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害的中国人

政治学者福山在其成名作《信任：社会美德与经济繁荣》中提出观点：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资本有助于经济繁荣，信任的匮乏会妨害经济的发展。并且在他的书中分析了若干社会/经济体，指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低信任程度的社会，中国难以诞生长久稳定经营的企业。

福山的书成书于90年代，随后中国经历了近二十年的繁荣，其间福山的观点显得暗淡，但在近年中国经济熄火后，我们可以发现福山的观点又被印证了。

传统中国民间的熟人社会局限于宗族间，宗族外除了王权便是低信任关系，而在共产党铲除宗族、近代化后，熟人关系甚至退缩到小家庭，也就是夫妻亲子之外便是低信任度的陌生人关系。

这种低信任关系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尤其在当代生活中，不可避免陌生人间进行交往互动，而互动的个体除了彼此防备外，更倾向的可能就是互相谋害，这是这种模型的必然（后文会进行论述），可以用一个更熟悉的词汇称呼，那就是“互害型社会”。

一、平庸的互害

有过中国大陆生活经验的人可以发现，中国人的交际是彼此憎恶的，尤其在亲戚、邻里熟人关系间，恶意表现为攀比和嫉妒：如果你生活得美满，会招来嫉妒，如果你生活的落魄，会招来嘲笑。虽然在不同阶级和地域会有一定程度差异，但这是最多数中国人的社交文化。

这种心理来源于中国是一个“高压锅生活模型“，高压锅内的中国人被不断的生存焦虑所驱赶，房贷、车贷、子女教育、就业，无时无刻不鞭打着每个个体，而个体并没有足够的解决渠道或办法，并且同类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

渠道的贫困是由于权力的掠夺，说的具体一些就是被官僚干部掠夺了：体面的工作机会，发财的项目，漂亮的老婆，这些都是依据官/皇帝来分配的，这个逻辑从秦国时代一直延续到共产党中国。平民或称”韭菜“之间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这就很自然衍生出或冷漠或憎恨的心理状态。

这种情况源远流长，京剧《苏三起解》唱段中称“洪洞县里无好人”，典型的中国人看待一个无助的人要么采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要么见有利可图趁火打劫，要么对照别人的不幸自己感到一丝幸福感，也就是鲁迅说的争做”高一等的奴才“。与之匹配的，面对这种生存图景，还衍生出一套生存哲学，如告诫“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警世通言》等等。

嫉恨的情绪还会变形为虚情假意，这也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工作怎么样了？”“孩子上什么学呢？”看似嘘寒问暖，其实是为了打探对方情境。另一种虚情假意表现为”酒桌文化“，“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茅台酒成为中国第一股票就是这种文化登峰造极的证明，这既是权力主导的一种巩固地位尊卑的手腕，也演变为地位低者的一种表演，双方并不真的彼此忠诚信任，而是阳奉阴违罢了。

嫉恨还有一个变形是拼命的”内卷“和拆台，”既然我过的不好，你也别想过好“，这也是中国人生活的日常，并且互相拆台的行为没法构建彼此互信互助的可能，比如一些工人抗议总会有”工贼“反戈一击，居民委员会总会有政府的内奸通风报信以求荣。

二、显性的互害

一旦高压锅有一些突破，也就是说有一定机会，那么作恶就开始变得显性。

在古代中国，由于儒家奉行重农抑商，王权管辖的空隙存在着“车船店脚牙”（车夫、船夫、旅店、挑夫、中介），也就是马克思所言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些行业得到的评价是“无罪也该杀”，可见投机作恶是一种普遍的情况。

在近代，如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更是为各种造反小将提供了历史舞台。权威不再管制暴力或作恶，反而宣传号召“越武斗越革命”，中国人生活模式下累积的嫉恨情绪就被完美释放了出来，出现各种骇人听闻的行径，这些”造反派“为什么那么狂热？既有表现得革命能够自保甚至跃升阶级的吸引力，又相当程度源于上文阐述的平庸时期累积的嫉妒和憎恶心理。

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中，“三鹿奶粉案”、“科技与狠活”（社交媒体揭露中国食品和餐饮普遍使用有害添加剂）、“缅北割腰子”同样是一脉相承，既有经济奖励的鼓励因素，又有中国人以邻为壑、漠视他人的文化基因因素。

”张献忠主义“（无差别攻击社会）更是这种互害型社会结出的妖艳果实，实行献忠行为的人往往是被害者，就是因为他们在互害型社会感受到不到一丝他人的温馨、关照或社会不再提供给他们任何解决渠道以至于走投无路，因而让他们走向极端地报复社会，希望同归于尽。

可以说，互害早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深深刻入中国人的人格中，这个黑锅确实不能只让共产党来背负，也绝非短期的现象，一个印证就是海外华人团体，也倾向于彼此争夺和欺诈而难有诚信和团结，中国人的这个文化基因是两千年专制高压锅所塑造的。

三、互害的根本原因

如上文所述，至少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的所有经济资源被统治者掠取，农业社会下生产力没有拓展空间，民众只能分食剩下的残渣以苟延残喘，造成了中国人的生存困局，另一方面，非但经济资源，中国的文化资源同样被统治者垄断，民众的文化财富几乎为零，这导致中国人没有自治的技术和与之匹配的美德。

中国文明的文化产品极为单调和专一，缺少同期希腊文明的多元性，如希腊的自然哲学关注自然本质、柏拉图主义与毕达哥拉斯学派关注超验性的上帝和数，西欧和中东广泛存在着不同的宗教团体，独立于王权。

而中国的文化或思想产品都是为了满足君权的开疆拓土或长治久安，如孔子讲“君君父父臣臣子子”，他的主要学说都是为了恢复政治秩序；法家集大成者，实际影响中国最深的商鞅，其所有心思都花在了怎么让秦王的实力壮大以及权力稳固。更加不幸的是，中国确实实现了”大一统“统治，皇权不给任何独立团体留有空间。

“学得文与武，货与帝王家”，我们可以发现，从春秋时候的孔子、孟子、商鞅等诸子百家，到董仲舒改造儒术，到唐朝统治者利用佛教，到如今的马列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文化产品无不是为了统治者的权力续存服务。

与此同时，中国文明没有任何服务普通民众的文化产品，中国的民众或被皇权直接干预，或被儒家的秩序常态控制，一旦有什么异端，如五斗米教、白莲教等等文化/政治自治体，都会被王权/儒家体系视为威胁，除之而后快。

这导致了中国民众发展不出自治体相匹配的习俗、政治技术及个体美德，也就是所谓“中国人没有民主传统”。

现代民主法治这套成文的技术方案是很容易拿过来的，但每个普通的中国人的个体心理与文化习俗却是很难改变的，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两千年的专制高压锅，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理和文化习俗，这个习俗就是倾向于没有公共意识，倾向于互害模式，没有构建自治共同体良性发展的能力。

四、宗教坟场

与中国相对比，西欧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王权并没有如中国一般高的垄断，宗教在相当程度留给了他们选择余地。

在中国扎根最深的佛教，相当程度能够主张博爱与平等对待他人，但是佛教从来没有让中国人构成一个博爱共同体，这已然证明宗教在中国要么跛脚，要么被消，可以说中国是“宗教坟场”，没有一个宗教在中国成功过。

讽刺的是，共产党在原教旨上也是反对等级制、普世主义，反对小集团利益（反对国家主义）的，共产党员互称“同志”，甚至一度宣传周恩来与掏粪工人握手称“你我都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但实际的中共从来都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特权集团，可以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早就灰飞烟灭了，同样没有逃出宿命。

但是，如果我们想改造中国人互害的文化基因，建设一个高信任度的共同体，那么应从如何入手呢？当然，其一是促成民主化的政治（实现法律上平等，对不公能够惩罚，进而促成对个体的尊重，再进而培养出友善与协作的文化），另外一个可能确实还是需要宗教信仰来改造习性了，至于中国人能不能走出这个千年怪圈，脱胎换骨，这只有未来能回答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