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托福（1985）

《蝼蚁的世界》正式出版那天，是1985年4月17日。

陈晓源记得这个日期，不是因为他在日历上画了圈——是因为那天早上他出门的时候，槐树开花了。东四十条胡同口那棵老槐树，一夜间冒出满树的白花，香气淡淡的，被风一吹就散了半条街。

他骑车到出版社门口的时候，陈建中已经站在那里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手里拎着一个布包，包里装着他用了几十年的那支钢笔。

出版社的人把样书拿出来——一本薄薄的小书，封面是淡黄色的，上面画着一只蚂蚁的剪影，正爬过一道裂开的土地。书名是黑色的字，不大，安安静静地印在封面左下角：蝼蚁的世界。下面是作者的名字：陈建中。三个字，也是黑色的。

陈建中接过书，没有马上翻开。他用手指摸了摸封面。摸了一下。然后才翻开扉页，看看版权页，看看字数——十二万字。他写了几十年，落成了一本手指厚的小书。

他合上书，把它放进布包里，拉好拉链。没有说什么。

那天晚上，陈建中在老屋的八仙桌上放了三本书。一本给陈晓红——她已经从街道工厂调到了区里的被服厂，当了车间主任，每天要管三十多号人。一本给陈晓源。一本他自己留着的。

陈母坐在旁边，看着那三本书。她不识字，但她拿起一本，翻开，凑近了闻了闻。油墨的味道，新纸的味道。她合上，放回桌上。

“印了多少？”她问。

“三千册。”陈建中说。

“多吗？”

“不多。”

她点了点头。没再问。

陈晓源把自己那本西厢房，放在桌上。沈桂芳做完饭，洗了手，走过来，弯腰看了看那本书。她没有拿起来——她怕手上的油沾到封面上。她只是弯着腰，看了很久。

“就是这本书？”她问。

“就是这本。”

“你爸写的。”

“嗯。”

她又看了一会儿。然后她直起身，回到灶台前，继续炒菜。

陈思飞放学回来，一眼就看见了桌上的书。他放下书包，跑过去，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一页地翻。他看了一会儿，抬起头：

“爸，里面没有画。”

“没有。”

“全是字？”

“全是字。”

他低头又看了看。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陈晓源愣了很久：

“那我爷爷怎么让那么多蚂蚁待在书里？”

陈晓源张了张嘴。没答上来。

1985年的夏天来得很快。五月一过，北京就热起来了。老屋里闷得像蒸笼，电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陈思飞和陈思原穿着背心短裤，蹲在院子里的大槐树下玩弹珠。沈桂芳在院角的水龙头旁边洗衣服，肥皂泡被水冲下去，顺着砖缝流进排水沟里。

陈晓源坐在书桌前批改期末考试的卷子。电风扇嗡嗡地转着，把他面前的卷子吹得卷起了角。他用手压住，继续批。

有人敲门。

敲门的是一个年轻人，大概二十五六岁，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肘部。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本书——不是别的书，是《蝼蚁的世界》。

"请问——陈建中老先生住这儿吗？"

"在。东厢房。"陈晓源放下红笔，站起来，"你找他？"

年轻人笑了一下，把书翻到扉页："能帮我签个名吗？"他顿了一下，"不是给我签的——是给我爸签的。他认识陈老。他叫马国梁。"

陈晓源想起来了。马国梁——他父亲在出版社的老朋友，当年帮他看过稿子，提过修改意见。

"你等一下。"他说。他接过书，走到东厢房门口，敲了敲门。

"爸，有人找。"

陈建中从书桌前抬起头。他接过书，翻到扉页，拿起钢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然后他翻到扉页后面，看见了那行印成铅字的献词——

"献给所有在黑暗中搬家的蚂蚁。"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把书合上，递出去。

"你爸身体好吗？"陈建中间。

"好。退休了，每天在公园里下棋。"年轻人把书接过来，小心地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他说当年帮陈老看稿子的时候，就知道这本书能出。"

他拎着信封，站在门口，没有走。

陈晓源看了他一眼：“你还在念书？”

“毕业了。”年轻人说，“去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的。现在在一家研究所工作。”

“做什么？”

年轻人犹豫了一下。然后他说：“准备考托福。”

托福。这个词陈晓源不是第一次听到。上学期学校里就有人在传——物理组的方老师走了以后，去了深圳。但考托福不一样。托福是去美国的。

他没有接话。

“我想出去看看。”年轻人说。他语气很平静，不是在征求意见，只是在陈述一个已经决定了的事。“我爸说，这本书里写蚂蚁搬家，搬了几百年。他说蚂蚁搬家不是为了好玩——是因为原来那个地方待不下去了。或者，是因为前面有更好的地方。”

陈晓源看着他。年轻人说完这句话，笑了笑，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陈晓源坐在书桌前，把那本《蝼蚁的世界》拿起来，翻到扉页。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那些字他早就看过无数遍了，但印成铅字以后，看起来不一样了。有一种说不出的重量。像是原来只是写在沙上的字，现在刻在了石头上。

他想起下午那个年轻人。北大物理系毕业，在一个研究所工作。但他要走。他要去的地方比深圳远得多——太平洋另一边。

他合上书，站起来，走到走廊里。天已经黑了，但月亮很亮。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一丝丝凉意。他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天空。北京夏天的夜空是灰蒙蒙的，看不见几颗星星。

沈桂芳走出来，站在他身边。

“怎么了？”

“没什么。”

她看了看他手里的书。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思飞今天在学校里画了一幅画。老师让画‘我的家’。他画了一间屋子，屋子里有一个人坐在桌前写字。他说画的是他爷爷。”

陈晓源没有回头。他看着窗外。

“他还画了一架飞机。”

“飞机？”

“嗯。飞在天上的。他说他长大了想坐飞机去看海。”

陈晓源站在窗前，很久没有说话。风从窗户外吹进来，吹在他的脸上，带着夏天的热气和胡同里炒菜的油烟味。沈桂芳站在他旁边，两个人就这么站着，谁也没再开口。

一个月以后，陈晓源在办公室里又听见了“托福”两个字。

这次是英语组的赵老师。赵老师是学校最年轻的老师，去年才从北师大毕业，教高一英语。她课讲得很好，学生都喜欢她。但她最近上课的时候总是走神——讲到一半停下来，看着窗外发一会儿呆，然后再继续。

有人在传：她也在准备托福。

消息是从教务处传出来的——她填了申请，要学校开一份英文的工作证明。校长把证明给了她，什么都没问。

陈晓源在食堂碰见她的时候，她端着饭盒，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他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来。

“要吃不下就别打了。”他说。

赵老师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她碗里的饭几乎没动。

“你怎么知道？”

“猜的。”

她低下头，用筷子拨了拨碗里的米粒。停了一会儿，她说：“我男朋友在纽约。他去年走的。走之前说，到了就给我来信。到了以后来过一封，说安顿好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她用筷子夹起一粒米，放进嘴里，慢慢地嚼。

“我不是去找他。我是想看看——美国是什么样的。值不值得他把什么都扔了。”

她说完，站起来，端起饭盒走了。碗留在桌上，里面的饭还剩大半。她没有把碗带走——也不知道是忘了，还是故意的。

陈晓源看着那只碗。没有动它。

秋天的时候，陈晓源收到了一个信封，没有落款。拆开一看，是一张明信片——不是国内寄的，是美国的。明信片的正面是自由女神像，灰绿色的，在灰蒙蒙的天空下举着火把。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

“陈老师：我到纽约了。图书馆里有这本书。你爸的书。放在‘Asian Literature’那一排。我拍了张照片。你爸要是知道了，大概会高兴。——赵。”

没有署名“赵老师”，就一个“赵”字。也没有地址。

陈晓源把明信片翻过来，看着自由女神像手里那支火把。照片拍得不好——天空是灰的，火把因为逆光看不太清楚。但那点火光，模模糊糊的，倒像是真的在烧。

他骑上车，去了东四十条。

老屋的院子里，陈建中坐在槐树下面。他的腿上摊着一本书，是他的《蝼蚁的世界》。他不是在读——他在看封面。他看得那么认真，像是在看一个他等了很久才见到的人。

陈母在旁边给月季浇水。她蹲在地上，用水瓢一瓢一瓢地浇，水渗进土里，发出嘶嘶的声音。月季开了几朵——红的，粉的。秋天的阳光照在花上，颜色显得格外深。

陈晓源走进来，在父亲旁边坐下。他把明信片递过去。

陈建中接过来，看了看。正面。反面。然后他看了一遍那行字。他没有说话。他把明信片放在膝盖上，用手掌按了按。

然后他抬起头看了看天。秋天的天空很高，蓝得不像真的。几片云在慢慢地飘。

“美国也有图书馆。”他说。

“嗯。”

“图书馆里有这本书。”

“嗯。”

陈建中低下头，把明信片翻过来，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把它装进自己中山装的口袋里——贴着胸口的那一只。

那天下午，陈晓源陪着父亲在院子里坐了很久。秋天的阳光暖洋洋的，不热。月季花被风吹动的时候，有一朵花瓣落下来，落在泥地上。陈母没有捡。就让它躺在那儿。

陈晓源走的时候，路过胡同口，看见电线杆上贴着一张红色的海报——“托福考试辅导班招生。每周六下午。学费十五元。”

他站在海报前面看了一会儿。

沈桂芳那天晚上告诉他一件事：她在街道办的纸盒厂找到了一份工。糊纸盒，计件，一个纸盒二分钱。她一天能糊两百个。

“四块钱一天。”她说，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个月一百多。”

她的手指上贴着胶布。新糊的纸盒的边缘很锋利，一个下午就能把手指划出很多小口子。

陈晓源看着她的手。

“别去了。”

“不累。”

“我说别去了。”

沈桂芳看了他一眼。她没跟他争。她把胶布揭下来，换了一块新的，缠在中指上。然后用牙齿咬断胶布，把断头摁平。

“思飞要交学费了。这个学期的。”

“我有工资。”

“够吗？”

他没有回答。沈桂芳站起来，走到炉子前面，把水壶坐上。

“你爸的书印了三千册。”她说，背对着他。“出版社给了多少稿费？”

“几百。”

“几百是多少？”

“八百。”

她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那个冬天，沈桂芳每天去纸盒厂上班。早上七点出门，晚上六点回来。中午带一个馒头，就着厂里的热水吃。她的手越来越粗糙，手指上的胶布换了一卷又一卷。但她从来没说过累。

陈思飞有一天放学回来，在走廊里看见他妈正在糊纸盒——她把剩下的活带回家了。地上堆着一摞纸板，她蹲在地上，用胶水把纸板的边粘起来，折好，压平。动作很快，很熟练。

他站在她面前，看了一会儿。

“妈。我帮你。”

“不用。写作业去。”

他站在原地没动。他把书包放下，蹲下来，拿起一张纸板。沈桂芳没有拦他。母子俩蹲在走廊里，一个糊纸盒，一个学糊纸盒。天很快就黑了，走廊里的灯坏了，只有屋里透出来的光照在他们身上。

陈晓源下班回来，看见走廊里两个人影，蹲在地上。走近了才看清——沈桂芳和陈思飞，面前堆着一摞糊好的纸盒。

他站在走廊入口，没有走过去。

沈桂芳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说：“他学得很快。”

陈晓源看着儿子手里的纸盒——糊得很整齐，边角对齐了，胶水没有溢出来。一个十一岁的孩子，第一次糊纸盒，糊得比他母亲差不了多少。

“吃饭吧。”他说。

饭桌上，陈思飞吃得很快。吃完了一碗，又添了半碗。他把碗放下，忽然说了一句：

“爸，我长大了想造飞机。”

陈晓源抬起头。

“不是画飞机。是造。真的飞机。”

“为什么？”

“因为——”陈思飞想了想，“因为坐飞机可以去很远的地方。”

“你去很远的地方干什么？”

“看一下爷爷书里写的那些蚂蚁，是不是还在别的地方搬家。”

陈晓源没有回答。他看着儿子的眼睛，那双眼睛亮得很。

沈桂芳低头喝粥，没有说话。

（第八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