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证合法，但你照样要谈
签证没问题，照样被整
在坦桑尼亚待久了，我学会了掐着点出门。
不是因为堵车，不是因为天气。是因为我比移民局的人更清楚他们几点上班。
第一次
刚到坦桑尼亚，我办的是商务签。
商务签是用来考察的——开会、拜访，只要不在工作场合出现，完全合法。
在达累斯萨拉姆，移民局最爱蹲的地方，是Kisutu市场外面的路口。
Kisutu是栋四层楼的白色建筑。一楼卖干货——花生、腰果、大米、食用油、牛肉。二楼蔬菜，三楼水果，四楼农药。每逢周日，住在当地的华人、印度人和其他外国人会来这里，一次性买齐一周的食材。久而久之，市场里出现了只有中国人才吃的蔬菜。摊贩学会用普通话报价，也能用普通话还价——"两千""三千""五千"，够用就行。
中国人多了，那个路口自然成了蹲守热点。从我住的地方去海边，最近的路要过那里。去市场，也要过那里。后来我和同事有时会专门绕远——多走十分钟、十五分钟——就为了躲开它。
那天我坐Bajaj回去。那是当地的三轮摩托。上车时我跟司机说，别走Kisutu路口，换条路，多给钱没问题。他说好。不放心他的英文，我用谷歌翻译打了斯瓦希里语给他看。他说：sawa sawa。
我以为稳了。
但那个路口是最快的路。
绿灯一亮，三轮车就往那里拐。我们被拦了下来。
一个穿制服的警官要看护照。圆脸，略显松弛，有点胖。绿色制服。坦桑尼亚对制服管控很严——街上见到穿制服的，基本可以确定是真的。我把护照递过去。我告诉他：我是商务签，我没有在这里工作。
他说：你在给这家公司打工，你有从这家公司领薪水。
我的英文比他好。我镇定地重复：我没有。
这样来回了五分钟，没有进展。
然后他让我打电话给我的中国朋友。实在没办法，我打了。他对着电话那头重复同一句话：他在给这家公司上班，他从这家公司领薪水。
同事英文不好。一两分钟后我把电话接回来。同事直接说：给他小费，打发掉就行了。
就在这时，一个便衣出现了。
他站在那里，语气更像发号施令。穿着比街上普通人整洁。戴眼镜，脸长，肤色略浅，头发比多数当地人稀疏，只是微微有点波纹。他说要带我去移民局。
我打给了一个更有经验的同事。这次进展快——确认我没有违规之后，直接进入谈价。从十万先令开始，谈到三万。同事用普通话问：你身上带了多少现金？
我说：大概两万。
他说：行了，给他两万走人，公司报销。
挂了电话，我保持平静，告诉那个警官：我没那么多。一万，就这样。
熟悉的威胁：带我去移民局。
我说：我今天有的是时间。
两个警官对视了一眼。第一个用斯瓦希里语嘟囔了一句——大概是嫌钱少。我没听懂，也没想听懂。
一万先令，放行。前后四十分钟。
名字比钱好用
通过一个关系，我拿到了移民局一个中层官员的名字和电话。
电话从来没打过。名字我一直记得很牢。
后来每次被拦，把名字抛出去，警官的态度立刻就变了。
有一次和同事坐车出去，回来的路上被拦下。来处理的，正是那个官员本人。
车窗摇下来的瞬间，我和同事同时堆起满面笑容，叫着他的名字打招呼——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突然重逢。
我看着他的表情从困惑变成热络。对当地人来说，中国人的脸长得都差不多，很难分清谁是谁。
聊着聊着，他提起想去广州进货做服装生意，问我们了不了解。两个中国人，自然接过这个话题，聊得有来有往。
他始终没有查我们的证件。而我们的证件，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临别前，他问能不能请他吃顿饭，意思意思。
我们不假思索地回答：最近生意不好做，下次吧。
笑着挥手，开车走了。
后来我开始打摩托
我想通了一件事：打摩托，你看起来不像老板，更像跑腿的。路边执勤的移民官要找的是坐在车里的有钱中国商人——那种值得走程序的人。摩托车司机本来就不怎么遵守交规，到了某些路口直接就过去了。
于是我出门尽量打摩托。
一天中午，我去Kisutu买了菜，袋子很沉。拦了辆摩托。那是上班时间，但我觉得这次应该没事。快到路口时，我远远看见移民局正在拦一群白人——手里忙着查证件。没有红灯，前面没有车。我以为我们会直接过去。
但摩托车慢下来了。
我凑近司机：go, go, go！
不确定他听没听见。车还是停了。我抬头——还是那个戴眼镜的警官，这次换了件灰白格子T恤。我问：为什么？他指了指我的头。没戴头盔。
我笑着问：XXX呢？
他的态度立刻变了：你认识他？他在那边。
靠墙边的阴影里，站着一个穿竖条纹衬衫的圆脸男人，看着我笑。时间隔太久，我差点没认出来。但就是他。
我走过去，问起他的广州服装生意有没有进展。其实那不过是上次的闲聊，但我现在把它当正经话题用。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聊到没什么好说的。大中午，我站在太阳底下，他靠在墙的阴影里，谁都不急着走。
然后他问：今天能给我钱吗？
我微微提了提手里的购物袋：今天不行。买菜把钱花光了。还记得上次跟我一起的那个大块头吗？他才是老板，我就是个跑腿的。
他点点头：那你走吧。
快中午了。我拎着菜找回在太阳里等着的摩托，袋子很沉，手都勒疼了，T恤湿透。上车，走人。
那次我没能脱身
后来我被借调去支援一家兄弟公司。当时我持的是A公司的工作签，却在B公司上班——违规了。公司有一套应对移民局上门的流程。但几个中国客户是另一回事——他们持有效签证，只是来谈生意，跟B公司没有任何雇佣关系，完全合法。但在移民局眼里，中国人聚在一起就是目标。先查了再说。
那天我正在工位上，行政走进来：移民局来了。
我第一反应是愤怒：谁让他们进来的？
外面站着两个胖胖的中年女人，梳着假发辫，神态悠闲。我很快得知，还有第三个警官——年轻些，大概三十岁，扎着马尾——已经在办公室里转，专门找有没有漏网的人。发现一个中国客户后，她把胸前的工牌提起来：我是移民局的。
过了一会儿，还是有其他中国客户进来。我想去门口找保安，让他别再放人进来。走向门口时，一个我不认识的矮小男人挡在我面前：你要去哪？
他说我不能走。我本来也没打算走，但大概我的表情没藏住。他英文不好，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然后掏出了手铐。
那一刻我真的想揍他。我没有。
有问题的人都被带进一间小会议室，出示证件，公司经理坐下来跟他们谈。气氛出乎意料地不紧张，几个警官都挺放松。
大概三十分钟后，那两个主事的女人把经理单独叫出去。
经理出来后，事情解决了。整个过程大概一个小时。
没有收据。
我站在会议室角落，把这一切都看完了。闲聊中提到附近一个中国人小区，那个警官居然不知道在哪里。那两个女人脸上的表情，不像是在执法，更像是在走一个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流程。
最后说一句
坦桑尼亚有真实存在的移民法，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但法律存在是一回事，怎么执行是另一回事。
一个在非洲工作了多年的老华人跟我说过：哪里华人多了，反华是迟早的事。很多人拿旅游签来这里做零售，出了事用钱摆平，赚的钱带回国不留在当地——留下的印象不会好到哪里去。
我没法反驳他。
我只是夹在中间的那个人。我的签证从来没有问题，但我从来没有顺顺当当地过去过。
合规，只是你进入谈判桌的入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