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探路人：陳奇祿的臺灣筆記

6 月 1 日

文化不是只存在於博物館或學術論文中，而是來自民間、根源於生活的有機體，應該「長在地方的土壤上」。文化不必一定要精緻華麗，也不必年代久遠，關鍵在於它是否承載民族文化的意義與價值。

當代臺灣民族學與文化政策的重要推手——陳奇祿（1923-2014），一生猶如行走在知識與土地之間的文化探路人。他不僅是學者，更是行動者，是將民族學理念實踐於日常與制度的關鍵人物。從《公論報》編輯，到臺大教授，最後進入文化政策制定的核心，他的每一階段，都深深鑲嵌在臺灣文化與學術發展的軌跡中。

初探臺灣：從報紙編輯到民族學田野的開端

1948年，甫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的陳奇祿，回到剛脫離殖民統治不久的臺灣，加入李萬居創辦的《公論報》擔任國際版編輯，並負責副刊《臺灣風土》編務，從此展開對地方文化的深入接觸。

因副刊的約稿與內容策畫，他時常造訪臺大歷史系，向講授臺灣史地課程的陳紹馨、楊雲萍、方豪，以及戰後留任的日籍學者宮本延人與國分直一等人請益交流。透過這些人脈，也結識了解剖學教授金關丈夫。

同年10月，政府為慶祝臺灣光復，在總統府介壽大樓舉辦盛大的博覽會，由臺大歷史系負責策畫風土館與文獻館。陳奇祿雖非臺大的教職員，但也參與了策展工作。今日仍典藏於臺大人類學系的巨幅「臺灣先史時代人生活復原圖」，正是當年的展品之一，由金關丈夫與國分直一考證，知名畫家立石鐵臣繪製。

國分直一曾與立石鐵臣合作，在《臺灣風土》上開闢了一個〈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專欄連載，由國分直一撰寫解說，立石鐵臣繪製插圖。但是不久後，立石鐵臣因提前返日，插圖繪製工作便落到陳奇祿手中。這項轉變，成為他研究臺灣土著器用藝術文化的開端。

然而，他在繪圖工作中所展現的敏銳觀察與表現能力，並非偶然，而是奠基於早年的繪畫經驗與藝術養成。

陳奇祿，1923年出生於臺南將軍鄉，3歲時隨父母赴中國汕頭生活，求學期間曾在中國與香港多地就讀。1942年，他赴日學習日語，考入連日本人都難以進入的「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一所強調自治與思辨精神的名校。

當時正值戰爭後期，物資匱乏、情勢緊張，但東京一高仍保有相對自由的校風。他在這段動盪卻開闊的時期裡，逐漸開展對文化與美的感受力。

有一次，他在多摩川畔欣賞落日，邂逅了畫家角浩(註6)，自此便常到他的畫室習畫，兩人建立深厚的師生情誼。陳奇祿在回憶錄《澄懷觀道》中曾說：「若說我畫畫有老師指導，那就是角浩先生了。」這段繪畫啟蒙，也為他打下了紮實的繪圖基礎。

進入大學後，他延續對藝術的熱情，熱愛音樂，參加學校唱詩班，學習鋼琴與小提琴，亦常到劇院欣賞歌劇。然而，與這些興趣相比，他最投入的仍是繪畫。他曾與學弟合辦畫展，甚至一度想以畫家為志，但因父親反對而作罷。

不過，青年時期的繪畫養成，不僅為他後來的民族誌繪圖提供了技術基礎，更影響了他在人類學物質文化研究中，對物件、工藝與形制所發展出的圖像觀察與文化詮釋方法。

今日走進臺大人類學博物館，可以看到許多珍貴的民族學與考古學典藏文物。其中一樽排灣族古陶壺，正是陳奇祿當年帶著紙筆走進標本室，第一個觀察並繪製的對象，也成為他日後數十年文化研究旅程的起點。

1943年20歲的陳奇祿在東京彈鋼琴的情景（圖片翻攝自《神手奇畫》，陳國儀提供）

陳奇祿手繪原住民陶器用品, 圖A-F為魯凱族陶壺、G為排灣族、H為阿美族（圖片翻攝自《神手奇畫》）

奠基人類學：臺大歲月與學術傳承

戰後，隨著日籍學者陸續返國，金關丈夫便向臺大校長傅斯年推薦陳奇祿擔任講師。1949年2月，陳奇祿正式加入臺大歷史學系任教，並負責管理民族學標本室，從此展開他對臺灣原住民族物質文化的深入研究。

同年，他辭去《公論報》編輯一職，但仍持續主編副刊《臺灣風土》。他與國分直一原本合作的〈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也繼續刊載，延續對民族圖像與物質文化的記錄工作。

陳奇祿曾回憶：「我曾在這個標本室認識了日本畫家立石鐵臣，也經常見到臺灣老畫家陳坤慧先生在那兒畫銅鼓。」這座標本室，成為他進入民族學領域的重要起點。

《臺灣風土》自1948年創刊至1955年，共發行195期，邀集逾百位中、日籍學者撰寫關於臺灣的歷史地理、風俗文物、掌故軼聞與藝術作品。撰稿者包括國分直一、立石鐵臣、陳紹馨、藍蔭鼎、方豪、楊雲萍、戴炎輝、林衡道、張光直等各領域知名學者。不過在這些名家之中，投稿篇幅最多的，正是以筆名「陳麒」發表文章的陳奇祿本人。

1949年，臺大歷史系下設考古人類學課程與研究方向。同年7月，陳奇祿隨陳紹馨、李濟、董作賓等人前往臺中仁愛鄉，展開對泰雅族的田野調查。這不僅是戰後臺灣首次正式的人類學田野調查，也成為陳奇祿親身參與的第一場實地研究。

這次調查後的報告圖文並茂，他不僅詳細記錄原住民族的織布過程，更附有分解步驟的插圖。從此，他常攜筆記本與畫具深入部落與農村，以素描方式描繪器物、記錄民俗，發展出兼具藝術性與學術價值的民族誌圖像。

陳奇祿曾說：「我喜歡藝術，也喜歡畫畫。每次去原住民部落調查，我一定用素描方式把所有的物質文化標本畫下來……不但畫正面圖，還畫側面、立面和剖面。」

他強調：「我感覺做物質研究，自己能繪圖很重要，有時候用文字說半天可能還說不清楚，一張詳細的線畫即能說地清清楚楚，效果也是照片趕不上的。」無論研究對象是民族器物、傳統藝術或當代工藝，他總能透過圖像細膩呈現其工藝技法、結構形式與文化內涵，這些圖繪也為他日後的民族學研究奠定紮實基礎。

多年後，國立臺灣博物館館長洪世佑表示：「陳奇祿的圖畫不是臨摹，而是對文化的理解。他畫每一件器物，不只是為了記錄，而是要講那背後的社會與記憶。」

早期臺大尚無獨立的人類學系時，文化與民族研究多被納入歷史與社會科學的框架。憑藉他早年的深度田野經驗，陳奇祿逐步推動人類學的發展，積極參與課程設計與學科建置。

到了1960年代，臺大開始設立人類學相關課程與學系，陳奇祿成為該領域的核心推手，專注於臺灣原住民族的物質文化及民族誌研究，著有多部重要學術著作，為臺灣民族學奠定基礎。

他的代表作《Material Culture of the Formosan Aborigines》（臺灣高山族的物質文化），是首部以系統方式介紹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的英文專著，對臺灣學術走向國際舞台意義重大。許多學者至今仍引用這部著作作為田野研究的典範。

文化推手：從學術走進政策現場

在1981年春天，臺灣第一次擁有了專責的國家文化機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簡稱文建會，今文化部）。站在這場歷史轉折點上的，是陳奇祿，一位總是西裝筆挺、神情內斂、為人謙恭的人類學者。他從學術界正式跨入公共政策核心，雖不是典型官僚，卻被賦予了一項從未有人完成的任務——讓文化在臺灣成為國家的事務。

文化，在那個年代仍被視為附屬品，或作為政策宣傳的工具。但在陳奇祿眼中，它是「一個社會的靈魂」，也是「一種能夠讓人民與土地對話的記憶載體」。他接下主委之位時已年逾花甲，但沒有絲毫遲疑。他明白，臺灣需要一套能保存自身歷史與文化的制度，而非任憑時代浪潮摧毀過往的殘跡。

1982年，在他的推動下，《文化資產保存法》誕生，這是臺灣第一部文化資產保護專法。法案通過時，許多官員對「古蹟」與「無形文化」仍然一知半解，他卻始終堅定。他說：「歷史不是死的，是活在人心裡的。」而制度，是讓這份記憶得以延續的容器。

其實，早在文建會成立之前，陳奇祿就已多次介入文化保存現場。

馬以工教授在〈文化日常——陳老師的人生盛宴〉一文中，憶起林安泰古厝的拆除事件。她說：「陳老師是少數學者兼官方人士中，支持我們主張保護的。」這棟位於四維路、建於乾隆四十八年的林安泰古厝，因一角卡在敦化南路拓寬計畫的慢車道上，而面臨拆除命運。消息一出，文化、藝術與建築界紛紛呼籲保存，但當時都市計畫如同聖旨。各界奮戰一年九個月，最終仍敵不過市府「道路必須筆直」的邏輯。1978年，林安泰古厝終究被拆除。這場挫敗，反映了文化保存的艱難與路途漫長。

同樣是在那一年，澎湖馬公天后宮也險些被拆除。建築學者夏鑄九回憶，這場搶救行動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當時陳奇祿尚未擔任政務官，身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卻主動在行政院會議上對時任臺灣省主席林洋港直言：「澎湖天后宮，這個要救下來！」他神情嚴肅地說，自己親眼看到廟前已紮上一根方方的木樁，上頭寫著拆除時辰，甚至連動土典禮都已舉行。情況之緊急，幾乎進入倒數時刻。林洋港當場撥電話到澎湖，下令暫停拆除。

就這樣，一場幾近發生的古蹟滅失，在最後一刻被喊停。這座臺灣現存年代最久遠的媽祖廟，才得以倖存。夏鑄九形容：「在當時，所謂古蹟保存，其實就是一場搶救。」當時整個臺灣社會與政府幾乎沒有古蹟保存的觀念，這場在最後關頭完成的搶救行動，也成為日後推動制度化文化保護的重要實例。

陳奇祿始終認為，文化保存不能只靠個別事件臨機應變，更需要制度化的通盤規劃。

1983年初開始，文建會會同內政部及有關機關、專家學者等，組成「古蹟鑑定專案小組」，展開全國古蹟實地現勘及審查工作。古蹟研究學者李乾朗回憶：「每一次受邀參與的人都不太一樣。但林衡道先生、楊雲萍先生、漢寶德先生、馬以工小姐和我，參與次數最多」前後為時五個月，經過數十次田野勘查，選定了第一級古蹟共十八處，其後再評鑑二、三級古蹟共171處。

辦理完古蹟評鑑，接下來則是古蹟的維修。1983年，彰化道東書院面臨修復困難，陳奇祿親自前往視察。他並不只是走馬看花，而是與專家們討論修復細節，甚至從日本邀請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的岩崎友吉所長來臺技術指導。那一次跨國合作，不僅提升了修復品質，也讓臺灣文化資產修復正式邁向專業化。

不過，保存行動常常意味著與政治現實對抗。臺北市政府曾計劃拆除陳德星堂以擴建學校，陳奇祿得知後立即介入，並致信內政部長吳伯雄，嚴正指出市府逾越職權。他說，這不是「一棟建築」的問題，而是「一段族群記憶」的保存。最終，陳德星堂在1985年被列為三級古蹟而獲得保留。這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次文化價值戰勝開發利益的經典案例。

在文化保存之外，陳奇祿也強調政策必須落地。文建會在他的帶領下，推動各縣市成立文化中心，包括今日的國家兩廳院、宜蘭傳藝中心等，並透過補助計畫支持地方劇團、音樂會與民間文史工作室。他認為，文化不是只存在於博物館或學術論文中，而是來自民間、根源於生活的有機體，應該「長在地方的土壤上」。文化不必一定要精緻華麗，也不必年代久遠，關鍵在於它是否承載民族文化的意義與價值。

他的國際視野也為臺灣打開了新的文化交流窗口。1983年起，文建會主辦了「中華民國國際版畫展」，並配合歷屆國際版畫雙年展，策劃了「臺灣傳統版畫源流特展」、「蘇州傳統版畫臺灣收藏展」等系列展覽。同期，他還舉辦了「明清時代臺灣書畫展」，這個展覽一推出即引起轟動，並迅速計劃在國際上巡迴展出。1985年，他推出了「明清時代臺灣書畫海外巡迴展」，親自率團赴比利時主持開幕，隨後展覽巡迴至義大利羅馬、法國巴黎、西德等地，成功將臺灣的民間美術工藝推廣到國際。

1986年，文建會與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合作舉辦「歷史都市文化遺產保存」研討會，特別邀請日本文化財學者益田兼防來臺訪問，與本地學者進行交流。他主張：「文化保存不能只是孤島式的堅守，而應該是跨越疆界的對話。」

除了跨國文化對話，他也進一步關注文化資產內涵的擴展。文化資產不只包括有形的建築與文物，也涵蓋民俗、語言、祭儀等無形記憶。他重視這些元素在地化的實踐，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計畫，鼓勵居民參與保存在地歷史、編寫社區志。他認為，一個社區要能長出文化的自信，就必須從每個人對自己土地的認同開始。

他的努力，也感染了一代文化人。夏鑄九回憶：「文化資產的觀念是陳先生引進的，我們終於有了國家的文化政策。」他說，在那個幾乎沒有人懂文化保存的年代，「大家被陳奇祿的學者風範所感動，自動幫忙。」

李乾朗則回憶，有一次關於是否保存日治建築的討論中，許多人主張拆除，陳奇祿卻緩緩說道：「凡是不屬於這個時代，且無法再現的，就值得保存。」這句話，讓臺灣的文化保存觀念從線性的國族史觀，走向了包容多元的文化記憶理解。

他的任期沒有留下什麼耀眼標語，也沒有大規模的造勢活動。但他留下的是制度、典範與信念。當我們今日走進歷史街區、欣賞民俗表演、參與地方文化館舉辦的活動時，其實都還走在他當年描繪的文化路徑上。

陳奇祿不是為了文化建設而來，而是為了文化能夠「被理解、被尊重、被活著保存」而來。這樣的人，在政治裡是異數，在文化史上，卻是必要的里程碑。臺灣今日的文化深度，有他的沉默與堅持為基。

後記：溫州街52巷的文化實踐者

陳奇祿不只是一位卓越的學者，更是一位極具藝術氣質的文化實踐者。他的民族學標本插圖兼具學術與藝術價值，筆下精細入微。他也精研書法，筆法沉穩勁挺，氣韻中見內斂節奏感，風格自成一格。尤擅魏碑體，筆勢蒼勁，如鑿如刻，猶如他一生的處世精神——沉著、堅定而不張揚。

他曾為多處公共建築題字，如今懸掛於重慶南路一段122號「總統府」大門上方的匾額，即為陳奇祿所題。筆意之中，蘊含著他對國家歷史與文化的深刻理解與敬意。

長年以來，陳奇祿居住於臺北市溫州街52巷7號日式宿舍，是他在臺灣大學任教時的教職宿舍，也是他擔任文建會主委期間的重要居所。二十多年來，這裡不僅是他的生活空間，也是促成臺灣第一部文化資產保存法誕生的重要基地。

他在此撰寫論文、作畫習字，也常接待來訪的學者、學生與政策制定者。溫州街52巷鄰近臺大校園，步行即可往返，促成師生間頻繁的交流與激盪，使這座老屋成為兼具生活節奏與知識密度的文化場域，也是臺灣學術、文化與政策交會的重要節點。

曾於文復會擔任秘書的邱秀堂說：「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常在陳主委文建會的辦公室與寓所進進出出。主要是當時陳先生身兼文建會主任委員與文復會秘書長的工作....如果陳主委因忙碌無法到文復會批公文，我必須送公文給陳主委批示。」

「所以，我常抱著文復會的公文到文建會，甚至下班後到陳主委溫州街的公館給陳主委批示」

陳奇祿院士（左）擔任文復會祕書長期間，每年舉辦「新春文薈」邀請藝術家現場揮毫。右為邱秀堂。

曾追隨陳奇祿四十年的馬以工教授亦說：「陳老師未任主委前的多年來，我們常前往他台大教職員宿舍請益，喝著師母泡的美味紅茶，聽他說古道今獲益良多。」

她並說：「自命為陳老師的私淑子弟，近四十年的受教，開啟了我的眼界，知道甚麼是好的東西，並不是那些寶光燦爛的珍稀之物，而是與人類進步每一個奮鬥相關的過程。我學到了『常民文化』，如果不保存常民文化，那麼歷史就只是尖峰成就組成的偏見。」這段話，正是陳奇祿文化理念的縮影：文化的價值，不在於它是否精緻稀有，而在於它是否關乎人們如何生活、如何記憶。

陳奇祿之子，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前所長、建築師陳國偉指出：「52巷7號宿舍是家父在各住所當中，最重要的地點。家父於1975年8月到1977年7月任臺大文學院院長，之後開始任職於行政院，直至1990年初因借調年限屆滿，52巷7號宿舍才被收回。」

步入靜謐的溫州街52巷，這裡曾經擁有成排的日式宿舍，建於1930年代，是國立臺灣大學（前身臺北帝國大學）創校初期所建的第一批判任官乙種官舍（註7），至今已有近百年歷史。與52巷同巷的住戶中，曾包括前總統李登輝、臺大中文系教授王叔岷、以及倡議「臺灣島史」並對臺灣史研究貢獻卓著的中研院院士曹永和等人，構成了臺灣學術、文化與政治發展的重要人文地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