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性别议题中的中立者，为什么男性与女性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前几天和朋友聊到了女性主义相关的话题，我的朋友不是女性主义者，因为她认为她小时候没有因为女性身份受到过歧视，无论是言语上的还是行为上的，家庭中不重男轻女，学校里没有老师说女生不如男生，接触网络也比较少，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感受到歧视。
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没有她那么好，家庭是重男轻女的，甚至在没有男孩出生的情况下，在言语上也能感受到家人对我这一代没有男孩的失望。学校里老师会说：“别看现在班里成绩好的女孩比男孩多，等到了初中，就是男孩多了，男孩后劲大”。初中开始接触网络，那些满天飞的黑木耳、三年不亏也没少看到。
但是，其实在感受到这些明确的歧视之前，我就对经常对身边的规则产生疑问了。我疑惑为什么老师只叫男孩去搬东西，不叫女生？为什么女生能穿裙子，男生不能？（那时候我觉得男生很可怜，不能像我一样穿那么多好看的衣服）为什么在听到男生说“好男不跟女斗”的时候我会感觉不舒服？为什么“他们”这个词能在只有男生和男女都有的情况下使用，而“她们”却只能在只有女生的情况下使用？
我问奶奶，为什么家里想要一个男孩？奶奶说因为只有男孩的孩子才能跟男孩的姓，家里没有男孩，姓就传不下去了。我想好像有点道理，我暂时接受了这个理由，但随后我又想“为什么孩子只能跟男生姓？”
我一直有很多这样的疑惑，周围人的解释从来都不能让我百分百接受，大多数时候我只是暂时接受了，不再纠结这个问题。所以当我开始接触女性主义时，突然间，所有这些我疑惑了很久的问题都有了答案，且一通百通，找不到任何自相矛盾的点。就这样，我成为了女性主义者，所有在2020年之前了解我的都知道，我的性格在这一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性主义思想改变了我的生活，变成了我的信念。
或许这就是我成为了女性主义者，而朋友没有的原因。没有经历过从0到1中间的过程，就感受不到其重要性， “我明白很多道理，却仍旧过不好这一生”，人类就是这样的生物，没有切身经历过，没有花时间去寻找过答案，就算正确答案就摆在眼前，也不会对实际生活产生多大影响。
以上是我个人成为女性主义者的过程，接下来，我想探讨下为什么有些人始终在性别议题中站中立，阻碍她们成为女性主义者的究竟是什么？
女性中立者天然与所有女性共享命运，即使她们可能对女性主义知识一知半解，或者明确讨厌某些极端女权的言论，但在自身和周围女性的生活经验上，她们几乎是下意识的知道，女性在社会的很多方面确实是弱势的一方，因此她们天然支持一部分女性主义观点，是天然的同盟，但从支持部分观点到认同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之间还有一些路要走。我认为如果说在支持或不支持女性主义的光谱上，男性群体是45%不支持，50%中立，5%支持的话，那么女性群体就是5%不支持，85%中立，10%支持。
从中立到成为女性主义者之间可能包含的阻碍有以下几种：
第一，看到单个事件中的性别不公不代表她能将多个事件联系在一起，认同性别压迫是结构性的。或许她也会疑惑为什么女性总是遭遇类似的事件，却无法形成一个系统性的认知。比如她或许会疑惑“为什么男孩可以调皮而我需要表现得更乖巧”“为什么社会在“性”上对女性的要求比男性更严苛”“为什么女性结婚之后大部分时间都要和男方家庭绑定在一起，为什么孩子只能随父姓”“为什么有些岗位只要男性”，但她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全部都是父权社会压迫女性之后所产生的果。父权需要占据女性再生产的果实，制定了婚姻制度，将孩子与父亲强绑定，从而形成了从夫居和从父姓；对“性”的要求严苛是为了增强孩子的血缘确定性；剥夺或限制女性参与社会生产是为了保证女性必须依赖男性生活，从而失去生育的决定权；从小约束女孩的行为是为了规训她，让她更好地为家庭服务。在许多父系社会中，婚姻、继承、从夫居、从父姓等制度相互强化，使女性的生育和照护劳动更多地服务于父系家庭的延续。
第二，目前女性主义的发展，已经引起了许多中立维护者的不满，女性主义的身份认同还代表着这些占多数的群体对其的负面评价，认同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需要与这些评价纠缠，要弄清楚男性嘴里的女权和女拳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要花时间向其他人解释，自己是女权不是女拳。
第三，也是最根本和最难以跨越的。人类的自我认知和经历及归因牢牢绑定，首先个人需要从经历和情绪上认为女性主义是自己最需要关注的议题，其次要自我认同为女性主义者，就必然导向将自己的生活经历放在女性主义的放大镜下，重新审视一遍，必须承认自己受到过不公平待遇，自己也曾经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或者自己曾经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这一过程，几乎是将过去的认知完全打碎再重建的过程，毫无疑问是痛苦的。
因此部分中立者会下意识地逃避这个过程，建立的第一个防御就是否认自身是制度的受害者，她可以承认并同情其她受害者，但不认为自己是女性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这样就能避免恐慌和焦虑等负面情绪，就好比看见远方的女性因生育陷入贫困，在生活中苦苦挣扎，却需要让自己坚定地认为，自己只要足够谨慎，条件足够好，足够幸运就不会陷入同样的境地，才能让自己安心地选择生育。我之所以拿生育举例，是因为区别于其它的车祸等意外，生育损伤没有制度性的约束可以保障即使受到损伤，也能得到一定的赔偿，只能依赖某个人或家庭的道德，社会也要求女性承担更多照顾孩子的任务，身体受损、孩子的照顾成本和可能阻碍职业发展的风险都由她个人承担，而其收益却可以被家庭、父亲、社会共同分享。这一切都不是个人足够努力、勤奋就能改变的，这是所有女性一起面对的结构性压迫，而一旦看到并承认这一点，大概率就需要重新规划或看待自己的人生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认为女性中立者和男性中立者的至少在性别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虽然在一些具有争议的议题上不一定会支持，但至少大方向的如同工同酬，性犯罪上，所有人都会支持女性主义的观点，因此我将所有中立者都看作是“总有一天会完全理解并支持女性主义”的，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这些人最多的最多也只是对议题毫不关心，其他自我定位中立的男性，并非简单处于“有望被女性主义启蒙”的状态，他们自身也处于社会转型之中，因此有可能在情绪上发展出对女性主义的防御。
首先，整个社会在经济上面临着转型，同时传统的两性模式正在解体，女性群体通过过去女性主义的发展已经能看到一条新道路，新的人生模板，虽然道路尽头还不明确，但至少已经有很多人走在探索的路上了。然而男性在这方面的探索基本为0，传统“升学-升职-结婚-赚钱养家”的模板在经济下行时期愈发困难，男性在旧的模板里已经存在生存焦虑。女性主义发展又带来了新的规则，两性接触时的界限不再完全由男性定义，还有大量新规则在路上，新的男性人生模板又未建立起来，由此导致男性群体产生了失序的混乱感。两者相加导致了焦虑和恐惧情绪，而两者很神奇地都能将女性指为罪魁祸首。旧的模板运行不下去，是因为女的拜金，付不起彩礼就结不了婚，就算结了婚，赚钱养家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女性压力我上交全部工资，女性压迫我。规则上的混乱也是女权带来的，我生活得这么累和女性群体脱不了干系。
当然，这样直接归因的男性算不上中立者，这些属于眼界低的反女权者。中立者在认知上至少知道前者不能完全归因于女性和女权，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但后者确实主要是女权带来的。所以这些自诩站中立的人，嘴上说着极端男权和极端女权各打五大板，行为上却大量聚焦于类似“性犯罪的诬告”和“对女性犯罪者的舆论支持”等几乎脱离社会现实的议题上，因为前者让男性沉浸在“有女性会诬告→在我不了解新规则的情况下，我也有可能某天踩到雷=我有可能成为诬告受害者；在舆论上，诬告既使胜诉也会导致社会性死亡→一旦有女性在性方面控告我，我就有可能社死”的情绪链上。后者则是“女性犯罪者仅因为女性身份就能得到舆论支持→如果我成为了受害者，社会还会不会站在我这边，我能不能得到公平对待”。和男权实际造成过的社会不公毫无可比性，却在情绪上赢得了大量关注和支持。大多数引起大量讨论的社会事件基本都有这样的特征，要么涉及到女性，要么涉及到规则，如果两者都有，那更是要变成现象级别的全民讨论了。比如，一、两个未成年女性高铁买三张票，涉及到女性主角和高铁站票到底可不可以坐无人的座位——这个一直以来有些模糊的规则。二、小男孩无意摸到女性臀部被指责涉嫌性骚扰，涉及到女性主角和性骚扰的界定规则。三、武大湿疹男案，涉及到女性主角和性骚扰，甚至败诉之后直接上升为铁诬告，引起情绪高潮。这些案件能受到关注，背后都有男性的焦虑情绪作为支撑。所以有时就事论事地讨论对错已经没有意义，从一开始的舆论中就蕴含大量情绪，以至于无法理性看待事件。
如何解决这样的混乱焦虑呢？有两条路，一、抵制女权，让一切都回到旧的男性模板里，虽然有压力，但好歹路径清晰；二、抛弃旧模板，探索一条新的，在不依赖支配女性，不依赖经济供养能力去证明男性价值的情况下，男性应该怎样建立自我价值、亲密关系和人生意义等。显然，第一条路更好走，而不支持女性主义思想就无法完全抛弃父权对男性的限制，难以走上第二条路。
于是他们长期停留在“中立”上，一方面，可以自我认可为理性、平等、文明的现代人，另一方面不需要完全接受新规则，同时保持对变化的警惕，在所有关系到规则变化的事件中，讨论女权是不是要得太多，到底是在追求平权还是特权。而反对极端女权就成了标榜自己“中立”的最有力的观点，至少在道德和立场上是完美无暇的。“我支持女性争取正当权益但我反对极端女权”，至于极端女权除了言语上极端，到底在现实中做了哪些极端的事，他们能举出的例子，也只有诬告和舆论了。
更有甚者，一些偏右翼的男性也会拿着不支持极端的道德旗帜，试图约束女权的行为，有时他们甚至都无法认同最基础的女性主义知识，依旧认为女性的劣势是社会按照生理差异分工导致的合理且必然的结果，其言语最终呈现的效果让人啼笑皆非。在很多时候，这些打击极端的中立者所持有的观点最终会和右翼极端人群重合。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立者和右翼在言语上唯一的区别，竟然只是中立者承认结构性的性别压迫是存在的，而从结果而言，两者都可能反对女性主义提出的某些主张，反而反证了在结果上，中立确实是站在了反女权的一方。
也就是说，中立者成为女性主义者，必须要在焦虑和抵触的负面情绪下，理智认识到新规则的到来是社会向平等发展的必然，自身感受到了负面情绪并不代表女权所争取的权益就是不正当的。先跳出情绪和正当性的下意识绑定中，而一旦抛开情绪，理解极端女权在言语上的过激是变革路径上的必然，就能立刻发现女权主义所争取的权益都是正当的，这样一来，他几乎就已经一只脚踏进了女性主义里。从这里就能看出，很奇怪的是，男性中立者到女性主义者的道路上，0和1之间的界限非常之小，我几乎无法想象出一个中立者在抛开情绪影响后，还能坚决认为女性主义的某些倡导是完全错误的，当一个人承认结构性性别不平等的存在，又不再把自身的不适当作女性主义不正当的证据时，他似乎已经接受了女性主义最基础的分析前提。此时，他与女性主义者之间剩下的分歧，可能更多是具体政策、实践路径和理论流派上的分歧，而不再是是否需要改变性别秩序的根本分歧。从这个角度来看，0到1之间有一堵难以跨越的高墙，中立者或许很难在思想上被团结......
将女性中立者和男性中立者在心理上的成因拿出来，放在一起对比其实很有意思。男性通过维护现有制度，抵触新规则而保留内心对社会的安全感，而女性则通过相信个人的选择足以超越社会不公来保留内心对社会的安全感。谁是现有制度的受益者，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