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达姆弹到铁皮封条：三十多年未变的“人民民主专政”》

37年前的那个初夏，长安街上的56式步枪枪声与坦克内燃机的咆哮，不仅撕碎了北平宁静的夜，也在共和国首都的心脏地带，划下了一道无法愈合的历史创口 。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国家暴力机器以前所未有的烈度介入了一场本属于和平抗议的社会运动，彻底终结了整个八十年代的自由化浪潮 。几十年来，官方的教科书和政治宣传里永远写着“人民军队为人民”、“军民鱼水一家亲” 。但这恰恰是历史上最荒诞的一幕：当正规野战军将真枪实弹对准自己的国民，当坦克的履带毫不犹豫地碾向那些呼吁反腐败的躯体时，这支军队保卫的究竟是哪门子“人民”？它要歼灭的又到底是哪路“敌人”？

关于这场历史悲剧的来龙去脉，以及执政党在其中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历史责任，学界与民间早已有了充分的讨论 。正如伏尔泰那句名言所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保留自己对责任归属的评判 。因此，本文无意再去重复那些宏大的责任定性辩论 。作为一名后六四时代的旁观者，我更想探讨的是潜藏在“暴力清场”表象之下，那套至今仍在精密运转的权力逻辑 。我之所以有这种切肤之痛，是因为我也是另一种“人民民主专政”的亲历者——在Covid-19爆发期间，我正身处风暴的中心武汉，经历了长达数月的极端封控 。很多人以为1989年的悲剧是一段已经被尘封的特殊历史，但真的是这样吗？当你亲历过以“防疫”为名义的绝对权力，是如何像碾死蚂蚁一样轻易剥夺个体的生存权与尊严时，你就会明白：从三十多年前木樨地呼啸的子弹，到三十多年后武汉街头焊死居民小区大门的铁皮，那股将普通人视作维稳筹码与代价的统治逻辑，这三十多年来，有过一丝一毫的改变吗？

1. 谁是人民，谁又是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法理上，这似乎为“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了无可辩驳的基石。但现实中，最黑色幽默的政治悖论恰恰在于：究竟谁才配算作“人民”，谁又随时会被打成“敌人”，这个词汇的最高解释权，却永远垄断在当权者的手中。

回顾中共建政以来的政治运动史——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到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再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国家机器维持统治最核心的技术，就是不断地进行“阶级划线”与政治定性。通过栽赃陷害、罗织罪名乃至沿用千百年的文字狱手段，官方刻意制造社会撕裂，将某一个特定群体孤立并定义为“反动派”或“阶级敌人”，进而煽动大多数民众对这一“异类”群体进行残酷迫害。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这种依靠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内部仇恨来巩固权力的统治术，在极权体制和民众没有独立思考的背景下屡试不爽。

为什么这套屡试不爽的把戏突然玩不转了？由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自由主义的思潮吹到了各行各业， 曾经一开始被封建主义奴役，紧接着被共产主义奴役的普通人们和学生，第一次接触到了来自西方世界的各种商品的同时，也接触到了其中所包含的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因此从西单民主墙开始，社会运动和思想解放开始频繁出现；同时这个时代又处于传统教条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其实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专政的名义主体之一 —— 工人 成为了这场变革中的重要主角，一方面，伴随着所谓解决低效、扩大总供给的宏大叙事，共和国曾经的“长子”——产业工人，却悄然沦为了被抛弃的代价 。举例来讲，我的外公外婆就是共和国国企工人的典型，那时，他们被迫由“终身保障”转化为“合同劳工”，如果不愿接受这个安排，就要买断工龄，意味着为了工厂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付出的青春，心血和健康将会变成“半匹红纱一丈绫”；但是如果不接受，他们就得接受极不平等的劳工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在厂里绩效不好时一分钱都拿不到，失去原有的保障待遇。另一方面，在这场运动中，厂长领导们，在这场充满官僚主义色彩，并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中，由于80年代初期的“厂长负责制度”，厂长获得了绝对的权力，与工人阶级的差距越来越大，该制度让厂长得以轻易决定工人的奖金分配、岗位调动甚至去留，工人从体制内的“共同体成员”实质上降级为了被管理者和雇佣劳动者， 也让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领导”沦为了最大的笑柄。 工人们深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巴黎公社实践与现实中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系统性剥削形成了强烈反差，让他们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因此，回看六四的处理过程，除了有党内高层开明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之外，一个迟迟不敢像往常一样，划出一个所谓“反革命群体”的原因就是，这发”精确制导导弹”在整个浪潮之下，竟然失去了锁定目标的能力：因为当全国数千万的市民——从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到国企的产业工人，从知识分子到新闻记者，甚至连国家机关的干部都走上街头，共同喊出“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的诉求时，你还能把谁孤立成“一小撮”？你还能煽动哪一部分“人民”去攻击另一部分“人民”？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其实，六四中死伤最大的从不是学生，而是工人。一方面，工人相对于学生来说，有着更强的暴力斗争性和当家作主的意识；这里必须提及，解放军的伤亡，主要就来自北京外围与工人市民的对抗，在学运领袖刘晓波的回忆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当中就有所提到：“有民众说：我们抓住过两个戒严部队的大兵，把枪弄来了。 ”“两个学⽣急匆匆地找到我，对我说：“那边有两个⼈架⼀挺机枪，准备和戒严部队拼命，谁也劝不动 他们，谁靠近机枪，他们就要谁的命。刘⽼师，只有你去劝了。”我跟着两个学⽣来到纪念碑最上层的⻄南⾓。果然⻅两个市⺠模样的⼈：分坐在⼀挺重机枪的两边，机枪上蒙着⼀副棉被，枪⼝和枪把露在外⾯。他俩每⼈⼿拿⼀根铁棍，交叉着放在枪上。”且影像有记载两名解放军战士被愤怒的以工人为主导的北京市民泼洒汽油焚烧致死之后，尸体被挂在天桥上示众。政府出于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心理，对于工人市民下手的狠辣程度远高过学生。第二个层面是政治考量，80年代的东欧正处于剧变的前夕，波兰的“团结工会”刚刚颠覆了政权，柏林墙摇摇欲坠 。且同时，处于风暴中心的北京工人，坚信命运应当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发成立了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因此，中共高层对此极度警惕，他们认为工人一旦觉醒并建立独立组织，就是动摇“无产阶级专政”执政根基的致命威胁。因此，在后来的镇压和后续处理中，政府对“工自联”领袖和参与暴力抗争的工人（官方称之为“暴徒”）的镇压、判刑力度，远远残酷于对大多数学生领袖的惩罚。许多工人在事后被秘密审判、许多人受到极刑惩罚。

综上所述，六四运动标志着官方试图用意识形态操控来分化民众的传统手段彻底失效；而在经济转型中利益受损、随后自发组织反抗的工人阶级，因触碰了中共最敏感的政权底线，成为遭到最残酷政治清洗与镇压的群体。

2.暴力的脱轨：反人类的武装清场与“缺乏经验”的谎言

 根据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中多位难属的口述史，以及叶伟航母亲的回忆：“这时有一位大学生从前方捡回来一把子弹，我找他要了两颗，其中一颗很长，约10cm;另一颗形似一颗扁圆的小灯笼，后来听说叫‘炸子’。”戒严部队在镇压中大量对平民使用了国际公约明令禁止的“开花弹”（民间俗称“炸子”）。这种子弹击中人体后会炸裂，导致“膀胱被炸成几片，骨盆处被炸出一个大洞”。十几年后，当年负责北京301医院抢救工作的蒋彦勇医生在公开信中，以专业医疗记录证实了伤员遭到“达姆弹”射击的情况，这与遇难者家属的证言形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闭环。不仅如此，《疯狂的坦克》与幸存者方政等人的亲身经历，更是为六部口惨案中，坦克从背后蓄意碾压已经遵令撤离、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提供了血淋淋的铁证；而遇难者吴国锋手心中那道死前死死攥住刺刀的勒痕：“在吴的双手手心，有被刺刀勒过的伤痕，那是吴国锋在被刺刀刺下的那一刻用尽所有力气抢夺刺刀。可以断定，吴最初虽连中数弹，却并没有立即死亡。”，则记录了这场杀戮的残暴与决绝。

比使用禁用武器更令人发指的，是对人道主义救援的阻断。《日内瓦公约》第一和第四公约明确规定，“医疗人员与单位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绝不能成为攻击目标”。然而，在清场之夜，戒严部队不仅无差别射杀正在抢救伤员的医护人员，更下达了违背《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冷血指令。根据王建平难属的回忆，急救中心的大夫无奈地承认：“上面有命令，老百姓不让治，只能给当兵的治”；而在张先玲女士对儿子王楠遇难过程的追溯中，面对失血休克的学生，戒严部队的少校军官不仅拒绝医生将其抬出抢救，反而蛮横地威胁：“不准抬出去，你们也快走，否则都抓起来！”

这就让人不禁要问了：事后，许多高官在国际外交场合面对质询时，总是用一句轻飘飘的“我们对处理这种问题缺乏经验”来搪塞。缺乏经验？连1976年王洪文动用民兵，公安部队镇压“四五运动”时，都知道只用木棍和皮带，没有造成一人死亡。怎么到了你们手里，就变成了重型坦克碾压人群的六部口惨案？这叫缺乏防暴经验？

请问，对越自卫反击战里，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外国正规军都被禁止使用的“开花弹”、“炸子”，怎么就成建制地配发给了开进首都的野战军？这种不可能在战场上出现的反人类武器，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用达姆弹把本国学生的骨盆炸碎，开枪射杀正在抢救伤员的白衣天使，甚至用逮捕来威胁医生放弃抢救——请问，这支军队的“经验”，究竟是从哪本反人类的教科书里学来的？！是缺乏防暴经验，还是打心眼里就把这当成了一场以彻彻底底的肉体消灭为目的的歼灭战？！

从六四的特殊性来讲，当共产党政府无法刻意制造阶级，被强行划分出的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对立，无法煽动“多数人的暴政”；且对于人民，敌人的划分失去效果的时候。此时独裁者们能做的，就是用赤裸的，血腥的暴力和恐怖迫使所有早已经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民噤声了；这一行为在心理学上从“认知操控”退化到了最原始的“行为强制”——通过大规模的暴力清场与事后残酷的政治大清洗，国家机器生生切断了人与人之间基于道义建立的联结，将原本团结在一起的市民、工人和学生，重新打散成一个个孤立无援的个体。履带碾碎的不仅仅是广场上的帐篷，更是八十年代刚刚萌生的“何以为人”的价值。

这就完成了极权统治最阴险、也是最彻底的一步——将中国强行退回“原子化社会（Atomized Society）”。 在这个社会结构里，工自联被剿灭了，学生自治会瓦解了，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与纽带。没有了中间的社会组织，剩下的就只有庞大、冰冷、武装到牙齿的国家利维坦，去面对一个个孱弱且充满恐惧的个体原子。

在完成了肉体与社会的双重碾压后，统治者开始娴熟地操弄起第二重控制：“偏好伪装（Preference Falsification）”。他们根本不在乎人们内心是否真的相信共产主义，他们只需要人们表现出绝对的服从。极权体制通过将“谈论真相”的代价提升到剥夺自由、甚至剥夺生命的绝对高度，强行扭曲了全社会个体的“效用计算（Utility calculus）”。为了免受严酷惩罚而活下去（将 Reputational/Survival utility 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人们被迫咽下了那份说出真话、保持内外一致时所带来的尊严与心理满足感（放弃了 Expressive utility）。

换句话说，恐怖的镇压剥夺了人作为人最基本的底线，它逼迫每一个了解事实真相的亲历者不仅要对那场屠杀绝口不提，甚至为了自保，还要在公开场合跟着权力一起合唱，展现出与自己内心截然相反的虚伪立场。

这就极其可笑，也极其悲哀了！一个号称“历史选择、人民拥护”的执政党，维系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居然是依靠全社会的集体撒谎与集体失忆！ 如果你们真的相信自己是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真的相信自己代表了历史的正确方向，那你们究竟在怕什么？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哪怕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一只点燃的蜡烛、互联网上一个隐晦的代称，甚至一张连字都没写的白纸，都能让这个拥有几百万正规军的庞然大物如临大敌、瑟瑟发抖？你们用坦克和机枪堵住了人民的嘴，逼着所有人在枪口下伪装出岁月静好的模样，然后指着这片死寂的土地说：看哪，这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心愿！这世上，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怯懦的自欺欺人吗？！

3.后六四时代——维稳政策中平凡之恶的一脉相承

如果把视角从国家对整个事件的封锁和漠视，拉回到幸存者或受难者家属的身上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与他们更直接打交道的基层机关往往会基于上层的旨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执行，甚至根据人性中欺软怕硬的一面，对本处于underprivileged group的人们实施更残酷的，贯彻各个方面的迫害；这种迫害的本质，是让被迫害者成为一个孤岛，陷入政治性抑郁（political depression)中，从而达到控制少部分亲历者和这个事件之情者的目的。

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人类反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

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存在，恰恰为受到迫害的原子化的受难者个体提供了连接的纽带；而且更大的意义是，他们对真理与博爱的追求，用当权者无法镇压的方式（因为真理和博爱的范围太广泛了，如果当局否定了追求真理与博爱的合理性，那必然会引起学生对于被共产党塑造出的英雄，如雷锋，罗盛教的行为的怀疑当中）

她们不仅是在追问责任的归属，更是在向整个社会发出振聋发聩的质问：无论出于何种政治目的，这种将人异化为工具、肆意剥夺人性的镇压，真的能换来长治久安吗？

历史很快就给出了答案。几十年后，一场名为Covid-19的疫情宛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让当年仅仅针对异见人士和受难者家属的“平庸之恶”，以前所未有的烈度，无差别地降临到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头上。

在这场所谓的“抗疫战”中，我们看到了历史逻辑的完美复刻，我作为武汉人无权评判封控这个行为本身的对错，但是我看到：从借用“隔离”的名义，用运猪的敞篷车将异见者拉走；到基层官吏层层加码，利用铁皮和封条将本该治病救人的医生死死锁在小区里；再到无数身患基础疾病的普通人，在“没有社区指令不准放行”的死命令下，在无尽的等待中悲惨离世。当权力不再受到法治与人性的制约，当“服从上级指令”成为唯一的生存法则时，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基层网格员、每一个大白，都成为了当年那个在南长街路口拔枪威胁医生“不准抢救”的少校军官的翻版。

但权力的狂妄，最终必然走向荒诞的自我吞噬。在这场后期层层加码的封控中，发生过一件让人毛骨悚然，却又充满着荒诞和黑色幽默的真事：两名被派去执行巡逻任务的警察，竟然被小区里一个小小的保安死死扣押。任凭警察出示了所有合法的官方证件，保安依然蛮横地拒绝放行，理由只有一个——“我没接到社区的指令！” 最后，居然是公安局亲自出动警力，强行将保安带离，才把自己的警察给“救”了出来。

这就极其可笑，也极其发人深省了！你们以为给基层发一把维稳的尚方宝剑、赋予他们践踏法律的特权，就能把老百姓死死地按在地上摩擦？结果呢？当这套不受任何制约的微观专制机器一旦全功率运转，它根本六亲不认！连国家暴力的正规军——警察，都能被一个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保安困死在小区里！三十年前，你们可以用野战军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三十年后，你们刻意煽动、培养起来的这套极权体制，已经开始毫不留情地反咬你们自己！当一个政权必须依靠激发人性中最阴暗的恶、必须用悬置一切法律的“紧急状态”来维持绝对控制时，这把沾满平民鲜血和泪水的维稳双刃剑，离刺穿你们自己的心脏，还有多远？

4.没有人想要做别人的筹码，可总得有人牺牲吧？——对于民主，改革的一点想法

无论是东欧剧变，还是台湾，韩国的民主化运动，都会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个人对于民主化的努力，往往得顺应政府本身意图实施民主化的潮流，或者政府对于社会的干预有了极大的减弱（以东欧前华约国家为例，当时的苏联已经自身难保，无暇顾及扶持的傀儡政权）时才会变得有意义。尽管媒体们会宣传，没有极个别人的牺牲，就没有民主的今天。但就以台湾为例，蒋经国政府由于与美国的紧密关系，在冷战两极对立达到巅峰、美国迫切想要向全世界宣扬自己的民主价值时，受到美国的授意才开始放松社会管制直到最终解除戒严。基于这个政治背景，美丽岛事件中民主斗士们用自己入狱来唤醒人民的抗争，后续郑南榕为民主而献出生命的努力，才会在一个相对开明的社会环境当中被人民所记住，发扬和传承。

把目光拉回到1989年的中国吧，沉重的事实是：当时的中共高层绝无可能放弃一党专政的绝对权力，而党内主要话事人邓小平更倾向的是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同时，党内呼吁政治改革的领头羊胡耀邦早已在86学潮中失势，此时的保守派不仅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占据统治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掌握着足以控制一切的国家暴力机器。这些前提，给六四的民主化诉求早已提前判了死刑。

尤其是当讨论天安门方案的投票中开明派代表乔石弃票，保守派以3：2通过镇压方案，赵紫阳被罢免之后，学生们意识不到这点吗？其实不然，因为有许多遇难者，有记载的就如牺牲的高中生，丁子霖的儿子蒋连捷和张先玲的儿子王楠，都是在6月3日晚上，民主运动失败已经成为定局的时候上的街。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得知了戒严部队动用致命武力的消息，但仍希望用自己的努力，保护还在广场坚守的大学生同学；在此之前，不少人都留下了遗书，其中最令人动容的便是叶伟航在纪念刘和珍君旁留下的那张纸条，上面写着：“应微笑面对生活，无论结果如何”。排除广场上撤退时造成的死伤之外，不少死难学生，如严文，叶伟航，包括《记者的良心》中提到的张汝宁都是在记录历史重要节点的拍摄录像过程当中牺牲的。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运动的策划，更无意去颠覆什么政权。在那个充满血色的恐怖之夜，他们迎着达姆弹和坦克的履带逆行，仅仅是为了去保护广场上那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同学。他们不是任何政治势力的筹码，他们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这个民族守住了最后一点没有被碾碎的良知。

在后六四的三十多年里，当权者试图用经济的高速发展来掩盖这场屠杀，试图让人们相信：那是为了换取国家长期稳定和繁荣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这种将人命视作耗材的“宏大叙事”，是何其的残忍与短视。因为没有宪政与法治作为基石的繁荣，永远只是沙滩上的城堡。后疫情时代封控的悲剧已经无情地向我们证明：当权力不受制约时，那个今天可以赐予你经济红利的利维坦，明天就可以用一张红码、一块铁皮，合法地剥夺你的财产、自由乃至生命。 只要那台隐蔽的专制机器还在运转，1989年的枪声就从未真正停止，它只是换了一种更日常的方式，继续在我们的生活中回荡。

那么，这个饱受创伤的共和国，究竟该走向何方？

不可否认，在一个缺乏公民教育、民族与社会矛盾被长期高压掩盖的国家里，试图通过暴力的底层革命来实现民主，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情。那极有可能让我们陷入“多数人的暴政”，甚至重蹈南斯拉夫分崩离析的覆辙。为了避免这个社会付出更惨烈的流血代价，我们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艰难的宪政法治教育与以人为本的制度改革。我们需要用法律的准绳去驯服权力的野兽，用公民的觉醒去对抗体制的洗脑。

这种抗争注定是漫长且充满牺牲的。我们作为清醒的旁观者，或许会哀叹那些先驱者为了一个似乎遥不可及的理想，为家人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悲痛是否值得；但转过头，我们又都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由他们的抗争与鲜血换来的那一点点社会进步。切·格瓦拉曾说：“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我们曾经来过。” 当权者后来对腐败的忌惮、对某些社会诉求的让步，无一不是建立在对那场流血运动的恐惧之上：在邓小平把最高权力移交给江泽民之后，除了对于六四的平反之外，工人，学生们的其他诉求，比如打击腐败，反对厂长一言堂等，都通过精益生产等方式变相的得到了解决。

民众们固然没有颠覆自己政权的危险，但是诉求得不到解决的话，更多的政治运动也会让整个国家元气大伤。

在那场风暴中，为捍卫历史的真相而上街记录的中学生王楠在赴死前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遗言：“学生运动从来被人利用，但学生运动是激发社会的动力……” 今天，我想为这句残缺的话补上最后的注脚：即使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即使要面对权力的绞杀与历史的抹除，他们依然是这个麻木国家里最纯粹的火种。

我想用《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一首小诗,送给所有为追求进步而付出的学生，也是献给未来的自己：

“子弹打不下春苗般的生机

铁幕下的种子徒生些抗力

应声站起来新时代的勇士

高塔般竖立在我们的土地

什么力也瞬灭不了火炭般的眼睛

什么声也遮蔽不住愤怒的吼声

烟火里孕育着复兴的幼芽

自由要从斗争里来争取

鲜血培养起自由之花

我们要在暗夜竖立火炬！”

 那个日子正在岁月中逐渐远去，但历史的底稿绝不能由刽子手来书写。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温痛觉、拒绝遗忘，不仅仅是为了缅怀，更是为了在无尽的黑夜里互相确认：我们绝不与这平庸的恶和解。

愿真相永不被埋没，愿所有在这片土地上为自由与尊严死难的灵魂，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