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朝騎馬到宋朝坐轎

2026年5月5日
想分享一個很有趣的歷史見聞。
在中國歷史裡，唐朝與宋朝雖然前後相接，但兩個時代的出行風格卻很不一樣：唐朝崇尚騎馬，到了宋朝，士大夫與城市生活中更常見的，卻是轎子與車輿。表面看只是代步方式不同，實際上背後反映的，卻是一整套政治、軍事、文化與權力結構的變化。

唐朝之所以給人一種「騎馬時代」的印象，首先是因為它本身就帶有很強的北朝與胡漢融合背景。自五胡十六國到北朝，再到隋唐，北方民族的騎射文化、軍事傳統與審美風格，早已深深滲入中原政權之中。對唐人來說，馬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一種力量、身份、風度與開放氣質的象徵。無論是帝王將相、貴族官僚，還是上層女性的生活形象，騎馬都顯得格外自然。唐代留下大量仕女騎馬、打馬球、胡服出行的圖像，本身就說明了那是一個對馬匹極有親近感的時代。

而且唐朝的尚馬風氣，也與帝王個人趣味密切相關。唐太宗李世民本身便極愛馬，死後更有著名的「昭陵六駿」，把六匹戰馬刻成石刻，作為陪伴帝王功業的象徵。這不只是個人感情，更是一種政治美學：馬匹象徵的是征戰、開疆、武功與君主威望。當一位開國與定國之君如此重視馬，整個社會自然也更容易形成崇尚騎乘與愛馬的風氣。

更重要的是，唐朝有支撐這種文化的現實基礎。馬不是單靠審美就能普及的，它背後需要的是軍事力量、疆域控制與產馬地的支持。真正優秀的戰馬，多來自西北與草原地區，而不是中原農耕腹地。唐朝疆域廣大，對西北與邊地有相當控制力，加上國家本身軍事外向，才能讓馬匹既是軍事資源，也是社會風尚。

但到了宋朝，情況開始改變。
宋朝不是突然不喜歡馬，而是整個國家的結構已不再像唐朝那樣，足以支撐「騎馬是一種普遍風氣」的社會面貌。

首先，宋朝長期面對北方政權壓力，在軍事上始終缺乏對優質產馬地的穩定掌握。燕雲十六州、西北邊地等關鍵地區的得失，直接影響了馬匹供應與騎兵發展。這令宋朝在戰略上常處於缺馬、缺騎兵優勢的局面。馬在這種背景下，自然更傾向成為國家要緊控的戰略物資，而不是民間容易普及的日常交通工具。

其次，宋朝的政治文化明顯轉向文官主導。
所謂「重文輕武」，不只是口號，而是整體政治秩序的氣質變化。唐朝尚有濃厚的武功、邊塞、豪氣與開拓性格；宋朝則更強調文治、秩序、禮法與士大夫治理。於是，對上層文人而言，坐轎不只是舒服，更是一種更合身份、更合禮制的出行方式。它象徵的不是馳騁，而是穩定；不是尚武，而是斯文；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內治理。

再者，宋代城市生活本身也跟唐代不同。
唐長安雖然宏大整齊，但宋代的汴京與後來的臨安，則是高度商業化、人口密集、街市繁忙的都市。這種城市空間更講究日常流動、巷陌穿行與市井便利，轎子與車輿比騎馬更適合在這樣的都市環境中活動。換句話說，宋人不只是文化上偏好轎，更是整個城市節奏都在推動轎子成為更實用、更體面的選擇。

因此，從唐朝騎馬到宋朝坐轎，真正改變的從來不只是交通工具，而是整個時代的精神氣質。唐朝的馬，代表的是一個對外擴張、軍事強盛、尚武而開放的世界；宋朝的轎，則代表一個文官化、城市化、秩序化而內斂的世界。

如果再往深一層看，這甚至也反映了權力結構的改變。
唐朝的政治文化，仍保留某種君臣之間相對接近、帶有共治色彩的氣氛；到了宋以後，皇權與官僚體制愈來愈精密，君臣距離、禮儀秩序與權力象徵也愈來愈被制度化。從尚馬到乘轎，背後隱含的，不只是軍事實力的變化、文武地位的變化，也是朝廷如何重新安排權力、身分與秩序的一種表現。

所以，若只把「轎車代馬」理解成生活習慣的改變，其實看得太淺。
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一個朝代選擇怎樣出門，往往就是它怎樣理解自己。

唐朝騎馬，不只是因為馬快；
宋朝坐轎，也不只是因為轎舒服。
那是兩個時代對力量、體面、身份與統治方式的不同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