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財，是為了撕下那張不屬我的標籤

一個人的最初金錢經驗來自於他的原生家庭。我曾經對這句話嗤之以鼻，但年過四十的我，卻常常在不知不覺間，看見越來越多似曾相識的場景。用更身心靈的語言來說，這是我生命中被制約的一部分，又或者是需要被療癒的部分。

我生命中被置入的第一個金錢制約是「我不是一個會管錢的人」。媽媽的原罪是，她隨口說的一句話都可能被孩子記在心上。小時候的我，是一個迷糊又自尊心高的孩子，簡單來說就是「說不得」。我媽，偏偏是那個最會在傷口上灑鹽的人。在這樣的設定下，上大學前的我和媽媽之間感情不睦，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

國小時候，我的零用錢是一天 12 元。我媽計算得很好：10 元可以去買點什麼，2 元真的有事的時候打電話回家。後來，一天 12 元有點太麻煩了，改成一週一發，金額則莫名地縮減為 52 元。同理，50 元可以買點什麼，2 元打電話求救。

小時候的我在金錢上其實是滿大喇喇的人，即使明知這樣的更改實質為變相地縮減零用錢，但因為小時候真的沒有什麼花錢的地方，我也沒有提出什麼異議。畢竟大筆的消費多半還是父母買單，一週 50 元的零用錢多半是買買小零食、小文具之類的小東西。

國小時期的我沒有使用錢包，50 元的零用錢(那時還是紙幣)就隨手放在鉛筆盒中。某一天，我突然找不到我的 50 元！內在雖然慌張，但表面卻假裝毫不在意。坐在我隔壁的同學，不知道何時開始，總是會有意無意間提醒我察看我的零用錢是否還在。奇怪的是，每次她提醒我後，我的錢也真的不翼而飛。但是，身為一個愛面子的國小高年級生，我沒有把這件事情告訴老師，只是默默地覺得是不是又是自己放在口袋裡，不小心掉出去了呢？

直至有一天，我媽突然問起我的零用錢存了多少，可能是她發現我有好一段時間沒有下課時帶零食或是小玩意兒回家。我才假裝不在意地說最近錢都會不見這件事情。我媽畢竟是打滾社會多年的老江湖，她一聽就發現過程中的不對勁。難得的是，她沒有第一時間多說什麼（老實說，這是我媽難得少話的時刻），只是默默地補了 50 元給我。隔天，班導師突然地說要全班換座位，我和隔壁同學分開座位後，我的 50 元就像是浪子回頭一樣，不再隨意離家出走。

其實，我一直到長大成人的某天，我才「頓悟」這是怎麼一回事。但從國小高年級起，我媽對我的評價就多了這句話：「你不是一個會管錢的人，以後還是找一個會管錢的老公吧！」

說真的，這句話影響我的程度之深，體現在疫情之時。我一直被這句話綑綁，即使結婚後，我基本上過著還是像一人飽、全家飽的日子：有存錢，就是有作財務規劃；沒有負債，就是好棒棒的財務體質。

我和先生是財務分開管理的模式，這其實是一個很反骨的決定：一方面我在擺爛，因為「我就是不會管錢」，所以我也不想學習管錢；另一方面，我又不想被我媽預言我的人生劇本，所以「我不想把錢交給老公管」。

我的財務內在還停留在青少年時期的我，維持著高傲的自尊與對父母的叛逆。改變的契機源於疫情：我失業了。失去一份穩定薪水的我一開始想依靠接案寫作維生，卻在第三個月就被快速下降地存款水位嚇出恐慌症後，才開始面對自己在「管錢」這件事的不足。

在《原子習慣》中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要改變行為之前，最先需要改變的是「身份認同」。我的身份認同是「我是一個不會管錢的人」，在我的行為要作出改變之前，我要先告訴自己：我是一個會管錢的人。

這種深藏在潛意識中的信念，要調整並不容易。幸運的是，這幾年我陸續接觸到了一些身心靈的工具，在這個過程中持續地協助我面對自己的心魔。前面提到的「頓悟」瞬間，也是在某次的自由書寫中，寫下了「應該就是○○○把錢拿走了吧」。我才恍然大悟，原來當年的事情是怎麼一回事，而為什麼我媽又會下了這麼一個結論。

當我釐清了這個段落後，其實只要一些小小的行動，我就可以避開這個「不會管錢」的標籤。像是換座位，又或者是把錢好好地放進錢包（而不是放在鉛筆盒裡），我的身分就變成了「會珍惜錢、會管好錢的人」。理解原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並不等於我這個人」的同時，就好像理解了「我穿的衣服≠我」，我撕下這個標籤的過程，就顯得快速許多。

從疫情過後，至今也 5 年了，我雖然不是什麼財富自由的理財達人，但也和老公彼此用各自的薪水維持了一個家的運作。我們仍是維持著大致上各管各的的模式，但新增了家庭會議來討論共同的方向。記帳了 3 年，存了一點錢，小有投資，知道自己的理財目標是什麼。

我不會再說自己不擅理財，而是重新定義自己，是「走在理財這條路上的持續學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