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端傳媒優雅地謀殺一個員工：尾聲

Cathy Winkler 曾寫過一篇頗具震撼力的文章，「Rape as Social Murder」。他說，「強暴者企圖將我們從社會中滅絕。受害者對死亡的恐懼並非虛構體驗。我們的恐懼正是源於強暴者的意圖。」

其實職場霸凌也是。或者說，他們本質上是一回事，都是攸關權力。不同的是，職場霸凌更為隱蔽，隱蔽到我甚至無法發現施暴者的手已經掐住了我的咽喉。

在這場歷時一年半的「社會性謀殺」中，最令我心驚肉跳的，並非R那赤裸裸的惡意，而是這一切是如何在一種「進步」、「開放」、「扁平化」的包裝下，被優雅地完成了。

如果壓迫者面目猙獰，你尚且知道何處躲閃。但在這裡，在端傳媒，暴力被包裹在「朋友」、「溝通」、「信任」這些美好的糖衣之下。正如Freeman所言，世界上根本沒有「無架構」這回事。當正式的權力結構被隱藏，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私交、情緒、和非正式小圈子組成的「隱形菁英集團」。

在這個集團裡，R 不需要向制度負責，因為制度是模糊的；他不需要向專業負責，因為「編輯部的意見」是他定義的；他甚至不需要向道德負責，因為他也是「一個會受傷的人」。

於是，R的每一次情緒勒索，都變成了「溝通風格」；他的每一次推卸責任，都變成了「工作彈性」；而他的每一次霸凌，都被轉化為我「缺乏同理心」的罪證。在這種體制下，權力不再來自於你的職位或能力，而來自於你與權力核心的親疏遠近，來自於你是否擅長在那張看不見的關係網中遊刃有餘。

至於R本人，我已不想再用過多的筆墨去描繪他那「易碎的自戀」。

他是一個完美的現代惡棍樣本：他並不強壯，甚至時常展現脆弱；他不在臉上寫著「壞人」，反而熱衷於扮演受害者。他懂得挪用所有進步的詞彙——焦慮、創傷、同理心甚至性別氣質——來為自己的暴行辯護。他一邊揮舞著屠刀，一邊哭訴刀柄磨痛了他的手。R的惡不在於他有多麼宏大的邪惡計劃，而在於他那種驚人的、對他人痛苦的「無感」。在他的宇宙裡，只有他自己的情緒是真實的重力，其他人的生死，不過是圍繞他旋轉的微塵。

而端傳媒，當我試圖建立制度時被視為「破壞信任」；當我試圖尋求公道時被視為「製造麻煩」。他們並非不知道R的問題，L也並非沒有看見我的求救。但他們選擇了最容易的一條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因為在他們的邏輯裡，維護那個非正式菁英圈子的「和諧」，遠比一個普通員工的「正義」重要得多。

這場謀殺是如此優雅。沒有血濺五步，沒有厲聲呵斥。只有一封更改密碼的郵件，一場關於「合作」的談話，和一束在事後被拋出的、廉價的塑膠花。

現在，故事講完了。

我失去了一份工作，一段我曾經珍視的友誼，和一部分對人性的信任。這代價不可謂不大。

但我贏回了最重要的一樣東西：我的聲音。

寫作是受害者最後的堡壘，是我們奪回靈魂主權的唯一方式。我把這些醜陋、荒謬、痛苦的碎片一一拾起，拼湊成這份帶血的證詞，不是為了搖尾乞憐求他們道歉，而是為了將這一切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這是我為自己舉辦的葬禮，也是我為自己舉行的重生儀式。

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在面對行刑隊時想起了冰塊。而我在寫下最後一個句點時，想起了 LSE 附近那個陽光明媚的午後。那時的陽光真好啊。只可惜，那陽光照在了一具早已腐爛的屍體上，而我們當時都還以為，那是春天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