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上访到被过度医疗，吹哨人还发现了哪些问题（转）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医疗恶势力保护伞，上级机构，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王晖等人对于信息的垄断，让医患没有办法获得多渠道的信息，也没有人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进行预警和防范。如果只有一种来自于医疗系统权贵的声音，人们听命于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那么这种权力就会侵蚀人们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命健康。当权者的产生没有合法性，民众没有权利去选择，因此这样的模式不会承担责任，也不会对任何灾难负责，就像1960年的饥荒或者6年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完全可以开动宣传机器将其改写成一场自然灾害然后取得丰功伟绩。由于权力体系的不对等和责任机制的失衡，没有了自由的媒体以及监督的声音，当权者很难主动承担这些人祸灾难的责任。

但是，对于医疗系统权贵内部而言，较少有人因为这些灾难而受到伤害，因为缺乏公平正义的制度，首先作为制度代价的肯定是最底层。从当权者导致的每一场灾难都能看出民主监督制度的重要性，即在任何一个民主制度下都可以去合法的更换一个民选政府（更何况医疗系统的权贵），而民选政府要想继续执政就要接受这种监督模式，因而很少发生切尔诺贝利，大饥荒，食品安全，溃坝洪水，以及医患伤亡等人道主义灾难。

诚然，医疗恶势力保护伞，上级机构，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王晖等人也许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就，这种“制度优势”能够在剥夺医患双方的合理权利，能够以医患的伤亡和大规模过度医疗为代价来维护滥权腐败，还恬不知耻的对于这种行为进行辩护，可以显示出权力的傲慢和对于民众的知情权以及生命权的漠视。对于这些宣传，一些民众逐渐忘记了这场灾难发生的原因，而开始对当权者后期的行为（优惠）感恩戴德，也催生了一系列“感恩文学”。

在医疗系统权贵的操纵之下，灾难都会带来赞歌，每一次灾难都会是一种对于医院职工凝聚力的提升，这些人丝毫不知道追责，也不知道一个滥权腐败体制就是这一切的源头，他们短视的为体制摇旗呐喊，逐渐走上一条被奴役之路。而当权者也丝毫不会为这些行为反思，因为灾难过后的表彰会才是头等大事，它们用一个一个鲜活生命的伤亡作为炫耀的资本，却缺少一座有不幸死难者名单的纪念碑，而一些民众们则在欢歌笑语中等待下一次灾难的到来。

医疗恶势力保护伞，上级机构，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王晖等人的滥权和腐败吞噬着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它们会带给我们一个沉浸在意淫经济和技术崛起之幻象，这种危害是空前的，因为只要人们不觉醒就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也因为不能够像民主制度那样监督以及示威游行来表达出来。缺失监督和问责，历史即使不会在新冠肺炎方面重演，也将会在其他方面重演。

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党委书记：夏平；院长：王俊文。

《我在北京“被上访”的两年》提到，警察的身份证核验器，上面隐约写着：“新冠疫苗”几个字。一个因疫情防控被误划的“上访人员”，无论是北京公安系统还是驻京办已证明我不是上访人员，我这两年也没有上访过，我完全是被冤枉的，但我还是被当作“上访人员”对待了。找12345、12345又找北京警方，北京警方又找属地警方，属地警方又来找我，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死循环。宣传好的监督和问责呢？

网友说：国内肿瘤患者术后，尤其是乳腺癌术后，几乎没有按照美国NCCN指南复查的，经常是各个主任一拍脑袋，自己想怎么复查就怎么查，基本都是多查很多无用的检查，甚至造成风险。（每年浪费在复查上的医保，估计得上百亿）。中国不过度诊治的医生少上加少。一些大三甲的专家，论手术做的比老外利索，可是哪些该开哪些不该开却不愿意明说，比如肺结节该开的不该开的统统开；再比如，有些胃肠镜专家，很小的息肉也要用贵的方法比如EMR或者ESD方法去做，是他她不知道吗？不是，是被团伙利益蒙住了心。

中共高级官员把控政策走向，省市县主官垄断采购决策权，卫健系统干部则直接操盘具体项目。采购价越高，利益空间越大，团伙帮派获利越多。这些成本最终都通过住院费、手术费转嫁到患者身上，形成"看病贵"的重要推手。吹哨人发现的不仅是价格差异，更是监管机制的缺陷，甚至是先天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