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碎片 | “积极乐观”如何制造了金融危机
书籍：Bright-sided: How Positive Thinking Is Undermining America
作者：Barbara Ehrenreich
章节：第7章：How Positive Thinking Destroyed the Economy读书碎片 #069
以下内容来自阅读中的随手记录，思想在这里被暂时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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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金融危机，人们通常认为问题出在三个地方：普通借款人的金融知识不足、银行家的贪婪、监管的失败。
但在《Bright-Sided》这本书中，作者Barbara Ehrenreich提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问题只是无知和贪婪，那么为什么那些掌握着数十亿美元、拥有专业分析师和风险管理部门的金融精英，也会相信同样荒谬的幻想？
次贷借款人的错误判断，与金融机构所承担的风险根本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一些涉足次贷业务的金融公司，其债务与资产的比例高达30比1。他们拥有海量市场数据、专业的风险模型、庞大的分析团队，以及足以支撑复杂决策的金融资源。他们依然相信房价会持续上涨，违约风险可以被控制，市场会继续奖励他们的乐观。
Ehrenreich认为这不是信息不足，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积极乐观、崇拜直觉、拒绝坏消息的商业文化，已经吞噬了金融行业。金融危机的真正可怕之处，并不在于普通借款人的无知，而在于那些掌握着万亿资金的华尔街精英，竟然也是这套“精神传销”的狂热信徒。
正向思考如何入侵企业管理
正向思考最初只是励志书和推销员的话术，但到了20世纪末，它已经进入了美国企业管理的核心，改变了美国企业对于“什么才算一个好管理者”的想象。
传统经理人的职责是分析风险、收集信息、预测问题，在不确定中做出审慎判断。但在新的管理文化中，成功管理者的形象变了：Ta应当有魅力、有激情、相信自己、向团队传递信心。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似乎应该永远充满信心；一个总是在提醒风险、提出疑问的人，则很容易被视为缺乏远见、缺乏魄力。
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前总裁Joe Gregory就是这种管理文化的典型代表。
Gregory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大写的“感觉者（Feeler）”。相比复杂的分析和风险评估，他更相信自己的感受。对于一个掌管着庞大金融机构的高管来说，这种管理方式尤其危险，因为金融业恰恰需要依赖大量数据、模型和风险分析来判断那些肉眼无法直接看到的风险。
在另一位雷曼高管口中，Gregory甚至被称为“直觉先生”。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扬：“相信你的直觉，相信你的判断，相信你自己。”在他看来，基于这种自我信任做出决定，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能力。
这种对直觉的盲目崇拜发展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据一位分析师透露，有时Gregory的直觉甚至会让雷曼决定“做出与分析结果完全相反的行动”。
雷曼的悲剧不只是某一个人的误判，而是这种企业文化的必然结果。当分析风险的人被边缘化，传递信心的人被奖励，公司就失去了与现实保持联系的能力。这种反智主义最终将雷曼兄弟推向了破产深渊。
正向文化如何制造集体幻觉
Countrywide是美国最大的抵押贷款公司之一，也是次贷危机中最激进的参与者之一。它把对房地产市场的乐观推向了近乎信仰的程度。
Countrywide的CEO Angelo Mozilo甚至曾经获得霍拉肖·阿尔杰奖（Horatio Alger Award）。这个奖项表彰那些通过勤奋、毅力和个人奋斗实现美国梦的人，而Mozilo获得这一荣誉时，官方对他的评价正是：他证明了“努力工作、决心和正向思考是成功实现美国梦的关键”。
这句话放在2004年听起来像典型的美国成功学。几年之后再回头看，却充满了讽刺意味：正是这样一位被誉为“美国梦”典范的人，领导着一家在房地产泡沫中承担巨大风险的金融公司。到了2008年初，Countrywide的股价已经暴跌，Mozilo却依然被媒体描述为保持着“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哥伦比亚商学院的一位金融学教授指出，像Mozilo这样把自己一步步带入困境的人，往往是“自我催眠的高手”。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优秀的推销员，是因为他们首先成功说服了自己。由于太久没有经历过违约，他从心底里不相信违约会发生。
Countrywide内部甚至形成了一套极具仪式感的“积极正向文化”。公司前高级副总裁Adam Michaelson将这种文化称为“woo”，并认为其中带有“近乎邪教的行为”。员工不断击掌，接受励志演说家的鼓舞，在集体活动中高声欢呼“woo”。公司需要的不只是员工完成工作，而是让所有人进入一种高度兴奋、充满信心的心理状态。
这种文化的危险之处，在于它逐渐消除了“负面情绪”和现实判断之间的区别。
担忧风险的人，不再只是持有不同观点的员工；他们开始成为破坏团队气氛的人。提出怀疑，也不再只是一次专业上的风险评估，而可能被理解为缺乏信心、缺乏热情，甚至缺乏对公司的忠诚。
2004年，当Adam Michaelson开始质疑“房价会永远上涨”这一基本假设时，他得到的回应是：“你知道吗？你担心的太多了。”
当乐观成为组织价值观，悲观就不再是一种观点，而成为一种道德缺陷。
任何指出现实的人都会成为问题
Countrywide的“Woo”文化并不是孤例。在整个金融行业，乐观已经不只是个人心态，而是一种组织忠诚测试：你相信房价永远上涨，那你就是“自己人”；你提出风险，那你就是“问题”。
商业作家Michael Lewis在寻找那些曾经预见金融危机的内部人士时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就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但他们所在的公司却认为是他们态度有问题，太过于悲观。
瑞士信贷的分析师Ivy Zelman就是其中之一。她准确判断了房地产的泡沫，并持续警告市场可能出现严重下跌。她的悲观判断逐渐“疏远了客户”，因为客户想听到的是市场会继续上涨，而不是房地产泡沫即将破裂。
另一位银行业专家Steve Eisman因为给垃圾公司打出“卖出”评级而遭到批评，也曾被要求表现得“更乐观一些”。但在Eisman看来，分析师的工作就是判断风险，而不是维护市场情绪。他后来直言描述当时的行业氛围：“任何表达负面情绪的人都会被赶出去。”
最具悲剧色彩的案例发生在雷曼兄弟。
2006年底，雷曼兄弟房地产部门负责人Mike Gelband已经开始对房地产市场感到不安。在一次奖金评估中，他直接向CEO Richard Fuld发出警告：“世界正在改变……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商业模式。”Fuld的反应是立刻解雇了这个“不合群”的人。仅仅两年后，雷曼兄弟破产。
这种排斥异见的机制甚至延伸到了政府监管体系。2003年，负责监管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政府官员Armando Falcon发布报告，警告这两家抵押贷款巨头财务状况危险，可能导致全面的金融崩溃，结果白宫竟然试图解雇他。
CEO生活在自己制造的信息茧房里
当所有敢于说真话的人都被清除后，留在金字塔顶端的高管们就彻底陷入了危机管理专家Eric Dezenhall所说的“泡沫症（bubble-itis）”中。
由于下属们只敢带来好消息，高管们听不到任何真实的报告，一位亿万富翁CEO甚至抱怨自己是“世界上被骗得最多的人”。
在雷曼兄弟的末期，环境变得极其封闭。Joe Gregory把材料包装得让选择看起来显而易见，执行委员会根本无法提供任何制衡力量。
因为高管相信公司没有问题，下属就倾向于报告“没有问题”；因为下属不断报告没有问题，高管就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正确。每一轮反馈都在强化上一轮的信念，直到这个系统与外部现实之间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缝。
Steve Eisman对这种高管心态给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诊断：“对冲基金病”，并认为它应该被列入精神疾病诊断手册（DSM-V）。它的症状包括狂妄、自恋和极端的唯我论。
这种心态的危险之处，在于财富和权力会不断强化一个人的自我确信。
如果一个人身价5亿美元，连续多年都被证明是“成功人士”，身边又有一群人不断告诉他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他为什么还会相信自己会犯错？
高管们本想用“正向思考”的成功学来压榨底层员工，结果他们自己却深信不疑，最终带着几万亿美元的养老金和储蓄，一同在他们亲手吹起的金融泡沫中灰飞烟灭。
危机之后，正向思考被用来谴责受害者
如果金融危机证明了正向思考的破产，那么这套意识形态本应随之退场。但事实恰恰相反。原因在于，正向思考有一个极其有用的社会功能：它让失败者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而不是追问系统责任。
这也是正向思考最强大的地方之一，它总能把失败解释为个人心态的问题。只要你相信自己、保持积极、调整心态，你就仍然可以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Ehrenreich指出，正向思考往往在逆境中更加繁荣。大萧条时期，Napoleon Hill的《思考致富》（Think and Grow Rich）成为畅销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经济越是不确定，人们越渴望相信，只要自己的思想足够积极，个人依然能够掌控命运。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套逻辑再次发挥作用。
当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失去工作、房子和医疗保险时，那些长期贩卖“积极心态”的人并没有认真追问：为什么一个金融体系会制造出如此巨大的灾难？为什么风险集中在普通人身上，而收益长期流向金融机构和高收入阶层？
他们提出了另一套解释：不要把自己看成受害者。
繁荣福音（prosperity gospel）尤其体现了这种逻辑。这是美国基督教内部的一种教义，认为如果你信仰虔诚、保持积极心态，那么你在现实生活中就能享受财富与健康；如果你贫穷、生病，在某种程度上会被视为这是你信仰或心态不够坚定的结果。
繁荣福音牧师Joel Osteen和妻子曾登上Larry King的全国电视节目。面对那些因为经济危机失去工作、房子和医疗保险的人，他们给出的建议却是：不要把自己看作“受害者”。即使一扇门关上了，上帝也会打开另一扇门。
这种话语的真正作用，是直接剥夺了受害者表达愤怒、追究责任的权利。一个人一旦被要求不要把自己看成受害者，就很难继续追问：是谁造成了我的损失？谁应该承担责任？为什么我需要为一场由金融机构和监管体系共同制造的危机承担全部后果？
成功学大师Tony Robbins给出的答案更加直接。
在《今日秀》（Today Show）上，他告诉观众，即使在最糟糕的灾难中，也总有人能够成为赢家。他举出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者”John Templeton的例子：Templeton正是在市场崩溃的时候赚到了大部分财富。
他的潜台词是：哪怕只有一个人能在崩盘中发财，你们这些破产的人就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抱怨。如果你失去了工作、房子和积蓄，那是你个人能力或心态有问题。
正向思考在这里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责任转移。他们将经济崩溃的责任，从华尔街的贪婪和次贷泡沫，推卸给了普通民众的“悲观情绪”。
《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公然断言：“正是人们不断地说坏话，才让我们落到了现在的地步，把疲软的经济变成了糟糕的经济，甚至要把衰退变成萧条。”
按照这种逻辑，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也就变得异常简单：停止说坏话。不要理会那些说你盲目乐观、天真甚至愚蠢的人，继续充满信心地向前看。
甚至连Ehrenreich自己的股票经纪人都在危机期间感叹：“要是人们能走出悲观情绪，再次开始购物消费就好了…”
这里出现了一种近乎荒诞的因果倒置。
人们不消费，是因为失业、收入下降、房屋被法拍、养老金缩水；经济不景气，又进一步导致企业裁员和消费下降。但在正向思考的逻辑中，因果关系却可以被重新排列：经济之所以糟糕，是因为人们缺乏信心；人们之所以失去工作，是因为经济缺乏信心；所以大家真正需要做的，就是重新保持积极。
Ehrenreich指出，当正向思考发展到这一步时，它已经不再是“自我提升”的工具，而是变成了一种精神控制的手段。它不仅强迫你在被剥削时保持微笑，还让你相信，正是因为你的笑容不够灿烂，才拖垮了整个国家的经济。
金融危机最荒诞的地方在于，制造泡沫的人告诉所有人：相信未来。泡沫破裂后，他们告诉受害者：不要抱怨，继续保持积极客观。
同一套意识形态完成了两个任务：繁荣时期，它让权力者忽视风险。危机时期，它让普通人接受后果。
Ehrenreich不是拒绝乐观，而是拒绝一种把乐观变成义务的文化。当一个社会要求所有人保持乐观，却惩罚提出问题的人时，乐观就不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成为逃避现实、转移责任的政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