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暴雷了

2025年冬，寒意最先侵袭的并非江南的天气 ... ...

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下称“浙金中心”）“爆雷”了，初步统计波及资金约120亿元。

投资者们有种被抢了钱，却不知道钱去哪了的感觉。

时间倒回2013年，浙金中心诞生于浙江金融改革的浪潮中。

彼时，浙江省财政厅、宁波市国资委合计持股约40%，是不折不扣的“国资血脉”。

它的早期业务清晰而“光荣”：主要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服务，为诸如“五水共治”等省级重点基建项目输送资金。

在那个城投信仰坚不可摧的年代，这样一块“金字招牌”无疑是杭州乃至浙江投资者眼中的“定心丸”，是安全与稳健的代名词。

不过，随着国家对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监管趋严，传统平台业务规模被压缩。浙金中心的融资对象，逐步从地方政府平台，转向了民营企业。

而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对此一无所知。

他们依旧沉浸在“国资控股、政府项目”的旧梦中，看着APP上似乎永远稳妥的4%-5%收益率，投入毕生积蓄。

讽刺的是，“国资光环”其实早已在法律意义上过期了。

2024年10月31日，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公告，明确“不再保留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金融资产交易业务资质”。

仅三个月后，2025年1月，公司悄然更名为“浙江浙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工商信息显示，大股东已变更为民营的杭州民置投资有限公司，国资股份被大幅稀释，实质控制权已然易主。

但APP名称未改，官网首页依然高悬“省级金融平台”的显赫介绍，客服对所有关于资质和股权变更的询问三缄其口。

白衣渡江还能用几次？

一家已无相应金融业务资质、且由民资控股的公司，就这样凭借着过往的影响力，继续吸纳着公众存款。

投资者的钱最终流向了哪里？

答案指向一个庞大的资本系族——“祥源系”。

据报道，浙金中心平台上超过90%的产品融资方为祥源控股集团及其关联公司，直至爆雷前，存续规模仍超120亿元。

祥源系及其创始人俞发祥，在公众视野中堪称“实力雄厚”：总资产号称600亿，坐拥三家上市公司，俞发祥本人更是常年位居胡润百富榜，是绍兴嵊州的首富象征。

业内人士测算，祥源系通过此类渠道获取资金的真实成本高达8%-9%，而支付给投资者的收益仅为4%-5%。

这中间的巨额差价去了哪里？

一部分成为浙金中心的通道与管理费，一部分则流入了层层中介的腰包。

更关键的是，这种融资模式本质上是“借新还旧”的庞氏循环，用以维持其早已紧绷的资金链。

兑付危机爆发后，祥源控股总裁才不得不承认，受地产寒冬冲击，公司流动性早已枯竭。

其高达400亿的总负债，面对的多是难以快速变现的房地产资产。

主营业务销售冰封，试图转型的文旅板块盈利微薄，甚至不足以覆盖债务利息。

这个看似庞大的商业帝国，内里早已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空壳。

而其所谓的“增信担保”风险控制措施，从细究产品结构，融资方是祥源系公司，担保方依然是祥源系另一家公司，底层资产则是“祥源系内部债权”。

这无异于“左手为右手担保”，一旦主体信用崩塌，所有承诺皆成废纸。

早在爆雷前，祥源系已有至少十家子公司因商票逾期上榜失信名单。

甚至出现注册资本12亿的公司因几千元纠纷沦为“老赖”的荒诞场景，其内部资金之拮据、管理之混乱，可见一斑。

浙金中心的危机并非无迹可寻。

2018年，它就曾因华信集团项目爆出37亿元的雷。

彼时，在时任浙江省分管金融副省长朱从玖“国资平台不能违约，以时间换空间”的批示下，政府通过协调资源、增资兜底等方式，硬生生将这场危机“捂”了过去。

华信集团的危机被暂时掩盖，但病灶未除。

耐人寻味的是，据信正是在处理华信危机期间，祥源集团开始大举进入浙金中心融资视野。

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或交易：祥源集团获得浙金中心的融资通道，而条件之一，是需动用部分融资款（传闻约30亿）来填补华信集团留下的窟窿。

由此，祥源系逐渐取代华信，成为浙金中心最大的融资主体，也埋下了今日更大规模爆雷的引信。

这场危机转移中，关键人物浮出水面——浙金中心董事长丁建林。

丁建林原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2014年空降至浙金中心。

在他的主导下，浙金中心积极开拓互联网销售渠道，与杭州市民卡公司合作推出低门槛、相对高收益的理财产品，迅速做大了规模。

华信项目由其厦大校友引荐，而后续与祥源系的深度绑定，他也身处漩涡中心。

关于接盘国资股份的杭州民置投资，很可能是一个由丁建林通过私募、民间借贷等方式组织起来的持股平台。

各路资本入股浙金中心的巨大诱惑，在于一个尚未兑现的承诺：未来可能获得一张浙江省内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AMC）牌照。

这张处理不良资产的“王牌”牌照，无疑是点石成金的法宝。

然而，这张“画出来的大饼”最终未能落地，但资本的游戏早已开席，无法回头。

尽管杭州民置并非祥源直接控制，但两者利益深度交织。

它们在安徽有合作地产项目，祥源系与浙金中心也存在交叉持股。

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得“自融”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资金在看似独立的法人实体间流转，但最终仍闭环于同一个实际控制或深度关联的利益集团之内。

剖析本次爆雷的受害者群体不乏企业高管、医生、高校教授等高净值、高学历人士。

他们并非金融小白，却依然集体“踩雷”，究其根源，是败给了两种深入骨髓的“想当然”。

首先，对“低收益=低风险”的迷信。

在银行长期定存利率持续走低、理财产品打破刚兑的大环境下，一个能稳定提供4%-5%收益的产品，被想当然地视为“稳健型”选择。

投资者忽略了简单的算术：融资方要付出8%-9%的成本，平台要抽取费用，中间环节还要剥一层皮，那么这4%-5%的收益从何而来？

它背后必然对应着更高风险的投资标的，所谓的“低收益安全资产”已经早就不存在了。

其次，对“国资背书=政府兜底”的路径依赖。

这是最具中国特色、也最危险的理财幻觉。

“这是省里的平台，还能跑了？”成为许多投资者，特别是通过亲友推荐入局者的核心逻辑。

他们不再费心去查阅公开的工商变更信息、金融监管公告，将对政府信用的盲目信任，投射到一个早已市场化、甚至已无资质的经营主体上。

将“历史背景”等同于“现实担保”，将“参股过”等同于“会负责”，这是惰性思维。

2025年11月28日，浙金中心停止提现。

而从2024年10月31日资质被正式注销算起，它已“无证驾驶”了整整一年零一个月。

这场盛宴最终在无法兑付的现实中狼狈落幕。

复盘全程：

昔日决策者为政绩与稳定，选择“以时间换空间”，埋下隐患；

平台方为生存与私利，不惜偷梁换柱，隐瞒实情，维持骗局；

融资方为续命，饮鸩止渴，构建庞氏循环；

中介与掮客，则在其中攫取着高昂的佣金。

最终，所有代价由最相信“光环”的普通投资者承担。

此外，在此之前，浙江的金融体系已经崩过了，浙金中心的暴雷只是后续的余震而已。

浙江省，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其金融系统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荡。

从去年四月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郭心刚被查拉开序幕，短短一年内，风暴席卷而来。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三大国有行浙江分行的原行长高强、冯建龙、沈荣勤相继落马；

本土力量代表的浙商银行原副行长张长弓、原行长张荣森，以及杭州银行相关高管也未能幸免。

十余位金融“大咖”的密集倒下，绝非孤立个案，而是一场令人震惊的系统性塌方。

何以沦为金融腐败的重灾区？

答案无他：在权力与资本的纠缠。

这场风暴之眼，一个关键人物无法绕过——张长弓。

其职业生涯颇具传奇色彩，早年在江西南昌市政府系统工作，后进入招行、兴业，2015年出任浙商银行副行长。

他也是在浙商银行副行长任上达到高光时刻，一手操盘了为宝能集团提供的百亿级融资方案，成为姚振华在震动资本市场的“宝万之争”中至关重要的“弹药库”。

这场惊心动魄的资本运作一时间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引起各方关注，这也为其日后坠落埋下了伏笔。

2018年10月，张长弓从浙商银行离任，2019年10月出任广东华兴银行党委书记。

两年后，张长弓因个人问题被有关方面带走调查。

2023年10月，张长弓被正式移送司法机关，其涉案金额传闻高达十亿级别。

为求保命，张长弓咬出了一连串的重量级人物。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其同乡与“伯乐”——原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

朱从玖与张长弓是安徽老乡，也是张长弓进入浙商银行的引路人。

朱从玖的履历曾闪耀着“金融明星”的光环。

2000年，年仅35岁便执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彼时上交所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

2008年，朱从玖重返中国证监会，出任主席助理、党委委员兼发行监管部主任。

2012年，朱从玖“空降”浙江，出任副省长，肩负着化解区域金融风险、推动温州金融改革试验的重任。

2022年6月任浙江省政协党组成员，2023年1月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5月被查。

媒体曾以“憨厚敦实”形容其外表。

然而，其在浙江金融任职十余年，地位之高、能量之大，令业内闻风。

坊间对其称谓“朱十亿”。

其妻在私募基金行业有着高收入，虽自称合法，但与其分管领域重叠，“瓜田李下”怎么说得清楚。

2023年11月，朱从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在任20年间受贿1.05亿，判无期徒刑。

朱从玖在“五道口”读的研究生，同窗的老同学多人已落马。

最“知名”的则是中国银行原董事长刘连舸，2023年3月底官宣被查，只比朱从玖落马早一个月。

朱从玖因案情严重，几乎坐实死刑，为保命，最后时刻上交了一张供词。

“我知道他们的事，也参与过，我可以提供完整线索。”

供词内容多达20余页，涉及浙江多家银行、10余位行长级别干部、多家券商、多家PE机构，以及多个政府融资平台负责人。

从法院的通报用词中可见一斑，

“配合调查态度好，揭发他人有重大立功表现。”

朱从玖一口气咬出在浙江的六大银行分行的一把手。

有的主动投案，有的被带走调查，整个浙江金融系统炸开了锅。

中行、建行、农行、工行、浙商、杭州银行——省级行长，无一漏网。

2024年4月，中行浙江分行原行长郭心刚被查。

2025年4月，建行浙江分行原行长高强被查。

2024年5月，中国农业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楼文龙官宣落马。

2024年8月，浙商银行行长张荣森突然被官宣辞职，此前9天，其刚被官宣连任行长。

2024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金融研修院原院长蒋伟被查。

2025年1月，浙江省委金融办原副主任、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潘广恩主动投案。

2025年2月，交通银行宁波分行原行长屠粮钢被查。

2025年4月，杭州银行原行长虞利明失联后辞职。

2025年4月，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高强被查。

2025年4月，杭州银行原行长虞利明辞职后疑似失联。

2025年5月，农行浙江分行原行长冯建龙主动投案。

2025年5月，工行浙江分行原行长沈荣勤被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