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一個強國崛起的真相》狂妄自大
狂妄自大
（二○○八－二○一二）
二○○八年九月十五日，成立於一八四七年的全球金融服務公司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遞交破產保護的申請，其債務規模超過六千億美元。與此同時，美林投資公司（Merrill Lynch）為了避免金融危機，與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舉行收購談判，但在最後一刻雙方未能達成協議。就在這兩家華爾街最強大的公司消失前不到一週，美國政府剛剛接手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這兩家由政府支持的抵押貸款機構在次貸投資中積累巨額損失。
七年前，美聯準會為了減輕通貨緊縮的影響，決定將利率降至一．七五％，這是自一九六一年以來從未見過的水準。二○○二年十一月，美聯準會再次降息至一．二五％。與此同時，市場上出現只需支付利息的抵押貸款，而且只需提供最低限度的擔保，這種貸款一經推出，便吸引大量之前無法負擔房貸的購房者。由於貸款的門檻和利率都很低，抵押貸款的需求迅速增加，這反過來推動住房價格上漲，而次級抵押貸款的比例也隨之增加一倍。然而，幾年後利率開始上升，至二○○六年六月，回升到五．二五％，致使許多房主再也無法負擔每月的房貸。從二○○七年開始，房貸危機逐步加深，導致房價下跌、信貸市場凍結。金融業在這場危機中損失巨大，尤其是對沖基金和投資銀行，它們無需像一般經營存款業務的銀行那樣遵守相關規定，可以將次級貸款的抵押物重新包裝後變成新的投資產品。
過去大家都以為美國的金融體系牢不可破，可如今這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件暴露這個體系的脆弱。民眾擔心其他銀行也會步其後塵，全球股市因此急遽下跌。為了應對這一局面，各家銀行停止相互借貸，美聯準會出面干預，日本和歐洲的央行也迅速跟進，光美國政府計畫投入的紓困資金即接近一．五兆美元——在變賣相關資產後，這筆款項的三分之一最終被收回。實施多年的寬鬆貸款政策，最終導致嚴重的經濟衰退，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無數人的痛苦，失業率飆升至一○％，數百萬人失去自己的房子。
隨著美國、歐洲和日本陷入衰退，嚴重依賴出口的中國也受到衝擊。數以萬計中小企業被迫關閉，失業工人四處尋找工作，許多人不得不返回農村。據中國人民銀行一項內部調查，二○○八年最後一個季度，溫州所有企業的利潤減少五○％，至二○○九年三月，減少六○％，全市企業被迫裁員一○％。在沿海各大城市，往常擠滿進城工人的火車站，如今卻滿眼是返鄉的農民工。有些企業主逃跑了，還有些則拒絕支付拖欠的工資，導致工人抗議和勞資糾紛事件迅速增加。為了「維穩」，地方政府軟硬兼施，有時用錢平息，有時則動用員警鎮壓。
其實早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許多企業主就因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飆升而感到不安。二○○五年七月，中國政府宣布允許人民幣上下浮動兩個百分點，當時一美元可以兌換八．二八元人民幣。此後人民幣持續升值，至二○○八年七月達到一美元兌換六．八三元人民幣。這一匯率保持兩年。除了成本上漲，北方許多企業還因奧運期間政府執行嚴格的環保標準而被迫暫時停工，這進一步加劇經濟低迷。
隨著金融危機爆發，通貨膨脹消失了，但全球商品價格也開始暴跌，導致中國的鋼鐵、水泥和建築公司利潤蒸發，無數工程被迫停工，煉鋼廠也不得不停產。
中國的領導人原指望奧運結束後出現經濟繁榮的局面，沒想到卻遇上金融危機。因經濟萎縮而受到衝擊的工人開始走上街頭，引發領導層恐慌。中央立即推出政策，對出口貨物實行退稅，同時透過干預貨幣市場阻止人民幣進一步升值，以確保中國的出口產品更具價格優勢。銀行也得到指示，要以較低利率向小型企業發放更多貸款。為了促進經濟增長以維持就業率和社會穩定，溫家寶提出刺激國內消費的計畫，企圖使中國逐步擺脫對出口的依賴。由於一般民眾收入太低無法增加消費，溫家寶宣布國家將投入五千八百六十億美元（約等於四兆人民幣），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建設——這一數量相當於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四％，而華盛頓推行的經濟刺激計畫只占美國國內總產值的六％。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的首席經濟師評論說：「他們花起錢來，就像明天不要過了一樣。」
到二○○九年第二季度，銀行發放的大量貸款開始產生效果，儘管出口值較去年同期下降二二％，但經濟增長率又開始上升，僅是建造鐵路就花費一千億美元，其中作為「西部大開發」運動的一部分，政府投入一百七十六億美元新建一條穿越新疆沙漠的鐵路，此外還有超過八百億美元用於修建城際鐵路，包括新建從北京通往廣州的高鐵。自二○○四年春以來，一旦出現經濟過熱的現象，政府就會禁止各地政府興建基建專案，如今這一禁令被取消了，全國各地都出現大規模的建設熱潮。
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政府有充足現金投資各項工程。多年來，央行一直透過購買美元來阻止人民幣升值，因此積累大量美元儲備，足以支撐為了推動經濟增長而啟動的大規模投資行為。與此同時，為了防止用於購買美元的人民幣流入市場推高貨幣供應量，央行多年前就要求各家銀行提高儲備金，並向央行購買「消毒債券」。如今，銀行系統儲備的巨額資金全都釋放出來，用於政府發起的投資項目。
至二○一○年，中國消耗全球四○％的水泥和鋼鐵。不僅如此，在實施經濟刺激政策後，中國在三年內消耗掉的水泥超過美國整個二十世紀的用量。全中國人口超過一百萬的城市就有兩百二十一座，每個城市都渴望擁有現代化的購物中心、電影院和豪華酒店，最好外表看起來光輝照人，還要裝有透明的觀光電梯。此外，僅二○一一年一年，全國就新建三百九十家博物館，其規模有大有小，既有私人開的，也有政府建的。摩天大樓更是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而且往往是一、二十座連成一片。城市之間互相競爭，樓房愈建愈高，剛在浦東落成的上海中心大廈創下一百二十七層的紀錄，而與此同時，芝加哥、莫斯科、杜拜和世界其他城市的摩天大樓建案都因金融危機而擱淺。
政府資金除了來自銀行，還有部分來自土地。早在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的建設熱潮中，地方政府就開始向開發商出售土地，然後將賺取的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二○○九年，各地政府出售土地使用權共獲利兩千一百九十億美元，比前一年增加四○％以上。二○一○年，這一數字飆升至四千一百七十億美元。為了追求財政收入的增長，地方政府紛紛從農民手中奪走土地。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自一九七八年以來，如果按土地的市價來算，全國農民因土地被收回而蒙受的損失高達二十兆至三十五兆元人民幣，約等於三．一兆至五．四兆美元。一九四九年後，農村的財富就開始不斷向城市轉移。如今，這一過程仍持續中。
建設之前先要破壞。為了讓路給各項工程，任何建築只要妨礙建設計畫都遭到強制拆除。各地都在上演類似的故事：某個社區的居民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的房子被貼上拆遷通知，大家拒絕接受國家提供的微薄補償，堅守在房子裡不肯搬走。接下來，拆遷隊以各種方式騷擾居民，並在半夜三更開來推土機，把屋子裡的居民強行趕走，許多人因此失去自己的財物。有時候，在那些拆了一半的屋子裡，還能看到一家人擠在一起吃飯，房子的外牆已經完全倒塌，但客廳的一角和廚房周圍還剩些斷垣殘壁。這種事情每天都在發生，受害者也愈來愈多，到後來甚至連一些特權階層（如醫生、金融家和退休的黨員幹部等）也無法保住自己的老房子。
有些建成不到五年的新房子也被強制拆除，北京甚至有幾家人的房子在被拆的當年才剛剛完工。根據一家公司的研究，二○○五年至二○一○年間，中國拆除一六％的住房。在經濟刺激計畫的高峰期，每年有兩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徵用，大約相當於模里西斯（Mauritius）的面積。全國各地興建無數嶄新的辦公大樓和高層住宅，與新房子一牆之隔就是拆遷後留下的廢墟，一塊塊混凝土裡伸出扭曲的鋼筋，破碎的瓷磚在陽光下熠熠發光。
除了一般建築，許多從戰爭和革命年代倖存下來的歷史建築和文化地標也遭到拆毀。毛主席曾在文化大革命的鼎盛時期號召民眾剷除舊社會的一切殘餘，如今這一目標終於經由土地徵用的方式實現了。無論是古代的寺廟，還是宮廷的院落，抑或裝飾藝術風格的洋房，都遭到大規模破壞，而國家文物局的工作人員甚至比國家環境保護局的還少。據該局局長李曉杰透露，全國七十六萬六千個文物保護建築中，被拆除的大約有四萬四千個，而開發商因為破壞保護建築而支付的罰款最高額度僅為五十萬元。
新建築的品質也令人擔憂，因為開發商普遍偷工減料，而且工期匆促、建築材料品質差，專案規劃也考慮不周到，結果新建商用建築的平均壽命縮短到二十五年左右，大約只是日本、歐洲或美國同類建築的三分之一。建築事故時常發生，媒體報導過有八車道的吊橋倒塌，有房子像紙糊的一樣脆弱，還有歌劇院的窗玻璃掉落下來。品質低劣的建築被稱為「豆腐渣」，因為它們就像軟軟的豆腐塊一樣無法承受壓力。二○○八年四川發生一場大地震，造成大約八萬七千人死亡，當地七千多棟學校建築中，有相當一部分即因品質不達標而倒塌。
房地產投機的行為很普遍。這主要是因為那些手中持有現金的人缺乏其他投資管道，因此紛紛購買房產，從而進一步推高房市價格。這種行為也導致隱性通貨膨脹。據一位專家估計，杭州大約有一半新建住房掌握在一小群投機者手中，同一套住房會在這些人當中幾經轉手，賣價也不斷抬高，而每次交易都會令買家從銀行獲得更多抵押貸款，最終房屋會出手給圈外人，獲利則會被這一小群炒房者瓜分。由於大量新房被用於投機，所以建成後根本無人入住，全國到處可以見到空蕩蕩的公寓大樓和荒廢的購物中心。
由於國家慷慨的退稅政策，中國的商品出口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而且除了五千八百六十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畫，二○○九年全國新增銀行貸款達到一．二七兆美元，這些都有力地支持工業生產。此外，為了幫助出口，中國政府一直將人民幣保持在較低價位。金融危機後，美元對歐元、日元和大多數其他貨幣的匯率急遽下降，中國人民銀行則繼續操縱匯率，讓人民幣與美元同步貶值。僅在二○○九年三月至十月間，人民幣便對歐元貶值一六％，對澳元貶值三一％。
銀行發放的貸款大多給了大型國有企業。胡錦濤延續江澤民提出的「抓大放小」策略，並且特別欣賞被大家稱為「國進民退」的經濟政策。結果，大量資金被投入航空、鋼鐵、煤炭、鋁和風力發電機等重點工業部門。一九九八年後，國有企業經由合併和收購誕生一批巨型企業集團，如今這一趨勢仍在繼續，國有企業運用政治壓力和經濟實力，不斷兼併規模比自己小的私營企業，從鋼鐵到房地產，各個行業的私企都遭到國企的輾壓。在一系列惡意收購中，幾年前成立的私營航空公司幾乎都被虧損的國有航空公司收購。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十年來，國有企業才是最大贏家。從帳面上看，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國企早已擺脫一九九○年代的困境。在二○○○年至二○一○年間，國企的總利潤額增長七倍，接近兩兆元人民幣，同時為政府創造兩倍的股東價值。但是，經由審查二十五萬家國有企業的官方資料，香港貨幣研究所的兩位經濟學家發現這些所謂的利潤被誇大了，如果國企也向銀行支付與私營企業相同的貸款利率，那麼它們將毫無利潤可言。換句話說，中國的經濟結構幾乎沒有發生變化，一般民眾的儲蓄和沿海出口企業賺取的外匯，統統被用來維持國有企業運轉。
廉價的信貸只會導致效率低下。國有企業的固定投資比私營企業多出二○％至三○％，完成投資的週期也多出一半。由於國企牢牢控制整個經濟體系，它們可以把產品價格定得較高，還可以對消費者收取額外費用，其實就是變相地讓消費者繳納更多稅。一些重點工業部門（如鋼鐵、鋁和風力發電機等）重新出現產能過剩，生產商為此增加對外出口，但這又進一步加劇中國與外國之間的貿易緊張。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即宣布，要對進口輪胎徵收懲罰性關稅，而且將著手調查中國傾銷鋼管的證據。
北京則指責美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並為此向世貿組織投訴。二○○九年，比利時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鋼鐵緊固件徵收反傾銷關稅，歐盟因此也捲入與中國的貿易爭端。中國政府予以反駁，而且使用的語言與歐美國家對中國的批評如出一轍。
在此過程中，中共領導人的態度愈來愈趨於傲慢。美國的金融體系一直備受世人推崇，如今卻宣告失敗；與此同時，當希臘面臨主權債務違約的危機時，同屬歐元區的十六個成員國卻無計可施。西方各國普遍出現經濟增長率下降和失業率飆升的局面，資本主義似乎正如馬克思預言的那樣正在走向崩潰。中共領導人開始頻繁抨擊美國，指責華盛頓未能適當監管市場和控制財政赤字。二○○九年一月，溫家寶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指出，資本主義基於「盲目追求利潤」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他還批評西方各國的銀行對金融「監管不力」。中國人民銀行的行長周小川更是對美國領導的全球秩序提出挑戰。他於二○○九年四月宣稱，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快速反應證明其政治制度的優越。中共領導人有了揚眉吐氣的感覺，他們開始仿效美國人，試圖就如何管理經濟為全世界提出建議和經驗。根據北京的說法，資本主義模式無法持續下去，現在應該向全世界推廣一種更為優越的制度，即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胡錦濤稱之為「中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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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慶祝對外開放三十週年。胡錦濤發表講話，指出中國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因為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是「完全正確」的。他聲稱中國將「堅持高舉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胡還強調，維護穩定是壓倒一切的任務，「沒有穩定，什麼事情也辦不成」。這一點一直為中國領導人所強調，如今他們特別擔心全球金融危機會加劇國內社會動盪。
為了「維穩」，政府加大打壓異議人士的力度，同時開始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在胡錦濤發表上述講話之前，打壓就開始了：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逮捕劉曉波。劉的罪行主要是參與起草一份名為《零八憲章》的公開宣言。這篇宣言的靈感來自三十多年前以哈維爾（Václav Havel）為首的一批捷克斯洛伐克持不同政見者所發表的《七七憲章》。《零八憲章》最初有三百多人簽署，並於二○○八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宣言》發表紀念日這天對外公布，隨後獲得數千人簽名。這份宣言呼籲中國實行三權分立，要求司法獨立、廢除戶籍制度、賦予公民結社、言論和宗教自由，並提倡公民教育等等。被捕一年後，劉曉波被當局判處十一年徒刑。
接下來是對網際網路的打壓。中國已經建立起一套複雜的控制機制，所有通往國外的通訊電纜都必須經過三個大型電腦中心中的一個，而從境外輸入的資料則會遭到政府攔截，以檢查是否包含被禁的網址和關鍵字——這就是所謂的「長城防火牆」。然而，僅僅控制來自境外的資訊還不夠，因為國內還有數百萬活躍的部落格用戶，有些人甚至在網上爆料，並發布相關證據，以揭露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二○○九年一月，當局關閉數以千計的網站，許多人的聲音從網上消失了。
儘管如此，許多國內外的社會評論家都相信，網際網路將推動社會變得更加開放，讓政府的行為變得更加規範。艾未未就是這麼想的。他是一位當代藝術家，曾參與設計北京奧運會的國家體育場（即俗稱的「鳥巢」），同時又是一位公開批評中國政府人權紀錄的知名活動家。他相信當局對網際網路的嚴厲控制只會更加激發民眾對民主的嚮往，他自己的部落格就有眾多讀者。然而，當局在二○○九年十二月再次頒布一系列措施以限制個人開設網站，對網際網路的第二次全面打壓接踵而至。公安部部長孟建柱嚴肅地表示：「網際網路成為反華勢力對我進行滲透破壞、放大破壞能量的重要手段。」一年後，谷歌（Google）因拒絕審查其搜索結果而被迫撤出中國，其他如臉書（Facebook）、YouTube 和推特（Twitter）等網站也被封鎖，中國的網民只能使用模仿這些網站的國內產品，並不得不受到政府管控。官方僱用一小批網路審查人員，專門監視網上的內容，還會在網路聊天室裡發布大量支持中國政府的評論。在中國的網際網路上，這些審查人員的身影無處不在。河南省焦作市是一個擁有約三百萬人口的礦業城市，當地共有三十五名網路審查人員和一百二十名負責監管網路的警察。二○○九年，北京市發布廣告，計畫招聘一萬名網路審查員。
各類活動人士則面臨更多監視，有時還會遭到逮捕。二○○八年五月四川發生地震後，中國政府派出的士兵和救援人員超過十三萬人，其兵力調動的規模是「六四」以來最大的一次。學地質出身的總理溫家寶在幾個小時內就趕到現場，並且親自監督救援工作。然而，這些部隊平時訓練的目標是為了攻打臺灣，而不是救災，士兵不僅缺乏救災經驗，裝備也很簡陋，只能在山裡艱難行進，甚至徒手作業。幾天後，中國政府以極為罕見的坦誠態度向國際社會求助。最先到達災區的是來自臺灣的救援小組和救援物資，日本、韓國、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人員與物資也隨後抵達。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捐款也紛至沓來，其中最慷慨的是香港居民，他們在一週內就募集十多億元港幣，立法會還額外捐助九十億元港幣。
受災地區有許多校舍倒塌，導致數千名兒童死亡，當地政府承諾將調查這些豆腐渣工程。然而，記者離開災區後，調查就沒有下文。對當局提出質疑的人則遭到拘留和騷擾，少數人還被冠以「煽動顛覆」的罪名受到警方調查。遇難學生家長組織的抗議活動也被防暴員警驅散。人權活動人士黃琦和譚作人試圖為受害者發聲，結果於二○○九年八月遭到審判，罪名是「危害國家安全」。
在對政府的救災行動提出質疑的人當中，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是艾未未。他決心調查清楚每一個遇難學生的名字，並公布在自己的部落格上。二○○九年三月，一名外國記者評論說：「迄今還沒有人能夠解釋為什麼艾先生得以在政府控制的網站上如此坦率地發表意見。」兩個月後，艾未未的部落格被關閉。譚作人受審時，他試圖出庭作證，結果遭到警察毆打。不僅如此，二○一一年一月，他的工作室也被當局認定為違章建築而推倒。
法律工作者也受到更廣泛的打壓。二○○六年，山東臨沂一位名叫陳光誠的盲人律師對強制執行獨生子女政策提出質疑，結果被判刑四年。即使釋放後，當局仍對他實施軟禁，甚至派出數百名身分不明的人員阻撓他與外界聯繫。這些人經常毆打陳光誠，切斷他家中的電力供應，並在房屋窗戶上安裝金屬的百葉窗。其他法律從業者也受到更為嚴厲的管控。中共不僅要求私營企業成立黨組織，還指示律師事務所也成立黨組織，並約束那些給當局製造麻煩的律師——包括不更新這些人的律師資格證。如果有律師事務所拒絕服從黨組織的命令，則會被當局勒令關閉。
為了加強控制，政府還成立新的機構，特別是「維護穩定領導小組辦公室」（維穩辦）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綜治委）。在一黨制國家，許多機構的名稱都是這麼冗長拗口，但這些新成立的政府部門的基本職責很簡單，就是揪出「反黨分子」，將所有不穩定的力量消滅在萌芽狀態。二○○九年，這類機構像皮疹一樣蔓延到全國各地，在大多數沿海城市，每個區都設有「維穩辦」和「綜治委」，有些地方甚至在街道一級也成立這兩個機構。各個大型和中型城市還成立以市委書記為首的國家安全領導小組，國家安全部部長耿惠昌將其稱為「國家安全人民防線」。
擴張國家安全機構的目的是為了打擊黑暗勢力的滲透和顛覆，其幕後黑手就是西方各國——或者更準確地說叫「境外敵對勢力」。中國領導人相信這些境外敵對勢力一直在精心策劃，陰謀透過「和平演變」的方式讓中國走向資本主義，而劉曉波、艾未未和陳光誠的背後一定有華盛頓、倫敦和布魯塞爾的大力支持。二○○八年十二月，歐盟授予持不同政見者胡佳沙卡洛夫獎（Sakharov Prize），
這一舉動更加坐實中國領導人的猜測，表明境外敵對勢力正互相配合，試圖破壞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更惡劣的是，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吉（Nicolas Sarkozy）竟然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聚會上公開支持達賴喇嘛，而他當時正擔任歐盟委員會主席一職。一年後，即二○一○年十一月，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對此嚴辭譴責，認為諾貝爾獎委員會這一決定是對中國崛起的政治攻擊，並威脅任何挑戰中國司法體制的國家都將「承擔後果」。《人民日報》也發表評論，譴責諾貝爾和平獎是西方國家對不符合其政治標準的國家實施和平演變的工具。
中國政府在公共安全方面的開支急遽上升，二○一○年達到約七百七十億美元。據一些媒體報導，位於東北老工業基地的遼寧省將一五％的預算用於維持社會穩定。廣東省有一個城市在二○一○年花在「維穩」上的經費等於前五年的總和，該市的主要十字路口全部安裝監視器，並在各個社區僱用數千名資訊員協助警方平息不穩定因素。二○○九年七月，新疆的維吾爾人與漢族移民之間爆發致命衝突，中央政法委書記、被外媒稱為「政法沙皇」的周永康，隨即下令對維吾爾人實施嚴厲鎮壓，僅烏魯木齊就安裝一萬七千個監視器。在重慶這個「西部大開發」的示範城市，新安裝二十萬個監視器，令全市的監視器的總數達到五十一萬個，而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總共安裝三百多萬個監視器。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倫敦這個全歐洲率先安裝監視器的城市，警方可使用的監控設備僅有七千臺。
二○一一年，中國的安全機構迎來一次考驗。那一年，突尼西亞爆發廣泛的公民抗議運動，迫使長期擔任總統的本．阿里（Zine al-Abidine Ben Ali）下臺。這場被稱為「茉莉花革命」的運動引發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抗議浪潮，最終導致埃及、利比亞和葉門的獨裁者被推翻。二○一一年二月二十日，中國的網路上也出現「茉莉花革命」的呼聲。隨後，在北京和上海等十幾座城市，有數百名示威者走上街頭呼籲民主。當局派出數以萬計員警加以阻撓，好幾個省的大學奉命關閉校門，防止學生外出參加抗議。一週後，抗議者重新回到街頭，但在龐大警力監視下，他們採取無聲抗議的方式，從外表上很難將其與路人區分開來。於是，員警轉而對外國記者下手，沒收他們的相機，粗暴對待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工作人員，並拘捕大約十五名外國記者。在隨後的幾週裡，草木皆兵的警方逮捕數十名人權活動人士，被傳喚並遭到嚴密監視或軟禁的人則更多，甚至連茉莉花也禁止出售，導致批發價大跌。
在受害者當中，最受關注的是艾未未。他於四月三日在機場被捕，並被蒙著頭塞進一輛警車，隨後遭到三個月的關押，受審五十次以上。在國際社會強烈抗議下，當局最終釋放艾未未，但以逃稅為由處以巨額罰款，並對他繼續實施嚴密監視。
北非和中東的公民抗議運動讓中共心生警覺，政府對大眾文化再次加強控制。在此之前，雖然當局對政治抓得很緊，但在娛樂領域卻日益寬容，電視上充斥各種喧鬧的選秀和綜藝節目，有些微博博主的粉絲甚至多達上百萬人。二○一一年十月，周永康以建設「社會誠信」和「社會道德」為由下令整治文化市場。電視臺奉命減少娛樂節目的分量，每晚不得播放兩個以上這類節目，而且每次娛樂節目時間不得超過九十分鐘，另外每天必須播出兩個小時左右官方新聞。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這一歐威爾式的機構聲稱，這樣規定的目的是為了根除電視節目過度娛樂化和低俗的傾向。
但事實上，當局禁止播放一些選秀節目還有其他考量，因為這些節目鼓勵觀眾在家中透過手機簡訊為自己喜歡的選手投票，這種不受國家控制的投票，無論以何種形式出現，都令當局感到不安。此外，周永康還提出要嚴格而即時審查網路上的娛樂活動，至於那些傳播黨員幹部醜聞的部落格更是監管的重點對象。為了響應中央的號召，一些網際網路公司除了已有的網路審查員，又特地增設專門負責「闢謠」的編輯，其任務是調查和揭露那些被認為是「虛假」的資訊。就在這些措施實施前幾個月，恰好是世貿組織要求中國政府對外國的電影、音樂和書籍放鬆控制的最後期限，但中國並未執行這一裁決。
二○一二年三月五日，當局再次大張旗鼓要求民眾向雷鋒學習。這場不合時宜的運動令許多人感到荒謬，網路上出現大量嘲諷的評論。但有人注意到，這是最後一次網民可以匿名發表批評意見，因為一個多星期後，國家頒布新的規定，要求所有網際網路用戶都必須實名註冊，而且任何「對國家利益有害」的貼文都將在五分鐘內刪除。
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十年任期在二○一二年接近尾聲。在他們的領導下，中國已經徹底成為獨裁國家，不僅擁有龐大的安全機構，還具備全世界最先進的監控系統，這一切肯定是此前歷代中共領導人夢寐以求的。儘管如此，這十年來不斷有各色人士——大學教授、令人尊敬的政治家和外國學者等等——預言中國即將實行政治改革。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簡單：每隔一段時間，中共領導人就會擠出笑容，在發言中公開談論「改革」，這樣的言論總能激發各路專家熱烈討論，大家紛紛猜測中國即將啟動以民主為導向的政治改革。這樣的戲碼不斷上演，從而為黨內那股深藏不露的勢力贏得足夠的時間，最終占據優勢地位。二○一○年十月三日，溫家寶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記者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採訪時表示，言論自由是「不可或缺的」，他的這番講話隨後引發諸多猜測。
事實上，這次採訪的內容在中國國內受到審查，而且異議人士都不相信這是溫家寶的真心話。就在幾個月前，遭到軟禁的作家余杰剛剛出版一本書，書名就叫《中國影帝溫家寶》。二○一一年三月，在一年一度的全國人大會議上，人大委員長吳邦國面對三千名代表，再次明確表示中國絕不會採用「三權分立」、「多黨輪流執政」、「兩院制或聯邦制」等西方政治制度，改革的希望再次破滅了。此外，吳在發言中還提到反對「私有化」，他說：「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最重要的是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國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則問題上不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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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奧運會後，隨著言論控制加緊，中共中央又於二○○八年九月十四日發起新一輪思想政治學習運動——這一天恰好是雷曼兄弟公司倒閉的前一天。中共領導人認為，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更需要正確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中央要求全體黨員全心投入經典著作的學習中。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書也被重新印刷，分發給高中學生。這場學習運動前後持續一年半的時間。
二○○九年是中共建國六十週年，北京舉行隆重的慶典和閱兵式。胡錦濤身著毛式中山裝，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自豪地宣稱：「今天，一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新中國六十年的發展進步充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參與慶祝遊行的隊伍簇擁著國家領導人的巨幅畫像走過天安門廣場，數千名軍人排成一個個方陣，踢著正步接受檢閱，緊隨其後的是新式彈道導彈等各色武器，戰鬥機則以緊密的隊形從空中掠過。
慶祝活動結束幾個月後，中央黨校的校長習近平向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論壇」的會議發出賀信，呼籲全國學者推動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央黨校是中共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最高機構，習近平在信中則強調馬克思主義是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態基礎。隨後，由中共中央委員會主辦的《求是》雜誌也發表文章呼應稱馬克思主義是中共建黨立國的基本指導思想，文章號召大家認真學習、理解、相信和應用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戰略任務」。
習近平身材高大，抹了髮膠的頭髮梳得一絲不苟。他曾短暫擔任過上海市委書記。在上海期間，他為人低調，只發表過一些平淡的講話。習來自陝西，學技術出身，擁有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的學位。與其他技術官僚一樣，他從湖南農村的基層職位幹起，步步升遷至私營經濟頗為發達的浙江省的省委書記。
習近平具備幾個優勢，特別是他平時盡量少說少做，以免被潛在對手抓住把柄。他很少選邊站，讓人感覺立場比較中立，而且看到誰都面帶笑容。在眾人眼裡，這個人不具任何威脅性，因此黨內不同派別都能接受他。此外，習近平還有一張王牌——他的父親習仲勳是個老革命，三十年前曾為深圳的發展出過力，因此習屬於「太子黨」，而且他與軍隊的關係也很密切，被軍方視為自己人。因為具備以上這些優勢，時年五十七歲的習近平很可能成為下一任總書記的人選。
除了對國內民眾進行常規性的意識形態灌輸，中共也開始在國際上積極塑造自己的形象。二○○八年一月，中共領導人指示意識形態工作也必須「走向世界」，以期在臺灣、西藏、新疆、人權和法輪功等問題上對國際輿論加以引導並展開鬥爭。為了展示中國的軟實力，當局決定大打「文化」牌，在國際上推廣「中國文化年」、「中國文化週」和「文化中國」等活動，尤其是在各國建立孔子學院。二○○四年，首家孔子學院在烏茲別克成立，隨後又出現在華盛頓附近的馬里蘭大學。這一機構將在全球迅速擴張，為中共意識形態工作的「組織和發展」提供載體。
中共在海外宣傳上花費重金。二○○九年，歐洲和美國的媒體都因經濟衰退而陷入困境，中國政府卻投入約一百億美元用於宣傳活動，其中大部分資金撥給中央電視臺。這個國家電視臺的總部大樓高達兩百三十公尺，是全中國造價最高的單體建築。中央電視臺（CCTV）透過六顆衛星，將其製作的多語種節目送往世界各地（其海外頻道在二○一○年更名為CGTN）。與此同時，新華社也將海外辦事處從一百個增加到一百八十六個，而《人民日報》社則創辦一份英文報紙，名為《環球時報》（Global Times）。用一位宣傳工作者的話說：「我們必須讓全世界聽到中國人講述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故事。」
至二○一○年底，共有八十個國家成立兩百八十多所孔子學院，其運作全部由設於北京的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操控。此外，在文化部協助下，中國駐外使領館紛紛組織「中國文化週」活動。二○一一年，「中國文化年」專案率先在澳大利亞啟動，二○一二年又推廣到義大利、德國和土耳其。中國政府這些海外宣傳偶爾也會遭到質疑，並有外國民眾對艾未未和劉曉波的境況表示關注。但總體來說，來自中國的舞蹈、戲劇以及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藝術表演受到廣泛好評，新華社和《環球時報》總是稱讚這些活動極為成功地促進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理解和友誼。
中共所說的「文化」特指「社會主義文化」，也就是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胡錦濤稱之為「中國道路」。具體來說，這個概念在國內指的是嚴格遵守四項基本原則，在國外則被描述為尋求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平衡，而不是像失敗的西方模式那樣提倡有限政府和開放市場。很快，中國政府開始使用「中國模式」這個詞，也稱為「北京共識」，以示與「華盛頓共識」相區別和相競爭。許多人堅信，二十世紀是「美國世紀」，而二十一世紀將屬於中國。
有關這個話題的文章、小冊子和書籍層出不窮，還召開無數學術論壇和研討會。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有北京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潘維的《中國模式》，以及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張維為的《中國浪潮：一個文明國家的崛起》（The China Wave: Rise of a Civilisational State）。張維為斷言中國有能力向西方學習，但西方卻沒有這種學習能力，他還說中國可以為西方提供新的思維和智慧。學者在世界各地發表演講，對中國的新型發展模式和經濟奇蹟大加讚賞。《人民日報》也為之歡呼，宣稱「中國模式創造了奇蹟」，「取代對優越的美國模式的信仰，標誌著其終結」。
中國不僅向世界推廣其軟實力，同時也開始提升硬實力。加入世貿組織後，隨著外匯儲備激增，中國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大肆採購武器以發展其軍事力量。二○○一年，中國的軍費預算為兩百億美元，二○○七年增加到四百二十億美元，二○一一年則飆升至九百億美元。由於中國政府的不透明，一些國際組織估計，真實的數字大約是官方數字的兩至三倍。
中共政權最迫切需要的是發展海軍，因為中國的戰略重點正從陸地轉向海洋。中國進口的大部分石油必須通過蘇門答臘和馬來西亞半島之間狹窄的麻六甲海峽，此外還有銅、煤和鐵礦石等進口原料也是由海路運往中國，與此同時，中國的商品出口也主要靠海運，而無論是集裝箱船還是油輪，都需要得到保護。最重要的是，一九九六年江澤民下令在臺灣附近海域試射飛彈後，美國便向該地區派出航母戰鬥群，而中共領導層決心一定要改變南海和西太平洋的軍事平衡，阻止美國向臺灣、日本和南韓等長期盟友提供軍事支持。
中國的藍水海軍已經擁有兩百六十艘各式戰艦，包括護衛艦、軍艦和導彈驅逐艦等，還有一支由六十多艘潛艇組成的潛艇部隊，其中一些潛艇配備俄羅斯製造的專門用來對付航母的巡航飛彈。二○一二年，中國的洲際彈道飛彈技術不斷推進，提高向美國發射核彈頭的能力。該年年底，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下水試航——這艘船是在原蘇聯一艘舊船的基礎上改造的，被命名為「遼寧號」。
二○○二年後，中國在面對臺灣的海岸線上布置的飛彈數量增加了一倍多，至二○○七年達到約九百枚，二○一一年又增加到一千二百枚。華盛頓偶爾會表示對這一變化的關注，但仍堅持「戰略模糊」的政策，對是否會干預臺海衝突故意不作出明確表態。「戰略模糊」政策是在中美關係正常化後出現的，其目的是為了爭取時間，希望臺灣問題最終能和平解決。而北京恰恰利用美國的模糊立場，不斷增強自己的軍事實力。
此外，中國還向空中和太空擴張其軍力。空軍增加數百架戰鬥機，包括一架可避開雷達的隱形飛機。同時，中國正著力研發天基動能武器和能量武器，以期在未來戰爭中摧毀敵人的衛星及其他太空資產。而在網路戰方面，中國也取得長足的進步，世界各地的專家都注意到，入侵電腦系統的數量激增，其中許多顯然來自中國。
隨著信心和能力的提高，中國愈來愈頻繁地對抗其他國家。軍方開始不吝展示自己的實力，特別是在中國聲稱擁有主權的南海地區，同時與日本爭奪無人居住的尖閣諸島（即釣魚臺列嶼）的主權，在印尼水域與當地漁船發生衝突，並暗示要攻打臺灣，同時與越南就南沙和西沙群島的主權發生爭執。二○一○年七月，當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站在東南亞國家一邊，質疑北京對整個南海的主權要求時，外交部長楊潔篪幾乎無法抑制自己的憤怒，聲稱這是在「攻擊中國」。在他看來，該地區的其他國家都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用他的話說：「中國是個大國，其他國家是小國，這只是一個事實。」鄧小平曾要求他的同事「謙虛謹慎」。如今，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放棄韜光養晦的策略，他們明確地表達自己的訴求，並且不容置疑，因為他們堅信中國必將主導這個世界。
這種轉變的另一個表現，是中國開始毫不猶豫地騷擾在公海執行任務的美國海軍。二○○九年三月，在海南島以南約一百二十公里處，五艘中國船隻包圍美軍「無瑕號」潛艇監測船，並在其行駛路線上拋灑碎片。這只是一系列小規模衝突中的一個，其他衝突還包括船隻幾乎發生碰撞，甚至飛機近距離地擦肩而過。
二○一二年底，隨著中國與印度、越南、菲律賓和日本產生領土爭端，南海的緊張局勢有所加劇。習近平身為中央海權領導小組的組長，似乎對南海問題興趣尤濃，而這一領域同時又屬於他領導的外交事務領導小組的職責範圍。二○一二年十二月，海南省通過新的規定，允許在有主權爭議的南海地區對任何船隻實施攔截和登船檢查。此時，距習近平擔任新一任國家領導人還不到一個月，可以想見，將來中國政府將祭出更加強硬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