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事｜1

“明天就要走了吗？行李多吗，我可以送你？”我在微信上问姜华。
“今天。”他回复道，“我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

姜华是我在荷兰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不久前，当我得知他已经买好机票准备回国时，我们便约着一起去吃顿饭。那是六月的荷兰，虽然有时会有些炎热，但和国内的夏天比起来，这里简直可以用“凉爽”来形容。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去实验室忙碌，做实验前的准备，以及观察、记录参与者的过程。而姜华则埋头写毕业论文，累了就玩一会儿英雄联盟放松。

那天他在学校不远的巴西大使馆办签证，说结束后直接来找我。等我数据收集完，他就径直冲到实验室——这里他已经来过好几次，对一切都很熟悉。还有些时间，我提议：“我们去学校附近的植物园走走吧。”
“好啊，”姜华应道，“这是我最后一次来了。”

我们一起走出实验室，下楼，穿过马路，到学校附属医院后左转，就到了一个不大的植物园。
“这里我还没来过呢！”姜华边走边说。
“我也是不久前才发现的，应该是给医院里的老人建的花园吧，他们可以在这里散散心。”我解释道。

我们在一条小河边找了张椅子坐下。姜华掏出护照，我赫然发现上面贴着一个巨大的标签。
“这……这是什么啊？”我惊讶地问。
“之前去办美签，他们给我贴的。”他无奈地回答，“你知道怎么能弄掉吗？”
“要不试试风油精？”我说，“涂上去等一会儿，再擦掉。”

我们聊起他即将去美国读博士的事。他说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只是因为前段时间和硕士导师投了个巴西的会议，所以才去大使馆办签证。说着，他用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
“巴西应该挺好的吧？阳光沙滩，好好休息一下。”我随口说。
“好什么，”他抱怨道，“我和导师都不想去，但又不得不去。”
说完，他还想轻轻抱我一下。我低头一看，他穿着一双粉红鞋带的鞋子，于是调侃道：“姜哥，你不会是 Gay 吧？今天怎么老碰我。”
“滚！”他笑骂道。

这时，Marla 给我发消息，说她不会用学校的打印机，问我能不能帮她打印文件。我飞快打印好，走过去交给她和朋友们，忍不住说：“我怀疑姜哥是 Gay。”
“为什么？”她们好奇地问。
“因为他一直在碰我。”我一本正经地说。
朋友们笑成一团。Marla 冲我眨眨眼，说：“他可能只是太想你了。”

我们约在六月底的一个下午，在小红书上挑了一家新开的日本餐厅 Gifu Ramen Bar，据说和牛拉面不错。坐电车经过国立博物馆，再走几步就到了。我们点了一盘豆腐、一份炸鸡翅和两碗和牛拉面，边吃边聊他未来在美国的研究、生活，还有我们共同好友的近况。
“你是我在荷兰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我对他说，“我刚下飞机就认识你了。”
“希望以后还能再见。”他说。

那顿饭的味道都不错，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炸鸡翅。它们小小的，似乎不是完整的鸡翅，而是整齐排成一圈，外围淋着一圈浓郁的蘸酱。这餐饭有点贵，但我们都当作是彼此在荷兰的最后一顿大餐。

吃完后，我们要去不同方向。我们拥抱了一下，姜华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站在原地，望着他的背影，直到它被电车和路边的电线杆遮挡。我拍了张照片，突然想起《新三国》里，刘备看着徐庶远去的背影被树林遮住，便命人把树林砍了。我把照片发给姜华：“来人，把前面的电线杆给砍了。”
“你撞到了？”他疑惑地回。
我发了视频链接给他。
“原来是这个意思。”他说，接着发来一个大哭的表情。

转眼七月。我告诉 Marla 姜华要走的消息，她说：“他一定很伤心吧，在阿姆斯特丹待了两年，要去美国了，他一定害怕。”
我自信地回答：“怎么可能，姜天天打游戏呢。”

不久之后，我们的另一个中国朋友（也是我和姜的共同朋友）要回国。见面时，他却告诉我：“姜哥那天看起来很伤心，一句话都没说。”

我还记得两年前的那个夏天，八月二十二日，欧洲中部时间下午一点。飞机盘旋在阿姆斯特丹上空。十年前我也来过这里，那时十一二岁，母亲单位组织旅游，把我带上。说实话，对荷兰没什么印象，只记得大片草地、奶牛和羊。车里的大人总说：“哎呀，下辈子一定要投胎到荷兰。”

飞机盘旋几圈后落地，过了海关，走过玻璃门，拿了行李，就到了 Schiphol 机场的 0 层（如果没记错的话）。因为很多人在小红书上抱怨，机场坐火车容易漏刷卡被罚款，我干脆走出去叫了 Uber。“Krelis Louwenstraat。”我对司机说。他把我送到 DUWO 学生宿舍。我兴奋地下车，跟司机道谢，拿钥匙，迫不及待地冲进我的小房间。

对我来说，这个房间很舒适。我高中开始住宿舍，高中是六人间，大学是四人间，哪有这种单人间宽敞。小房间有皮质沙发，两扇大窗能看到不远处的教堂，还有书桌和床，改变了我在荷兰两年生活的……

不过兴奋没多久，手机频繁响起，是荷兰号码。我一开始没接，后来接了，居然是刚刚的司机：“你把书包落在车上了！”我一看，果然不见了。我赶紧求她送回来，她说：“可以，但要 50 欧元。”我连忙答应。

我带着钱包在楼下焦急等待，见到心爱的背包后，立刻把钱给了司机。那时遇见了两位中国同学，他们知道我刚到荷兰，就带我去市政厅注册。我拿着出生证明和租房合同，去最近的办公楼办手续。他们去逛 Kruidvat，我则紧张地上楼。

等待时，一个戴大眼镜、个子不高的中国人对我说：“你也是来办 BSN 的吧？”
“是啊。”我回答。
“你也是住 Krelis 吗？我还没找到房子。”
“那你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我笑着问。
“你拿着中国护照啊。”他说。

他就是姜华，阿姆斯特丹大学统计硕士的新生。

后来，又有几位同样来办 BSN 的人走进来。我看到一个金发、个子高挑的外国女生，穿黑色上衣和牛仔裤，美得让我窒息。我忍不住小声跟姜华说：“这个女生好漂亮啊。”
他只是尴尬地笑了笑。

文件审核很顺利。在等的时候，我忍不住余光偷看那位女生。机器坏了，我假装看姜华，但目光却一直落在她身上。我没有勇气搭话。

办完 BSN 后，我和姜华各自回到宿舍。买点东西，给自己煎了块牛排。日子无聊地过了几天。而让我惊喜的是，那位金发女生竟然也住在我们宿舍楼，我们还在电梯里几次擦肩而过。

现在想起两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第一次在市政厅遇见姜华时，我们谁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在阿姆斯特丹道别。那时的我们都对未来满是未知；如今他却又已经踏上新的旅程，而我也将面对属于自己的下一段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