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天，打开一张层叠的台湾

2019年8月起，在日渐紧张的关系中，大陆赴台个人游被暂停；随着疫情的席卷，团队游也停滞，交换学习几乎成了普通人前往台湾观光游览、短暂生活的唯一方式。①但赴台交换的重启也不容易，确定了交换人选后，学校港澳台办公室的老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在你们坐上飞机之前，都不能有百分百的确定性。在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交换能否成行，取决于合作高校是否审核通过、是否能获得大陆省（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的批准并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的应邀签注。

最终，是两张纸搭起了跨海峡的大桥：赴台批件和入台证。入台证上严明规定的许可停留期限为134天，时限恰好截至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2024年1月13日）的前一天。四个多月的时间，我借由台北和政大为据点，密集地出游，感受当地的生活，渐渐地它从地图上扁平的东南角，变成层层叠叠的台湾。

低门槛日常

九月的台风给生长在山上的政大带来一阵一阵的雨。抵达台北的头两周，我就被学校里密集的市集砸晕了，绿白色的棚子沿着主干道两侧摆开，手作零食和手工文创摊位的主理人透露着松弛和游刃有余的状态，他们的主业基本上就是在全台市集巡回摆摊。像大陆一样，“关注我们的IG（Instagram）和FB（Facebook），帮我们按赞收藏，就可以领取小礼品和优惠哦”。后来在学校的艺文中心翻看到了一学期艺文活动安排的mook，满满一本，还不包括各个学院自行承办的活动，但对照旁边摆放着的台北市一个月的文化资讯册，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种文化的丰沛感很快具象化。某个周末，同学拉我去中山堂听京剧——这是一场在文化资讯上随意翻看到的免费京剧表演，提前几个小时到演出现场领票即可。我们到的时候，阿公阿嫲已经在剧院门口领票处一溜排开，像是在领取免费的生活物资。我们混进银发队伍里，领到了两张二楼正中的票。演出有包括《锁麟囊》《捉放曹》《西厢记》等6部剧目的节选。剧场里冷气开得很足，锣鼓一响，那股六十年代蒋中正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余温扑面而来。

说老实话，我在大陆都没有正经听过一场戏，多数的场景是外婆家每逢村里的要事或重阳节，会邀请戏团来摆戏台子，布景和环境很质朴，通常是大棚子和塑料凳，我总是远远看几眼听几耳就走了；而在大城市读书的几年，剧场里的戏剧多少有些费用门槛，对于我这种更多只想稍稍了解听个氛围的门外汉，还是算了。台上的唱腔咿呀，身段繁复，虽然好多时候我都昏昏欲睡，但身边的老年朋友听得极认真，偶尔还会跟着台上的节拍轻轻哼唱。

同样是一个周末，我又搜刮到一个免费的音乐会，地点就在政大旁的木栅社区，这是社区文化巡礼“文化就在巷子裡”的系列活动，面向木栅的居民，它的音乐会主题是“眷村时光”。②在社区的一块小绿地上，布景就比较像我在外婆村子里看到的戏台子了，不过眷村里最有代表性的是邓丽君的歌。演奏者是一个民乐器和流行乐器结合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乐团，阿公阿嫲带着他们的孙子孙女在草坪上一起听《小城故事》和《但愿人长久》。

隔天，我在市中心闲逛到大安森林公园，远远听见有管乐的声音，原来是里面有一座露天音乐台，有乐团正在彩排。我从排练听到正式演出，发现乐团的成员们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气鼓鼓”地吹奏着萨克斯和长笛，腮帮子鼓起又落下，不同声部之间完美配合。乐声悠扬，座椅上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听到乐声走过来，然后静静坐下的人。在绿色的森林里，他们奏响了《明天会更好》——一首对他们这代人而言意义特殊的歌。

回头想想，我能注意到这些，或许也和交换时那种松散的节奏有关。在大陆，类似的社区演出未必不存在，只是每天被课业和通勤追着跑，来不及留意路边发生了什么。但即便考虑到这种视角的偏差，台湾将文化资源下沉到中老年群体和基层的密度，仍让我感到惊喜。那些面向时常被公共文化服务忽略的群体的活动，不是零星的点缀，而是成体系的日常——在之后的旅程中，我看到欠发达的县乡也可以有自己的公共文化空间、有免费的路边交响和音乐节，跨年演唱会也遍布，知名艺人愿意去到这些地方提供免费的演出。文化资源像是毛细血管一样铺进角落，与此同时，青年也有属于自己的、触手可及的文化狂欢。

单是四个月的时间里，台北就先后举办了主题为“烟硝离散—游寻天光”的人权影展、“媒介/记忆”民族志影展，还有女性影展和金马影展，不少场次可以“免费索票”。信义CBD的银幕上多元又尖锐，搭配着诚品书店彻夜不灭的灯。在潮湿的台北，藏在巷弄里的独立书店和策展空间，在选书和布展上展示自己的表达，随时等待人推门进去吹冷气，翻书和发呆。市府和议会大楼也可以是娱乐场所，文创园区几乎全年无休，知名或不知名的音乐人在各式空间中流转，把公共空间切割成不同的声场，不需要认识他们，只要站在那里，声音就会灌进耳朵。当然这些也不是青年的特权。

我必须承认，作为一个文化爱好者，我享受在任何一个陌生的街角都能找到一张椅子、一家书店或一个展览的惬意；享受那种不需要门票，就能坦然入座的舒适；享受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一种对“文化”本身的尊重和消费热情。这座岛屿的文化空气，似乎对所有人都是敞开的。这种低门槛的丰沛，让我一度觉得，似乎只要有了足够的文化消费，只要大家都有书读、有歌听、有电影赏，所有问题都能被温柔的日常消解。但也是这种对表层喧嚣的极度包容，可能会让人忘记了它背面的密度。

折叠的历史

从台北出发，随着铁轨南行，被文化消费所柔化的“密度”开始显影。

在间断的环岛旅程里，我在东部的山海里尽享了自然的美妙，但是如果要作出选择，我还是会偏爱海峡沿岸的城市和阿里山。海岸山脉东侧的花莲、台东、宜兰，受益于海洋的陪伴和地质的活跃，拥有着岛屿最独特的自然景观，但也因此发展受限，一直以来多是原住民的生活地。相较之下，海峡沿岸的台中、嘉义、台南、高雄地质条件稳定、多平原，更适宜城市发展，又临近大陆，自古就承接了大量来自闽南沿海的汉人，也因此承载了台湾更复杂绵长的历史。

到台南之前，我的认知被殖民后重心北移的叙事主导，理所当然地将台北视为台湾历史的核心。直到走在台南的街巷里才发现，这座古城作为多政权中心的漫长岁月，被后来的近代叙事短暂地覆盖了一层。不同政权对城市中心区位的反复涂改，让台南透出折线历史的异质风格。外化的异质性历史景观，让我很喜欢在台南走街串巷，可能是过去留下来的城区规划，它的街巷不像北部一样直来直往，是不规则的，不能一眼望到底，几乎每一条巷子都是石砖路，就像是在邀请大家走路或者骑车，每个区域你迎面遇上的可能都是不同阶段的事物。

1624年的大航海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现在的台南安平区建立热兰遮城，留下一座欧式古堡，在现在的台南西区建立普罗民遮城。1664年，郑成功最先攻下普罗民遮，修建赤崁楼，收复了台湾，城里开始出现更多汉人信仰的庙宇和台湾第一座孔庙。清时期，台南叫木栅城，也就是现在中心城区的范围，留下了城门和更丰富的庙宇。大量的汉人从大陆迁移而来，逐渐构筑起台南现在的老城区结构：像福建漳泉一样的“一步一庙”。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签订，安平成为被开设的口岸，沿岸有了洋行和已经成为榕树栖居地的仓库。甲午战争后，台湾首府北移，但台南仍然是重要的大城市，警察局、法院和一些近现代制度被引入，百货大楼、土地银行、知事官邸也散落在中心城区。

高雄也有类似的轨迹。打狗（高雄更名前的名字，为原住民语言的直译）港在1860年《北京条约》后开港，荷据时期其实也已经是港口，通向当时的首府热兰遮城，并一直延续到现代成为台湾最繁忙的港口。1684年，清政府在现在的左营设立凤山县；1786年，清廷台湾府治下的失序诱发了林爽文事变，迫使凤山县迁居新城（今高雄凤山）。这是我去了高雄历史博物馆之后，发现的两个“小众旅游地”，凤山新城有不同于都会港口的老城区风貌，有一条溪水是水利设施曹公圳，一座旧炮台，很多庙，一座古厝凤仪书院。左营的旧城被废弃得早，远离了之后的中心城区，像个城乡结合部，留下考古遗址，好几座城门和残留的城墙，战争后这边变成了军营和眷村。

日据后，打狗变成了高雄，靠近港口的哈玛星（日语滨线hamasen的直译）成为当时的中心。同时日本政府为推动更便利的经济殖民，建设了贯通全台的南北铁路，打狗驿是终点站，全台的旧式车站和主要线路基本都延续到了现在，新世纪台湾高铁也系统性地引进了日本新干线的方案。除此之外，阿里山林业铁路也被保留下来。

1899年，日本的一位技师在阿里山发现了广袤的原始红桧、扁柏林。这种有极高生存智慧的树种也拥有极高的建材价值，在日本已几乎耗尽，但在台湾的高山上则“取之不尽”。为此，日本开始修建一条从海拔三千多米的阿里山区将木材运送至嘉义市区的铁路线，并在嘉义市区配套建设了制材所和林场宿舍。现在，资源地成为原始森林游乐区，红色的林铁从运送树木的资源掠夺通道，变为搭载观光客的小火车；当地不断推进森林保育和人文生态聚落的平衡，选择援引来自日本的“里山倡议”来包装本土的环境保育实践。

铁路和近代制度的建设，是殖民现代性的典型载体。殖民统治机器将“文明/非文明”的二元分野加诸在殖民地之上，“启蒙”成为暗藏在殖民制度中的等级工具。正因如此，二十世纪初的台湾开始了“近代化”的物质变迁——但这种“发展”始终从属于帝国积累与同化目标，是殖民统治的伴生结果。这种殖民与发展同谋的矛盾，似乎为战后台湾带来了一种结构性惯性，殖民宗主国所代表的“文明”范式被视作现代化的参照系。

2024年被视为台南建城的第四百年。在台南时偶然翻阅到“台南400”艺术节的宣传册，上面写着：

“今年的臺南藝術節，以「青春夢」作為策展主題……之所以青春，是不甘願被定型，被別人強迫身分歸屬……不論夢想的力量，最後是否成功，唯有相信青春對自我認同的創造，是一種爭取被世界認同的權利……”

起初，这套轻盈、文艺、充满了“无辜的倔强”的话语充分发挥了修辞术的魔力，它把四百年的复杂历史收拢进了一个关于“青春”与“自由”的叙事里，折射出一种模糊归属、只谈文化杂糅的“流亡者心态”。在频繁的政权更迭与动荡中，这或许是一种脆弱的自我保护。但走出文字，我能明显地感受到海峡沿岸的城市，和闽南、中原政权有相对密切的关联，很像大陆的一些古都，城市建设也结合了明清老城和不断开发的新城区，有一部分相似的步调。这种“不愿被定型”的姿态或许是对历史的真实反应。只是，当用“流亡”来概括一切时，是否也落入了另一套更隐蔽的模具中？

复杂的身份

初到台湾逛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过一幅台湾岛轮廓图，旁边标识了五类人，2%原住民、68%闽南、15%客家、13%外省、2%新住民，为什么会有“外省”？瞥到下面的英文翻译之后我顿悟：mainlandChinese。以1945年为界，在明清时期迁居而来的汉人，包括闽南人和客家人，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自称为本省人；1945年后随战事迁台的大陆军民，被称为外省人。1987年解严后，以闽南裔为主的本土话语权增强，台语（闽南语的一支）复兴扩散，成为国语之外最具支配力的日常语言；客家话也在制度保障下重回公共领域，组成了全台主要都市公共交通的三语播报。

“国语独尊”的打破，也将其他族群推向了新的位置——原住民仍在主流叙事的边缘努力为自己正名；新住民带着全新的跨国经验，在这个岛链上试图扎根；外省人则从“正统”的优位跌落，慢慢地在二代三代的延续中淡化了对mainland的想象。

第一次接触原住民文化，是在日月潭，这里是官方认定的第十个原住民族邵族的唯一聚居地，往返于湖中各个码头的邵族游船船长说他们是人数最少的民族，也因此有不少优惠政策的倾斜。而在湖畔的山坡上，早在1986年，一座“九族文化村”就借着日月潭的人气建成——那时邵族还未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族”，而祖灵地旁矗立的，是一个将他们排除在外的展示性空间。

这种边缘感并非邵族独有。原住民多聚居在东部沿海与山地，18世纪初，清政府为规避冲突与治安隐患，人为划定了“番界”，将他们隔绝在汉人平原之外，在往后的三百余年间，原住民被统治者成为“番人”。随着西部平原移民渐增、耕地不敷使用，这条界线不断向山里推移，将原住民推进更狭窄和匮乏的生存空间，一直处在发展的边缘。在博物馆的地图上，这条线自北向南曲折地描摹着山地的边界，将岛分割为两块，“番”这个带有歧视意味的字也烙刻在山地民族的历史中。解严后，伴随着全岛范围内对身份定义的重新审视，原住民正名运动在各族群中展开，原本的“九族”逐渐被细分、扩充为十六族——例如雾社事件的赛德克族（电影《赛德克巴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归入泰雅族，于2008年争取到了独立身份。他们执着于撕掉旧标签、获得单独正名，坚信只有被清晰地看见，才能在资源分配和政治版图中，争得专属于自身的席位与权益。

第二个2%，是新住民，1987年1月后因结婚、移民而定居台湾的人。它的背后，实际是1980年代末台湾经济起飞后，大量来自东南亚、从事底层制造业和家庭照护的外籍移工，更熟悉的称呼或许是“外劳”（因其隐含的阶层歧视，如今在正式场合已较少使用）。其中通过婚姻等其他方式获得户籍的人，则成为新住民。根据台湾官方统计的最新数据，全台共88万外籍移工，其中六成在工厂流水线、工地与渔船上作业，两成深入家庭承担看护与家务；而2025年，非大陆和港澳的新住民（包括东南亚各国、日韩和其他国家）为22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维持产业运转和社会再生产的服务者被挡在身份的大门之外。

这种制度性区隔，让我想起去台湾前在上海电影节看过的一部关于香港菲佣的短片。后来在学校观影会上看到《九枪》，一部关注越南移工被台湾警方连开九枪致死事件的纪录片，以男性为主的产业移工在底层劳动中求生——为了偿还高额中介费或逃离苛刻雇主，他们失去保护，成为幽灵。与之对应的则是女性的困境。蓝佩嘉老师在《跨国灰姑娘》里记录的东南亚帮佣，白天在中产家庭照顾老人和孩子，谦卑地扮演女佣的角色；晚上躲在狭小的佣人房里，计算可寄回老家供养子女的资金；在一周最多一天的休息日，和同乡的移工们在有限的城市公共空间中，集结为周末聚落。有一次周日，我从台北车站出发坐火车，书本里的画面在眼前再现：一丛一丛戴着头巾的女移工在没有座椅的一楼大厅席地而坐，自在地享受这座全栋空调的大楼的遮风挡雨，聊天、打盹、共享零食或家乡食物，在共享充电站充电，或是在负一层的台北地下街购物，与“流动空间”中行色匆匆的当地人形成对照。

对比世纪初的田野调查，二十年过去了，他们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好转，配额制、没有户籍与话语权的生存常态，“台湾社会能接受移工的共存，只要他们处于空间与社会的边缘”。这座岛屿熟练地使用着他们的劳动，在制度设计上则将他们定义为“临时”，让绝大多数人停留在“过客”的位置上。

在另一条时间线上，那些曾经被视为“正统”的人，也在经历着一种缓慢的褪色。在花莲，一天的包车行程我们意外地连接到了一位外省人二代计程车司机，他也是KMT的一员。在太鲁阁的盘山公路上，车窗外是地壳板块冲突形成的险峻大理岩，车内他毫无芥蒂地和我们分享对执政党的一肚子牢骚，和对大陆讯息的密切关注，对我们表达着长辈般的关切，透露出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说女儿在台北做护士，不怎么和自己聊这些，也很想去大陆看看，但是每天都要开车，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因此比起身份，他更在意饭碗——“发财”仍然是中年的第一要事，他一边开车，一边吐槽东部的公务员既能拿到钱又闲到“摸鱼摸到大白鲨”！他总是热衷于和我们分享自己对花莲特有的珍惜矿石“玫瑰石”的见解，这是一种经板块运动和自然打磨后形成别致纹理的石头，会出现在溪水的河床底，价值极高。旅行的11月恰好是枯水季，我们在溪边的一个小景点短暂停留，溪水里真的有人在寻找着些什么，他也站在溪边，编织着自己的“石头梦”③……

回到那幅台湾岛的轮廓图。在交换后期，我在学校看了一部纪录片《金门留念》，镜头扫过很多战争遗迹，最后是几只黑白山羊在荒草萋萋的军人礼堂前踱步。囿于时间，我没能去到金门和马祖，但借着本岛可以领取的金门观光手册，我也快速地来了一场金门“文役复兴”。自1992年解除“战地政务”，金马就开始发展战地旅游，并与大陆试行“小三通”，共享部分大陆侧的生活基础设施。这两个在两岸行政区划中都隶属于福建省的县，不在《马关条约》的割让之列，因此未曾经历日本殖民；1949年后，这里成为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前线，处于最严厉的管制状态中；1962年，“金马奖”的名称从这两个边缘的群岛脱胎，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但是，它们总是消失在本岛的话语和地图里，金马人又属于什么身份呢？

暗涌的界限

十二月，全民投票的时间越来越近，三组“领导人+副手”的候选人名单确定，学校学生会联合台湾的一家媒体举行了三场“政治进入大学”的副手候选人演说。

去台湾之前，我不懂什么叫蓝绿，所有的模糊记忆都来自小学初中时我爸在电视上看的《海峡两岸》，酷似围裙妈妈一样发型的主持人在演播间播报新闻，和两岸评论员对谈。但在这里生活，鲜明的制度差异之下，很难不注意到嵌入日常的选举文化。第一回看到公车上“郭台铭good timing”的联署广告时，我盯着车子看了很久，拍了照，后来看到了好多次才反应过来，郭台铭的竞选口号原来玩的是一个谐音梗。

全台无论是都会还是乡村，街道上布满了不同立委候选人的广告，Ta们张贴自己的职业照，在建筑的空白外墙上微笑、在公车上跟随民众出行、在路边的广告立牌上迎击机车尾气，打上一句竞选slogan，常常是和自己的姓名或所在区/乡名相关的，很多都是谐音梗，也有比较务实的政绩承诺。逐渐，我也对这样的场景见怪不怪，一是与我并不相关，二是开始意识到某些曝光度高的候选人是真有钱。长期在这样环境下的台湾民众大多也是如此，漠然经过，不甚关心。广告更新的速度也极快，三组候选人名单确定后，一夜之间大量的双人海报换上，标识着大大的投票序号。和所有标榜“民主选举”的地区和国家别无二致，钱财权是拿下选票的关键，《天下雜志》在2018年就曾刊发过特别报道“用钱买的台式民主”：

選個議員，至少要千萬元起跳；選市長更要砸上億經費。光一場地方選舉，至少就燒掉348億元，相當7座台北小巨蛋的造價。

知名度、个人形象、造势动员，“失去公共性和公平性的选举，让政治逐渐走向封建的世袭制”。

出于好奇，我旁听了每一场演说，有两场没有及时报上名，但仍然作为现场的候补观众成功混入。

演说地点是社会科学大楼的一间小报告厅，大概可容纳一百余人。第一场是萧美琴，开场她就在大屏幕上呈现了大大的“台湾战猫”标签，在美国生活求学、与美方往来的经历使得她的所有表态都非常圆滑，似乎是在任何场合面对任何对象都可以有一套左右逢源的说辞。第二场是赵少康，时政评论主持人出身带有一副好口才，犀利直接，毫不讳言地拉踩萧。两岸关系都是两位演说的第一个重点，但面对一群较有智识的青年人，蓝绿的光谱是被模糊的，都在极力往中间靠拢，绿色只讲维持现状，蓝色“和平要和平，赚钱归赚钱，但别沾边”，到头来这成了最无需关注的重点。第三位吴欣莹，首次加入的队伍为此次比赛带来了一点新鲜感，以吸引青年群体注意为特长，在演说前邀请我们填写了几道即时问答：

如果台海發生戰爭，你願意上戰場嗎？

義無反顧拼一次29%，我OK你先上28%，先不要29%，投降可恥但有用15%。

你對於向美方購買軍備的看法？

買買買多買多平安15%，兵役培訓跟買武器一樣重要35%，臺灣應該要有自行研發的能力33%，買太貴傷錢傷心傷和氣17%。

在这一点新鲜感之外，吴女士带着她的演说稿和不甚流利的中文，在整场演说中表达了她的精英主义数位转型观。在提问环节，有同学针对外籍移工权益保障进行提问，这位同样在西方世界生活、成长于商业巨鳄之家的女性茫然地搪塞了过去。

一周内三场演说结束，我走回宿舍的路上又看到蒋介石在后山骑着马——政大后山有一座蒋公骑马的雕塑，有种很难言明的感觉，无怪乎多数的青年学生们其实对演说并不感兴趣。

2024年元旦前，我游完台北动物园，门口有KMT的宣传员在派发传单，我摇头摆了摆手，但她拼命强调是与青年相关的政策，我顿了一下，接了过来。来自侯康（侯友宜、赵少康）青年军后援会：

侯康的青年政策確實給我們希望、看到曙光，侯康的兩岸政策讓我們遠離戰爭、免於恐懼，我們年輕人的這一票是關鍵性、很有價值的！集中選票投侯康！安居樂業有保障！

没错，自解严后，“战争”又从某个时段开始飘浮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上，隐隐地处在一种防御状态。尽管大家互相心照不宣地绕开某些话题，但他们仅凭口音就能分辨出我的来历。每次在饭店点烫青菜，服务生说“大陆妹可以吗”的时候，怪异感都会堵在喉咙口。这其实只是一种从大陆引种的嫩叶生菜，只是在这个格外注重话语权益的环境里，它已经静默的确认无所谓冒犯与否。

在离开前的半个月，我参加了几次宿舍区的小活动，可以免费享用简易的晚餐。有两回，我都碰到了一位身形很小、头发已经雪白的奶奶，一个人带着碗筷，坐捷运走上山来。在第二次见面时，我们面对面坐着打招呼，我不太好揣测她的身份，却很难忘记她用已经凹陷的双眼向我提问有关“独生子女”和“打疫苗”的事，以及在得知我就是一位独生女时显露出的惊讶。有一回，我与一位学校的博士和一位捷克的留学生同桌活动，博士浅浅地问我从哪来、何时走，就结束话茬，转头热切地和留学生聊天，显然她对捷克更感兴趣。

真正身处在台湾，在行走和观察的过程中，我有一点点了解这里的多元和内部矛盾，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新住民，当然还有很多无法被标识的人，生活在他们引以为傲的“民主”社会里。也是在这里，两岸关系的命题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切身相关，在有安全感的大陆我们等待的似乎是一个确定的结果，但对他们来说，是默会自己处在一个不确定的地缘场域。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和当地人交往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一条暗涌着的界限，虽然他们非常友好，但缺少的民间的平凡往来，让偏见和对立氛围横亘在海峡上，我们不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也无法理解一个广袤大地上的复杂性。

2023年12月31日，台北101大楼下的市府广场照例举办免费的跨年演唱会，热闹到让人感觉全台北的人都来了。我们下了捷运就开始寻找可以席地而坐的空位，外籍移工们早早用他们熟悉的方式在草地和马路上驻扎。舞台上，零点前动力火车唱响了《当》，后来回看B站的晚会，发现跨年时也是他们在唱同一首歌。歌声伴随着101烟火的倒计时，我在“红尘作伴策马奔腾潇潇洒洒”里保持期待，希望有更多纽带，为理解，为日常生活。

注释

1.2023 年9 月起，旅居及留学第三地陆籍人士可以申请赴台观光，单次停留不超过 15 天。2024 年9 月起，福建省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以赴金门旅游。

2.政大前身是南京的中央党务学校，1949 年后随国民政府迁台，1954 年在木栅复校，周边也渐渐聚居起许多退守来台的大陆人。

3.影像人类学家胡台丽导演过一部纪录片《石头梦（2004） 》，讲述了一位花莲老兵和当地的外省家庭聚落的故事，老兵在退伍前被派遣至东部挑石头开辟田地，而他的儿子则喜爱捡拾和玩赏玫瑰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