。他嘴唇颤抖了一下，终于问道：“那我们……我们还算是德国人吗？”

施耐德少校愣了一下。他望着儿子那双疑惑与恐惧混合的眼睛，沉声回答：“现在我们保命要紧！汉斯，把你身上的制服脱了，太显眼了！”汉斯点头遵命，连忙脱下棕色的衬衫，穿着白色的跨栏背心往前走。施耐德少校没有想过，“现在我们保命要紧”这种话也会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而这曾经是多少被党卫军追杀的犹太人在跨越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时会说的话。

远处，隧道里再一次传来一阵短促的枪声，似乎是朝另一个方向射击的，盖世太保也许在追别的人。一道强烈的闪光之后，一片沉默。再无人声，仿佛死亡本身也在这一刻屏住了呼吸。

“继续走！”施耐德低声吼道，“小声点，别停。”

他们穿过一个停运的站台，标牌上写着斑驳的“Westkreuz”。头顶滴水作响，破损的照明灯闪了几下，忽明忽暗。地铁通道前方是一道用废弃列车和沙袋粗略封堵的铁门，有人用红漆在上面写了“Nicht öffnen – MG-Nest dahinter!（切勿打开，后方有机枪阵地）”。

施耐德少校观察了一下门边的通风井，发现右侧有一条管道通向上方的检修口。他转身对妻子和孩子们说：“从那边爬上去，我们可以穿过废弃的维修隧道，通向通往波茨坦的支线。”

“这能行吗？”施耐德太太紧紧抱着赫尔嘉，声音发抖。

“我不知道。”他如实回答，“但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说着，施耐德少校行动了起来。

他先是检查了通风井的固定螺栓，用随身携带的多功能刀撬动边缘。一阵金属摩擦声之后，井盖终于松动。他用尽全力掀开沉重的铁板，一股尘土与锈蚀味扑面而来。

“我先上去。”他说着，毫不迟疑地爬了进去。尽管这位曾经笔挺如枪的党卫军少校如今衣衫褴褛、满身灰尘，但他那套训练刻进骨子里的本能仍在起作用。他迅速确认了上方维修通道的结构，小声喊道：“可以！把赫尔嘉给我。”

施耐德太太用披风裹紧赫尔嘉，将她小心地托上去，少校用一只手臂牢牢接住，把她放在通道边缘的一块水泥板上，然后再次探身下来接索菲亚和汉斯。

“快，动作轻些。”他说，声音低而急促，“俄国人可能已经逼近这一区了。”

孩子们一个个爬进通风口，最后是施耐德太太。她脚一滑，鞋子掉进了下方轨道，落地时发出清脆响声，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几秒之后，隧道尽头传来脚步声，夹杂着俄语的叫喊。“Есть кто-нибудь?!（有人吗？）”

施耐德少校猛然关上井盖，轻轻把铁板压牢。他看向众人，眼神严厉却带着一丝温柔：“我们必须更快。再上去，走这条通道。”

维修通道狭窄幽深，电缆如藤蔓般交错。头顶低垂的管道滴着水，地面滑腻。孩子们咬牙前行，施耐德夫人紧紧抓着赫尔嘉的手，像拽着最后的希望。

“爸爸，”汉斯压低声音，“你说我们到了波茨坦，会安全吗？”

“我不知道。”施耐德回答，声音沉重，“但只要我们一家人还在，就还有未来。”

说完，他拿起手电筒，继续向黑暗中摸索。他从维修通道里找到了另一条铁轨，仔细确认；这条铁轨通向施潘道车站——这是他曾经修地铁时用过的通道，记录在党卫军的内部材料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走这边。”他低声说道，声音像风一样迅速滑过隧道壁。

他们紧贴着墙根行进，施耐德少校走在最前，用光柱一寸寸扫过铁轨前方的地面，时不时探身查看电缆盒和地标涂写，确认方向。他的脸上写满疲惫，但眼神始终冷静、坚定。

身后，施耐德太太抱着赫尔嘉，尽量不让她的鞋子发出声响；索菲亚咬紧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而汉斯——那个曾在希特勒青年团里喊着口号、如今满脸灰尘的少年——目光茫然地望着父亲的背影，第一次意识到：战争并不是什么崇高的传说，而是黑暗里互相搀扶逃命的狼狈现实。可笑的是，见证过弗兰德斯和马恩河的惨状的施耐德少校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1933年的他只想着，战无不胜的德国军队要复仇，过去德国都是被犹太人背刺，导致了灾难性的十年。

“等一下。”施耐德少校突然抬起手。

所有人立刻蹲下，屏息凝神。

远处传来模糊的回音——并不是苏军的脚步声，而是沉重的、缓慢的、铁轨上辘辘作响的声音。

“列车？”施耐德太太低声问。

“不，”少校目光一凝，“那是撤退坦克——他们在通过地铁隧道向市中心逼近。”

地面微微震动，铁轨因远处的履带而嗡鸣。他们只能贴在通道边的一处凹槽里，暂时隐蔽。片刻后，一道灯光在远方闪过，随之而来的是坦克底盘划过铁轨的低吼。随后是一队苏军士兵的身影——有人哼着《红军最强大》，有人拿着手电筒扫视四周。

汉斯下意识地握紧拳头，眼眶通红。他想要冲出去，他想大喊。但他动不了——父亲的手，正死死压住他的肩膀。那手不像以前那样威严，而是发抖的，冰冷的。

他们屏住呼吸，像一块块贴着墙壁的影子，直到苏军渐渐远去。

五分钟后，施耐德少校松开手，喘了一口气：“走，不能再等了。过了前面的分岔口，离施潘道就不远了。”

不知道走了多远，脚步早已麻木，空气也变得越来越闷热。施耐德少校几次几乎要摔倒，但仍死死拽着电筒和那张手绘的线路图。他们穿越了一道又一道交汇隧道，几乎是靠着本能和记忆在前行。

终于，隧道尽头出现了一个铁架结构的站台。

“站台！”汉斯惊叫了一声，声音几乎是破音的。

“嘘！”施耐德低喝一声，但自己也忍不住加快脚步。他们顺着阶梯慢慢攀爬上去，一点点靠近那个写着站名的白色搪瓷牌：RATHAUS SPANDAU。

站台空空荡荡，残破但安静。电灯不停闪烁着，地上落着几张报纸和破布，似乎曾有人在此停留或过夜，但此刻只有他们。那种久违的“脱险感”让空气都轻了一点。

施耐德太太瘫倒，坐在站台的长椅上，紧紧抱着赫尔嘉。

汉斯跪坐在地面，喘得像条狗：“我们真的……走出来了？”

施耐德少校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那里，望着头顶黑漆漆的站台穹顶，呼出一口长气。他的额头贴着冰冷的铁柱，轻轻闭了闭眼睛，仿佛多年军人生涯第一次允许自己短暂地感到——疲惫。

“但这只是暂时的，”他说，“我们还没出柏林。等天亮，我们就去找你舅舅，他住在波茨坦郊外那片葡萄园旁边，如果他还在那里……”

“我们能信任他吗？”汉斯问。

“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沉默。远处，地铁隧道依然传来微弱的回响和偶尔的炮声，但这里——这小小的站台，仿佛成了一个临时的避难所，一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

赫尔嘉靠在施耐德太太怀里睡着了，小小的身体在寒夜中微微发抖。少校把自己的外套轻轻盖在女儿身上，然后看着自己那双满是灰尘、伤痕的手掌。这时少校才留意到，车站的台阶上坐着几个平民。

突然，车站里的广播喇叭响起了。

“Achtung。Achtung。”

“Achtung。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已于1945年4月30日，在总理府地堡中饮弹自尽，他抛弃了所有对他宣誓效忠的人。根据元首的命令，你们可能还在幻想，守卫柏林是你们的使命。但是重型武器，弹药，阵地，和这场战斗本身，都没有任何意义。你多战斗的一分钟，德国人民和士兵都要多遭罪一分钟。从现在开始，每个因在柏林战斗而造成的死亡，都是无谓的牺牲。代表苏俄军队司令，我通知你们，立即停止一切战斗。柏林城防司令，赫尔穆特·魏德林。”

随后，苏联国歌在广播喇叭中响起。赫尔曼·施耐德少校怔怔地听着所有的话语，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冷汗直流；他睁大眼睛，脸色苍白，脱下自己的帽子，看向了自己的妻子；而他的妻子也凝视着他，坐在一旁，已经哭成了泪人。

元首死了。真的死了。

那曾经挂在每一间教室、办公室、军营里的画像；德意志的救星；那个孩子们早晨会高呼“元首万岁”的身影；那个被他宣誓效忠、为之剥夺过他人性命的男人……就这么死了。

“在我们还困在这的时候。”他走了两步，喃喃自语。

广播还在响，刺耳的苏联国歌在空旷的站台上盘旋，如同某种冷酷的胜利宣言。几个坐在站台上的平民一言不发，有人捂脸低泣，有人默默起身，有个老头缓缓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勋章，在手中把玩了一会儿，然后轻轻丢在铁轨上。

Joy Division - Day of the Lords

七

“赫尔曼·施耐德？”

“是……您是？”

“盟国管制委员会，我是美国陆军宪兵队的史密斯上尉。这是拘留令与搜查令。你因曾为纳粹党卫军服务，担任少校职阶文职人员，现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令将您带回总部接受调查。跟我们走吧。”

1945年11月。德意志零年。

门口站着四五名穿着美军制服的军人。为首的是一位带着皮质挎包的上尉军官，口音地道得让赫尔曼一瞬间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史密斯上尉的身后跟着几名头戴写着“MP”字样的头盔的美军士兵，手里拿着加兰德步枪，嘴里嚼着口香糖，目光冷酷。

屋子里很冷，炉火早已熄灭，赫尔曼只穿着衬衣。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伊尔莎和赫尔嘉，后者正站在厨房门口，紧紧握着一只已经裂了的木勺。

“请允许我穿件大衣。”他低声说。

“请快一点，少校。”史密斯没有用讽刺的语气，却冷得像一份报纸标题。

赫尔曼穿上外套时，伊尔莎递给他一小袋干面包。她的手微微颤抖，但嘴唇紧闭，没有哭。

汉斯突然从二楼跑下来，冲到大门前，大喊着，“你们不能带走我爸爸！”手里还拿着一根木棍。见状，美军士兵立马警惕起来，把手放在腰间的警棍上。

“汉斯，听话，”施耐德少校大喝道，“回去。我去去就回。不要惹事！照顾好你妈妈和妹妹们。”

汉斯站在门口，双眼通红，死死握着那根木棍。他的嘴唇颤抖，像是还想说什么，可声音卡在喉咙里，最终只能用力砸了下墙壁，哭着转过头去。

“好样的，少校。”史密斯一边说，一边不动声色地示意两名士兵把赫尔曼夹在中间，押出门去。

“等一下，”施耐德太太突然说。她的声音冷静得吓人，像一块冰在裂开。

她从墙角抽出一条围巾，给少校系在脖子上，又把那袋干面包塞得更紧了一点。她没有哭，连眼圈都没红，只是用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镇定，替丈夫抚平大衣的衣角。

“活着回来。”

“我会的。”赫尔曼说。

他知道这句话没有任何把握。但他说出来的时候，还是尽量用了坚定的语气。或许这点声音，就是他们之间最后的拥抱了。

雪落了下来，纷纷扬扬，像是从灰色天空中飘下来的煤灰。街道空荡荡的，只有远处倒塌的屋梁冒着轻烟。

门关上之前，赫尔嘉冲出厨房，朝父亲奔去，却被施耐德太太一把抱住。

“爸爸！”她喊，“爸爸——！”

赫尔曼回头看了一眼，脚下却未曾停步。两名美军士兵用近乎例行公事的方式推着他上车，车门砰然关上，扬起一阵积雪。

1945年11月，占领元年，德意志零年。施耐德一家在波茨坦的农场躲避风头，已经好几个月了。赫尔嘉常常从谷仓阁楼破碎的窗户探出头去，望着外头翠绿的果树和被遗弃的果林。对他们来说，这种生活，正是许多曾被盖世太保追捕的家庭不得不经历的日常。

他们时常看到美军和俄军的车队、坦克从远处轰隆驶过，每当这时，施耐德太太总会下意识地掩面哭泣。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施耐德少校反复叮嘱赫尔嘉不要这样往外探头，小心招来麻烦。他们不敢回柏林；少校清楚自己的身份太过敏感——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他知道俄国人对党卫军成员素来毫不留情，见一个，毙一个。若是他一死，再也没有人能够保护家人。他听说过柏林的现状，听从柏林逃出的人口中复述俄国人在街头横行的性暴力，那是一种无秩序、无惩戒、无底线的狂暴。对于一个曾被“制度”严格塑造的军人来说，那种暴力显得尤为可怖。少校明白，一旦自己不在了，他太太、索菲亚，还有赫尔嘉，将会落入什么样的命运之中。

可后来，他们得到了一个消息：八月，《波茨坦协定》签订，这片农场所在的区域很快将被划归为苏联占领区，无法再留。施耐德一家只得随同难民大潮踏上返程，回到柏林。赫尔嘉从未见过那样的人群：瘦骨嶙峋，灰头土脸，从波兰、捷克徒步而来，拖家带口，裹着毯子或报纸。她在漫长的队伍中饶有兴趣地张望着，看那些陌生人神情木然地穿越德国残破的田野和村镇。

他们终于回到柏林——英军控制区。在那里，曾经的家还站着，只是街道上已经听不见熟悉的德语广播，只有空旷中偶尔传来美军卡车引擎的声音，和屋顶上飘扬的陌生旗帜。当他们打开门时，发现房子被搞得一团糟。食品和酒水被席卷一空，地上散落着酒瓶和烟头，窗帘撕烂，餐桌腿断了一只，炉灶上还残留着锅底焦黑的面糊。赫尔嘉想迈步进去，却被一股恶臭猛地逼退——有人在木地板上排泄，干涸的屎尿像某种荒谬的印记，嘲笑着曾经这个家的整洁和温度。

伊尔莎太太呆立在门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走进去，像是踏入了自己墓地的废墟，盯着那面还挂着婚纱照的墙壁发怔。那张黑白的照片斜斜地歪在角落，一道子弹擦痕横穿过相框玻璃。

索菲亚在卧室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发霉的玩偶。玩偶的脸已经被什么酒精泼烂，一只眼睛不见了，布料也被割开，露出里头的棉花肠子。她没有哭，只是默默把它捡起来，抱进怀里。

他们没有地方可去，只能开始慢慢清理。那是一个死去的家的尸检。

三天后，英军的一个军官登门拜访。他穿着笔挺的制服，说着流利但带口音的德语，告诉他们这处房产在战时曾短暂被征用为军队的休整据点。他轻描淡写地表示愿意提供一定的“战争补偿”，但金额不多，仅够他们再买些煤炭和马铃薯。

施耐德太太点头道谢，她太疲惫了，不想再和任何穿制服的人理论。那军官在临走时留下了一句话：“你们算幸运的，还有家能回来。”

“……嗞嗞……这里是英国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现在对占领下的德国广播。今日，我陆军宪兵队押送前纳粹德国副元首，希特勒秘书鲁道夫·赫斯到纽伦堡接受审判。赫斯于1941年驾机叛逃，在苏格兰一带坠机，被我军警发现并扣押。前纳粹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出庭审判。……”

柏林帝国广播公司总部和演播室已经被苏军占领，不再播送节目；英国广播公司将对德广播频道调到了帝国收音机能接收的频率。赫尔嘉坐在厨房角落的旧木椅上，双手捧着那台灰头土脸的“帝国收音机”。它本该在战火中变成废铁，却奇迹般地苟活下来，像一只满身疮痍的铁甲虫，执拗地发出陌生的声音。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前国防军最高司令部成员威廉·凯特尔、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战犯名单已正式公布……”

她听不懂全部的内容，但那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砸在耳边，就像深夜里街上突然响起的靴声——熟悉得发冷，陌生得发疼。那些曾出现在教科书上、父亲口中、墙上的海报里、邮票上的剪影上，如今像尸体一样被一具一具搬到阳光底下，被仔细编号、称重、审判，接受全世界的凝视和鄙视。

施耐德太太蹲在地板上，一边擦拭那滩干涸的排泄物，一边把碎玻璃扫进火钳里。她不再哭了，眼泪仿佛在那天打开门的瞬间已经流干。索菲亚则整天蜷在卧室里，拒绝说话。曾经那个活泼、朗读席勒诗歌的少女像是被房屋里残留的某种毒气熏倒，再没醒来。

第二天，有邻居来敲门，是以前隔壁的老怀斯曼太太，她穿着男人的长外套，提着一篮土豆。

“我听说……施耐德少校被美军带走了。”

施耐德太太接过篮子，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听说他们要审每一个党卫军军官。没有例外。纽伦堡是头一批……后面还有很多。”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施耐德太太说。

怀斯曼太太叹了口气，摸了摸赫尔嘉的头，走了。

夜里，赫尔嘉梦见父亲站在他们旧日的果园前，穿着军装，领子歪着，嘴角带着血。他对她说话，但没有声音传出来，像是隔着一整块冻住的玻璃。

她醒来时，发现自己的枕头湿了一片，不知道是冷汗，还是别的什么。

大街上一如既往。那些被炮弹打碎的玻璃没有修复，商店没有营业；人们拿着水壶和杯子，聚集在街道旁边的尚能工作的水龙头旁接水。人们仍然生活在残垣断壁之中，时不时能看见那些没了房顶和墙壁的房子里头聚集着几个人围在铁桶旁烤火。有时还能看到孩子在废墟间追逐玩耍。他们穿着大人改小了的外套，脚上套着不合脚的旧军靴，手里拿着一根断木头当枪，比划着游戏。有人喊着“希特勒死啦！砰！”另一个假装倒下，笑着滚进瓦砾堆里。

一个老头从半毁的楼里走出来，扛着一扇门板。他嘴里咕哝着什么，拄着一根铁管当拐杖，躲开孩子们，慢吞吞地朝一处临时避难所走去。城市倒没有重建，因为总有些事情似乎比重建城市更重要；赫尔嘉看到人们纷纷把房子上那些带万字符号的雕塑或事物砸掉或者拆下来；大人把写有“阿道夫·希特勒大街”字样的路牌给拆下来，换成“火车站大街”。她和母亲沿着原来的“阿道夫·希特勒大街”走着，现在那块牌子已经被撬掉了，只剩一块空荡荡的铁架子晃在风中。路边的墙上原本刻着浮雕，一只鹰张着翅膀抓着一个万字符，如今被铁锤砸成了碎块，石屑撒了一地，像骨灰。

赫尔嘉停了一下，蹲下身去捡起一小块碎石，上面还能看出一点羽翼的线条。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捡它，就像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常梦见火光、梦见地下室、梦见父亲那双戴手套的手。

母亲拉了她一下：“别捡那个。”

“为什么？”

“他们会觉得你还留恋。”

“我没有留恋。”她低声说。

母亲没接话。她们继续向前走，走在那条不再有名字的大街上。

赫尔嘉和母亲站在街角，拎着两个空水壶，等着轮到她们打水。母亲戴着头巾，低着头，像所有女人一样沉默不语。

“你在听吗？”旁边排队的一个老妇人压低声音说，“说是纽伦堡已经判了好几个。统统都得枪毙。”

“哼。活该。”另一个男人哼了一声，“可惜太晚了。”

“你认识他们？”老妇人问。

“认不认识都一样。谁参与过的，早晚都得付账。”

“你们这些家伙！”听到这些话，汉斯生气地对着那些大人们大喊，“你们谁没有参与过！元首给你们好处的时候，你们说他是救世主，是德国的救星，每一年的啤酒馆起义纪念游行上，你们也是举着火把行礼喊元首万岁的！现在可好，元首死了，德国完了，你们就开始说风凉话！要是没有你们这些人，德国的军队早该跨过伏尔加河了！”

一瞬间，空气仿佛结冰。周围打水的人都停了下来，转过头盯着汉斯。没有人吭声。

那个最先说话的老妇人眯起眼睛，嘴唇微微抖着，像是要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挪开视线，默默把水壶移了一点，离汉斯远了一些。

一个中年男人开口了：“闭嘴吧，小鬼。你知道什么？你那点脑子是学校教出来的，不是你活出来的。”

“我——”汉斯涨红了脸，还想反驳，赫尔嘉忽然一把拽住他的胳膊。

“够了，汉斯。”

“你也跟他们一样？”他瞪着她，“你觉得德国活该？元首做错了什么？没有元首，你还在波兰的孤儿院里！”

“不要再说了。一切都已经是这样了。”赫尔嘉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一切还没有结束。”汉斯仍然不服地说，“我要去西班牙，去阿根廷，继续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大业效劳。”

赫尔嘉抬起头，死死地看着汉斯。

“你要去西班牙？”她重复了一遍，声音像冻土上裂开的冰，“你以为你逃得了？你以为在阿根廷你就能重新开始？你以为他们欢迎你？你去那里做什么？继续学怎么举手敬礼、系绳子和生火和咒骂外国人？”

汉斯的脸涨得通红，眼睛却没有闪躲。

“我宁可死在为信仰而战的土地上，也不愿在这里——在这堆废墟上做个被犹太人和赤色分子豢养的乖狗！”

听到他这些话，施耐德太太忍不下去了，甩手给了汉斯一个耳光。“汉斯，对赫尔嘉道歉，”她严厉地说道，“她是你妹妹，是我们家的一员，你不该对她这么说话。向她道歉！”

汉斯捂着脸，一瞬间红了眼眶。他不是因为疼——是因为羞辱。随后他低下了头。

“对不起，赫尔嘉。我不该对你这么说话。”

“我原谅你，汉斯。”赫尔嘉说。“一切都过去了。”他们拎起水壶，慢慢往排队的方向走。赫尔嘉看着路边的墙上张贴的布告：

所有前纳粹党成员及武装党卫军成员将被移交相关军事当局接受处理。凡窝藏、庇护者，一经查明，视为战争罪共犯。盟国管制委员会宣

“本片于1945年4月拍摄完成。本片由美国陆军参谋部信息处和法国高蒙影业联合制作，由我军记者和摄影师在战争中深入德国腹地的过程中拍摄。感谢苏联红军总政治部对这部纪录片的制作所提供的帮助。本片在盟军总司令官，美国军队欧洲战区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阁下的要求下制作并在德国播放。”

“莱比锡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

银幕上，不停地出现铁丝网，铁丝网边上被射杀的尸体，躺在地上因痢疾致死的人，毒气室，打上数字烙印的皮肤，躺在木板床上瘦骨嶙峋的人们，画有骷髅标志写有“Gefahr!”字样的铝罐，烧焦的尸体，瘦骨嶙峋的人们站在营房前接受记者采访。大银幕前的施耐德一家愣神地看着这些影像。

大银幕下，没人说话。施耐德太太捂住了嘴，眼里闪着无法抑制的泪光。她的身体像是被钉在了座位上，只剩下胸膛一下一下地起伏。汉斯看着那具具被堆成小山的尸体，脸上早已没有愤怒，只剩下苍白。他的嘴微微张着，像想说什么，却一个音节都吐不出来。

“你们早就知道了吗？”一个坐在前排的中年男人回头问，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像是从肺腑里刮出来的，“你们这些住在柏林的人——你们真的都不知道吗？”

整个放映厅沉默。没有人回答。

施耐德太太喃喃自语，“这些人……他们比我们惨得多。”

银幕还在放着：一排排眼神空洞的囚犯，缓慢地走出集中营的铁门，身后是一块写着“Arbeit macht frei”的牌子。赫尔嘉忽然站起身来，转身快步离开了放映厅。

汉斯本想跟上去，但他脚下一软，跌坐在座位上。他低着头，看着自己膝盖上褪色的制服布料，仿佛第一次意识到它的真正颜色。

银幕上继续闪烁着画面。一个美军军官正在带领摄影师穿过营地的走道。他用手指着一间木屋，门口还挂着残破的门牌：“Krankenhaus”。他转头看向镜头：“这是他们口中的‘医院’。”门打开，一股苍蝇飞出。镜头颤抖着拍下屋内的情景——一堆人像柴火一样堆在一起，有的还睁着眼睛，却不再眨动。下一幕，是集中营幸存者排着队，裹着毛毯站在镜头前。一个女人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德语说：“他们把我们当牲口一样剃头、打号、喂药。我们每天醒来，都要猜今天死的是不是我。”她的眼神空洞，但声音却穿透了整个放映厅。

银幕下的人群逐渐变得躁动。有人低声咕哝：“这不是真的……这些人是演员，是俄国人拍的……”

“闭嘴！”另一个声音打断了他，是个上了年纪的退伍军人，脸颊绷紧，眼睛一动不动盯着银幕，“你觉得这些人像在演戏？那是被鞭打致死的人，那是被毒死的小孩——你怎么不干脆说那都是影棚搭的？”

银幕上出现一组画外音旁白，配着一排排骸骨、烧焦的四肢和用推车拉走的尸体：

“这是德国的罪恶。这不是电影，这是事实。是盟军士兵亲眼所见，是镜头记录下来的真相。”

一个穿黑大衣的老妇人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哭出声来：“不……不可能……我们的孩子……我的丈夫……他们不可能参与这些！”

她身边的男人死死攥住她的手，声音压得极低却颤抖：“我们没有问太多。我们不想知道。我们……我们闭上了眼睛。”一个年轻女孩坐在第三排，用手紧紧捂住自己的嘴。她的泪水从手指缝里涌出来。

银幕继续滚动。

镜头对准一处破败的厂房，门口的铁牌上还残留着字迹：“SS-Hygienische Institut”。解说词响起：“这是我们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附近发现的一间‘实验性卫生产品’工厂。”摄影师的镜头缓缓推进，穿过一间满是瓶瓶罐罐的操作间。画面里出现一个金属熔炉，旁边放着数十块长条状刻着万字符的肥皂。字幕出现：“经化学鉴定，此为以人类脂肪制造。”

一名苏联军官蹲在熔炉旁，向镜头展示一份英文翻译过的德文配方表：“我们在工厂墙缝中发现这份手写文件，署名为SS军医上尉卡尔·布鲁克纳，标题是——‘人脂再利用实验’。”

观众席上传来几声压抑的呕吐声。

镜头一转，是一位幸存者在接受美军记者采访。他的手臂上有数字烙印，声音颤抖但清晰：“他们告诉我们这是疫苗实验，让我们吃混了细菌的牛奶——每天几十个人拉肚子、吐血，然后再也起不来。‘医生’们围着我们打针、割肉、抽骨髓，还有人被缝在一起，说是要制造‘连体人’，让雅利安人变得更强壮……那些医生根本不是人。”

银幕突然一晃，换到另一段胶片。记者带领摄影师进入一间病房。墙角堆着残缺的拐杖、假肢和矫形器具，还有一些血迹斑斑的绷带。床上坐着一个女孩，瘦得像纸片一样，她望着镜头，嘴唇微动，却没有声音。“他们割掉了我妹妹的子宫。她才十三岁。”声音小得像一片雪落地。

这时，画面停格，黑屏上浮现一句话：

“你若是亲眼看到这些，还要说：‘我不知道’？”

灯光亮起。

放映厅里一片死寂。有几个人已经悄悄起身走出去了，但大多数人仍然坐在原位，像雕塑一样，双眼茫然，像是从梦中摔进深渊。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男人摇着头，喃喃自语：“这不是我的德国……不可能是……”

施耐德太太低头看着地毯，眼泪无声地落在她的手背上。

汉斯却像失去了方向。他盯着黑掉的银幕，脸色苍白得几乎透明。嘴角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缓慢地站起身，脚步发软，一步一步走出了放映厅，像一个幽灵。

对人们来说，这是纪录片里的内容，他们不知道；对赫尔嘉来说，她是亲历者，就是同一群医生给她做各种检测，医生们把她送到“大房子”去，在“大房子”里，她遇到了其他孩子，而现在她似乎知道了，那些不听话的孩子被送到哪里去了。那些孩子真的没有回来，是被送进了铁丝网后面的“另一头”。那些写着“G”喷漆字样的砖房，小木屋……

亲爱的伊尔莎：
很抱歉我直到这时才能给你来信，因为先前我都在配合盟军军官的调查，信息全部保密。艾森豪威尔将军直到现在同意了我拥有对外通信权，因此我得以向你们写信，由宪兵队代我寄出。我希望你们一切都好。
我现在被关押在施潘道监狱，说来讽刺，海德里希不知道在这里拷打死了多少犯人，但是在这里，盟军军人对我宣称我有人身安全保障。我在这里遇到了很多老朋友，他们告诉我，希姆莱已经死了，服毒自尽。
伊尔莎，我相信你们在外面已经看了一部由盟军记者制作的纪录片，里面讲了德国究竟干了多少糟糕的事情。我需要告诉你的是，这些事情确实都是真的，我从头到尾对此知情；但是，你的男人，我，赫尔曼·施耐德，没有参与到这惨绝人寰的过程之中；你要这样告诉汉斯，他的父亲是一名光荣的德国军人。伊尔莎，我必须诚实地说，在施潘道的这些天里，我想了很多，也有很多反思；我们，还有德国，真的做了很多的坏事。而我内疚于作为知情者之一，我保持了从头到尾的沉默，并且对元首的信条长期深信不疑。
我曾以为我们是在保卫祖国的尊严，执行一种“更高文明”的使命。但现在我才意识到，那不过是我们替自己找的借口。真正的文明，不会在孩子的哭声中建立，更不会从焚尸炉的浓烟中升起。我亲眼看到了一些材料，是从波兰带来的照片和文件，记录着那里的日常运作——每日清单、运输人数、消耗的“齐克隆B”气体剂量、甚至是从死者身上摘取下来的金牙的分类统计。德国人向来讲求秩序，连杀人都秉承这种精确的机械美学。这让我彻夜难眠，在施潘道，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受害者们在询问我，为什么没有阻止这种暴行的发生。
我知道你最喜欢赫尔嘉。我想起她来时还那么小，是我们家的一员，她喜欢在厨房旁边的花园角落看书，脸上总有阳光似的笑容。你说过，她像极了你妹妹小时候的模样。可我也清楚地记得，是我签了那张文件，把我们一家卷入到“生命之源”计划之中。我对你说，这是为了帝国与民族的千秋大业，但我现在明白，或许从一开始，一切都是错的。她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但是被一种极度扭曲的民族观念选取出来，被这种观念教育长大。她是我们的心肝宝贝，但是不该被当成德国民族的牺牲品，并不是元首所说的“天选之子”，和世上任何一个孩子相同，这样的标准对一个孩子来说，太过沉重。我希望她能有自己的人生，无论她走向何方。
伊尔莎，这或许是我最后一封信。我不知道审判的结果会如何。盟军的军人告诉我，因为我自始至终没有参与重大战争罪行，因此我很快就能回家。但有可能，俄国人想把我送去西伯利亚接受劳动改造，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决定，这也是我应得的。我只希望你和汉斯能够继续生活下去，不要因我的名字而羞耻。把我当作一名失败的父亲、失败的丈夫、失败的军人去记住；但也请你相信，在失败之后，我至少尝试过去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愿你平安。愿你们一切都好。愿这个国家，终有一天能面对镜中的自己，不再恐惧。
爱你的
赫尔曼·施耐德
1945年11月
柏林施潘道监狱

施耐德太太读完那封信，眼泪早已模糊了视线。她没有出声，只是紧紧地把信按在胸口，像是要把赫尔曼最后的气息印在心脏最深的褶皱里。信纸发黄，上面的笔迹却带着一种罕见的平静，就像赫尔曼写信时的手，终于不再敬礼、不再颤抖，只是在悔恨中握着笔，像握着一根十字架。

她回过头，把赫尔嘉、汉斯和索菲亚一把抱进怀里，像是要用这个拥抱把所有裂开的伤口缝合，把这个家再拼接起来。孩子们都没说话，汉斯的脸靠在母亲肩膀上，眼里第一次没有怒火，而是深深的迷惘。赫尔嘉的手微微颤抖，只是静静地让自己被抱着，像是终于允许自己放下了某种警觉。

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尖厉的口哨声和沉重的脚步。门外响起几声敲击，带着某种命令式的节奏。

David Bowie - Warszawa

八

有人在外面用德语喊了一句，但带着浓重的英国口音：“开门！盟国管制理事会，查验身份！”

施耐德太太脸色一变。她立刻站起身，把赫尔嘉推到餐柜后面，低声说：“不要出声，不要出来，听到我说话也不要回答。”

“发生什么事？”汉斯还没反应过来。

“他们在清查。”她简短地说，然后平静地走向门口，努力调整了脸上的表情，就像她在帝国最后的那些年学会的一样——如何在绝望中装作平静。

门打开，外头站着三个人，两个穿着英国皇家宪兵团的制服，还有一人穿着一身棕色的老旧西装，拿着公文包，打量着施耐德太太。

“盟国管制理事会受到波兰临时政府的委托，调查所有流落在德国境内的波兰青少年的情况。”两名英国军人说道，“这位是来自华沙的卡钦斯基先生。他为波兰社会福利与公共卫生部的儿童事务处工作。”他们指了指穿着西装的男人。

“根据我们所收集到的名单，党卫军罪犯留下的信息，他们将一位波兰青少年公民送到了你们家中。”卡钦斯基缓缓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用不标准的德语说道，“赫尔嘉·施雷辛格，出生在波兹南，柏林，寄宿在赫尔曼·施耐德家。”

施耐德太太稍稍愣了神，随后迅速调整姿态，微笑着说，“我想你们是搞错了，我们家从来没有波兰孩子。”

卡钦斯基的表情没有变化，只是盯着她，缓慢地把文件收了回去。他从公文包中抽出另一份纸张，上面钉着一张泛黄的登记照——赫尔嘉六岁时的模样，剃着短发，站在一面写有德语的布告牌前，眼神警惕又怯懦。

“你确认她不在你家？”他把照片摊在门口的桌子上，抬眼看着她，“我们在‘生命之源’项目留下的档案里看到，是你丈夫亲笔签字接受了抚养权。我们也联系了盟国管制理事会，他们证实施耐德少校正在接受调查。”

她的脸色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抽动。可她咬紧牙关，依旧稳住呼吸：“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你不认得这个孩子？”卡钦斯基用几乎是平淡的口吻问道，眼神却锐利得像刀子，“但我们已经查到，她在你们家的学校注册过——还留下了施耐德太太的签名。”

两个英国宪兵没有说话，只在旁边注视着她，礼貌而沉默。

空气越来越紧绷，门外的风吹起院子里的枯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某种久远的审判正缓慢而坚定地逼近。

就在这时，赫尔嘉在餐柜后方轻轻发出了一点声响——一个玻璃瓶被她的膝盖碰了一下，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咔哒”。

但卡钦斯基听见了。他缓缓抬起头，望向客厅的角落。他没有动，只是像老狐狸一样安静地说了一句：“小姐，如果你能听见我说话，我请求你出来。我不是来惩罚你的，我是来带你回家的。”

被他这么一说，赫尔嘉反而更不敢动了。见状，卡钦斯基看了英国宪兵一眼。英国宪兵拿出一份搜查令，问：“我们能进入吗？”

施耐德太太神色紧张地说，“当然，轻便。”

卡钦斯基和两名英国宪兵走进了他们的房子。卡钦斯基首先没有找赫尔嘉，而是径直走向施耐德家的客厅，指着他们家的“荣誉家庭”的奖状和伊尔莎·施耐德的德意志母亲十字奖章问，“这些都是什么？”

施耐德太太站在那里，脸色已褪去了刚才的镇定，像是被人一下子掀开了她辛苦缝补起来的日常幻象。她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最终还是答道：“是我丈夫服役时，政府发给的奖章和表彰文件。我们一家人……只是尽了本分。”

“‘尽了本分’？”卡钦斯基走近那面墙，慢慢抚摸着一张泛黄的奖状，上面写着：“感谢您为国家繁荣繁育纯正雅利安子女。”他读完，回过头，声音冷得像剃刀：“这叫‘尽本分’？”

施耐德太太的嘴角哆嗦了一下，但没有回答。

“您知道，”他继续说，“我昨天才在档案馆读到一段报告，说‘国家荣誉家庭’可以优先选择‘生命之源’儿童作为养子女，以提升家族血统和种族荣誉……这上面的签名，就是赫尔曼·施耐德少校。”

“我——我只是个德国女人。”施耐德太太低声说，“我不知道这些政策背后意味着什么。”

“你当然知道。”卡钦斯基声音仍旧平静，却带着更深一层的讥讽，“你当然知道他们不是孤儿，你只是选择不问罢了。这个又是什么？”

施耐德太太循声看去，脸色一瞬间煞白。

说着，卡钦斯基指向了壁炉上方的一个证书。那张纸泛黄的证书上，盖着纳粹鹰徽的浮雕印章，钢笔笔迹仍清晰可辨；那正是赫尔嘉的“生命之源”计划领养证书，上面写着“元首感谢你为抚育雅利安子女所付出的所有精力”，“赫尔嘉·施耐德，编号：Lebensborn e.V. -Berlin-1478，1940年1月”。卡钦斯基指着这个说，“我看得懂德语。”

施耐德太太哑口无言。

“你们德国人，”卡钦斯基继续，语气中那层原本克制的怒意终于裂开，“不仅爱偷动物，把我们的动物园搬到柏林，偷珠宝、偷画、偷国库里的金条……连孩子你们也不放过，要偷孩子。赫尔嘉·施耐德，真实姓名赫尔嘉·施雷辛格，于1933年出生，卡托维茨人。1939年在波兹南的孤儿院被党卫军罪犯非法绑架，加入所谓的‘生命之源’计划，当然了，也就是你们的偷孩子计划——啊不，对你们来说，是‘孩子工厂’，是‘种族净化实验室’。在波森的培育中心强行纳粹再教育化，换名、学德语，甚至被训练如何回答：‘我从来不是波兰人。’再被党卫军魔鬼带到了柏林。”

赫尔嘉没动，她的眼神茫然地盯着地板，像是正在一厘米一厘米地拆解过去十年的记忆拼图。

卡钦斯基转头看向施耐德太太：“你知道她不是孤儿。你只是闭上了眼，像所有自称无辜的德国人一样。”

施耐德太太终于低声说：“我们只是收到了分配……她来的时候，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她从没选择过。”卡钦斯基打断她，“而你们，也没有反对过。”

他从口袋里抽出一份文件，啪地摊在茶几上，是波兰临时政府的委托文书与赫尔嘉童年档案复印件。

“赫尔嘉·施雷辛格，将根据《被拐儿童身份重建法》与《华沙联合政府人道主义儿童保护议定书》，被正式带回波兰。”

说着，卡钦斯基走向赫尔嘉，对她说：“走吧，小姑娘，我们带你回祖国。你不是德国人。”

他要牵起赫尔嘉的手。谁知，赫尔嘉把他的手甩开，说，“我不走。我是施耐德一家的成员，是一个德国女孩，是柏林的市民……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要跟我的妈妈、哥哥、姐姐在一起，等着我的爸爸回来。”赫尔嘉的声音在客厅里回荡，脆亮而倔强，如同一块年久失修却仍旧试图鸣响的钟。

卡钦斯基愣了一瞬。他重新站直身，望着她——不，是盯着她的眼睛，想从那双曾经属于波兹南的瞳孔中找回什么。但他没看到波兰的影子，只看到了一层坚硬的，陌生的德国外壳。

卡钦斯基叹了一口气。“党卫军洗脑的结果。”他说。

“这就是魔鬼留下的战争遗产。”他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屋里所有人说，“他们不光毁灭城市，还炸毁了名字、语言、身份……和记忆。”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来，却更加坚定。“可记忆是能找回来的。”

他缓缓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黑白照片，递给赫尔嘉。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婴儿站在木制栅栏前，后面是波兹南大教堂。那个女人，眉眼间有着赫尔嘉隐约熟悉的轮廓。

“这是茱莉亚·施雷辛格。你的母亲。她手里抱着的孩子就是你，你是波兰的孩子。”

赫尔嘉盯着照片，眼神一阵迷乱。她咬着下唇，手指微微颤抖，但还是说：“这不是真的。我从来都没有别的家。”

“你说的妈妈，是纳粹分配给你的妈妈。”卡钦斯基语气忽然锋利，“你以为自己是幸运儿，逃过了战争。可你不明白，这正是他们要你相信的。他们给你新名字、新衣服、新的生日……可他们夺走的是你活生生的过去，是你母亲和波兰痛失孩子的六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

赫尔嘉睁大眼，鼻尖发红，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来。她不记得那座教堂，不记得那个怀抱婴儿的女人，但心里某个地方隐隐在颤抖。

施耐德太太上前一步，紧紧地抱住她。“她是我的孩子。”她声音颤抖，“六年来我尽全力照顾她。她不会走的。”

索菲亚也走上前来，抱住赫尔嘉，对卡钦斯基说，“你们不能带走赫尔嘉。”

“赫尔嘉走不走，你们说了不算。赫尔嘉不是德国人。”卡钦斯基继续说道，“如果你们还是不放开她，那我们只能采取强制措施了，你们一家人都要以绑架儿童罪论处。赫尔嘉，他们甚至连你的养父养母都算不上，他们是绑架犯！”

说着，卡钦斯基要再次拽走赫尔嘉。“她是我妹妹，不是你们的人！”汉斯对卡钦斯基哀求道。

“她不是你妹妹，她是波兰的女儿。”卡钦斯基冷冷说道。

赫尔嘉被扯了一下手臂，但她仍一动不动。她的眼神游移着，看向施耐德太太，又看向汉斯，再看向那张照片。

“我……我不是波兰人。”她几乎是下意识地说，声音微弱却倔强。

卡钦斯基咬了咬牙，像被这句话击中了什么神经。他望着她，眼中第一次露出一种——不是愤怒，也不是讽刺，而是一种疲惫。

他慢慢蹲下身，来到她面前，语调也缓了下来。

“你知道纳粹杀了祖国人民多少人吗？光是儿童，就超过五十万。可有一小部分孩子，他们没有死。他们太像德国人了，金发、蓝眼、体格健康。所以他们被‘选中’，被送到‘生命之源’里接受德语训练，打断语言，割断记忆。你就是其中一个。”

赫尔嘉的眼里慢慢蓄起了泪。

“你现在说你不是波兰人，”卡钦斯基轻声说道，“这正是纳粹想听到的。他们赢了一场战争里最肮脏的一部分。”

这句话像一记闷棍，让整个房间都沉默下来。空气仿佛被抽空，只剩下每个人的呼吸声和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作响。

施耐德太太的手指轻轻颤抖，汉斯死死握着拳头，索菲亚已经低下头，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一阵沉重的引擎声。是军用卡车的声音。

卡钦斯基站起身，转头看向窗外。他逐渐失去耐心了，直接把赫尔嘉拽起来，两名英国宪兵把她抬出去。“孩子，你现在不懂，将来你会懂的。你是一个波兰人，只是你现在接受不了而已。”

“放开赫尔嘉！”汉斯在走廊里跌跌撞撞地追出来，声音几乎撕裂了嗓子。

赫尔嘉拼命挣扎，被宪兵一左一右地架着，鞋子在木地板上摩擦出尖锐的刮痕。她回头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施耐德太太，眼神惊恐、迷茫、哀伤——像是一个溺水的孩子最后一次望向岸边。

“别带走她！你们没有权利！你们……”汉斯扑上去，被卡钦斯基一把推开。

“滚回去，小伙子。”卡钦斯基冷声说，“你们德国人已经毁了一代人，现在是时候让我们收拾烂摊子了。”

“她根本不懂波兰语！”汉斯咬牙喊道，脸因愤怒涨得通红，“她不认识你，不认识那个国家！你只是把她当成一个象征！”

卡钦斯基回头看了他一眼，没有反驳，却冷冷说了一句：“那是她出生的国家，她的母亲曾在克拉科夫的大街上徘徊三天寻找她——我们还活着的人，不该忘记。”

军卡的后斗已经打开，两名英军将赫尔嘉塞进了里面。她的尖叫声已经变成了啜泣，模模糊糊地喊着：“妈妈……妈妈我不想走……”

施耐德太太终于冲了出来，顾不得礼帽，顾不得长裙，她穿着家居围裙，赤着脚，泪流满面地冲向军车。

“求你了！她是我女儿——六年了，她的牙齿是我带她去看的，她的第一次感冒是我半夜守着的——她喜欢吃苹果派，不吃青豆——你们根本不认识她！”

英军一度犹豫，但卡钦斯基一挥手：“开车！”

引擎猛地一响，军卡缓缓驶出街道，赫尔嘉趴在后斗的铁栏杆上，哭喊着：“妈妈！汉斯——！索菲亚——！”

那声音在柏林黄昏的街道上回荡，划破了每个邻居的窗户和心脏。

汉斯冲出去追着卡车跑，拼命挥手，跑了几十米，最后跌倒在柏油路上，膝盖磕破，手肘擦伤，他却一言不发，只是望着远去的卡车，像望着撕裂的过去。紧接着，索菲亚走了上来，没有说话，只是蹲下来，轻轻摸着汉斯的背，一下一下，像小时候妈妈安慰他们那样。汉斯的肩膀一开始只是颤抖，像压抑着火山口的烟气，但在索菲亚的触碰下，情绪像溃堤的水流突然爆发出来。

他趴在地上，嚎啕大哭，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她不该走的……”他一边哭一边喊，鼻音模糊，“她连波兰的地理都不会画，她最怕陌生人……她昨晚才问我‘天堂里有没有猫’……她是我们家的人啊……”

索菲亚咬着嘴唇，眼眶也红了，但她强忍住眼泪，像个大人一样，默默帮汉斯把擦破皮的手肘包住，用袖子按着流血的膝盖。

远处的卡车早已消失，黄昏的街道渐渐归于寂静。刚才那场动乱像是一场梦，但留在地面上的血迹和孩子哭声残留的回音提醒着一切都是真的。

赫尔嘉再一次变成了孤儿，她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家。

坐在前往华沙的火车上，赫尔嘉与卡钦斯基面对面坐在座位上，就像六年前她坐在前往柏林的火车与阿尔布雷希特面面相觑时一样。“赫尔嘉，你还会说波兰语吗？”卡钦斯基问道。

“我不会说波兰语了。”

卡钦斯基闻言沉默了几秒，只是点了点头。他望着赫尔嘉苍白的小脸，那双空洞又倔强的眼睛，心里泛起复杂的情绪——既有同情，也有一丝愧疚，甚至还有一点无法言说的羞耻。

“那没关系。”他终于开口，语气比先前温和了一些，“我们会慢慢教你，你会记起来的。波兰是你的家。”

“德国也是我的家。”赫尔嘉低声说，语气平静，却带着刀锋般的坚定。

车厢随着铁轨的震动轻轻晃动，窗外是模糊而后退的田野与森林，战争的废墟远在身后，未来的命运未卜。赫尔嘉把脸贴向车窗，一言不发。玻璃上映出她稚嫩的脸庞，却不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她曾属于柏林，属于施耐德家，属于那个总会在门口等她的汉斯，属于厨房里冒着香气的苹果派、圣诞节的雪花和母亲手织的毛衣。但现在，这一切都成了被抹除的过往，就像黑板被擦掉的粉笔字一样，没人允许她再提起。

她感觉自己像被扯成两半，一半是德国的赫尔嘉·施耐德，另一半是卡钦斯基嘴里那个早已模糊的赫尔嘉·施雷辛格——可这两个“她”，哪个才是真的自己？

“你喜欢猫，对吧？”卡钦斯基突然问道，像是想拉近一点距离。

赫尔嘉没有回答，只是眨了眨眼，眼角泛起一点亮光——她想起了昨晚对汉斯的那个问题。

天堂里到底有没有猫呢？

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如果有，她希望它们可以带她回家，不管是柏林，还是那座她已经记不清的波兹南孤儿院；只要不是这个空荡荡、冷冰冰的火车车厢。

她从窗外收回视线，低头，慢慢地抱紧了自己。火车还在向东行驶，越驶越远，驶向一个没有苹果派、没有汉斯和索菲亚的地方。

她再一次，成了一个无人认领的孩子。“你在德国一定吃了不少苦，”卡钦斯基说，“他们都是禽兽。你在德国受什么欺负了吗？他们有没有人对你动手动脚的？”

赫尔嘉抬起头，看着卡钦斯基的眼睛，那眼神里没有恐惧，反倒带着一种少年人才有的尖锐冷意。

“没有人碰我。”她说，声音清清冷冷。

卡钦斯基愣了一下，像是没料到她会这么直接，“那就好……”他点点头，但赫尔嘉接下来的话，像一把匕首扎进了他的胸口。

“可你碰了我。”她说。

车厢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卡钦斯基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你说什么？”

“你们都一样。”赫尔嘉靠回椅背，望着他，像个疲倦的小大人，“你说你是来救我，可我根本没求你来。”

“赫尔嘉——”

“那个党卫军副官至少问过我要不要去柏林。”她打断他，声音平静得可怕，“你连问都没问，就把我从家里扯走。”

卡钦斯基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的手指微微颤抖，像是被赫尔嘉那双沉静的眼睛看穿了骨头。

赫尔嘉低头，把双腿抱得更紧了。她的声音已经不大，但每个词都像石头一样重：“你问我有没有人动我一根手指。我告诉你，有——就是你。”

列车穿过一段隧道，窗外一片漆黑，像极了她心中此刻翻涌的世界——没有光，没有边界，没有答案。“你的父母已经在战争中全部去世了，这一点是真的。我们只能先把你送到华沙的福利机构。”卡钦斯基说道。

赫尔嘉有点想试着张嘴说点波兰语。但她说不出来。“樱桃……”她用波兰语说出了这么一个单词。

卡钦斯基听到这轻声的“wiśnia”，愣了一下。他看着面前这个眼神迷茫的孩子，突然感到一种无法名状的内疚，像是有什么从心底塌陷了。

“你还记得这个词？”他轻声问。

赫尔嘉没有回答。她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鞋子。那双鞋是索菲亚送的旧皮鞋，已经磨出边角。她忽然想起柏林郊区春天的果园，想起索菲亚曾经摘过一把樱桃偷偷塞到她手里，说：“快吃，别告诉妈妈。”红得发亮的果实，像阳光里跳动的小皮球。她当时笑了，牙齿都染成了粉红色。

她的喉咙发紧，声音像被拉扯过的纸片：“那是我最后记得的词了。”她抬起头，眼里湿润，“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自己的记忆，还是我在梦里见过。”

卡钦斯基神色复杂，他从衣袋里摸出一块糖，是早前美国人分来的配给。他犹豫了一下，递给她。

“吃吧，是水果味的。”

赫尔嘉接过糖，没有拆开。她把它攥在手心，紧紧的，好像那块糖是她能握住的唯一一件真实的东西。

“你恨我吗？”卡钦斯基忽然问。

赫尔嘉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她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恨。但我知道什么是没有选择。”

列车不知道开了多久，终于开到了华沙。跟柏林相比，华沙更像是被炮弹犁了一遍。华沙起义之后，武装党卫军忙着报复波兰人，把整个华沙几乎夷为平地；现在的人们忙着重建家园，要盖房子，卡钦斯基牵着赫尔嘉的手，坐上一辆汽车，就像她刚到柏林时一样。汽车往福利机构的方向开去；福利机构在华沙郊区的一个工业区里头。

再一次回到这种场景；苍白，墙皮脱落的走廊，充满霉菌的气味。赫尔嘉被那熟悉的气味一口呛住了。那是一种混合着消毒水、铁锈、水泥粉尘和旧床垫的味道。像是某种时间本身发酵后的产物，死死地钉在鼻腔和记忆里，让人无从逃避。福利机构的大门是深绿色的，铁皮剥落，油漆开裂，仿佛这里不欢迎任何人的归来。当卡钦斯基领着赫尔嘉走进福利院时，孩子们正在吃午饭。这是一个很大的圆形食堂，孩子们都已整齐就坐，手里拿着碱水面包和燕麦粥，赫尔嘉和卡钦斯基站在偌大的食堂里，显得非常突兀。门被打开，孩子们齐刷刷地看着他们，原本热闹的食堂陷入了沉默。紧接着，一个男孩站起来，大声说道：

Przyszła niemiecka dziwka!

（德国婊子来了！）

瞬间，食堂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大笑声；孩子们哄堂大笑。

Joy Division - I Remember Nothing

九

“赫尔嘉，你在德国每天都跟多少个男人上床？”课间时间，操场的角落里，一个男孩一边剥着橘子一边说出这句话。语气像在问她昨天的作业，又像在讲一个好笑的冷笑话。

周围几个孩子笑出了声，有的甚至吐出口里的粥。

有个女孩故意靠近她耳边低语：“德国人不都是婊子生的么？”

赫尔嘉没有说话。她只是看着那片墙角，一块因为潮湿而剥落的石灰渍。“我们都知道你在德国是干什么的！”一个男孩凑过来，咬着苹果说，“德国人喜欢小孩子。你就被带去军营妓院，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

“闭嘴。”赫尔嘉轻声说。

她没有吼，也没有哭，只是像陈述天气一样说了这两个字。但声音太轻，像是从喉咙最深处翻上来的一口血。

“闭嘴？她说‘闭嘴’！”另一个男孩大笑起来，“你敢不敢脱裤子让大家看看？你那里是不是早就烂了？”

一群孩子哄堂大笑，有人甚至朝她扔了一块发霉的面包。

赫尔嘉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神里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赫尔嘉在这里沉默寡言的原因是，她确实说不了流利的波兰语。六年的柏林生活，整个环境塑造已经让她说不出波兰语，只能生挤出来几个单词。她其实想反驳，想大声喊“你们在胡说八道”，可那些词卡在喉咙里，像水泥堵住了气管。她说不出完整的波兰语了。六年柏林的生活，六年的德语环境，把她从波兰语里剥离出去，如同从皮肤上撕下一层旧疤。

她能挤出的词汇，像断裂的砖块：“Nie... prawda…”（不…不是…）

教室里传来一阵哄笑。“她自己都听不懂人话啦！”那男孩嘲笑，“德国的婊子长了波兰人的脸，连波兰话都忘了！干脆回你主子那儿去吧！”

赫尔嘉的嘴唇颤动着，但没有出声。她转身，低着头走回走廊。

她甚至不想解释。她知道，这个地方不会有人愿意听她讲完整的话。她也知道，语言不是通往理解的钥匙——不是在这里。

墙上的漆又开始剥落了一些，像她心中那一点点、仅剩的归属感。“这里的孩子父母都死在了战争和集中营里，他们会来这里，也都是因为德国。赫尔嘉，你在这里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老师也是只是用波兰语跟她轻描淡写地说。老师是个中年男人，波兰语说得轻巧，像是嘲讽包裹在礼貌之中。——因为德国。她也是因为德国才被送来这里的；但共同的标签，不代表他们能够共享命运和同情心。她没有亲生父母的遗像，没有带血的回忆。她带来的是德国人精心编排过的童年、德国人的语言、德国人的发音方式——连“妈妈”这一个词，她下意识脱口而出的都是“Mutti”。

孩子们恨她，老师嫌弃她，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吃午饭时，一个男孩直接把赫尔嘉的面包和粥碗打翻在地。赫尔嘉怒气冲冲地看着他。

“吃吧。”男孩说，“狗都不是在地上吃饭的吗？你看什么看？”

四周的孩子们看着她，等着她发火、哭泣，或者像一只被逼到角落的小兽一样扑过去。

可赫尔嘉只是看着那团摔在地上的食物。

她没说话，也没动。

她慢慢蹲下身，把碗捡起来，拾起还没沾太多灰尘的那一小块面包，擦了擦，放进嘴里。没有眼泪。没有愤怒。男孩见还没过瘾，立马吆喝起来：“还有没有人给德国妞捐赠一碗粥的？”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女孩直接把自己碗里的粥全部倒在赫尔嘉的头上，碗都扣她头上了。女孩说，“怕你不够吃，再来一碗。”

温热的粥顺着赫尔嘉的额头、脸颊、脖子，一路往下滑，粘稠、缓慢、几乎带着某种仪式感。那只搪瓷碗扣在她头上，发出一声轻响，仿佛是在为这场屈辱敲响钟声。

赫尔嘉没有动。她甚至不知道该先擦脸，还是把碗拿下来。

她只是站着，粥流过眼睫毛，模糊了视线，像梦，又像记忆。

一时间，她以为自己回到了柏林的厨房。汉斯在厨房里淘米，索菲亚在一旁唠叨，说碗别摔了。

——别摔了。

她忽然开始轻微颤抖。不是因为冷，也不是因为怕。而是因为她再也找不到语言来回应这个世界。

“亲爱的母亲伊尔莎·施耐德！”

赫尔嘉写道，字写得很慢，每一笔都好像用力过头了一些。

“我在给您写信，向您表达新年的祝福，愿上帝令您万事如意。我只身一人，流落故地，如今全世界只剩您一个亲人了。”

她停下来，用衣角擦了擦冻得通红的鼻子，叹了口气，再次把笔尖蘸进墨水瓶：

“昨天晚上我被狠狠打了一顿。管教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拖到院子里，让我在雪地里跪着。因为我上波兰文课时打了个盹。

“这周他们叫我去厨房给鲱鱼刮鳞，我从尾巴刮起，主管就一边骂‘德国狗’，一边拿那条鱼朝我脸上抽。男孩们笑我，说我脸上长着鱼的味道。他们还派我去小卖部替他们买酒，回来时酒丢了，就说我偷喝了，还逼我跪在地上学狗叫。

“老师也打我，不讲什么理由，只要心情不好，就拿手边的书、木尺、粉笔盒都往我身上扔。他们说我是德国来的杂种，是党卫军养出来的小妓女。”

她写到这，眼眶发热，但不敢哭出来。怕别人听见，就用手背压了压眼睛，又写：

“这里没有什么吃的。早上是发霉的面包，午饭是半碗燕麦粥，晚饭还是面包。有一次我试图靠近厨房，闻了一下老师的菜汤味，就被打了一巴掌。他们说德国人只配吃狗粮。

“我睡在一间大通铺里，一到晚上孩子们就吵架、打架，有时还有人被拖出去打一顿。我不敢说话，也不敢哭。只要我一哭，他们就说‘德国人会哭了不起啊？’然后就用拖鞋打我脑袋。”

赫尔嘉写到这，笔尖停顿了几秒。

“亲爱的妈妈，请您带我走吧，哪怕是让我睡在柏林的厨房里也好。我真的再也受不了了。我跪下来求您了，我每天晚上都在祈祷，求上帝让您收到这封信。求您了，带我回家吧。我再也不想待在这里了……”

“我记得1941年的圣诞节，我们还在柏林。您带我和汉斯、索菲亚去选圣诞树，爸爸还亲自带我们去卡尔施塔特百货公司挑礼物。他总是把手插在军服的大衣里，站在柜台边上说：“小的们，自己挑吧！但只能选一样——德国小孩不贪心。”那年我选了一个戴红帽子的洋娃娃，我没能一起带来波兰。”

“那天晚上我们还喝了热苹果酒，唱了《平安夜》。我还记得您亲手烤的姜饼小鹿，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亲爱的妈妈，爸爸还好吗？我祈祷他一切都好，能早日离开施潘道，不论他现在在哪里，愿上帝保佑他。”

“在这里，我总是挨打，经常挨饿；因为没有办法跟您倾诉，我只能默默的掉泪。几天前管教拿戒尺打我脑袋，打得我倒在地上，好不容易才恢复过来。我的生活毫无希望，还不如一条狗……请代我问候汉斯、索菲亚和K上尉。我的口琴可谁也不能给。我还是您的女儿赫尔嘉·施耐德，亲爱的妈妈，来吧。”

“我向上帝每天祷告，希望这封信能飞到您的手中。我会一直等，哪怕等到来年圣诞节，也愿意等。”

“愿上帝保佑您和我们所有人。”

“永远爱你的女儿，赫尔嘉。”

赫尔嘉把写好信的纸一折为四，放进头一天晚上花半个兹罗提买的信封中。她又想了想，蘸了蘸墨水，写下了地址：“柏林的妈妈收。”

然后，她挠了挠头，又想了想，写上了“伊尔莎·施耐德”。她感到很舒坦。写字的动作让她安心——像是能短暂回到那间柏林厨房的壁炉边，回到妈妈会为她披上毛毯、轻声说“晚安”的日子。周围很安静，稀稀拉拉的风从窗缝钻进来，纸页颤了一下，但没有人打扰她。那一刻，整个福利院似乎都不复存在。

“你在写什么？”

一个声音毫无预警地出现在她背后，像一把突如其来的剪刀，把她刚刚织好的梦瞬间剪断。

赫尔嘉惊了一下，下意识地把信压在胳膊下。可那动作太迟了。

一个波兰女孩站在她身后，脸上挂着一种既厌恶又饶有兴趣的神情。她伸手毫不客气地将信抽走，纸张在她指间瑟瑟抖着。女孩皱着眉头看了两眼，突然眼神里冒出一种被激怒的恶意。

“你写的是什么？”她挥了挥那封纸，“这是德语？你在跟谁通信？纳粹余孽？你在给他们送情报吗？”

赫尔嘉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女孩的声音变得尖利：“你是不是想再把我们家烧一次？你爸是不是党卫军？你妈是不是也一样？”

赫尔嘉依旧沉默，只是站起来，伸手去拿那封信。

“别碰！”女孩后退了一步，举起信，“大家看看这个婊子！她在偷偷给德国人写信——也许你在德国根本不是孤儿院里长大的，而是军营里的妓院！是不是这样？！”

有些孩子已经被声音吸引过来，围在两人周围。某个男孩喊道：“她肯定是在给党卫军打暗号！”另一个笑着说：“写信也得先学会我们语言吧，德国猪。”

赫尔嘉仍旧没有说话。她只是看着那封信，眼神渐渐变得呆滞，像一只站在火堆边的小动物，连逃都不知道往哪儿逃。

纸被撕碎了。女孩一把撕开信纸，碎片在空气中飘落，静静地落在赫尔嘉的肩膀上、头发上。

“我们这里不时兴说德语。”女孩对赫尔嘉刻薄地说道。

“过去。”

一个男孩在身后推着赫尔嘉，两个男孩架着赫尔嘉的胳膊，像押犯人一样把她押到操场上。操场上早已聚集满了许多男孩女孩，他们都像秃鹫一样盯着赫尔嘉，眼神里聚集着仇恨，就像赫尔嘉第一天到柏林时看见的那些看着刻画犹太人形象海报的男孩们眼中的眼神一样。只是那时候，她是站在“看”的一边。现在，她成了“被看”的人。孩子们三三两两站成半圈，有人抱着胳膊，有人交头接耳，还有人面无表情地盯着她。他们像是一群等着看动物受罚的观众，也像一群围猎的秃鹫，低飞盘旋着。

唯一不同的是——人群中站着几个比其他人高出一个头的大男孩，他们戴着八角帽或冬天的皮帽，穿着几件不合身的大衣，脚下是冬天才会穿的皮靴。他们叼着烟，神情漫不经心，好像这是某种无聊的“例行节目”。

“哥，”一个男孩戳了戳其中一个大男孩，说，“她就是我说的，那个德国婊子。”

那个大男孩直接把嘴边的烟头吐掉，走到赫尔嘉跟前，俯视着她，问：“你是德国人？”声音不大，但带着某种审判般的寒气。

赫尔嘉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谁知大男孩直接往赫尔嘉头顶砸了一拳，把她打在雪地里，她耳朵嗡的一声，脑袋里像灌了铁沙。眼前是白的，但不是雪的白，是刺眼的光，模糊的。“老子平生最恨的就是德国人。”他说。周围顿时响起一阵嘈杂的喝彩声，夹杂着笑、口哨、脚步在雪地上踩出的窸窣声。

赫尔嘉挣扎着从雪里爬起来，膝盖已经被冰雪冻得麻木。她不知自己是想站起来，还是只是想不趴在众人脚下。

但她刚直起身，那只靴子就踢了过来——砰。正中腹部。

她弓起身子，像一只被捏断腰的小虫子，跪在地上，喉咙里猛地涌上一股热辣辣的液体——不是血，是胃酸。

她吐了出来。雪地上顿时染了一片淡黄。眼泪从她脸颊滚下来，但她不知道自己是疼得哭了，还是冷得哭了，还是根本什么都没感觉，只是身体自己哭了。

她还没来得及缓过来，耳朵里还在嗡嗡作响，世界像是裹在一层白噪音里。突然，一只粗暴的手抓住了她的头发。“啊——”她低叫一声，被拽得整个人仰起头来。金黄色的头发在空中闪了一下，被冰冷的指节勒得生疼。

大男孩站在她面前，居高临下。他的眼神近在咫尺，是一种坚硬的、冰冷的愤怒，不是爆发性的，而是那种早已冷却成刀片的恨。

他低声说道：“看着我的眼睛。”

赫尔嘉强忍着眼泪抬头，看到的是两只布满血丝的深褐色眼睛，眼白发灰，像烧焦的布边。

“这是一双家人都被你的国家差点杀光了的波兰人的眼睛。”他的声音没有起伏，反而更令人害怕。“你必须为他们赎罪。”

赫尔嘉嘴唇哆嗦，却一个字都说不出。

这时，旁边一个男孩递上来一把剪刀。金属的刀刃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寒光。大男孩接过剪刀，没有丝毫犹豫。

咔嚓。

第一缕金发落在雪地上，如同冬日里一簇断掉的阳光。

咔嚓。咔嚓。

剪刀每合一次，就像是在赫尔嘉耳边敲响一次沉重的锣。

头发一缕一缕地掉落，她像石像一样一动不动，只是泪水悄无声息地滑落。剪刀换了人，一双又一双手来回递送，像某种野蛮的接力。有人笑着说：“剪得可真整齐啊，干脆给她剃个光头！”

五分钟过去了；也许更久。赫尔嘉的金发被剪得七零八落，像一只半秃的洋娃娃。她跪在雪地里，双手死死握着地面。她终于忍不住，像被撕裂一样低声哭出来，身子一抽一抽地抖着。周围的男孩女孩只是看着她，指指点点，大笑着，仿佛她不过是一出节目的高潮，一张可以肆意踩踏的德国面具。

但紧接着，大男孩做了一件事，一个动作，让赫尔嘉眼睛瞪大，惊恐万分，她坐在地上，往后挪动了两步，害怕地说，“不……不要……”

大男孩直接把她的裤子扒了下来，说，“那就让我们看看你在德国都学了什么本事。”

说着，他在一众男孩女孩的欢呼和叫好中，赫尔嘉的尖叫中，拽着她仅剩的头发，把她拖进了操场角落里的工具房，一群大男孩进去，锁上了门。

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天早就黑了。操场上的孩子们早已散去，没有人出来搜索赫尔嘉去哪了。赫尔嘉踉踉跄跄地，打开了虚掩着的大门，走了出来；她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头发也乱糟糟的，都打结了，浑身上下布满了伤口和淤青，泪水，汗水，血水混合着分布在她的脸上；她的嘴角流出了鲜血，浑身不知道有几处骨折，艰难地抬起充血而乌黑的眼皮；腿上全都是血和划痕，走了出来。她没走两步，就倒在了雪地里。

白雪瞬间缓解了赫尔嘉浑身的疼痛，赫尔嘉瞬间感觉，伤口没有那么痛了。她躺在雪地里，大口喘着粗气，尝试擦干她脸上的污渍，但是她动一下都感觉痛一下。此刻，白雪是唯一能慰藉她的存在。

雪很冷，却也很温柔。它覆盖住她裸露的皮肤，冰冷地止住伤口的血，像是替她包扎的沉默医生。赫尔嘉仰起头，望向昏暗天际。那天没有星星，只有几道淡淡的云，被风慢慢吹散，像她破碎的意识。她的嘴角还在渗血，喉咙像被玻璃割过，说不出话来。她再次试着抬手去擦掉脸上的污血和泥，但一动，肋骨就传来剧痛。于是她放弃了动作，只是静静地、静静地躺着，像一具被遗弃的雕塑。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突然想起了爸爸的声音。“赫尔嘉，”那个声音在她耳边低声响起，像是隔着一层玻璃，“当你看不见光的时候，就看雪。雪从来不是敌人。”

她想笑，却扯动了伤口，只发出一声低低的哽咽。雪花落在她脸上，冰凉得像爸爸的手掌。她闭上了眼睛，不是因为想睡，而是因为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真的什么也做不了。

远处的楼房灯光早已熄灭，连乌鸦也停止了鸣叫。世界像是按下了暂停键，只剩赫尔嘉一个人，在一张无声的白纸上，慢慢沉没。

施耐德少校怎么样了？她想。他回家了吗？汉斯和索菲亚现在怎么样了？她想着这些。她想起了施耐德太太曾经在夜深人静时，给她读《安徒生童话》，房间多么温暖，椅子多么舒适，弥漫着热牛奶的香味；里面有一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故事讲到这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寒冷的街头，划了一根又一根没有卖出的火柴，每划一根，她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景象；有圣诞树，有玩具，有餐桌上的烧鹅，还有女孩已经去世的外祖母，外祖母再次抱着小女孩，带着她环游了一圈城市……赫尔嘉看了看自己当下的处境，她连一根火柴都没有。但是她看着天空，仿佛礼物，玩具，烧鹅全都飘到她的眼前，还有施耐德一家，朝她伸出手来，但她没有力气伸出自己的手，而即便到了空中，看到的也只是破败的、断壁残垣的华沙……渐渐地，赫尔嘉睡着了。

Joy Division - Atmosphere

尾声

当人们发现赫尔嘉的时候，她已经伤痕累累地在雪地中死去。她并不是安详地在雪地中被冻死，人们清楚地看见她身上布满了伤口；但她死去时嘴角还露出了一丝微笑。

施耐德一家没有能力来到华沙为她解决后事，这里也没有人在乎她，福利院的领导将赫尔嘉上报给警察，随后这件事草草结束。没有人知道赫尔嘉，一个生命最后的重量，而这便是“生命之源”的结局。

2024年12月 - 2025年7月26日

于香港，巴黎

上篇：中篇小说/生命之源（上）

中篇：中篇小说/生命之源（中）

中篇小说/生命之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