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象天子（三）最后的庭议·一生一死的偶然》

历史综述：最后的庭议

1915 年冬，袁世凯没有来拜见紫禁城里的溥仪；1912 年 12 月他来过由演绎回到现实。1912 年 1 月是清廷决策的关键几周，后世历史学家对于这段往事多有研究。

1912 年 1 月 16 日袁世凯进入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会见隆裕皇太后，幼帝溥仪在场，是清帝退位前夕最具象征意味的政治场景之一。关于此会见是否发生，诸家大多无异议。后世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主要建立在三类材料之上：其一是溥仪数十年后的回忆；其二是围绕《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形成的奏折、报刊与档案材料；其三是南北议和、外国外交报告以及清廷内部会议记录所呈现的政治背景。三类材料彼此互证。仍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

首先，1 月 16 日袁世凯入宫密谈，《请速定大计折》是当日面递，还是早已拟就？由此引申出更关键的问题：曾主张君主立宪的袁世凯，究竟在什么时候决定接受共和？

会见本身的具体现场描述仍来自溥仪《我的前半生》。地点在养心殿东暖阁，隆裕坐在南窗下的炕上，溥仪坐在隆裕右边，袁世凯则跪在地上的红毡垫上。隆裕不断用手绢擦泪，袁也满面泪痕，说话时不停抽鼻子；殿内除三人外 “别无他人”。[1] 溥仪生于 1906 年 2 月 7 日， 1912年 1 月 16 日尚差约三周满六周岁，按中国传统，虚岁七岁。这样的年龄已经能够留下较清楚的视觉、声音和情绪记忆，但他自己也明确承认，当时并不懂两个大人在谈什么。因而，《我的前半生》适合用来重建场景，而不适合用来复原逐字政治对话。书中关于袁 “直接提出退位” 的理解，当是溥仪后来据所闻所读重构，而非当日所解。[2]

现代研究大多接受 1 月 16 日上午发生了这次私人会见。Edward J. M. Rhoads 把这次会见放进 1912 年 1 月中旬袁重新推动退位的一连串动作里，认为它是其中最后的决断； PatrickFuliang Shan 也明确将 1 月 16 日写作袁与隆裕讨论退位问题的一次私密会面，并以溥仪的回忆作为现场重建的重要依据。[3] 唐德刚《袁氏当国》同样把该会见视为清帝退位进程中的关键节点，但其叙事兼具解释性与文学性，使用时仍应与同期档案互证。[4]

此时，清廷所面对的已经不是一次可以依靠北洋军单独镇压的地方叛乱。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以后，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等地先后宣布独立或建立军政府。通常称辛亥革命后 “十四省独立”，大致即包括湖北在内的上述省份。山东于 11 月中旬曾一度宣布独立，旋即撤销，因此不同著述在统计 “十四省” “十五省” 时口径并不完全一致。[5] Rhoads 概括，到 1911 年 12 月底，已有十四省处在革命势力一边。[6]

十四省独立并不意味着革命军在军事上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北洋军于 1911 年 11 月 1 日攻占汉口，11 月 27 日又攻占汉阳，并在华北方向重新控制重要据点，仍然是中国最强的现代化陆军力量。[7] 正因为南方革命力量取得了广泛的省级政治响应，而袁世凯又掌握北方最强的军事力量，1911 年底形成的是一种政治与军事力量分离的僵局，而不是革命军单方面的全国性军事胜利。12 月 2 日南京被革命军攻克，12 月 29 日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 年 1 月1 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是中国暂时出现北京和南京两个权力中心。[8]

南北议和在此僵局中成为决定清廷命运的主要政治机制。1911 年 12 月，袁世凯派唐绍仪赴上海与革命方面代表伍廷芳谈判。双方迅速触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国体究竟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二是如果清帝退出政治统治，皇室、皇族及旗人如何得到保障。12 月底，一度形成以 “国民会议” 决定国体的设想，清廷内部虽有异议，隆裕终于允准。[9] 这意味着，1911 年底，清廷已经意识到共和的可能性极大。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原先等待国民会议的安排迅速失去现实意义。孙中山与南方革命方面逐步把政治交易明确化：如果袁促成清帝退出政治统治并认可共和，孙可以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承接统一南北后的最高行政权力。[10] 原清廷外交系统内部也出现了要求顺应共和、避免继续战争的声音。唐启华对陆征祥的研究表明，陆征祥等驻外外交官从国际承认与国家统一角度出发，曾电请清廷接受退位或共和。[11] 因而，到 1 月 16 日袁进入东暖阁时，“退位” 已不是突然提出的方案，而是南北议和、清廷内部讨论、驻外外交官建议以及皇室优待条件谈判共同推进的结果。

与这次会见关系最密切、也最容易被后世叙述直接等同于会谈内容的材料是《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早期研究中传统叙述把此折定格于 1912 年 1 月 16 日，并认为袁当日入宫时上呈此折，向隆裕陈明形势。奏折的论证结构十分清楚：它把财政匮乏、战线扩大、民军坚持共和、外国干涉风险和皇室安全连在一起，要求朝廷 “速定大计”。其中最著名的两组措辞，一是 “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二是援引法国革命中路易王室的遭遇，警告继续抵抗可能危及皇族本身。[12

]但是，这份奏折的时间问题在近年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争论。桑兵 2017 年对文本内部时间线、停战期限和报刊刊载情况作了系统考证，认为该折更符合 1911 年 12 月下旬的谈判环境，因此应在 12 月 27 日以前形成，而不是到 1912 年 1 月 16 日才首次提出；他甚至倾向于认为，该折最初可能并没有按后世所理解的形式正式出奏。[13] 侯宜杰随后提出商榷，特别依据奏折中 “组阁已两月以来” 的表述、溥仪回忆以及《大公报》刊载时 “此折上后” 的按语，坚持 1 月 16日正式上奏说。[14] 桑兵 2019 年再次回应，进一步区分 “拟定” “上奏” 和 “公开刊布” 三个时间点，继续主张相关退位文本在 1911 年 12 月底已经形成。[15]

此争议虽未了结，《请速定大计折》仍应被视为理解袁向清廷施加政治压力的重要文本，而不是东暖阁中的逐字谈话记录。年幼的溥仪或许确实听到过 “海军” “共和” 等零碎词语，后来的奏折文本、师傅讲述和史书知识很容易重新进入记忆，使 “当时听见的声音” 和 “后来知道的文字”发生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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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中的 “海军尽叛” 需要作具体历史解释。武昌起义以后，清廷调海军提督萨镇冰率 “海容”、“海筹”、“海琛” 等主力舰赴武汉参与作战，海军原本是清廷控制长江水路、支援陆军的重要战略力量。随着各省相继转向革命，舰上官兵的政治态度迅速变化。1911 年 11 月，上述诸舰离开汉口前线，驶往已经响应革命的九江并宣布反正；“镜清”、“保民” 等舰也相继转向。[16] 因而，“海军尽叛” 是一个有事实基础的政治化概括：清廷已经无法可靠地使用长江舰队作为全国战争中的战略工具。“天险已无” 则把这一现实进一步转化为宫廷心理压力，强调即使北洋陆军仍强，中央也很难重新以水陆协同控制南方。

奏折中的 “路易” 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路易十六（Louis XVI）。法国革命后君主制被废，路易十六于 1793 年 1 月 21 日被处决，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同年被处决，王太子路易-夏尔后来死于囚禁。袁借此前车之鉴，向隆裕和清室说明：如果在可以通过政治妥协保全皇族时继续抵抗，一旦革命进一步激进化，最终可能不仅失去统治权，也失去生命、财产和家族安全。[17] 这一论证与南北议和中同时讨论的皇室优待条件恰好构成对照：和平退出意味着保留尊号、财产、高额的岁费和宫室的安全；拒绝妥协则可能重演法国王室的灾难。奏折传本中 “子孙靡有孑遗” 一语，有明显的施压意图。若按法国王室谱系逐字理解，此语并不准确：路易十六之女 Marie-Thérèse Charlotte活到 1851 年，波旁王朝旁系也在 1814 年复辟。

与溥仪隔数十年的回忆相比，美国驻北京公使 William J. Calhoun 的报告写于 1912 年 1月 16 日当天。Calhoun 当然无法记录袁与隆裕的谈话，但他对袁的政治态度和时局作出了判断：“The result is Yuan has been wavering and hesitating and listening to all kinds of advice. It ismanifest that up to this moment he has not formulated any definite policy; he is simply driftingwith the tide. Yuan appears to have reluctantly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Manchus mustgo, but he has not had the nerve, or else has not deemed it wise, to tell them so. It is believed,however, that it is only a question of days when abdication will be announced.” [18] Calhoun写道，袁一直在摇摆、迟疑，什么样的建议都听；到此刻为止，他显然还没有形成任何确定的方针，只是随波逐流。他又说，袁似乎不情愿地得出结论：满洲王朝必须退出，只是他没有胆量，或者觉得不合时宜，尚未向清廷明言。换言之，在 1 月 16 日当天北京的外国外交界看来，清帝退位已经不是遥远可能，“几天之内” 便有官方的宣布。

这份同期报告的重要性，不在于证明东暖阁中某一句话，而在于它与后来的回忆和奏折材料彼此印证：袁在这一时期确实已经逐步接受清廷无法继续维持原有统治的现实。但 Calhoun 笔下的袁，仍在不同方案与压力之间摇摆、迟疑。这一点对于理解 1 月 16 日的会面尤其重要。袁并非从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最初支持的是在清廷框架内重建政治权力，其后才随着革命扩展、南北谈判和个人权力机会逐渐改变立场。

尚小明 2024 年发表《袁世凯 “逼迫清帝退位” 说献疑》，认为袁在 1912 年 1 月中下旬未必已经接受南方要求的彻底废除君主，而一度试图构造一种 “虚君共和”：皇帝保留某种象征性位置，实际政府则由袁掌握。尚小明注意到，袁方部分预拟文本刻意回避 “退位” 字样，并使用 “辞政” “巩皇位” 等更具模糊性的表述。[19] 此结论虽不能视为学界定论，却提示研究者需要把 “袁要求清廷接受共和化的国家结构” 和 “袁在 1 月 16 日是否已经决定彻底取消清帝的象征位置” 区分开来。

清廷内部的分歧同样不宜简单处理成僵化不变的 “退位派” 与 “主战派”。从 1911 年 12 月底到 1912 年 1 月下旬，亲贵立场随着军事消息、宗社党压力、优待条件以及外国态度不断变化。12 月 28 日讨论国民会议方案时，奕劻倾向妥协，毓朗、载泽明确反对；隆裕最终同意以国民会议决定国体。[20] 1 月 16 日袁入宫后，次日隆裕再次召集亲贵会议，奕劻与溥伦都认为形势已无可挽回，应接受南方提供的皇室条件，不必再等国民会议；那彦图则主张继续抵抗，其他多数亲贵沉默。[21] 这说明 1 月 16—17 日确实是清廷最接近迅速妥协的关键时刻。

但这一倾向很快遭到强硬保皇力量反扑。宗社党及部分满洲亲贵指责奕劻赞成共和、出卖清室，宫廷第一镇和禁卫军中的保皇情绪也构成现实压力。 到 1 月 19 日，奕劻的立场有所后退，溥伦暂时离开决策中心；溥伟成为王公中最鲜明的主战者之一，毓朗、载泽、载涛、那彦图等也支持继续抵抗。随后数日，善耆、良弼、铁良等人与宗社党、军事保皇力量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22]

隆裕本人的态度亦不应简单称为 “赞成共和”。她真正关心的是清廷还有没有继续战争的能力，外国是否可能援助，失败后皇室能否得到优待，以及幼帝和皇族的生命财产是否安全。中华文史网有关清帝退位过程的材料显示，隆裕在御前会议中曾反复听到 “没有枪炮、没有军饷、不能打仗” 等现实判断，也把是否能够得到外国援助视为重要问题。[23] 她是在军事、财政和皇室安全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不得不妥协的清室代表者。

以上分析有助于理解溥仪回忆中最醒目的细节——“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24]袁在 1 月 16 日仍然是清朝正式任命的内阁总理大臣。要求清廷退出政治统治，承担两种政治风险：对革命方面而言，他可能被怀疑利用清廷拖延共和；对清廷和传统儒家伦理而言，他又可能被视为亲手葬送君主的 “贰臣”。因此，“跪” “哭” “陈说危局” 既可能包含真实情绪，也是一种政治语言。它把 “臣下主动推翻皇帝” 的行为重新叙述为 “臣下不得已把天下大势告诉皇太后，由皇太后自己作最后决定”。《请速定大计折》的整个论证也与此一致：并不对比共和与君主制的优劣之于中国的未来，而是强调战争已不可持续、民意已经改变、外交风险加大，继续抵抗可能毁掉皇室本身。

1 月 16 日会谈之后，退位并未随即宣布。此后三周多，南北之间就细节反复谈判，包括皇帝尊号、岁费、宫产、皇族爵位、八旗生计以及退位诏书的具体措辞；清廷内部的主战与妥协意见继续拉锯。1 月底，北洋高级将领要求共和的联衔电报进一步压缩了皇廷的选择空间。1912 年 2 月 12 日，隆裕终于以幼帝名义颁布退位诏书，将统治权 “公诸全国”，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翌日，北京《京师公报》以号外全文刊载退位诏书及清室优待条件，清帝退位遂成为公开的政治事实。[25]

多条历史进程汇聚于 1 月 16 日这一天：十四省的政治转向使清廷失去大半全国性控制；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北洋军仍掌握北方最强武力；长江海军的政治瓦解削弱了清廷重新控制南方的能力；南北之间已经形成以皇室优待换取政权转移的谈判框架；北京外国外交官也已把清帝退位视为数日之内的现实可能。与此同时，清廷内部仍未统一。

袁世凯究竟何时决定接受共和——现有材料不足以定论。Calhoun 在当天的报告里说他 “还没有形成任何确定的方针，只是随波逐流”；尚小明则指出，袁一度另有 “虚君共和” 的打算。两者都表明：1 月 16 日的袁，尚未走到最后一步。

1 月 16 日东暖阁会见最可靠、也最具历史意味的图像，是溥仪记忆中被反复强化的那一幕：隆裕在哭，袁世凯跪在红毡上也在哭，而一个尚未满六岁的皇帝坐在两人之间，并不知道大人们正在讨论的正是自己的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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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书和许多著作大量征引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该自传虽以溥仪第一人称写成，却不能简单视为未经中介的个人记忆，尤其是关于幼年宫廷生活的叙述，很可能包含亲属、旧臣及后来阅读材料对记忆的重新建构；早期稿本形成于抚顺战犯管理所，写作过程中溥仪还依赖管理所组织提供的书籍、其他战犯的回忆以及随后由出版社进行的调查、采访和史实核对。[26]

现行本的形成经过李文达主持的 “另起炉灶” 式重写，溥仪参与口述、讨论和多次批校；李文达究竟应被视为编辑、实际执笔者还是共同作者，以及他在最终文本中所占的创作比例，出版史材料与后来著作权诉讼中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因而至今不宜作简单量化判断。[27]

更重要的是，公开发行的 1964 年定本并非私人手稿的直接出版，而是在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及全国政协等机构组织下反复征求历史学者、作家和有关部门意见，并经过政治与史实审查后形成的文本；因此，它既是溥仪个人经历的重要证词，也应被视为在特定政治、出版和知识生产机制中共同建构的回忆录。[28]

历史综述：一生一死的偶然

两颗炸弹与清廷最后的选择，1912 年 1 月政治暗杀与清帝退位的探讨

关于 1912 年 1 月 16 日袁世凯遇刺未遂与 1 月 26 日宗社党首领良弼遇刺、29 日伤重而死的历史意义，现有研究大体形成较为清楚、但并不完全一致的解释框架。多数研究并不把两次暗杀视为清帝退位的 “直接原因”，而更倾向于在南北议和、北洋军态度、清廷内部主战与主和分歧以及革命党在北方的行动网络之中考察。就意义而言，两次暗杀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是否 “造成”了退位，而在于它们如何改变了北京政治人物对力量、风险和未来局势的判断。

Edward J. M. Rhoads 在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中，对 1912 年 1 月清廷内部的最后政治斗争作了较为完整的重建。他并不把袁世凯遇刺和良弼遇刺孤立处理，而是把两者放在清廷是否继续抵抗这一问题上加以比较。Rhoads 特别注意到，1 月 16 日上午袁世凯刚刚入宫向隆裕太后强调革命威胁的严重性，离宫后即遭炸弹袭击；他将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形容为仿佛 “强调了革命威胁的迫近性”。[29] 重点不在于暗示袁与刺客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而在于说明：袁刚刚向宫廷描述的革命危险，在数小时后，以最直接的暴力形式进入了北京政治中心。

Patrick Fuliang Shan 在 Yuan Shikai: A Reappraisal 中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更偏向袁个人政治地位的变化。Shan 指出，袁遇刺在表面上当然是极为凶险，但从政治后果看，反而对袁有利。此前满洲亲贵中一直存在袁与革命派暗通的怀疑，袁世凯遇刺事件弱化此怀疑。[30] 因而，Shan 强调的是暗杀未遂的 “反效果”：刺客原本试图清除袁这一障碍，却在客观上将袁世凯与革命党隔开，提升袁作为南北之间中介人物的可信度。需要强调的是，Shan 并未断言袁 “忠于清廷”；他的分析仍然承认袁同时在为自身政治位置进行计算。暗杀使 “袁就是革命党的同谋” 这一简单判断更难成立。

上述解释与 Rhoads 的分析互相补充。Rhoads 强调革命暴力本身如何进入清廷的政治感知，Shan 则更强调事件如何重塑袁的政治身份。两位学者共同提示，1 月 16 日的暗杀主要改变的是袁在北京政治中的可信度与位置，而不是立即摧毁清廷的抵抗能力。事实上，Rhoads 指出，袁遇刺以后，恭亲王溥伟、载泽、那彦图、良弼、铁良等强硬人物仍然希望保留清廷，禁卫军中的部分满洲官兵也继续表示效忠。1 月 24 日前后，清廷甚至再次倾向通过国民会议处理国体问题，而不是立即接受逊位。[31] 因此，从清廷退位的因果链来看，刺袁并不是决定性转折，它更像是在北京内部削弱了对袁的某一种怀疑，却没有消除主战派本身。

围绕刺袁者的身份和政治目的，现有研究认为不能把 “革命党” 当作完全统一的行动主体。Rhoads 只较为谨慎地把被捕处死者称为北京本地的同盟会员，而中文记述通常把杨禹昌、张先培、黄芝萌等人与 1 月 16 日行动联系起来。[32] 晋隆冈的《京津同盟会与直隶辛亥革命》梳理京津同盟会组织结构、北方革命网络和刺袁行动背景。

刺袁行动放回历史现场，学者通常强调的是革命阵营中仍然存在拒绝以袁完成政权交接的强硬意见。胡绳武、金冲及在讨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政治分歧时指出，革命党内部 “特别是中下层的革命党人” 强烈反对同袁世凯妥协，并以李燮和 1 月 19 日致孙中山的意见为例：李明确认为袁 “不足恃”，主张停止等待议和、继续北伐。[33] 谭人凤也常被相关研究和史料列入这一类坚持北伐、反对南北妥协的同盟会元老；但谭的具体反袁言论及其与 “排满” 言辞之间的联系，还需进一步研究核实。

胡绳武、金冲及的判断说明，反对以袁结束革命的意见在革命党中并非孤立声音，但主要集中在中下层革命者和部分坚持北伐的人物之中；Rhoads 指出另一派革命党（汪精卫等人）已经采取可以概括为 “联袁倒清” 的策略，愿意通过袁迫使清廷退位。[34] 因而，刺袁者所代表的不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统一政策，而是革命阵营内部一种更激进的选择：在部分南方领导人已经准备利用袁完成退位的同时，另一些革命者仍把袁本人视为必须清除的政治障碍。

必须区分 “排满” 与 “反袁”。关于辛亥时期排满民族主义的研究指出，反满宣传在革命动员中具有强烈作用；但到清廷退位问题进入最后阶段以后，“排满” 的成功并不必然导向反袁。相反，部分革命者可以把 “满洲皇室退位、由汉人袁世凯接掌中央” 理解为民族革命目标已经大体实现，因此愿意接受袁。 这正说明刺袁者的强硬立场不能简单用 “排满派” 概括，而应理解为在排满革命内部仍坚持继续革命、拒绝以袁作为政治终点的一支激进力量。

陈佑慎对二十世纪初政治暗杀的研究提供了理解这种行动的较好方法论背景。他把暗杀、军队和会党等视为近代革命运动不同的暴力工具，并强调暗杀具有相当的政治自主性，不能自动等同于统一的革命政权的正式政策。[35] 严昌洪关于辛亥革命暗杀活动的专题研究也应纳入这一讨论。

与刺袁相比，学界对良弼遇刺的政治意义判断明显更为一致。Rhoads 认为，1 月下旬清廷强硬派继续坚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禁卫军和部分满洲军事力量仍然被视为可以依靠，而良弼、铁良正是鼓动这些力量继续支持清朝、加深满洲亲贵对袁不信任的重要人物。[36] 在他的叙述中，良弼不是一个普通的清廷官员，而是连接宗室政治、满洲军事力量与主战意志的重要节点。因此，彭家珍刺杀良弼的政治目标也比刺袁更明确：如果说袁是一个兼具谈判者、军事强人和未来总统候选人多重身份的复杂中间人物，那么良弼则是一个已经明确站在反退位阵营中的强硬派核心。

查时杰在《清末的宗社党》中提供了更清楚的组织背景。查时杰指出，宗社党人数虽不多，但核心成员多为清室王公亲贵，其政治影响远大于组织规模本身；其活动使逊位诏书迟迟不能发布。[37]在这一研究框架下，良弼代表了一个仍有可能把宗室政治与军事抵抗结合起来的组织。查时杰把彭家珍炸死良弼视为宗社党遭受的重大挫折，并将这一打击与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赞成共和的通电联系起来理解。[38] 由此看，刺良弼的实际政治效果与刺客的主观目标更加一致：它确实削弱了一个明确的反退位阵营。

围绕彭家珍本人的组织归属，现有材料普遍将其置于北方同盟会、京津同盟会的革命党之中。关于其在组织内部的准确职衔，存在 “军事部长”、“暗杀部长” 等不同说法，但不妨碍确认其与京津地区的军事和暗杀活动的密切关系。 后世的革命纪念材料还保存了彭家珍把自己的行动明确理解为共和革命一部分的文字，如 “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 等表达。

对于良弼遇刺的实际后果，Rhoads 的判断最为明确。他认为，真正使满洲强硬派 “泄气”、为退位清除道路的，是良弼遇刺，而这一事件又必须与段祺瑞等北洋军人的政治压力结合起来理解。[39] Rhoads 进一步指出，良弼之死与段祺瑞等人的威胁性通电共同作用，使包括禁卫军在内的强硬派认识到其反抗已经没有胜算；铁良随后离开北京。良弼之死是在军事忠诚已经动摇的背景下，对主战派心理和组织能力的一次最后打击。

Shan 的解释与 Rhoads 大体相同，但更加关注皇室决策中的恐惧因素。他把良弼之死称为对清廷的一次重创，并认为这场暗杀强烈影响了皇室的判断，使许多满洲亲贵更倾向于接受和平退位，而不是继续进行胜算渺茫的抵抗。[40] 该解释实际上把暗杀的作用分成两个层面：第一是组织性的，即清廷失去一个能够鼓动和组织抵抗的重要人物；第二是心理性的，即如果良弼这样的军事和政治人物在北京住宅门前都可能被炸，那么其他坚持主战的亲贵也不得不重新计算自身和家族所要承担的风险。Rhoads、Shan 与查时杰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都把良弼遇刺视为清廷强硬抵抗迅速衰退的重要节点。

如上所述，现有研究形成相对清楚的比较：刺袁主要改变 “袁是否可信” 的问题，刺良弼则主要改变了 “清廷是否还有能力和意志继续抵抗” 的问题。前一次暗杀失败后，袁没有被清除，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与革命党串通的嫌疑；后一次暗杀成功后，良弼作为强硬派领袖被清除，震慑其他满洲亲贵。两次暗杀的政治效果并不对称，刺袁的目标是一个复杂的中间权力中心，刺良弼的目标则是一个立场明确、组织关系明确的主战派核心。

关于良弼案，尚存在一个值得单独讨论的史学争议，即袁世凯是否曾在幕后推动或默许刺杀。吴兆清在 1987 年发表的《袁世凯与良弼被炸案》中明确主张，彭家珍直接实施暗杀没有疑问，但“实际上背后有袁世凯插手”，并试图从袁与清廷的兵权斗争以及袁、良弼之间的矛盾解释其动机。[41] Rhoads 并不认此为定论。在讨论良弼遇刺时写道：“It is possible that Yuan Shikai connived in the attack.”[42] ，意味着他并不完全排除袁介入的可能性，但证据不足以把 “可能” 提升为确定事实。但不论如何，一生一死，将历史走向推到有利于袁世凯的路上。要以该文及相关原始材料复核。

这一争议本身提示了研究 1912 年 1 月北京政治时需要避免的二元化框架。当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清廷—革命党” 两方对决。袁世凯、北洋军、南京革命政府、京津革命网络、满洲亲贵和宗社党之间存在交叉联络、彼此利用和不同层次的政治博弈。刺客自身的革命动机并不能防止其行动被其他政治力量利用，甚至可能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利益方向发生重合。吴兆清的解释之所以值得讨论，并不是因为它能够提供一个确定的 “幕后真相”，而是因为它把政治暗杀放进了这种多方博弈的结构中。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支持一种较为谨慎而有解释力的判断：1912 年 1 月的两次暗杀并没有单独 “导致” 清帝退位，但它们分别改变了北京政治中的两个关键变量。袁世凯遇刺未遂，削弱了把袁简单视为革命党同谋的说法，并使革命暴力的迫近性更加具体；良弼遇刺身亡，则直接重创了宗社党的强硬派，并在北洋军将领日益转向共和的同时，使清廷内部继续抵抗的组织基础和心理预期进一步瓦解。两次暗杀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它们是否构成退位的 “原因”，而在于它们如何在一个已经高度脆弱的政治结构中，重新定义了谁值得信任、谁还有能力抵抗，以及继续抵抗所必须承担的风险。

同时，高度体现了历史的偶然性。

如果一生一死转换为一死一生，辛亥革命的如何结束，亦未可知。

注释

[1] 爱新觉罗·溥仪： 《我的前半生》 。不同版本分页不一；用户所用版本相关叙述见第 28 页。此处关于东暖阁、南窗 炕、红毡、袁世凯跪地、隆裕与袁流泪以及殿内只有三人的细节，均据溥仪回忆。其可靠性需要考虑到当时溥仪的年 纪和自传的写作背景。

[2] 《我的前半生》的成书过程见本章末节。

[3] 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4] 唐德刚：《袁氏当国》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一章相关部分。

[5] 辛亥革命博物院： 《辛亥革命年表》 ，记载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 广东、福建、四川等地相继光复；山东 11 月 13 日宣布独立，同月 24 日取消。1911museum.cn/list_3... 。关于各省 “起义” “光复” “宣布独立” “军政府成立” 的具体日期，各地史料口径略有不同。

[6] Rhoads, Manchus & Han, chap. 4.

[7] 辛亥革命博物院《武昌起义大事记》记载：“11 月 1 日清军占领汉口，民军退守汉阳、武昌”；“11 月 27 日清军 占领汉阳”。见辛亥革命博物院：www.1911museum.cn/li... 。

[8] Ernest P. Young, “Politics in the Aftermath of Revolution: The Era of Yuan Shih-k’ai, 1912–16,”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08–255；另参徐中约（Immanuel C. Y. Hsü）：《中国近代史》相关辛亥 革命与民国建立章节。

[9] Rhoads, Manchus & Han, chap. 4.

[10] （原注为空）

[11] 唐启华：《陆征祥评传》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第三章第一节 “电请清帝逊位”。

[12] 《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传本文本主要见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年；另见 1912 年 1 月 24 日《大公报》刊载文本。

[13] 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 ，《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 6 期，第 4—22 页。

[14] 侯宜杰：《〈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上奏问题商榷》， 《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104—110 页。

[15] 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与上奏——答侯宜杰先生商榷文》，《近代史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153—159 页。

[16]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相关资料记载萨镇冰率 “海容” “海筹” “海琛” 赴汉口作战及三舰撤往九江、归附革命 的经过：iqh.ruc.edu.cn/old/q... ；辛亥革命 博物院年表记载 11 月 11 日前后 “海容、海琛、海筹” 等舰由汉口下驶九江并宣布反正：1911museum.cn/ list_30.html 。

[17] William Doyl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相关章节。

[18]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 399, American Legation, Peking, January 16, 191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 Document 6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https:// history.state.gov/hi... 。所引一段为原电报连续文字。

[19] 尚小明：《袁世凯 “逼迫清帝退位” 说献疑》，《史学集刊》2024 年第 1 期，DOI: 10.19832/ j.cnki.05598095.2024.0001。北京大学机构知识库：ir.pku.edu.cn/handle... 。

[20] Rhoads, Manchus & Han, chap. 4.

[21] Rhoads, Manchus & Han, chap. 4, “Abdication and Its Terms.”

[22] Rhoads, Manchus & Han, chap. 4. Rhoads 记载 1 月 18 日晚保皇团体前往奕劻府邸施压，1 月 19 日会议中 溥伟主战，毓朗、载泽、载涛、那彦图等附和；1 月 22 日仍有多名亲贵主张继续抵抗。

[23] 中华文史网：关于清帝退位政治过程的资料，www.qinghistory.cn/c... 。

[24]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 ，第 28 页。

[25]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12 年 2 月 13 日《京师公报》“清帝退位” 号外，全文刊载前一日颁布的《清帝退位诏书》及《清室优待条件》，见中国国家博物馆：www.chnmuseum.cn/zp/...；另参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February 13, 191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2, Document 67，Calhoun 称其于前一晚收到中国政府正式通知及退位诏书文本：history.state.gov/hi... 。

[26] 关于早期写作过程，李文达回忆称管理所曾从辽宁图书馆借来包括《清宫十三朝演义》在内的书籍，并由溥杰及 若干伪满旧臣提供材料；见《 〈我的前半生〉“灰皮本” 之由来》 ， 《中华读书报》2010 年 12 月 1 日；关于后期调查核 实，见《〈我的前半生〉出版内情》 ，人民政协网，2026 年 7 月 13 日。

[27] 1964 年群众出版社内部稿酬报告曾称溥仪为 “名义作者”、李文达为 “实际执笔者”，稿酬各半；但 1990 年代法 院最终判定溥仪为唯一著作权人，同时承认李文达在成书过程中付出了大量劳动。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对该案的回 顾及《中华读书报》相关出版史研究。

[28] 1961—1963 年的出版档案显示，书稿曾计划请刘大年、翦伯赞、老舍、申伯纯等参加审阅，并经历全国政协及 有关部门的多轮审改；溥仪本人亦在清样上作过大量批校。

[29] 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ch. 4, pp. 173–230；开放版见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Manifold：uw.manifoldapp.org/r... /89a9a5f8-dc3a-4ef2-9fba-bf22b8a40c3b 。

[30] Patrick Fuliang Shan, Yuan Shikai: A Reappraisal (Vancouver: UBC Press, 2018), ch. 9 “The 1911 Revolution”；出版信息见 UBC Press：www.ubcpress.ca/yuan... 。

[31] （原注为空）

[32] Rhoads, Manchus and Han, ch. 4。 Rhoads, Manchus and Han, ch. 4。三人姓名 Rhoads 未具。中文记述可追溯者之一为税西恒回忆，称京津同盟 会拟定袁世凯、良弼、载泽三人为目标，最后定袁，由严伯勋、黄芝萌、张先培、杨禹昌四人实施；见《税西恒：中国水 电第一人》 ， 《成都日报》2014 年 8 月 5 日，九三学社中央网站转载 www.93.gov.cn/lshm-s... 。

[33] 胡绳武、金冲及，《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历史研究》1980 年第 2 期。该文将李燮和的主张概括为 中下层革命党中反对与袁妥协者的代表意见。

[34] Rhoads, Manchus and Han, ch. 4。

[35] 陈佑慎，《革命与暗杀——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政治暴力的初步考察》，《国史馆馆刊》第 25 期（2010 年 9 月）， 页 1–36；见政大学术集成：ah.lib.nccu.edu.tw/i... 。

[36] Rhoads, Manchus and Han, ch. 4。 查时杰（S. C. Cha） 《 ，清末的宗社党》/ “The Imperial Clan Party in Late Ch’ing Dynasty,”《臺大历史学报》第 5 期（1978 年 6 月） ，页 125–140；见 NTU Scholars：scholars.lib.ntu.edu... 。

[37] （原注为空）

[38] 查时杰，《清末的宗社党》 。

[39] Rhoads, Manchus and Han, ch. 4。其原文称：“What finally took the wind out of the Manchu resistance and cleared the way for the abdication was the assassination of Liangbi.”

[40] Patrick Fuliang Shan, Yuan Shikai: A Reappraisal, ch. 9。

[41] 吴兆清，《袁世凯与良弼被炸案》，《近代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目前已核到期刊提要明确提出 “袁在幕后插 手” 的中心论点，正式定稿前仍应取得原刊全文复核其证据链。

[42] Rhoads, Manchus and Han, ch.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