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回忆（一）：语言困境与存在的异化
中文互联网的乱象日益见长，不见消停的争议在四处蔓延，不知何为真实的人们在迷茫之中度日，信仰的缺席使存在不知为何物。
确定这样的世界适合讨论女性主义吗？难道其真正的意义在于人们根本无法理解中国女性主义吗？也许；但语言的影响在逐渐扩大。
我经常听说，中国女性主义议题在讨论中，大多数都处于支持或反对，批评或赞同两种立场或态度之中。
这种现象使得讨论变得毫无意义，无法产生实质性的文化再生，同时又使得双方更加仇视；长期来看，恐怕公众对中国女性主义的看法将更加极端。
且我认为这种现象并非凭空浮现，而是结构性的必然；因为中国女性主义独立语言的缺失使人们难以建立真实的经验性系统化认知，使严肃的讨论变得虚无，因为没有语言能够承载真实经验。
人们根本不清楚女性主义讨论的痛苦，伤害或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没体验过，而语言无法传达；且就算明白了，也没有系统性认知，如这些痛苦，伤害或问题，从何而来？是否有解决方法？
况且，在生活和现实的重压之下，现在还会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在不方便中尽力理解他人？不同于真实的世界；精神世界之中的理解和包容往往更加真实，却往往建立在非现实的基础中。
为什么？难道我在否定中国女性主义，否定女性长期以来的问题和痛苦吗？不，我想说的是，抽象语言的系统往往不同于现实世界，无法表现真实经验。
来真正进入主题吧，意识流的片段在具备理论性的文本之中，应该不会太受欢迎；但却是煽动气氛的利好之言。
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女性主义的语言都在借用欧洲或美国结构化语言体系？所谓父权制是否真的能够完全代入中国语境之中？中国女性主义者们能否将抽象的经验转化为结构性语言供人们思考，讨论，认知？
父权制可以在有限的语境之中被代入讨论或思考，但难以展开广泛的理解或认知，无法在中文语境之中被简单的大范围传播或理解；而现实之中人们对于父权制的详细理解几乎为零，不论是中国女性主义内部，还是外部大众而言。这种极具背景性的抽象结构性语言是难以被大众理解和传播的。
即使本地化处理的再这么高明也始终难掩“父权制”这三字本身的抽象性质，而其语言本身的理论基础也难以承受中国复杂的环境；中国女性的问题无法被简单的定义为压迫，或存在某一压迫结构。
“父权制”往往难以代指真正的问题源头，比如家庭之中的压迫或伤害并非完全由所谓男性，父亲来完成，母亲的参与在中国也是十分常见的。
我知道人们对于个人经验的追求超越了对于结构化认知的渴望，毕竟谁不想听八卦？
我有一个姐姐，她是家里的女孩。
我的生母不喜欢我的姐姐，她更喜欢我，但我讨厌我的生母。
我的生母总是喜欢指示我的姐姐做家务活。
有一次我的姐姐在帮忙烧水的时候，水壶坏了，掉落在地上，热水撒的到处都是。我的姐姐好像被烫伤了。
但我的母亲却不关心我的姐姐，反倒责骂她毛手毛脚。
我姐姐被伤害的经历是否能够用“父权制”表达？
我知道中国女性的痛苦和所承受的伤害真实存在，且规模可能极大，极广。因为这的确是广泛且无法回避的事实，这并非语言或哲学问题。
但我并不认同“父权制”在中国女性议题之中的适配以及有效性，因为背景和语言结构并不完全适配中国女性的问题背景，同时缺乏社会、政治、文化和传播等领域的有效性。
如“父权制”所描绘的男性在社会结构中占据更多优势，而使女性受到压迫的现象虽然存在；但不准确，难以平衡中国的背景；在社会、文化、政治问题中，“父权制”往往无法触及最重要的因素，并将问题转移他者。而在中国的背景中，问题不可能完全由唯一他者促成。
因为“父权制”这一语言长期存在于西方背景中，而西方背景中的文化，政治以及社会环境和中国完全不同。
与“父权制”所指，中国女性更多直接经历伤害或歧视，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造成中国女性长期缺少主体性，自我身份认同。这种伤害和痛苦，当然并非能够以“父权制”这样的语言能够表达而出。
这或许是大部分中国女性主义者在表达自我时，情绪化的原因之一；因为“父权制”或其他抽象语言系统往往不符合中国背景，使表达只能以情绪的形式发泄。
有些中国女性主义者虽然可以本土化这些外来语言，它们可以被翻译。
因为本质上“父权制”这类语言是高度抽象的经验结构化语言。但这造成了传播以及文化认同的隔阂。
为什么会造成传播以及文化认同的隔阂？
其实非常简单，因为“父权制”无法被广泛理解和传播，因为只有部分人能将此类高度抽象的外来语言同步进中国背景。
这需要结构，抽象性的认知能力，同时还需要具备高感性能力，能够将抽象情景代入中国现实语境。
借用或再生化理论的基础，则需要一定创造力。
而大众则几乎并不广泛具备类似的能力。
这使“父权制”在大众面前只能沦为情绪和痛苦的发泄口，虽能肆意挥洒自我未能说出的体验，却无法真正落地现实，使得其他人不可能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在说什么。
而中国女性主义缺少抽象经验的结构化本土语言，可能正是长期缺乏代表领袖的原因，或许也是很多拥有舆论影响力的人们选择私下支持的原因之一。
听说很多公共人物其实都支持中国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几乎不公开支持，也不发表任何看法。
可能只是私底下与相关人员有所接触，并在私下发表支持性的看法。
这是为什么？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他们可能缺少结构化的语言来支持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因为不管怎么样，谨慎的公众人物不能随意使用自己无法理解或体验的语言来支持某一群体。
必须要以自我能够理解且结构化的语言来建构观点的合法性。
而遗憾的是中国女性主义目前在结构化语言的建构上几乎完全缺席，大多数公共视野之中的女性主义者经常以情绪化的表达来发泄自我，难以建立真正的文化形象。
这是难以公开说明的问题；尤其是公众人物，如果选择公开支持，可能会造成舆论上的巨大影响。
提出这种具备风险或社会影响力的问题是极具考验性的，我也经常陷入自我怀疑之中，虽然不是因为本文，但也让我时常想起自我解构和反思的重要性。
我并非想要反对或攻击中国女性主义，但不管怎么说，似乎提出这样的问题承担一定责任，或许是最好的选择。而我认为提供建构或许是承担责任的好方法。
在我看来中国女性主义需要的不是“父权制”而是能够关注于女性主体性以及存在问题的语言，同时又能够反映社会，国家等结构的影响。
提到存在以及主体性，我认为有必要定义这两个抽象的语言，其他人或许不会直接解释，但中文语境的特殊性使我认为有必要特意解释这两个抽象语言在本文中的意义。
存在在中文语境中常常被视作复杂的哲学语言，但在本文中，它将被简单的视作：“人怎么活”，“人类活着的状态”等问题的抽象建构。
主体性相对简单，就是：“我是否能够意识到我是自己”的抽象语言。
这些东西真的重要吗？它们不直接影响日常生活，人类日常经验，但往往却定义日常生活，经验等。
有时候我总是觉得中国女性是符号化的存在，也的确如此。
大部分中国女性的一生是可控，可知的。
上学，结婚，生子，养子，养老，死亡。
这些事情本身无碍，人类本应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但很多时候，中国女性则可能根本并没有。
并非完全由于外部的影响，不仅仅是家庭，社会或国家；很多时候个体自身也常常无法理解自我存在的可多样化发展。
同时也难以意识到“我”作为独立的个体拥有自由决定的权利，这就是所谓主体性的意义。
暴力，控制，打压，压迫，虐待都是令人感到惊心动魄的伤害行为，对女性的痛苦需负不可分离的责任；这些现象往往很难被彻底无视。
在当代，太过明显或过分的暴力或伤害行为会被舆论或公权力直接干涉。
但对存在以及主体性的伤害和暴力却难以被注意，往往被彻底无视；直到问题的消失，同时还有无法想象的集体性精神痛苦也消失在回忆中。
中国女性就像随波逐流的花朵，生命的方向不受自我控制的奔向未曾设想的未来，就在意识到自由的存在时，常常发现自我早在异域扎根发芽，无法随意移动。
中国女性在幼时，家庭往往并不鼓励思考，且要比男性更为严重；同时中国女性往往被视作要比同年龄的男性更加“听话”，“懂事”。
很多人认为女性更加早熟，也许是真的；但我认为中国女性看起来更像是早早失去了宝贵的活力和生命力，像是熟透死亡了。
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何时起；中国女性就更擅长顺从而非自由的活着。
这就像是某种绝对的结构化经验的无限再生，不管什么背景，好像总是如此。
家庭经常是被怀疑的主体，但社会以及国家或许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庞大主体下的个体往往受到最高结构的影响进而总是无法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方向。
这些主体或结构的影响往往真实，可惜无法完全符合抽象经验。
而我提出的这些问题或概念几乎全都聚焦于中国女性的语言，存在以及主体性问题之中，几乎不怎么提及社会或文化性问题，比如国家是否促成中国女性长期的存在认知问题？是否参与了中国女性的长期主体性缺席演化？
为什么我没有提及如国家或社会这样的重要主体，这些主体在中国女性的议题中的确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
但我认为中国女性的问题并不局限于单一主体或结构的影响或参与。
中国女性的问题并非聚焦于当代，在中国明朝以及清朝同样存在。
这证明中国女性感受到的痛苦和压迫，伤害是长期存在的历史，乃至文明性问题。
这使得评论单一结构或主体虽然具有意义和价值，但就对根本性的本质研究而言却几乎没有太多帮助。
这些对于国家或社会的分析或批判已经太多，但始终难以触及根本。
所以，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在如今的中国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语境中，几乎无人回答此问题。
大多数都沉浸在男女对立的情绪化战争中，即是文化讨论，大部分也只是站在反对或支持女性主义或讨论西方理论而已。
但如此重要的问题怎么能够被忽视呢？
让我将问题重申一遍：
“中国女性到底为什么长期遭受伤害，压迫，控制？”
如果中国女性长期遭受如此痛苦的原因是由于国家或社会，那么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否能够解释所有？
这似乎不太可能。
但又无法完全舍弃这些因素的影响和责任，这种认知现象或许造成了如今中国女性主义议题的撕裂感。
很多人可能并非不支持中国女性，只是觉得侧重点不应该在于社会，而在于国家或政治。
我曾经也认为，不管是中国女性主义也好，还是中国女权主义都应该将侧重点放在国家或政治主题上。
但现在我认为这些因素虽然非常重要，但却不是最重要的结构性本质。
所以我打算提出“驯养制”这一理论，履行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的建构责任。
驯养制是指个体转为结构存在的驯化机制，中国女性被转化为结构本身，具备机制性的特征。
如家庭中的女性常常被赋予某种回应性或机制性，女性应该做家务活，应该照顾孩子，为什么？因为男性往往是家中的经济主力。
但此类问题本身需要就具体情况而定，是家庭结构本需协商共讨的问题。但却不知何为，长期存在刻板性的认知。
这么说可能有些模糊，抽象；简单来讲，就是中国女性应该被当做人类；而非执行某种动作的机器化存在。
家务活或照顾孩子本身是两件需要细分的事情，本就应该由妻子和丈夫间的互相协商而决定。
但在大部分的讨论语境中，家务活或照顾孩子是极其机械化的举动，没有详细的讨论只有争论，一句话就定义所有。
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这种讨论的结果基本没有任何意义，比如家务的定义和具体如何照顾孩子算照顾的问题。
诸如此类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本就不应该被一言定义，但却被冠以立场式的支持或反对。
这使得不论是中国女性还是中国男性都变得极其结构化，仿佛要么只执行赚钱这一动作，要么只执行照顾孩子的动作。
这就像是羊圈中的羔羊，圈养被用作某种目的，比如食用；而羔羊是人类农业中的结构单位
中国女性或中国男性其实都类似于如此，都为某种系统中的结构单位。
男性执行经济性产出的回应机制，而女性则执行情感，肉体或体力劳动式的回应机制。
这使得人类个体更像是结构单位，而非具有主体性的人类。
我需要指出，举例的此类现象看起来好像非常合理；男的赚钱养家，女的照顾家庭。
但是随着世界背景的复杂性持续攀升，这种机械化的家庭系统难以维持灵活的变化，只会使个体丧失对生活的兴趣，对主体性的感受和认知。
“驯养制”与“父权制”以及其他压迫模型存在根本性不同，驯养制更加关注于存在的异化，因为这是难以察觉的问题。
存在的异化听起来相必是陌生的语言，什么意思？实际上，说的就只是人类的生活方式，状态；被某种形式影响发生某种特殊变化。
中国女性的问题或许不仅仅因为政治，也并非社会，文化或家庭。
更可能是由于中国女性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状态，被某种形式而影响，使中国女性往往陷入同样的情绪情感问题，生活问题，陷入同样的被伤害形式，感受过同样的痛苦。
这样的理论使“驯养制”似乎有些令人绝望，既然如此是不是永远也无法改变？
这并非绝对，此理论建立在中国女性普遍主体性缺失和存在异化的背景中，“驯养制”或许成因也可能是形成的前置。
但不管怎么样，个体的主体性占据极其重要的理论结构，而以现实经验而言，回忆起主体性的意识往往是人类走向自由的开始。
这也说明个体的内在可以改变具有压迫性的系统，至少可以逃离。
本文的末尾我想指出，我如此直接的提出正面建构，是因为我不喜欢缺乏希望的末尾。
就像散步刚刚结束后不想要看到死去的玫瑰，天上乌云在不断外溢，而埋藏在内心的宁静也在此时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