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黑，血与蜜之地——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三十周年祭
注：1995年7月13日到7月22日，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东部所发生的惨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在欧洲的最严重的一次屠杀行为。
此文2012年曾发表于《私家地理》的2万字超长游记，也是我旅行写作中最投入最认真的一篇。在此之前两个多月的巴尔干之旅，也是迄今最投入的一趟旅程，其中在波黑的时间，注定也是我最过于耗竭热情、以及青春时所积攒下情结的日子。在此之后，我的旅行生涯虽然依然伴随着求知欲和好奇心，但再不会如此投注热忱，去大规模发邮件寻找当地人、去寻找和购买大量阅读材料、去钻进图书馆查资料、去对自己有要求。原来，儿时“唯恐天下不乱”的那股干劲，真能带出那么点东西。
原文名叫“波黑，血与蜜之地”。这非常贴切的名字，最初似乎来自于波黑内战末期的一本摄影图集。后来安吉丽娜.朱莉将其用到了自己执导的相关题材电影，好友刘子超也用作了自己书名。
————————
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有这么一家失恋博物馆，里面陈设着那些伤痛者的旧情物件以及简短失恋故事：以机舱呕吐袋悼念一段跨国恋完蛋了的本地妞，“我还顺走了一些安全指南，告诉你飞机解体时该怎么办，可没人教我爱情解体时怎么办，或许只能呕吐？”；婚姻瓦解后送上一对假胸的贝尔格莱德女人，“在我们婚姻出现危机后，我丈夫买来这恶心的假胸，上床时让我带着，所幸，我终于离开了他。”；贡献出一堆黑发的马其顿怨妇，“好吧，这段关系很短，但精神上很折磨，我一度彻底发疯，剪去了我所有头发，并留了很久光头，没人再爱我了，这让我很开心。”；以利斧展示其愤怒的柏林拉拉，“我去美国出差，她在机场痛哭流涕。回来后，她却跟我说：‘我爱上了别人，我和她才认识4天。’我二话不说的赶走这个婊子，她和新女友度假去了，回来后发现她的所有家具被我劈成碎片。”
这其中，最打动我的，是一份书写着战时纯爱故事的情书，由一个时年13岁的萨拉热窝男孩在长大后奉上：“1992年5月，在炮火中，我们在车里被扣作人质3天。我身边坐着Elma，我爱上了棕发的她，孩子般真实的爱。由于逃难匆忙，她没顾得上带音乐，我就把磁带给了她，3天后我们被释放了，我却没来得及给她情书，她也没把涅槃还我。我们在特拉夫尼克走散后，再也没能见面。不知道她现在何处，希望她听着那张《Never Mind》或看到柯特.科本海报时，能想起枪林弹雨下的两小无猜。”
这或许是我最认真仔细欣赏到透的博物馆，既因为这些带着体温的故事，像那些“好听的”办公室八卦，又更因那封萨拉热窝男孩的情书，让刚离开波黑不到一周的我，思绪迅速返回那片在壮阔河山里曾满布着爱恨情仇、宗教纷争、族群分裂的血与蜜之地。
认识越多，越觉无知。是我浪迹波黑以至整个巴尔干半岛的最大收获。一个国家、两种字母、三种语言、四种宗教、五个民族、六个共和国、七个邻国，只是针对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南斯拉夫之最扼要概述。事实上，自从20多年前这块脆弱饼干被不可避免的掰开后，它所散落出的碎片，以及碎片间那些不可调匀的血腥滋味，就成为吞没知识甚至人性常识的无底黑洞，其中又以那块叫“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碎饼干为最。因此，在脑洞大开之时，一则孩子的纯爱故事，就宛若一剂清醒解药，将我拉回尚未被弹孔装修的城市街巷上，邻里积蓄已久的猜疑和恐慌即将被引爆前，男孩女孩在老银杏树下玩着游戏，连彼此要被大人拉回家吃饭都不乐意，更何况永远分离。
无论是现实风景还是反战文学影视里，波黑所呈现的表层面目都是极其安静的。春天是躲在灌木丛里捉迷藏的孩子，夏天是莫斯塔尔古桥上正欲纵身一跳的少年，秋天是踩过金黄落叶迈入咖啡馆的大人，冬天是雪地深处柴火旺盛木宅里的老人。然而，声响却潜伏其后等待爆裂，深草尽头的狙击手、古桥边的爆炸引火线、闯入咖啡厅的吉普赛乐队、掩埋了枪声大作后留下满原尸骨的大雪。
对这样的国家“音景”，最棒的描述，出自作家斯蒂文.高勒威记忆塞军围城岁月的小说《萨拉热窝的大提琴手》开头：
“当他坐在透着阳光的窗前演奏乐曲的这一刻，大提琴手还不知即将发生的这一切。尖锐的声音渐渐往下坠，毫不费力地将天空和大气撕裂。随着时间与速度的变化，目标也相行愈变愈大。在冲击来临以前，万物有那么一瞬间保持着原有的模样。然后，眼前的世界爆炸了。”
萨拉热窝，打破寂静的音乐和枪炮
夜幕将起，从汽车总站沿米里雅茨河，向东进入萨拉热窝旧城的1号线有轨电车也是安静的。和所有国家的首都一样，下班的通勤族总是赶回郊区的家里，而进城的车厢就总是空荡荡的。电车和身旁逆流的河仿若成了一架时光机，载着我，从新城里那些铁托社会主义时期的钢筋水泥大厦，穿梭到一两百年前奥匈帝国修建的宽阔笔直马路，最终抵达四五百年前奥斯曼帝国在巴什察尔希亚布置的漂亮广场和迷人巷道。
这也是一具伤痕累累的时光穿梭机，城市再怎么修复，大街再怎么打扫，欧洲火药桶一次次爆裂后飞溅而出的碎片，不仅铭刻在历史教材和文献库中，也或多或少嵌入了萨拉热窝的肌理。内战时挤满战地记者的假日酒店，依然保持着它那鸡蛋羹般的外壳；被迫击炮和狙击手一步步削没了的双子星大厦，摇身变成了闪亮的UNITIC商务中心；新哥特式样的耶稣圣心座堂门口，点缀着几朵土红色的“萨拉热窝玫瑰”，那是20年前塞族军队炮火为市政而“免费装修”的；河流北岸的国家图书馆，100年前，塞尔维亚学生普林西普在路口扣下了扳机，打死了来“殖民地”访问的斐迪南大公夫妇，也激起了改变世界格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南斯拉夫年代的民族英雄在1990年代的血腥内战后，被重定性为恐怖分子，图书馆边上那座桥的名字，也从普林西普改回拉丁桥之原名。
费尔哈迪亚步行街上的一支吉普赛乐队，率先打破了旧城区的寂静，圆号吐纳着切分音，像一个蹑手蹑脚准备进村偷鸡摸狗的家伙，一不小心碰掉了什么的，小号高昂的喧叫起来，锣鼓跟着四下大作，宛若鸡犬升天、羽毛满地。当然，这或许源于我太过熟悉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作品，以至听着音乐，让脑海自导出一幅失控的乡野影像。不过，作为当下本就该热闹的旅游区，也就跟着小号兴奋地醒来了。我这才开始注意沿街那些小商铺，售卖着质地良好的地毯、中东风情的银器、共振中几欲加入乐队合奏的七弦萨兹琴、1984年冬奥会的仿制奖牌——几乎忘了在战火之外萨拉热窝也曾是座奥运城市，以及试图用政治旅游消费去自嘲那场血腥内战的地图。我买下两张漫画风格的地图，至今高挂于客厅墙面，一张关于南斯拉夫如何一步步解体，从斯诺文尼亚宣布独立，到北约参与的科索沃战争；另一张是现代战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萨拉热窝围城战，地形和图注，清晰标示着从1992年4月5日到1996年2月29日，塞族军队和穆克联军分别控制的区域、兵力分布和狙击点。
虽然过去的参战各方，对波黑内战爆发于1992年4月6日，早已达成共识。但对于战争是怎么开始的？萨拉热窝市民有着各自不同的记忆。
《萨拉热窝布鲁斯》的作者、诗人Semezdin Mehmedinovic记得头晚是个星期天，“因为我们总是星期天去Skenderija的体育中心踢球，而我们队里的一个家伙没过来。赛后我们同往常一样，喝了啤酒，搭乘最后一班电车回家。一伙脑袋上套着丝袜、手里端着AK-47的青年堵下了电车。我认出了没来踢球的那家伙，吃惊的问到：‘Sljuka，是你吗？’一阵尴尬沉默后，丝袜里边始终保持着沉默……次日清晨，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了卡拉季奇，他在镜头前表达着愤怒，并撕碎了自己创作的那本儿童诗集《奇迹若有若无》，这场面吓坏了我那个正在读他诗集的儿子。”
11岁的女孩Zlata，在被她唤作Mimmy的日记本上写下，“昨天，议会前的人们试图和平的通过Vrbanja桥，但他们遭到了射击。谁干的？怎么了？为什么？一个来自杜布罗夫尼克的药学女生被杀害了。她的鲜血溅到了桥上。在临终前她吐出最后一句话：‘这是萨拉热窝吗？’可怕，可怕，太可怕了！在这的任何一切都不在正常！巴什察尔希亚被毁坏了，那些躲在佩莱山头的‘好绅士’对巴什察尔希亚开火了！……天啊！他们又开火了！”
在萨拉热窝的最东面
一个男孩抱着一捧沉重的玫瑰——
他叫巴伊拉姆，一个年幼的商人，
走向玫瑰覆盖的坟墓
覆盖着一百束玫瑰
像是坟墓开挖那天的样貌
像是在坟墓开挖的那天
男孩爬上Alifakovac山丘
——《Alifakovac》，Semezdin Mehmedinovic作
巴尼亚卢卡，另一座首都
我的波黑第一站并非首都萨拉热窝，而是从贝尔格莱德途径克罗地亚的斯拉沃尼亚地区，来到位于波黑北部的另一座首都，巴尼亚卢卡。
这个国家存在着萨拉热窝和巴尼亚卢卡两座事实首都，分属穆克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政治实体，另有处于国际监护下的第三政治实体布尔奇科特区。它们有着各自的政府、议会、税制、军队和警察，内战后，为加入北约和欧盟的一系列改革，又将两支实体军队整编为一支统一的波黑国家军队。如今，自治的塞族共和国实控着北部和东部共49%的国土，不过三个实体地区间早已不存在边界，居民自由出入，只是相互间的公共交通班次不那么频繁。统一的波黑作为主权国家，决定其政体架构的主席团，由分别来自波什尼亚克人（穆族）、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三名直选代表组成，任期四年，每人各自轮值八个月。议会和法院也有着按族群进行平均分配的代表人数。
从贝尔格莱德到巴尼亚卢卡的直线飞行距离，不过250公里，而行车即便走全程高速，也得五六小时，可想而知，过去的交通更为缓慢。这是由巴尔干山脉独特的地形地貌决定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马佐尔看来，这种地貌，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半岛数百年来的政治纷争乱象。《巴尔干，被误解的“欧洲火药桶”》一书，可谓是阐述巴尔干复杂历史和现实的最佳著作，在“土地和其居民”一章中，马克写道，“巴尔干山脉不规则的地形妨碍人们在山谷间移动。在半岛外面的来往常较半岛之内的联系更方便，因此像杜布罗夫尼克，它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与威尼斯的联系就比贝尔格莱德来得密切。于是，山脉使得此区域内的经商成本高昂，也使政治统一过程变得复杂。”
穿行巴尼亚卢卡和南面城市亚伊采的弗尔巴斯河，更能体现这种阶梯状的地形，河流切出的峡谷、湖泊和瀑布，让这一区域成为欧洲最理想的漂流胜地，也让两座城市在波黑内战中，成为塞军和穆克联军反复殊死争夺的战略要冲。1995年底，最终在《岱顿协定》下实现停火后，人们在巴尼亚卢卡近郊的曼尼察集中营，发现85具穆克两族遇害遗体，不久后，也在穆克联军反攻后占领的亚伊采附近城镇Mrkonjić Grad，挖出181具塞族平民尸体。
已是深秋时节，巴尼亚卢卡城里堆满了金黄的落叶。Gradski公园里，打扫完街道棋盘的老头们围在一起，认真看着两位分持黑白巨型棋子的高手，对弈着一盘露天国际象棋；刚为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前，为婚礼演奏完几曲的吉普赛人，在长椅上休憩并数着收获的零钱；曾经的总督府Banski Dvor，飘扬着塞族共和国的红蓝白三色国旗，门前是一个容纳着12颗心脏的问号雕塑，用以悼念1992年五六月间，因陆路被穆克联军封堵、空中遭联合国禁飞，而在医院里缺氧死去的12名婴儿。我走进弗尔巴斯河畔的16世纪城堡里，长跑者、垂钓者和城墙上偷偷吸烟的女生，会让人觉得这不过是纽约或慕尼黑中央公园的日常午后。可另一被巨大白色帆布包裹起来的费尔哈迪亚清真寺提醒着，这里是伤痛和仇恨暂时被搁置（当然谁都希望是永久）的波斯尼亚。曾在内战中被全数炸毁的15座清真寺，正在陆续修复并重新立起，可最为重要的费尔哈迪亚清真寺，却在2001年的重建仪式上，依旧被40几名塞尔维亚民主义者袭击。
一路上，我认识了两位巴尼亚卢卡的朋友。31岁的Mario Tomic，在内战结束前居家迁往塞尔维亚北部的诺维萨德，从未到过英语国家的这位电脑工程师，却满口的标准美语。在有着民谣演出的酒吧里，一位同样操着美语的黑山小号手上前跟我们打招呼，并大方回忆起战争，“很不幸，我大伯就被打死在你们那座城市。”见我对巴尔干各国婚礼上枪火大作的“习俗”感兴趣，Mario就夸张道：“各地不同，塞尔维亚人拿手枪，黑山人用AK47，波黑扛着火箭筒，人们叫着Happy Birthday Mario，然后嗖的一声，送上礼物。”而我却遗憾的只在诺维萨德周边村镇听到发令枪。接着，黑山小号手怀念起他的英雄爷爷，“老游击队员，曾打死十几个德军和乌斯塔沙（克罗地亚纳粹）的狙击手，断了右臂，却还总在南斯拉夫时代拿左手打猎。庆幸他晚铁托一年去世，要不内战又得狙死多少。”
放假回家的邮轮摄影师Zeljko Rogic，开车将我从市区里接上，带到10多公里外山村里的家中住宿。他妈妈做了一锅水煎包式的夹肉面团，就着另一锅鸡蛋浓汤，Zeljko也稍微谈了几句战争记忆，“或许由于克罗地亚境内、那个塞族武装控制的克拉伊纳共和国，离我们塞族村落很近，所以内战时，我们遭遇的最大麻烦，也就是持续几周的断水断电。即便到战争末期克军反扑时，波黑北部也还算安全，要不也不会有这么大量的克罗地亚塞族难民涌入巴尼亚卢卡。”晚上，我们一起看了安吉丽娜.朱莉作为导演的电影处女作《血与蜜之地》，在我看来，故事虽然老套，却还算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塞尔维亚族人虚妄的历史英雄主义幻象和由此带来的极端民族主义。Zeljko也觉得电影还算真实客观，只是作为塞尔维亚人，始终觉得安吉丽娜不够公平，“被大规模种族清洗的，也包括我们塞族人，甚至于伴随大规模强奸行为的种族纯化这词，就是二战时克罗地亚法西斯军队乌斯塔沙发明的。”
如若不是导致27.8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沦为难民的内战数据实在骇人，以及国际社会近乎无能为力的迟钝干预，占有战场绝对优势的塞族共和国，或许不会甘心以今天这样一个妥协的局面进行和谈。这种心不甘情不愿，哪怕在今时今日的波黑联合政府里，还有着明显痕迹。11月25日，是波黑民族解放国家反法西斯会议（ZAVNOBiH）成立的纪念日。然而，波黑塞族共和国官方从未庆祝过这一在波黑联邦被认同的国庆节。最近一次的纪念招待会上，主席团三人组依然独缺塞族成员伊万尼奇。主席团穆族成员伊泽特贝戈维奇，不得不在讲话中强调ZAVNOBiH反法西斯的意义，并且直指塞族长年缺席国庆，其心态不言而喻。
离开Zeljko一家的清晨，迷雾笼罩了这座山村农舍和茂密树林。我的影像记忆又跳到一部叫做《被遗忘的痴人》的纪录片，里面18个内战时从波黑转移来的精神病患，被遗忘在匈牙利德布勒森的医院中，因为怕种种麻烦，原籍地的政府甚至家人都不愿他们再回去。影片结尾的一场大雪，也像现在这般迷离，国际象棋天才Mileta在看不清人形的窗边向剧组挥别，这情景和他们14年前背井离乡的冬天一模一样。只不过，那一场场大雪，早已覆盖了来时的路。
见神就拜的融洽被现代民族国家粉碎
Zeljko将我带出村庄，捎到国道边，认为在那我能轻易搭上前往图兹拉或萨拉热窝的大巴。可一路停下的客运巴士，都与目的地南辕北辙。半小时过去后，我开始试着拦顺风车。一辆搭载满车中学生的大巴停下了，不过是返回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一辆农用卡车停下了，努力示意一番后，他只去前面不远处的果园；再一部老掉牙欧巴停下了，鸡同鸭讲一番，让司机弄明白我想去的地方后，他决意帮我捎到交通枢纽多博伊。
这是一段几乎贴着萨瓦河的公路之旅。河北，是克罗地亚的斯拉沃尼亚地区；河南，则是内战时紧张对立的波黑塞族共和国。1875年，在克里特岛发掘出米诺斯文明的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亚瑟.伊文思，曾站在当时分割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这条界河边，感慨道：“波斯尼亚人说萨瓦河的另一边是‘欧洲’，他们说对了。事实上，5分钟航程就能载你来到亚洲。那些见识过土耳其辖下叙利亚、亚美尼亚或埃及等行省的旅人，当他们来到波斯尼亚，都会惊讶地发现这个欧洲土耳其行省有熟悉的亚洲和非洲景色。”
140年后，重新来到萨瓦河边，我可不能随声附和伊文思的观察论断。建筑地标上，南岸的大片清真寺，早在内战时被摧毁了，即便重新画着欧盟的钱进行复建，也只像是塞族共和国地盘上彰显迟到包容心的些许点缀；生活景观上，南面的塞族人喝着咖啡、跳着圆圈舞、迈进东正教堂划十字祈祷，与他们的其他东欧斯拉夫同胞并无二致，在萨瓦河向东奔去并入多瑙河的那座城堡脚下，贝尔格莱德的市民认真接发着网球，渴望将孩子锻造成国民偶像德约科维奇；就连地理样貌上，也远不至于是伊文思眼里的希腊和亚美尼亚，哪来的荒漠和远古遗迹呢？
司机是克罗地亚族人，鉴于语言上的彻底隔阂，我只能拿仅会的一句“Hvala”（谢谢），一遍遍重复。幸好，即便书写有着拉丁和西里尔两套截然不同文字符号，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和塞尔维亚人都用着同样的话语，不至于让某种语言里的感激和赞美，恰巧成为另一种语言里的憎恶和侮辱。抵达边境城镇Derventa时，克罗地亚人把车停在路边，让我等着，不久后摘来一大袋苹果塞给了我，原来这里已经是他家，而他还将在沉默中，继续行驶100公里，将我送到多博伊。
这种热情和友好，即便在民族国家意识出现的200年前，也以某种区别对待的方式存在着。在马克.马佐尔看来，“他们对待旅人慷慨亲切（常内化成习惯），但同时又对邻居、邻村居民，当然也包括地主疑心重重。”
距离开往萨拉热窝的大巴发车时间还有几小时，我在多博伊不大的城里转了转。中学生们在公园里心不在焉的打扫着树叶，完成那件颇有社会主义遗风的义务劳动；为当地NGO服务的美国姑娘，在咖啡馆里高声吐槽着一段跨国恋情失败的破事儿；政府大楼前的大理石板上，刻着内战时在此牺牲的塞族公民名字；铁索拴死的城堡前，一座复建的清真寺就快依偎到老旧的东正教堂身边了。
创可贴已然从城市的伤疤上撕去，民族与宗教和睦共存，至少是居民的某种美好愿望。往前回想，奥斯曼帝国时期，这种共融不就已经做得很好了吗？
带来祸害的，或许正是一些诸如民族国家概念的现代性知识。
还是在《巴尔干，被误解的“欧洲火药桶”》一书中，马克.马佐尔梳理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荒谬的“前现代现象”。
20世纪初，一位希腊革命者写道：“到达萨洛尼卡时，希腊农民和人们搞不太清楚希腊正教和保加利亚主张教会分裂者之间的实际差异。我问他们究竟是Romaioi(希腊人）或Voulgaroi（保加利亚人）时，他们茫然看着我，互相询问我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在自己胸前画着十字，然后天真地回答：‘嗯，我们都是基督徒，但你说的Romaioi或Voulgaroi是什么意思呢？”
确实，苏丹治下的基督教臣民对于民族界限漠不关心，反映了他们对于宗教社群的归属感。在那里，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在语言上的差别，没有他们对于东正教的共同信仰来得重要。“而在这个时刻，具有现代种族政治思想的人已来到乡下，遇到了民族主义兴起以前的世界。”马佐尔表述道。
而更早之前，在连宗教知识都缺失的乡野中，村民更像是中国许多是庙就进、见佛就拜的迷信者，也不管里面供奉的是洋神还是观音。毕竟在那个时候，宗教权力是各种宗教信徒都惧怕、尊敬和咨询的共同资源。马佐尔在某位基督教殉教者的传奇中发现，故事居然是一名穆斯林妇女如何被主教治好病痛，“穆斯林会拜访基督教牧师，基督徒也会拜访犹太教的拉比。各种信仰的水手——尤其是海盗——都尊崇圣母玛利亚的圣像。”
到了19世纪初，巴尔干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开始用世俗的新民族史观取代东正教的基督教时间观，来为现代民族主义铺路。从此，共同的宗教信仰消亡，民族国家意识出现。
在俄奥等新兴强权的助推下，被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巴尔干半岛各被殖民邦国，纷纷起来，反抗没落的奥斯曼帝国。可到了20世纪初，刚刚才打败突厥军队的半岛各国，却立即又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杀个你死我活。一战爆发前，一位来自俄国的新闻记者如此描述巴尔干，“当你靠近看它，一切便是如此。肉正在腐烂，人肉和牛肉都一样；村庄变成了火柱；人们在诛杀‘十二岁以上的人’；每个人都变成了野兽，失去了人性。”这位记者，就是世界共运史上最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托洛茨基。
二战后，如今半岛上各族群人民都因放大美好记忆而缅怀的那位“聪明的独裁者”、“迷人的花花公子”铁托，以强有力的手腕和荣誉感极强的火炬接力，将相爱相杀的各族各宗教成功拧在了一起。可是，谁都知道，强扭的瓜不甜，领袖逝世十年后，以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为首的各族势力按耐不住了，前南的瓦解和波黑的悲剧随之而来。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还是说点国人熟悉的事情吧，不过对30岁以下的朋友，这或许也是陌生的。在信息无穷膨胀、选择无穷多样的当下，早就不可能再出现那么一位能制造万人空巷场面的偶像，于是，又怎能指望纳闷刚去世那位高仓健是谁的年轻人，听说过巴塔·日沃伊诺维奇呢？
1977年，早于《追捕》引进中国前一年，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就已经在内地引起家喻户晓、人人追逐的轰动效应。许多年后，如若不是崔永元等一批掌握着媒体话语权制高点的中年人，前仆后继的怀旧青春，新一代国人对萨拉热窝的印象，或许还只能停留在历史课本中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一章。当然，电影本身即便以今日见多识广的眼光审视，也确实非常经典。所以，还是得感谢崔永元等人对过往情怀的珍视，让瓦尔特的扮演者巴塔·日沃伊诺维奇成为中国人民永远的老朋友，也让有机会踏足萨拉热窝的中国游客，努力寻找到电影故事里那些实景，而将其变成连当地人都不知道、却独属自己相机镜头的“景点”。
在客栈里登陆在线视频网，补了一遍配音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后，我也来到电影中德军间谍企图诱骗瓦尔特前来街头并诱捕的贝格清真寺。全称格兹·胡色雷·贝格的清真寺本来也算得上萨拉热窝的重要景点，它建于1531年，设计者是奥斯曼帝国时期最富声誉的米马尔·希南，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那些人们能想到的最漂亮恢弘清真寺，都出自他手。皮劳特在电影中冲上宣礼塔，抢过MG42机关枪，愤怒对着杀害谢德的德军狂扫，后者为了保护瓦尔特而刚刚牺牲。
庭院里，园丁撑一支长杆，认真打落树上的枯枝败叶，裹在风衣和围巾里的男孩，出神望着大树顶端，那上面是一个危在旦夕的鸟巢，还是与小伙伴约定的接头暗号？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是啊，暴风雨来了。”
发生在谢德钟表店里的这番对话，已经成为从四零后到七零后的一代中国人最熟悉并念叨的接头暗号。
还有一句，出现在游击队员们秘密开会的照相馆里，队员吉斯谨慎而不耐烦的打开门，门外说道：“我要放大一张表妹的照片。”来者正是自己人，皮劳特。
在奥斯曼旧城区巴什察尔希亚那些七弯八拐、上上下下的街巷行走，身边尽是这些仿若定格于瓦尔特甚至苏丹治下时期的商铺，银匠敲打着首饰，修表师在显微镜下做着手术，乐器铺老板为一支支萨兹琴定准弦并挂上橱窗，吉普赛卖花女人饶了一圈后，靠在旅行社门口等待咨询的外国人出来，对面的照相馆生意不错，还没被数码时代彻底抛弃。
苏莱曼苏丹病重了
大街上鲜有的东方脸，让Fatih Ersin无需什么接头暗号，就在16世纪的贝格巴扎市场前认出了我这个“网友”。这是一位来自土耳其布尔萨的官二代学生，“由于老爸在政府里的重要地位，我跟着去很多地方都不用签证。”Fatih带我去到山坡上那所整个巴尔干保存最完好18世纪奥斯曼风格的Svrzo家族大宅，白净的墙面、鹅卵石庭院、探出头来的二楼木制阳台、银光闪闪的厨房炊具、半掩住光线的粉白窗帘、舒服的针织大地毯，都是我游历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时已经熟悉的建筑风景，却似乎也没哪座，能如同萨拉热窝的这一栋那般，出落得美丽大方。
如此奥斯曼的景致，证实着波黑穆族与土耳其好几百年的“好基友”关系。1000年前，半岛上的居民，大多是迁徙过来并成为主体人群的斯拉夫人。奥斯曼帝国横扫东南欧后，苏丹虽然包容着多种宗教的发展，但也以减免商贾税负和给予政府公务员身份，吸引着波黑的平民阶层改信伊斯兰教。帝国开始遭西方列强瓦解时，大批改宗的波黑人逃亡土耳其，剩下占总人口40%的穆斯林，为保住自己几百年来得到的经济特权，自发出如今这个叫做“波什尼亚克”的种族。社会主义时期，铁托为了发起与埃及、印尼、阿富汗和印度等穆斯林人口大国联合的“不结盟运动”，原本不作为一个民族而只作为宗教信仰存在的波黑穆斯林人口，终于从1971年开始，在身份证上，被登记为“波什尼亚克”。
波黑内战时，总认为是以自己的牺牲换来欧洲没被奥斯曼征服、并因此有着极端强烈英雄主义虚妄感的塞族军队，对占领区境内的波什尼亚克户籍人口进行了残酷大清洗和种族纯化，其借口正包括，当年穆族祖先向苏丹投诚，是一种懦夫行为。
土耳其学生Fatih当然不会这么认为，“波什尼亚克人和土耳其人的友谊，是自古而来的，从不存在强迫和利益驱使关系，我们彼此在巴尔干半岛共同进退，有些波什尼亚克官员的政治影响力甚至高过伊斯坦布尔的高官。”在他看来，“几个世纪前的巴尔干，之所以没成为另一块伊斯兰土地，原因之一是苏丹没兴趣让这件事发生，毕竟，基督徒比其他人缴纳更高的赋税，他们集体改信伊斯兰教会使帝国变穷。”
而且，土耳其和波黑，是这样两个没有多少礼教束缚的、轻松愉悦的世俗化伊斯兰国度，啤酒、足球和摇滚乐，从来都是他们彼此沟通的共同语言。即便那座瓦尔特保卫过、却在内战中严重受损的贝格清真寺，其修复资金来自最为保守的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派，但也从未耽误附近酒馆里市民们的及时行乐，电视机里，本地歌手参与的选秀节目，也几乎都是土耳其电视台的。
晚餐是在一家供应烤肉的茶馆完成的。现场乐队唱着一首首要么悠扬要么顿挫的歌曲，其中一首人人能跟唱的，叫做《苏莱曼苏丹病重了》。“苏丹大人离世前，并不挂念伊斯坦布尔，却对波斯尼亚念念不忘”，Fatih对我解释了歌词的大概内容。
真可谓是，好基友，一辈子。
罗密欧、朱丽叶和萨拉热窝小姐
每座古城，总有那么一个俯瞰其美丽身姿的制高点，要么是城内塔楼顶让视野四散开去的制高点，要么是城边凸起一截山坡上建起的要塞警示台。走过城东坡地上一大片墓园，可以从18世纪Vratnik城堡的两座塔楼上眺望峡谷里的城池，迷雾里，你会拥有如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结尾党卫军上校冯·迪特里施同样的视角，在任务挫败后，有气无力的对好奇瓦尔特究竟是谁的同僚说道：“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而如果将全景拉为特写，将眼睛贴近新城里一些建筑躯体，还是会看到为数不多尚未被覆盖的弹孔，不知是否为牢记内战创伤，而刻意留下。
一天晚上，我乘电车途径河边一座酒吧时，瞥见一条写着“Don’t let them kill us”（别让他们杀死我们）的横幅，旋即激动地跳下车来走了进去。
U2乐队的歌迷理应非常熟悉这幅标语，它出现在1995年U2与帕瓦罗蒂合唱那首《萨拉热窝小姐》的音乐录影带里，一座幽暗的影院地下室里，几位身着华服的漂亮女孩，拉开了这一横幅。粗粝的影像，来自美国战地记者Bill Carter的纪录片素材，那是1993年冬天，在这座被炮火围困城市举办的一场地下选美比赛，爱美的女孩们纷纷冒死参赛，镜头里反复出现的17岁少女Inela Nogic荣获了“萨拉热窝小姐”殊荣。
歌中，帕瓦罗蒂以美妙的意大利语男高音描述着一条河流，“你说河流，会找到去向大海的路，那就像河流，你会越过边界奔向我……可我却无法再奢望爱了。”1997年，U2总算有机会莅临萨拉热窝，演唱会上，主唱Bono本该唱出自己同样动听的英文叙述部分，“会有能够涂眼影跟口红的时候吗？会有能够去剪头发，能够到大街上逛逛购物的时候吗？她来了，要带上她的皇冠。”却在哽咽失声中致歉，“萨拉热窝，这首歌是为你而写的，我希望你能喜欢，可是抱歉我唱不下去。”
我身处的这座Meeting Point酒吧，并非当时选美比赛的影院旧址，墙上的漫画涂鸦也与U2无关，或许是这具横幅和这首歌曲实在意义非凡，以至于成为了萨拉热窝重要的文化地标吧，同时，它也让世人见证了，一位摇滚巨星对世界和平是能真正起到作用的。选美比赛的原址变成了新城里的一座购物中心，那位“萨拉热窝小姐”Inela依然住在城里，如今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如若沿米里雅茨河两岸，认真走过这座城市，再去阅读斯蒂文.高勒威的小说《萨拉热窝的大提琴手》，就能清晰地在脑海中详细勾勒出一幅城市地图。他首先给出一幅城市概貌，“萨拉热窝地处群山怀抱的带状平原，山丘上那群人占领了所有的高地，和像一个半岛的格拉巴察地区。”作者过滤了任何民族、宗教背景，并接着让读者意识到，山丘上那群人是如何让萨拉热窝市民的生活从此变味的，“幸存下来的人，失去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同胞，也失去了关于原先生活的记忆。人们不再记得穿越街头时，不会有人从山丘上对着你开枪的那段日子。”
小说巧妙拼贴了围城岁月里那些大事小事，这些事情的大多数，也以新闻图片的形式存于新城区历史博物馆的一层。河流两岸虽然已经形成了危险的“狙击手走廊”，但人们依然正常上下班，以及去酿酒厂提取中断好久的自来水，那些造成大量伤亡的子弹，仿若不过是通勤途中时而发生的剐蹭般日常。一个铁路公司职员回忆，“狙击手总是守着射杀一条大街上的行人。我先藏在房子中间，用手表计时。第一颗子弹飞过后，我计算何时第二颗子弹会射出。一般来说需要15到20秒，我必须利用这个间歇用15秒跑过去。”到了小说里，一家之主契楠发现一个人能带多少水已成了一门艺术，“如果带得少，就得多跑几趟，而每走一趟，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如果带得多，就没法在遭遇危难时或跑、或藏、或潜，顺利化险为夷。”
新闻图片里，一位代号为“箭”的20岁女孩无聊的擦拭着枪管，她同时也是杀人无数的狙击手。战后她还在丹麦广播电台一档节目里接受过访问，表示自己后来已经很难对平民扣下扳机。而另一幅1993年萨拉热窝音乐节的演出海报里，大提琴手Vedran Smailovic在导致22人丧身的Vase Miskina市场废墟前，手持弦弓，单手掩面，他为悼念逝者，在这里连续演奏了22天的施特劳斯。小说里让这两个事件合并一起，叫做“若矢”的女主角，成了保护大提琴手顺利完成演出的神枪手。
如今三十岁以上的萨拉热窝市民大多都有吸烟的习惯，那是因为内战围城时，缺粮断水的萨拉热窝，能正常运转的工厂几乎只剩一家卷烟厂。旅行社的美女导游Dzenana出生于1987年，内战时她实在年幼，抽烟也只是后来为了赶时髦而开始的，她对围城的一丁点记忆，主要还是挨饿。她带我来到萨拉热窝机场附近著名的秘密地下通道，全长720米的这条地道处在维和部队控制范围的地下，宽高足够一头水牛通行。正是凭着这条“生命隧道”，Dzenana和其他小伙伴的父母喂饱了这些急需营养的孩子，而她自己那位作为穆族民兵的爸爸，则不幸被地雷夺走了一条腿。1995年8月28日，马尔加雷市场爆炸，她和父亲又一次见证死亡，而这也是战争的最后一响，波黑随后归于和平，“可卡拉季奇这个不要脸的疯子，他居然在法庭上声称那次袭击是波黑军人所为”，姑娘至今依然耿耿于怀。
在波黑大多数地方，战争前，各族群彼此混居甚至结婚，从没什么问题。现在，虽然看上去彼此关系还行，譬如企业在雇佣职员时，不会为了要补偿受害穆族而出现偏袒之类的“逆向歧视”，但友谊甚至爱情始终再难修复。“我家里本来也非常开明，但因为我妈妈的大姨在附近村里被塞军活活烧死，也就从此断了这个可能。我之前谈了一个天主教的克族男友，不久前也分手了”，Dzenana遗憾的说道。
开车回城路上，我们途径国家博物馆。这座经历过两次巴尔干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残酷内战和三年围城的文化地标，从来都敞开大门，却于上周因运营困难，而在125年的历史中第一次关门。大门前悬着一副市民赠上的标语，“你真丢人”。Dzenana对此也非常愤怒，“这全因选举，把大笔的钱都花在街上，花在为政客制作大海报上。”这么一来，几乎没经历过南斯拉夫时期的姑娘，也随着前南各国人民的怀旧，放大着对铁托的想象，“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发达、军队强大、出国自由、万事安康，是社会主义理想的楷模。是的，这个花花公子是个不错的独裁者。民主带来战争，独裁反倒自由。这荒谬而真实。”
河边一座铺有鲜花的桥梁又吸引住了我，Dzenana再次将车停下，果不其然，这就是有着丰富故事的Vrbanja桥。米里雅茨河上十多座桥梁中极为普通的这一座，现在被重命名作“Suada Dilberović and Olga Sučić”，以纪念波黑战争爆发当天的第一对受害者。人们更倾向于将其唤作“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桥”，这说的是另一对恋人，25岁的Admira Ismić和Boško Brkić。男的塞族，女的穆族，1993年5月19日，企图过桥逃离萨拉热窝。男的先中枪倒下，女的哭天喊地扑过去，枪声再次响起。摄影师拍下了这让人伤痛欲绝的一幕，尸体照片次日起开始被多家国际传媒转载。几乎与U2和帕瓦罗蒂那首《萨拉热窝小姐》发布同时，郑秀文唱了一首《萨拉热窝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是对青春小情人，眼睛多么闪又亮，像晴天留住夏天，每度艳阳笑也笑得善良……”
斯雷布雷尼察，我想我会杀了他！
曾被“山丘上那些人”控制的狙击区域，战后依然有一部分被划分给自治的塞族共和国，因此这座城市也就同时存在着一个游人罕至的“东萨拉热窝”。当然，这可不是什么东西柏林或南北尼科西亚，没有围墙、没有哨所，居民自由往来，几乎可以干脆把它唤作“萨拉热窝东城区”。只不过，像是某种历史遗留问题，要想坐大巴前往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得舍近求远的跑到“东城区”。
我就从这里的Lukavica客运站，乘坐4个半小时的早班大巴，来到国土东部这座埋葬了近万无辜冤魂的伤城——斯雷布雷尼察。一路上，金黄松林、冷冽清泉、草甸羊群、木屋炊烟，让人很难将这些景致联系到焚烧的村庄、惨叫的少女和异地的身首。“漂亮的村庄就算烧着了也还是漂亮的”，电影《锦绣河山一把火》中，为被打死母亲报仇的塞族士兵点燃了儿时最好穆族小伙伴的村子；“他就像一个屠夫似的抓着喇叭筒，屠夫在杀鹅的时候，就是那样扭着脖子的”，小说《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孩子惊恐的看着闯入屋里的不速之客。影视文学一点都没对“内战景观”进行任何夸张。而这些村里的杀戮惨烈程度，都远不能与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这一战时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的屠杀惨案相比。
发生于1995年7月11日到22日、持续11天的清洗，是二战后出现在欧洲的最严重屠杀罪行。
作为屠杀纪念地的波托察里公墓，距离市中心6公里，与我同时抵达的来访者，除了一群到塞尔维亚进行交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美国学生，就只有一辆挂着瑞士牌照的SUV，车里走出一家老小，女的缠着头巾，估摸是撑过劫难后移民国外的幸存者，和那些在瑞典、美国都能见到的波黑穆族难民家庭有着相似的悲剧故事。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几个大号红字，省略号说明着，8372只是“已知的、能对照出名字的”遇难人数，还有相当数量骸骨的DNA在等待校验，其中的不少估计将永远查无此人。另一块白色方碑的正反面，以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写着墓志铭，“我们向全能之神祈祷，望怨气换为希望，望复仇变为公正，愿母亲的眼泪变为祷告者，暴行从此远离斯雷布雷尼察和它的人民。”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鲜红的花朵从土堆里茁壮的伸了出来，近乎椭圆的一大围平整大理石板上，镌刻着8372……位遇难者名字和出生日期，按姓氏排开来。我特别留意着几个生于1980年，与我同龄的他们，一定也曾在初中呐喊着枪炮与玫瑰的摇滚，追逐着AC米兰的联赛58场不败，对学校的漂亮女生越来越有生理冲动，可他们的成长，却永远停止在了15岁。
美国大学生在墓志铭前围成一圈，安静而压抑的听着一名讲解员诉说不久前的故事。一位女生掏出手机试图录音，却被讲解员迅速制止，“我得竭力避免我所说的被传到youtube上，虽然这全都是事实，但这个国家依然有极端的民主主义者，无论塞族、穆族还是克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屠杀幸存者解释道。
接着，他将我们带到墓园对面的厂房车间。大屠杀开始前，这里曾是400名荷兰籍官兵的营地，是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安全区的保障所在。如今车间里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墙壁，以及一些遇害者的遗物和生平简介。面前一扇玻璃窗里，陈设着一纸早看不清字迹的祷告词，相伴的生平故事关于1977年10月出生的Dzevad：战火日益迫近，家人依偎一起。斯雷布雷尼察成为联合国安全区后，生活容易了一些，Dzevad每天穿着一双几乎见底的破鞋去上学，成绩却还一直排第一。1995年7月11日，被带往森林的他，与妈妈告别：”是分开的时候了吗？真希望小时候你就离我而去，那样或许会少几年痛苦。”妈妈和姐姐一直盼望着17岁的他，有一天能回家，直至2004年1月被验出了DNA。
历史证明，在杀红眼的疯子面前，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一切律法都是狗屁。那一年的7月11日，围困了斯雷布雷尼察近一年多的塞军，置联合国安全区的地位予不顾，开进了城里，2万多穆族难民只得躲入荷兰维和部队的营地。从那位幸存的解说员口中，我们得知，没有什么勇者力挽狂澜的好莱坞故事，哪怕一丁点荷兰人版的“辛德勒名单”故事都不存在。“鉴于自家士兵和一些法国人被扣为人质，荷兰方面只得致电北约总部放弃空袭计划，并用5000名穆族人交换了14名荷兰人质。在陆军上校道姆.卡勒曼斯与姆拉迪奇的谈判中，荷兰驻军最高指挥官自始至终害怕激怒这位强硬的塞军总司令。随后，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大巴驶来，将藏于基地里的穆族人带走，妇女和儿童走一边，成年男性走另一边的不归路。而荷兰人不久得以逃出生天，在克罗地亚庆祝胜利并随后在阿姆斯特丹被授予英雄，当然，或许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黄昏时，我去逛了一下斯雷布雷尼察主城区，道路干净、屋舍整洁，清真寺和东正教堂毗邻而居，孩子们在操场上呐喊追逐着一只皮球。如今整个行政区有着12000人口，绝大多数是塞族人，过去的穆族主人有着被法律重新认可的房产证，却没多少人返乡。至于当年逃难的幸存者家庭，几乎全数作为难民，永远呆在了瑞典、瑞士和北美了。
我像写日记般，用微博详述着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有人回复，“可惜今天又有多少中国人听说或关心过这一悲剧呢？遥远的波黑与我们有关吗？”其实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巴尔干从来都作为一种不堪的隐喻，而被排除在欧洲文明的范畴外。萨拉热窝客栈里的西班牙青年听说我去了个比较远的地方，问到：“那里漂亮吗？再告诉我一遍名字。”法国人听说过大屠杀，但也只表示：“那段历史挺愚蠢的。”当下媒体如此发达，也就意味着人们有着选择性吸收的自由，斯雷布雷尼察的名字，不属于大多数的旅游者。
萨拉热窝市内最大的天主教堂旁，有着一个永久的大屠杀纪念展。入口处是9年前曾在波黑电视台和全世界重复播放的一段恐怖录像，播音员提醒：“现在某位母亲将看到她的儿子，某位姐妹将看到她的兄弟”，接着6名穆族青年被一个个赶到一块空地上，塞军毒蝎部队的士兵从后面扣响了扳机。最大的空间，留给一位叫做Tark Samaral的摄影师，我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公墓的一间小屋里，看见过部分没署名的黑白影像，残破的洋娃娃、证物塑料袋上的一截铁丝网、墓坑里拉住遗体之手的白手套……这些或表意或写实的图片，都摄于屠杀暴行被曝光的几年后。还有一些记录邻里反目亲朋成仇的墙壁涂鸦，“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将毫无理由的杀死你”；“杀人是我的事，这事儿不错”；“联合国，联合个屁（UN,Unitied Nothing)”……
我与在沙发冲浪网上认识的Ahmed Paric约了晚饭，他和在萨拉热窝出生并长大的女友Esma一起赴约。这位银行职员的个人页面上写着，“从斯雷布雷尼察逃离并活着，愿意分享那的记忆。”由于自己从不是那种敢丢出狠心尴尬问题的好记者，也就从旅行见闻、波黑国家队最近表现等“普世话题”瞎扯着，直至一杯茶后，Ahmed直接表示，“那我就说说斯雷布雷尼察吧。”
“也是7月11日那天，斯雷布雷尼察土著Paric一家开始了逃亡，在波托察里荷兰维和部队的驻地被塞军强行分开。没有多少挣扎，爸爸和哥哥被拉上一辆卡车，别看我现在挺高的，当时由于发育得晚，14岁时还是班里最矮的个头，因此就跟妈妈和姐姐一辆车，开去了图兹拉，而我那些同班同学大多就永远没了。从图兹拉到战后的萨拉热窝，我们都一直等着亲人的消息。2008年，爸爸尸骨的DNA被验出，去年，哥哥也被证实遇害。”
沉默良久后，我勇敢问到：“银行里总有塞族同事甚至上级领导吧？你们怎么相处呢？”
“有的，但我绝不可能和他们交朋友。工作归工作，8小时之外，我不会参加任何团队建设和节庆活动。”Ahmed描述了他们这样幸存者的工作环境。
“后来，你们回过家乡吗？”
“我们在那里还有一套空房，妈妈回去过，由于当时执行死刑命令的大多是当地塞族警察，彼此都认识，她也就在大街上认出了其中一名凶手。那家伙竟然轻松的和妈妈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被吓得沉默不语。如果是我碰上他，并确认他参与过谋杀我的爸爸和哥哥，我想我会杀了他。”
我送了他俩一对筷子，Ahmed曾和女友下过中餐馆，“我甚至能用筷子夹豌豆呢。”分列时，他撩开他的裤腿，右脚踝上方竟刺着四个中国字——信心命运，那时在图兹拉等待爸爸和哥哥消息时纹上去的。Ahmed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含义，而我也希望这双筷子能替代复仇的刀子。
回国几个月后，Ahmed从脸书上给我发来信息：Esma不再是我女朋友了，从今天起，她成了我的妻子。欢迎再来萨拉热窝。”
被省略的黑塞哥维那
波黑全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a i Hercegovina），中国人出于简称，将其唤作波黑，西方世界出于不方便的发音习惯，常将后半截，只唤作波斯尼亚(Bosnia）。当然，与穆克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不同，国名里的这个“和”，只是区别两个历史学上地理区域的连词。在历史地理学意义上，黑塞哥维那位于波黑南部，面积统计从11419到12276平方公里不等，占国土总面积的22%到24%，取决于怎么计算那座作为非正式界线的伊万山走向。
作为黑塞哥维那最大中心城市的莫斯塔尔，因为有着一座世界上最漂亮的古老石桥，早就成为了世界各地勇敢者趋之若鹜奔来“跳桥投河”的圣地。老桥极其周围老城区，也在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可其实，如今被长枪短炮各色相机包围的这一美景，不过是2004年重新立起的复制品，原来那座有着427年历史的拱桥，在1993年内战期间，被克罗地亚炮兵炸毁了，这一炮，也被斥为整个南斯拉夫解体战争中，最愚蠢、最没必要、最让人痛心的一炮。
相较于浴火重生的萨拉热窝，莫斯塔尔简直像一个战争劫后实景展览馆，内战开始时本来分明的穆克联邦防守阵营，却因克族试图并入克罗地亚的地盘贪欲，而在城内彼此兵戎相间，加上与城外塞尔维亚与黑山联合的南斯拉夫人民军持续交火，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混战。我从位于Musala广场的公寓推开窗子，就看见孩子踢飞的一只皮球，落进了1898年那座Neretva酒店的废墟瓦砾当中，被惊起的雅雀迅速飞入街对面另一座1920年代音乐学校的残破大楼深处，一块危险勿入的牌子摇摇欲坠。
沿着Brace Fejica大街往南，就像从一个战争片片场步入另一个历史剧片场，伤疤统统不见了。两三层楼高的奥斯曼时代商铺在石板路两边排开，银器、首饰、乐器旁都歇息着野猫；Biscevica Cosak、Muslibegovic等富贵人家的大宅院里，过去一定有着什么斗小三的八卦故事；Karadozbeg、Koski Mehemed Pasa、Neziraga、Roznamedzi一众漂亮清真寺高昂着宣礼塔，精巧的点缀其间。与别的穆斯林世界不同，这里的清真寺都收取不贵的门票，或许这是由于除了Roznamedzi以外的城里其余14座清真寺，都曾在内战中彻底成了碎石头，市政府需要偿还复建的贷款吧。只有一家以波斯尼亚语写着的“中国超市”穿越并乱入了奥斯曼历史剧，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小本生意人一样，老板娘也来自浙江青田，“这里挺安定的啊，我是两千年后过来的，倒是听说过这里过去的一些战乱，但也知道的不多。”
第二天是伊斯兰教的宰牲节（古尔邦节），而在波黑这样一个与土耳其同样世俗的穆斯林社会里，这样的重要节日，就等于是可以纵饮狂欢的大假，除了虔诚的信仰者，那些身份登记为波什尼亚克的公民，没几个关心其宗教严肃性。这一晚，氧气俱乐部迎来了民谣歌手Haris Dzinovic，萨拉热窝出生的他，是整个巴尔干半道上难得的、能让各国家、民族和宗教人群都喜欢的明星。其他的，即便名气最大的导演兼摇滚乐手库斯图里卡，也仅仅是塞尔维亚人的偶像，波什尼亚克人简直不能接受同样出生在萨拉热窝的这位有着穆族血统的大导演，后来成为他们眼中彻底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和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可恨的是，这里的演出从不准时，我无聊的在俱乐部里站了2个半小时，喝完两瓶啤酒，手机玩没电了，也没人过来搭个讪。直至宰牲节零点开始，这个造型酷似左小祖咒的大明星才随着乐队缓缓登台，除我以外的全场观众，都从头到尾一句不拉的跟着他，卡拉OK完所有半岛金曲。凌晨1点半，演出将近结束时，总算有一群家伙把我叫到身边请喝酒，并指着靠近舞台的一侧，用别扭的英语说到：“瞅见那些妞了吗？你随便怎么来都行。”可究竟该怎么来，就没人再告诉我了……
次日，我去了半小时车程外的村庄Blagaj。平静的Buna河清澈见底，两座石板平桥为左岸隔出一个优雅惬意的咖啡餐饮区，朔流而上，一面巨大的山崖突然挡住了水流，一座别致的15世纪伊斯兰经学院，就这么巧妙的镶嵌在山崖下部凹进去的地方，如同穿越回远古洞穴时代的殖民者小屋。经学院属于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神秘教派托钵僧，经过祈祷室、学习室，来到屋后被倾泻木头支架撑起的阳台，才发现Buna河原是从山洞里钻出来的。折头顺着右岸往下游走，竟是一片江南水乡般的风景，银杏将深秋开始谢顶的枯枝伸向对岸净白的屋舍窗框，金黄的树叶，要么落在溪流成为扁舟，要么落入青草成为地毯。没长草的那块土壤，则成了骏马从厩里出来透气小跑的运动场。再往下走，在一堆残破的城墙边，瞥见一位蹲着发呆的中年人。见到外国人，他忙迎上前来，指指隐于断崖背后的山洞，再做出一番飞机轰炸的声响，表达着当时他们一家人就是在山洞里躲避轰炸。接着他把我带回家里参观，妻子高兴的端上一锅才蒸好的甜品，状如切成块的月饼，却是甜腻得厉害。
回到莫斯塔尔，是最美的黄昏时刻，恰巧赶上一个勇敢青年从21米高的石拱桥上跃入冰凉的Neretva河中。跳桥，直至今天都是莫斯塔尔少年标示自己勇气的成人礼项目，在一些时候，也成为向桥上游人收点照片费的个人牟利方式。每年7月，这座古桥还举办跳桥锦标赛。即便在1993年被克族军队炸毁，青年们也就往上游挪到临时的木架桥上接着跳。感谢严谨而认真的修复工作组，他们从原来的采石场搬来石料，严格照着建桥时的技术手段，一点点将这座跳河名胜复原出来，以至于今天你看到的拱桥，与1566年竣工的那座奥斯曼古桥，并无二致。
血与蜜之地
“血与蜜之地”，是安吉丽娜.朱莉2011年首次执导剧情片的片名。而更早之前的2000年，美国战地摄影师Ron Haviv推出了名为《血与蜜：一本巴尔干战争日志》的摄影图册，一次性将自己多年在前南内战战场的镜头所获抛了出来，其中一些，早已成为海牙国际法庭上掷地有声的暴行罪证。
他为绰号阿尔钦的塞族最大军阀和他的宠物小老虎拍摄写真“英雄照”，在博取信任后，又成功偷拍到他的“阿尔坎猛虎”组织队员虐待和枪杀穆族平民的暴行。以至于让阿尔钦在一次采访中愤怒表示，“我很期待有一天能够喝到Ron的血。”Ron躲过了阿尔坎的猎杀，而后者也没等到海牙法庭，就在2000年初，被身份不明的枪手扫死在贝尔格莱德洲际饭店。而他的明星遗孀塞卡以及经营许多年的奥比利奇足球俱乐部，也都有着说不完的传奇故事。
在萨拉热窝国家画廊旁边的咖啡厅里，演员Moamer向我讲述着希望拍摄摄影师和阿尔坎恩怨故事的愿望，“不过，出于种种原因，要将这段故事搬上银幕，还得过好多年。”
出生于黑山共和国的Moamer，在内战结束后就来这座城市学表演，如今既帮着萨拉热窝电影节做运营工作，又帮着匈牙利电影大师贝拉.塔尔为电影工厂(Film Factory）的项目奔忙。Film Factory是萨拉热窝电影学院与国际电影圈合作的最诱人项目，由贝拉.塔尔本人筹备多年，2013年那级的三年硕士课程，就有着阿基.考里斯马基和蒂尔达.斯文顿等大明星授课，并将随后邀请阿巴斯和吉姆.贾木许等大导演客座工作坊。毕竟是在萨拉热窝，贝拉.塔尔当然得避免邀请库斯图里卡和拉斯.冯.提尔这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艺术家来任教，课程也基本与意识形态无关，譬如蒂尔达.斯文顿教授的课程方向，将是“导演们如何与大牌明星搞好关系。”
我原本约定了贝拉.塔尔在萨拉热窝见面，没想他一位制片人朋友两天前过世，大师委托助手Moamer说了声抱歉，就飞回布达佩斯了。
Moamer和我都一致认为，萨拉热窝是地球上挖掘电影题材的最大富矿。毕竟有着那么多不久前的伤痛，足够让经历过这一切却还得活好几十年的一代人，去试着与曾经的敌人勉强相处，这里面又会有多少情感的冲击、人事的冲突和尴尬的面对。波黑电影人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一部部作品画面安静、情感节制却意涵隽永。关于战前，有着呈现最后美好时光的《哥伦比亚马戏团》、《荒唐军令》；关于战时，有着爱人分崩、兄弟相残的《西方的“同”话》、《无主之地》；关于战后，有着遗憾关系重建之难、伤口愈合之痛的《融合》、《雪》和《爱的旅途上》等等。
从欧洲的视点看去，一部《控诉风暴》正体现着欧盟法庭介入战争定罪时的如履薄冰。杀害你族人民的侩子手，或许正是他族人民心中的英雄。海牙法庭不能成为幸存原告进行心理康复治疗的地方，巴尼亚卢卡的塞族青年一样想过上正常生活，自由旅行、自在娱乐、加入欧盟。因此只好谨慎的把持各打五十大板原则，担心一不小心，又越过某个敏感G点，擦除又一轮失控的火花。我想，这种谨慎，也是让当下波黑现实风景和影像风格都显得如此安静的原因。
离开波黑，我向着克罗地亚滨海名城杜布罗夫尼克前进。《权力的游戏》正在那里拍摄外景，魔幻史诗里维斯特洛大陆上七大王国的首都，正面临生死存亡的黑水河一役。而在前南解体诸多内战中，这里一样曾被南斯拉夫人民军的炮火围城。从虚构魔幻到现实里是，都印证着马其顿电影《暴雨将至》那番名言，“和平只是例外，战争才是规则”。
许久以后，我那位萨拉热窝的朋友Ahmed，总算回了一趟有着不堪记忆的家乡斯雷布雷尼察，没见到杀父凶手，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在关于前南斯拉夫解体最著名的电影《地下》结尾，已经在彼此杀戮中升入天堂的两位兄弟，在吉普赛乐队的狂欢伴奏下大快朵颐，手拉手跳着圆圈舞。“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黑仔拍着马高说到。他们脚下的狂欢之土，从裂开了的大陆上飘了出去，越来越远。
这只是一个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从前有个国家……