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食主義的抵抗方式與中國社會運動的困境

某种程度上这篇文章的灵感源起于前段时间在合作社参加的关于「酷儿」的讨论（虽然我对酷儿理论的了解为零），临近结束时有一位朋友提到「重要的是未来我们想要走向哪里」，但我的反应是恰恰是因为我们无法决定这个「走向」以及因为中国的政治环境所造成的抵抗方式的极大局限，导致我们对于这个未来图景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和控制，而「行动空间」的限制致使我们倾向于概念性的分析和讨论。并非这不重要，而是行动空间的缺失导致概念性的讨论呈现某种内卷（involution）的现象。

或许我们可以用全素主义（veganism）的对抗方式来反映中国其它社会议题/运动的困境所在。

素食主义是一个高度强调「行动」也很大程度上基于行动的运动，它是action-based的，抛开需要运用各种各样渠道来影响政府公共政策（public policies）和立法层面的推动，素食主义对于参与者的划分只基于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素食者，是素食（vegetarian），海鲜素（pescatarian），弹性素（flexitarian），全素（vegan）, etc. 且理想情况下并不会因为不同的素食程度而歧视他者，即使对方是肉食者，也不会有类似于「我们要与肉食者割裂」的表述，正因为它必须与外部（non-vegan）产生联系并且必须，即使可能存在不情愿，对所有人抱持希望。

在中国虽然在公共政策以及立法层面基本上完全没有任何希望（中国甚至没有动物保护法），但素食主义作为一个基于行动的运动依然能够存活，因为它可以是建立在「个体道德实践」的行动，这依然是「最小纲领素食主义」（参照最小纲领民主体制）。换句话说，即使外部政治环境不存在任何推动的空间，个体依然能够做出有意义的、有贡献的行动。这样型态的运动当然会受到限制的影响而被扭曲，而导致过分将素食主义运动变成对个体对道德谴责（即质问某个个体「你为什么不吃素」），从而规避了体制性的问题，比如素食的饮食习惯对个体生活可能造成的不便，尤其当社会中结构性地缺少可负担的、实惠平价的素食餐厅以及有清晰标注食物原料的菜单。但即使是这样，人们依然必须抱持对他者能够改变的希望，而非从根本上放弃非素食者人群。

亦即，素食主义作为一种基于「行动」的政治活动，在个体层面依然存在「行动空间」。或者说，虽然如果将吃素[1]（动词）看作是一个「个体道德实践」而将之称作为「最小纲领素食主义」，但「吃素」本身即是素食主义的最终目的（final end），而「最小纲领」之外的诉诸于政府公共政策和立法的种种方法都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来降低吃素带来的不便和成本，从而帮助和促进个体、群体、国民最终能够采用素食主义的生活方式的途径（means）。换句话说，虽然当外部条件极其受限而无法寻求那些途径（means）而大大降低了运动本身期望达到的效果时，「吃素」这个行为本身仍然是素食主义行动的核心和目的本身。

中国很多社会问题在一些层面共享同样的问题，也在一些层面不同。比如历史上来说，阶级问题在1949-76年中将个体和群体「本质化」的问题。这种问题当然与当时中国作为一个毛时代的极权主义政权对「阶级」的暴力划分，以及对各类人群的暴力镇压有关，与素食主义相似的是外部政治环境几乎完全不存在通过法律来缓解阶级冲突的结构性渠道，不同的是对个体「扣帽子」的做法几乎全然剥夺了个体，无论是什么阶级，能够改变的可能性，无论是通过自我反思还是通过结构性/制度性的方式来或主动或被动改变来缓解阶级冲突（比如日本、南韩、台湾的土地改革政策，虽然不可避免存在强迫性，但暴力程度相对来说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要低很多）。

76年后阶级问题和劳工问题渐渐被迫淡出视野，现今为数不多依然存在公共舆论空间的可能就是「骑手」相关的劳工议题以及部分「女权」议题。这两个议题当然都受到相当大程度的讨论范围的限制，但在互联网上还存在讨论空间，一方面笔者认为是因为「骑手」在城市生活中高度可见，讨论空间也更加偏向劳工与平台经济（即资本）的冲突，个体的「抵抗/行动空间」类似于素食主义，即「不点/少点外卖」的道德实践。女权运动在现在的中国也全然失去其政治性，而更加指向个体自身行为以及对于「身份」以及「空间」的高度关注。之于「个体行为」，可以是对于「结婚与否」、「生育与否」、「应对生活中的男性凝视」、「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关系」的集中讨论，并非这些话题的讨论不重要或者无价值，而是这些讨论的共性都集中于或是个体选择，或是个体间的权力关系，外部环境全然隐形，比如性教育、亲密关系教育普及的缺位（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学校中，学校作为公共领域更加符合我这里提到的外部环境，但同时也涉及到文化，比如影视和各种具备公共性的文化产品，如果参照台湾和欧洲国家就会发现公共资助（public funding）对于文化引导和塑造的重要性，体现政府想要什么样的公民）；而关于亲密关系中权利的保障也全然丧失，无论是家暴法还是性侵害相关的法律设定和执行/执法（这方面我不是很了解），还是三胎政策导致的隐形压力和权力关系。女权主义中对于「权利」的抗争恰好在中国完全被迫不可见且被压制。以上提到的「行动空间」随即仅限于个体内部或者亲密关系内部对于「权力」而非「权利」的探讨，可谓是无论是「向上的自由」还是「向下的自由」，都好似是在一扇空门前后来回兜转（注：并非说关系中的权力关系不重要，也不是说「男性凝视」的问题不严重），在某些程度上也是一种内卷（involution）。

「行动空间」不是完全不存在，就像个体对于骑手的劳工问题依然可以以「不参与」来作为一种消极抵抗，以自身不参与这种剥削链条来保持自身的道德性（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听上去像是在讽刺，但不是），可个体的道德实践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被剥夺了其政治性，就像在中国实践素食主义；在中国的女权主义行动空间或许在女权五姐妹之后更加缩小，更加倾向于互联网上对于话题的讨论、对某个被观众认为是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电影进行批评和分析、对于身份（顺性别异性恋男性是否可以成为女权主义者）和空间（全女空间和厕所问题）的讨论，而具体的行动似乎只能被迫限于卫生巾/棉条的互助行动以及对一些公益项目的捐助。

中国的劳工（和民族和其它）议题因为政权原因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在舆论空间中也被不可见/禁声，女权相关的讨论虽然拥有一定网络上的讨论空间但也同样受到极大程度上的限制而只允许部分方向的内容被呈现出来。回到素食主义运动，之所以它能够在外部条件同样受限的情况下能够有限但相对有效地保持（隐性的）抵抗空间，是因为吃素本身作为运动的目的（end）在个体层面依然存在「行动空间」，这种建立在「个体道德实践」的行动依然可以是「最小纲领素食主义」。相较而言，虽然并不能否定个体和小范围群体互助在其它社会议题中的行动空间（但这种行动空间是否具备抵抗性质尚且存疑，而可能更多在于群体内部的互相照料和关心），但在那些议题中，人们所争取权利的对象更多是政府，无论是立法还是通过运动形成对政府执法不力/滥用职权的监督。「目的」本身的不同意味着行动空间在同样的政治环境下存在不同。

社会运动正是因为运动才得以产生力量和效益，但倘若这些行动空间都不存在或者极其狭窄，或许人们本来可以通过行动来发泄的情绪以及能量都只能导向内部以及倾向于「概念化的讨论」和基于抽象概念/身份的共同体而非基于「行动」的共同体，人们对于各种社会议题产生的悲观和愤怒的情绪也只能发泄在一些替罪羊上，「概念化的讨论」也将个体区分成各种各样的身份标签，将一些人/群体认同为「运动主体」，而另一部分人即被认为是需要证明自身的、需要警惕的人/群体。

那行动的共同体是什么样的呢？就像某个行动的场域，如果我出现在某个环保的活动（比如在某个地方捡垃圾）或者在一个地方参与街头政治活动或者集会，我相信人们的第一反应或许就是「我们是一个共同体」而不是通过某些抽象概念的讨论来「鉴定」对方是否符合某种标准。虽然这些在中国的政治环境都不容易发生，即使发生，人与人之间长年累积的不信任可能也会使这种「在场」的共同体感受和构建打了些许折扣。再者，或许更多的问题是无法用「行动空间」这一单一维度的视角来解释的，即那些政治体制更加开放且存在更多行动空间的社会可能依然存在以上我所讨论的困境，此篇文章的分析角度也在某种程度上浪漫化、理想化了实体的行动空间，好像只要存在足够的行动空间，抵抗运动本身就不会存在内部分歧和内卷化的倾向，但这暂且不在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中，我也没有相关知识储备来做比较性研究。

总之，以上就是我关于「行动空间」对于中国社会运动发展的影响的一些想法。

[1]: 更加严谨的说法应该是「采用全素主义的生活方式」。在这里为了寻找一个简短的动词形式，暂且使用「吃素」一词来作为简称，虽然这有将全素主义生活方式窄化成饮食方式的风险。笔者完全意识到更加严格的全素主义生活方式还存在于生活中各个方面都拒绝使用动物制品，比如衣服、鞋子、各类生活用品、家具等。华文翻译本身也存在某种歧异，即「素食主义」容易让人误以为完全只与食物或者饮食相关，虽然很大程度上的确是这样。虽然如此，「素食主义」和「全素主义」在本文的使用中大致同义，即使严格来说存在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